新版《江姐》——离《红岩》远点，离史料近点

新版《江姐》剧照，青年演员丁柳元扮演的江竹筠 资料图

从1962年革命小说《红岩》出版迄今，以“江姐”为主要角色的文艺创作不下十余种。这些形式各异的文艺作品，几乎都以小说 《红岩》为素材底本，革命者的典型代表除了江姐还有许云峰、双枪老太婆，脸谱化的叛徒便是书店店员甫志高。这一次的新版电视剧《江姐》却改变了前述的一切。

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8月12日晚，央视一套播出了“大型红色传奇题材”电视剧《江姐》的最后两集。除了著名的狱中绣红旗、英勇赴刑场等几十年来民众耳熟能详的场景，还有一场特别的戏：面对重庆即将解放的形势，被关押在渣滓洞内的革命者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进行屠杀、清洗，他们一方面积极筹划越狱，另一方面有话要对党说。中国共产党狱中特别支部将大家讨论后得出的经验教训汇总，形成了 “狱中八条”，其中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此外还包括“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到左”、“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几乎无一不针对领导层而提—这份特殊的意见书，狱中的革命者达成共识：如果有谁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向党组织汇报，决不可含糊。

61年前的真实历史是：最终的成功越狱者包括了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也是他含泪追记，在1949年12月25日—重庆解放第25天，向党组织递交了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里面就包含了这“狱中八条”。

谈及“狱中八条”产生的背景，不得不追溯当年重庆共产党地下组织遭遇毁灭性破坏的原因。临近解放，重庆地下党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先后叛变，正是如此高层领导人物的“揭底”，导致潜伏重庆的数百名共产党人身份一一曝光、被捕入狱，地下斗争空前残酷与惨烈。领导干部的享乐与腐化，造成了基层党员何等的灾难，早在新中国建国前夜就有了血的教训。

那么，为什么在罗广斌、杨益言创作于1962年，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著名小说《红岩》里，却隐去了这一段，既没有党内高层的叛变，也没有“狱中八条”？这些关键性的元素，是如何变成了一个虚构的创造：人见人恨的惟一叛徒、书店店员甫志高？

电视剧《江姐》的编剧谭力这样理解：“为什么虚构？就是因为当年的极左风潮，避尊者讳。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党永远都是正确的，高层领导永远都是正确的，他们的错误怎么能说出来呢？市委书记都叛变了，这哪能告诉老百姓？这种指导思想，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三十来年，渐渐淡化，民主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步一步在往前推进的。现在就有可能根据真实的史实，把当时的情况反映出来。”

离《红岩》远点，离史料近点

以“江姐”为题材重新拍摄电视剧的设想，首先来自重庆市委宣传部。

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唱红”与“打黑”同样声势浩大。除了大唱红歌，还要发掘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品牌。“重庆市委宣传部何事忠部长也是大抓红色题材的挖掘，早就有意愿把他们全国著名的、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包括革命烈士都搬上荧屏。”本身就是重庆籍，从小在成都长大的编剧谭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重庆方面有位先生最先找到我，表示重庆有意愿把‘江姐’这个题材来进行重新创作。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大题材，应该由‘国家队’来参与。想通过我跟中央电视台联系。知道我十多年来一直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合作。”谭力牵线，央视著名制片人李功达与重庆市委宣传部有关人士一沟通，“双方一拍即合”。而李功达对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描述是“我们接到这个任务”。

制片人李功达、导演彦小追、编剧谭力几乎是一个“铁三角”组合。三人之前的合作包括历史剧《东方朔》、谍战剧《特殊使命》等等，其中《特殊使命》2009年获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重庆方面希望找《特殊使命》的原班人马来做‘江姐’题材的创作。”李功达说。

