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华:《做噩梦年代》噩梦自序/引言

韶华:《做噩梦年代》（纪实性报告）
噩梦自序
以史为鉴，可证兴衰。历史是一部宝贵财产。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五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国的兴衰，是一项特别宝贵的财产。
纪录和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影视作品和老一代革命家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写的回忆录，他们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出版了的已经不下十百种了。《做噩梦年代》算是其中的一部。
从披露的有关资料说来，本书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因为许多资料：诸如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讲话，已经为多种书籍、报刊或者党史资料所公布。属于观点方面《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中，都讲过，也不算有什么新观点。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新颖的东西，作者也不去费力写此书了。
自党的“七大”以来，特别是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国民经济的“反‘ 反冒进‘ ”，反右派斗争，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1962年的北京的七千大会，以至于“文化大革命”，谈论毛泽东的责任，好象是一种禁忌。象“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怎么可能回避他的责任呢？有些资料或者纪实性作品实在回避不了时，就说半句，留半句，含含乎乎，怀抱瑟琶。这不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是客观环境形成的一种禁忌。实际上是对历史的非实事求是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仔细想来，也不尽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打破过这种禁忌。
他说：“我们要找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又说：“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帽子一大摞，对广开言路很不利。有些人就不说真话，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
在1962年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的发言，也点了毛泽东的名字：“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彭真接着说：“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1981年 6月27日，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点了毛泽东的名字：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侧“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产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决议”又指出“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不仅指出了毛泽东在建国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而且指出了造成这种错误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根源。
关于敢不敢面对毛泽东错误的问题，1959年张闻天的一段发言，既具有哲理性，又具有现实性。他说：“……今年的钢铁和粮食指标完不成，却不敢将压低了的数字对外公布，北戴河会议向全世界吹了牛，既然认识到是”冒进“了，指标定高了，老老实实向人民承认就是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不是天天讲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吗？到底是照顾一个领袖的面子重要呢？还是挽救广大人民和全国经济于危急之中要紧呢？对于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和失误，既然也声称认识到了，为什么不敢在宣传中公开向人民进行解释和教育呢？有什么必要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强撑门面故作镇静呢？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人民讲实情，并不是强大的表现。”
“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人民讲实情，并不是强大的表现。”这铿锵之声，至今也不过时。
如果说《做噩梦年代》还有些新鲜东西的话，它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是直接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作“切入点”并且贯串始终的。本书在第四卷“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和后遗症”和第五卷“噩梦解析”中，还试图从国际、国内、党内，中国历史、封建传统进行了分析。这仅仅是抛砖引玉的观点，尚须读者和专家指正。
可是，如果只有第一、第二和第四、第五四卷，那么因为资料和论述性的内容比较多，就显得很干巴。所以作者加进了第三卷“文化大革命”亲历记。这样把历次运动在实际生活中造成的是什么结果，就比较丰富了。第三卷应该是前后四卷的形象注解的连环画面。这一卷摘引了拙著《说假话年代》的一些章节，还补充了一些内容，这里顺便说明。
作者想写这么一本书，可以说酝酿久矣。直到今天才完成，便觉心中轻轻松了一口气。
2000年2月10日 于沈阳
引言
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覆盖着一片桑叶。拿开桑叶，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姑且从公元前1134年的西周算起，到公元1911年清朝的最后一代皇帝为止，历经3045年。包括分裂时期各个小国在内，一共建立过84代王朝，882 代在位君主和皇帝。在农民起义、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宫廷内部的夺权斗争中，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演出了多少幕伟大的活剧！中国有时分裂了，有时统一了。历史活剧常常在重演，重演中会有前进，前进中又常常会重演。“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一代代演绎着的伟大的历史活剧，让哲人深思其中奥妙，让历史学家在故纸堆中耗费终生，让作家和诗人写出的史诗作品。
她发人深省，催人泪下！“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