主创人员组成小分队，到重庆听取重庆市委宣传部的具体想法，搜集资料，马上进入实质性操作。剧本创作的主要参考资料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提供，“他们出了一本专著叫《魔窟》，对烈士、叛徒、特务三大类人的个人经历和主要事件，分门别类做过梳理，非常详细。我们去重庆采访时，他们提供了很多资料。除了看实物以外，我就主要根据《魔窟》这本书创作。”谭力说。他还提到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的口述：“厉华先生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红岩英烈，和很多烈士的遗属们都有很深交往，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剧本创作前后历经半年。初稿出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学者、当地烈士家属召开座谈会，进行研讨；编剧依据研讨意见进行精修、加工，再次传给重庆方面，又再次研讨、开会。另外一方面，制片人李功达非常谨慎，又与“江姐”原型江竹筠远在美国的儿子彭云进行联络。“彭云给我们写了信。他和他身边的亲人看了剧本，有什么意见，彭云写得很具体。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又研究讨论修改。如此往来好几次。”谭力介绍。

谭力对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的一段话印象深刻：“何部长一开始就明确说：未来的《江姐》电视剧，应该离《红岩》小说远一点。他说《红岩》就是一部根据当时史料虚构的小说，如果电视剧以《红岩》为蓝本来改编，就是在虚构的基础上再进行虚构，离真实更远了。”

最“性感”的江姐

从1962年革命小说《红岩》出版迄今，以“江姐”为主要角色的文艺创作不下十余种，包括前后三个版本的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1984年10集版和1999年18集版的电视连续剧《红岩》，以及评剧、越剧《江姐》等等。这些形式各异的文艺作品，几乎都以小说《红岩》为素材底本，革命者的典型代表除了江姐还有许云峰、双枪老太婆，脸谱化的叛徒便是书店店员甫志高；江姐一出场，便是“革命老大姐”的形象，是中国共产党重庆地下组织的重要女领导，扮演的演员通常一脸肃穆、正义凛然、年龄偏长；情节的表现以狱中斗争为主，江姐入狱以前的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基本为空白。

青年演员丁柳元扮演的江竹筠，被网友评论为“最性感的江姐”，她比此前屏幕上出现的所有江姐形象更年轻、温婉、漂亮。制片人李功达却澄清，当初挑选演员并非以漂亮、性感为标准，“如果那样就坏了。”而是看重气质的端庄、文静，“有的女演员可能更妩媚，有的可能更柔弱，有的可能更厉害，这就都不适合来演江姐。”丁柳元本身是一位军人，这也被李功达看做饰演江姐的优势。

“有人说我们颠覆了过去的江姐，实际上不叫颠覆，是补充了过去的江姐。”编剧谭力说，“原来不管是《红岩》也好，《烈火中永生》也好，写江竹筠的革命生活主要侧重她的监狱生活，成长过程特别是情感的过程披露很少。受当时的客观政治氛围限制，共产党英雄都是高大全，各个样本戏的英雄都是孤男寡女，不注重个人情感，把全部的生命、热情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当时也有这些史料，倒不是我们重新再给它解密，而是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不允许提到，所以没有使用。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些材料多多地使用了。”

把握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度

这并不意味着电视剧《江姐》就是完全地还原历史。它依然是一部虚构的创作。“只是我们不是在《红岩》的基础上再虚构，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来虚构。”谭力说。

可是由于这一版电视剧里使用了江竹筠、彭咏梧、谭正伦、彭云这样现实人物的真实姓名，很容易使观众误解它是一部人物传记片。谭力对此进行了澄清：“除了江竹筠及其辐射出来的亲属用真名，其他人物都使用虚构的名字。要说真实和虚构各占多少比例，可能一半一半吧。为了戏剧的好看，结构冲突的效应，悬念的设置，依据电视剧创作的规律，当然要把原来生活中间的素材处理得更强烈更集中。”

如何把握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度？谭力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的方面，江姐的整个成长历程，在主创团队看来电视剧中的呈现完全是真的，“她当交通员，她嫁给彭咏梧，被叛徒出卖，在监狱受酷刑，情怀和风骨全都是真的。但是她具体参加了什么战斗，和谁起了情感冲突，比如和彭咏梧结婚的前后具体有怎样的情感纠结过程，今人无从了解，我们就按照常人常态的心理去推，按人性化的模式去创造。我觉得没有违背人的情感逻辑。”

按照已有的史料，江竹筠与彭咏梧的结合是20世纪40年代重庆地下工作的严峻形势所逼。当时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彭咏梧的“单身”身份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江竹筠受党组织指派与彭咏梧假扮夫妻作为掩护。在假结婚过程中，露出一个最大的破绽：没有孩子。于是党组织鉴于这种情况同意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儿子彭云不久降生。此前彭咏梧在老家云阳县已有妻儿，妻子名叫谭正伦，小名幺姐。在彭咏梧、江竹筠相继牺牲之后，他们的儿子彭云一直由谭正伦抚养长大，对于彭云而言，这位“谭妈妈”远比英雄母亲江竹筠更熟悉、亲近。

电视剧《江姐》里虚构了一场大火，安排某报社误登云阳大火、谭正伦在火中丧生的消息，然后彭咏梧在误认为妻儿已亡的情况下才接受与江竹筠真结婚。编剧谭力说，之所以这样虚构，是为了不引起一般观众心理上的反感。“在真结婚之前，彭咏梧当然知道老家的幺姐好好活着，没有云阳大火幺姐被烧的新闻—江姐不一定知道，根据地下工作的规定，双方不允许打听各自过去的历史。如果这样真实地写出来，尽管是当时地下斗争残酷的环境要求必须这样做，为了革命事业，一点小感情问题完全可以不顾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马上会说：彭咏梧是个花心的陈世美，他在外面有小三，包养二奶三奶！很多事情站在现在角度，就会有猜忌出来。如果不改写，可能在观众看来成了烈士身上的污点。我们虚构出云阳大火，报社记者误登，是为了给彭咏梧找一个像样的借口，让事情顺理成章。”

反面角色进了市委班子

从一开始，李功达的创作团队就很明确：这部电视剧必须有爱情故事、悬疑色彩、谍战元素。李功达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不是我们决定要怎么拍，而是这个题材本身决定的。它跟一般的红色经典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发掘的各种资料已经告诉了我们江姐的这些故事。”谭力则讲：“江姐他们本来就是在做地下工作，不是在机关、和平环境里。国民党千方百计要围剿你，杀你的头，这种斗争本身就是悬疑剧。要真实反映当时的氛围，就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间谍、反间。”

有没有受到之前热映的《潜伏》影响？谭力不以为然：“《潜伏》反而是受到我的谍战剧《特殊使命》的影响。”据称，《潜伏》的导演姜伟在拍《潜伏》之前，把《特殊使命》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一一拆分、解析。谭力认为，“首先得把形式做足”是目前业界拍摄主旋律电视剧的普遍共识，“现在影视剧培养出的观众口味，喜欢节奏快。如果不把悬疑加强、把争斗写得你死我活，观众一旦坐不住了，你再说什么红色经典，再说什么高尚情操，一样没用。”在引人入胜的情节之下，才能承载颂扬以及反思、反省。

谭力也提到了一些依然存在的阻力。“我的初稿里，叛徒‘刘合廷’本来是按照真实情况写成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央视的领导站得高看得远，说‘一个市委书记叛变，是不是写得太高了？能不能降低他的身份？能不能写成一个区委委员就够了？’我后来做解释工作：如果把他写成一个区委委员或者更低的职务，他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的叛变就不可能给重庆地下党带来如此毁灭性的破坏，再怎么降低也不能低于重庆市委委员。所以‘刘合廷’最后的身份设计是沙磁区区委副书记，升到了市委委员。（反面角色）至少进入了市委班子。”

原剧本对“反一号”徐鹏举（以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为原型）的塑造，与最后央视播放的电视剧呈现也略有不同。“徐是草根阶层出身，后来上了黄埔军校，完全是自己奋斗上去的，他也特别讨厌裙带风。我们特别讨厌那种概念化的反派，从头到脚都坏到底，我们想还原真实的人，剥去政治立场，他做人也有坚定的一面，至少他不是墙头草两边摆。”谭力本来写了一些小细节，希望将这个国民党官员塑造得更丰满，体现他温情、慈祥的一面，“比如，他手下的哼哈二将之一黄诚死后，徐鹏举带领同僚去黄家悼念，对遗像三鞠躬，对黄诚的太太说：‘处里的抚恤金会及时给你送来，处里的同仁还募捐了一部分钱，家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直接来找我。’央视的审片组很严格，把这些话全部删掉了，他们认为‘反动派别给他这么多温情、正义，会出现导向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