旧中国是一段何等悲惨的历史啊！三座大山压在四万万同胞的头上，军阀混战，灾荒频仍，饿殍遍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志士仁人，为探求中华民族之独立，苦苦寻找着解放之路；千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实现中国之民主自由。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是她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那时的党，在武装斗争的战场上，有董存端、黄继光那样千千万万英雄；在地下工作中的党员，面对带血的刺刀、火烙棍、镪水池，在生死之间仰天长啸；在法庭上带着镣栲，高声控诉着统治者的罪恶。在肉体所能够承受的痛苦中，他们达到了人类的极限！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面对任何艰难
险阻，他们团结一心，同甘苦，共患难，互助互爱。为了保护同志，不惜牺牲自己。达到了人类道德的最高标准，为任何宗教精神自愧不如。所以人们才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到了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了！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发出的伟大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令我们的敌人震颤，令我们的朋友鼓舞。全国人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载歌载舞。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短短几年内，荡涤干净，政通人和……一座新中国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可是到了1966年，一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却突然降临了！
假如你的亲生父母，原来是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突然被宣布为“反革命”，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件，被戴上镣铐抓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十几年；
假如，你写了一首诗，中间有一句是“水流千里归大海”，说你是“要投奔台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假如，你写了一句“太阳落山了”，说你是“攻击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犯了“现行反革命罪”；
假如，从早晨起床，出操，饭前饭后，开会，学习，到商店买东西，到医院看病，到邻居家串门，第一句话要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者必须喊一句：“毛主席万岁！”；
假如，你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著作，没有放在好地方或者一屁股坐在“宝书”上，而要犯“大不敬罪”；
假如，你到任何商店，一看货架上都是“空空如也”。即使有一些货物，你买粮、买油、买布、买豆腐，买一团线、一火柴、一块肥皂……你都必须准备好国家发下的数十种票、证、本；
假如，作为父母，你们的未成年子女，忽然在一个早晨，一条“最高指示”传达下来，必须离开温暖的家庭，到人生地疏的北大荒、原始森林去插队，在“广阔天地”“大有所为”，而在那里要尝尽人生艰辛；
假如，你们一家三代人，挤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爷爷在地上搭床，孙子住在二层吊铺上，而大孩子又准备结婚而没有房子；
假如，你想看点什么文艺新节目，而影院里，剧场中，广播里，每天只能看八个“样板戏”。过年过节，发的票也是“老八出”。票是事前登记有名字的，如果你不去看，而被查出来还要挨批判；
假如，你时时都处在“红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都觉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问题会被“无产阶级专政”。
……
还可以说很多“假如”！
但这不是“假如”，这就是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状况。
我给许多二、三十岁的青年讲这类故事，他们都睁大眼睛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够那样呢？这是真的吗？
我说：是的！三十多年前就是那样！
在中国，从1966至1976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后来被称做“十年灾难”“十年浩劫”或“十年内乱”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在这场“灾难”或“浩劫”中，对党、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容作者在后面叙述。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公认的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人民勤劳勇敢，充满着智慧和创造性。无论在科学上、文化上，对世界的杰出的贡献，都赢得了全人类的尊敬！可是在中国这么一段历史中，是什么原因在短短的建国17年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这样一场悲剧？这是国史、党史和所有历史学家，值得永远研究的课题。
实践检验着真理，实践又受到历史的检验。我们必须正视、研究这一段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在她的社会发展、前进的过程中，都不会是直线的，都会犯这样或那样一些错误，走这样或那样一些弯路。无论正面的经验、反面的教训，都是一笔财富。一个成熟的党，成熟的民族，有头脑的人民，是不会回避自己的过失，掩盖自己所犯错误的。那不仅是无效的、愚蠢的，也是无视历史经验和丢弃本应属于自己的财富。所以，我们这一代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不记述和总结这段历史，就对不起后代子孙！
从粉碎“四人帮”至今，又过去23年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虽然我们出版过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资料性的或研究性的书籍，但一直没有从深层次上，从国际、国内的和时代、社会的大背景上，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上，从共产党内部体制、人际关系等方面，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深入研究：“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生、发展的？这么一场荒唐的所谓“革命”，是怎么能够延续十年之久的？反对的人那么多，触动和打击面那么大，为什么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去阻止它、纠正它？目前有不少研究新中国历史和“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以资料性为最多。很多电视、电影作品，也反映“文化大革命”。但大多回避敏感问题，实在回避不了时，也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蜻蜒点水似的轻轻一带，不敢面对这段严酷的历史现实。
在这方面，我们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无论是在领导层、史学界、理论界或文艺界，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内，就有不少禁区。1976年之后，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更是有不少敏感问题不能或不敢涉及。反对研究和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的理由是：描写“文化大革命”就是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从而会引起人们的“三信危机”等等（“三信”危机指：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
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党的历史便可明白：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也没有发生过“三信危机”。建国以后，发生的“三信危机”，出现过两次。一次是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时。人民想，我们喊了那么多年的“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写进党章的毛泽东法定的接班人林彪，原来是一个大坏蛋、叛国贼！第二次发生“三信危机”是粉碎“四人帮”时。原来毛泽东的夫人，“红都女皇”，“文化大革命”中的“旗手”江青是个“白骨精”。那么要我们信任谁呢？其实，这种“三信危机”完全是由于掩盖真象造成的，而不是披露真象造成的。让人民知道真相，才是建立信任的基础。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三信危机”反而被克服不少。正如孔子高足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应该说，研究和描写“文化大革命”的论著和作品，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和描写“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恐怕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还要研究下去。这项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历史的经验是：越是你不敢触及的敏感问题，越是有价值的东西。
还应该说：对于“文化大革命”不能只从一个或几个角度去研究，而是需要从各个角度，多个侧面去研究，象全息摄影似的，从多维空间去分析。可以估计，我们的后代，会出现许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学者。但是我们亲历“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人，发言权是比较大的。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开始，历经了发动南昌武装起义，建立中央苏区，两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到1949年，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先烈付出了生命和鲜血，推倒三座大山，打败了蒋介石，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受到了举国的一致的拥戴。人民拥护她，是因为共产党实行民主，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是“实事求是”。什么时候我们遵守了这一宗旨，实行了这一准则，革命和建设就胜利；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个宗旨，革命和建设就遭到失败，让我们不要回避矛盾，不怕触及敏感问题，研究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吧。
本书试图从中国的国情、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内生活诸多方面，探讨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原因及其发展历史和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不研究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就无从研究“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从研究毛泽东个人迷信的由来、形成和发展开始吧。
注：1981年 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个人崇拜”注解：
“个人崇拜”一词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最早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是马克思。他在1877年11月10日致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威廉·右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任何个人崇拜，在国际还存在的时候，我从来不让公布那许多来自各国的承认我的功绩而使我讨厌的信件……”（《简明哲学辞典》第363 页）。1956年 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时，也用了这个词。我国在翻译这个词时，开始都翻译为“个人崇拜”。党的“八大”文件，也使用了“个人崇拜”这个词。1972年以后出版的马恩著作中，又把它译为“个人迷信”。现在《决议》
中重新改用“个人崇拜”，原因是因为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使用的这个概念的原意，也更符合外文该词的原意。这个词外语的原意，是说的不恰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把个人神化，把个人当着偶像来崇拜，马克思正是从这个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样一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迷信。“个人崇拜”是一个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贬意词，它同我们日常说的对某个人的崇敬、敬佩等，不是一回事。
另，苏共二十大后，《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用的是“个人崇拜”，后来发表的《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俗称“一论”和“再论”）则改用“个人迷信”。本书考虑到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中，把毛泽东神化，所以对这两个词，没有严格区分，有时用“个人迷信”，有时用“个人崇拜”。
（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请参看本书附件：1981年 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