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柬共）暴政的思想渊源

红色高棉暴政的思想渊源

庄礼伟

【题记一】红色高棉在其执政期间的社会改造工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重构社会人口的政治版图、以建立一个全部由“革命群众”所组成的“革命国家”为由所进行的大屠杀；一是以建立一个农业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红色乌托邦为目标的制度改造与社会控制。红色高棉在短短3年8个月的执政期间，在这两方面的彻底指数、残酷指数都迅速达到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高峰。

【题记二】红色高棉暴政的思想渊源：一、中国经验；二、西方激进思想；三、乌托邦设计中的《理想国》传统。

【正文】

红色高棉在其执政期间的社会改造工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重构社会人口的政治版图、以建立一个全部由“革命群众”所组成的“革命国家”为由所进行的大屠杀；一是以建立一个农业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红色乌托邦为目标的制度改造与社会控制。红色高棉在短短3年8个月的执政期间，在这两方面的彻底指数、残酷指数都迅速达到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高峰。

在重构社会人口的政治版图方面，红色高棉大规模屠杀“从其本质上来看不太容易被改造”的旧政权公务员、商人、僧侣、知识分子和外国侨民。红色高棉在大屠杀过程中还真正做到了各族群“在革命面前一律平等”，柬埔寨人和在柬埔寨的华侨、越侨都遭到了大规模杀戮。通过大屠杀来“重构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的共同特征。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在遇害人数占全国人口比例上创造了世界纪录。现在，一批还残存着的红色高棉屠夫已经被以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等罪名被起诉。

在红色乌托邦的制度改造方面，红色高棉虽以民主、平等、正义为旗号夺取了政权，但在柬埔寨实行的是“政治种姓”制度，原红色高棉控制区的人和贫苦农民享有较多政治权利，前政权控制区的人和城市居民则享有较少政治权利乃至完全不享有政治权利，他们的 “政治种姓”身份也成了屠杀他们的最佳借口。此外，红色高棉不仅迅速把全国的城镇人口赶到了乡村，也迅速废除了了商品、货币、学校、报刊、邮政，废除了家庭，婚姻则由组织上实行配给制，夫妻生活也由组织上按计划来安排。红色高棉的理由是城市、商品、货币、学校和知识、家庭生活都代表着罪恶和落后。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人民被强迫劳动和集体居住，没有个人财产，没有私人空间，没有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也没有自由迁徙的自由。

下面对红色高棉社会改造工程的理念渊源做一个初步分析：

渊源一：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红色高棉的红色乌托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支持和赞赏。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切心情之下，当毛泽东对中国的红色乌托邦建设速度感到失望的时候，他在波尔布特的社会改造大跃进那里看到了世界革命还在向前走的新希望。而波尔布特在中国和北朝鲜参观考察之后，觉得柬埔寨可以比它们走得更快。

波尔布特在中国读到了“四人帮”成员张春桥的《论对资本主义的全面专政》一文（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深受启发。该文援引苏联领导人列宁在1920年的讲话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简言之，就是因为在小生产者、商人、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中间，总是每时每刻地、自发地产生着威胁革命的力量，因此必须取消财产私有制、商品经济、学校和官僚机构，并对相关人员实行严厉的专政（包括肉体消灭）。

还有资料显示，早在1965年，波尔布特就拜访了在延安时期以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而闻名的康生，有可能从康生那里获得了一些打击“内部敌人”的经验和技巧。

在一元化、单线式的革命思维之下，在对资产阶级反攻和复辟的恐惧之下，在国外社会主义经验的影响之下，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后，为把柬埔寨建成为一个革命化国家而采取了血腥、粗暴、高速度、高密度的社会改造工程，这个工程版本是一个包括了苏联肃反扩大化、共产主义农庄加中国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加北朝鲜“千里马运动”等诸多经验的浓缩版和升级版。

渊源二：近代以来西方的激进思想

1949年，24岁的波尔布特赴法国留学，在巴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法共，1960年，波尔布特参与创建柬埔寨共产党并在1962年继任党的总书记，13年后（1975年）他成为了柬埔寨的最高统治者。

许多关于波尔布特的传记都提到他在法国期间认真研读了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著作并对卢梭的政治理念非常推崇。

作为一位热忱的的民主主义者，卢梭设计了一套理想社会的制度模式。他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即拥有主权者为全体人民，而这个主权不可再分割和被质疑，同时每个人的全部权利通过社会契约而让渡给社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也因此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每个人都是这共同体或主权者的一部分，同时每个人也都严格服从这个共同体或主权者。

尽管人民主权理论因反对君主专制而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意义，但“每个人都拥有主权”这个理想难以在现实中得到具体体现，倒是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人民主权”或“公意”可以清晰地制度化。在现实中，少数人因受委托而代行“公意”或窃据公共机关而要求全民服从“公意”，少数“公仆”成为了“人民主权”的真正拥有者，并成为了“公意”的诠释者和执行者。

在卢梭的人民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架构中，“人民主权”具有不可侵犯、不可分割、不可质疑、不可不服从、拥有无限权力的极权主义特性，而人民的基本属性是道德行为体而不是自由的个体，所以道德，实质上就是服从集体和“公意”。尽管极权主义并不一定是卢梭的本意，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血腥的集权专政实践就是以人民主权理论为指导的。希特勒政权同样也是假“公意”和“国民意志”而展开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和对外拓展“生存空间”行动。在这些具体的实践中，反对暴政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领袖或元首成为最适合代表“公意”的贤明立法者和首席执行官，从那个不可不服从的抽象的“主权者”到不可不服从的具体的独裁者，存在着一条隐秘的快速逻辑通道。

在柬埔寨，维护“人民”、“革命”、“人民利益”、“人民意志”、“国家安全”，成了极少数人建立血腥恐怖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人民”成了压制个体自由的沉重法器。

波尔布特的留学法国背景，或许也有可能使他受到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社会改造思想的影响。雅各宾派向国民公会提出的教改方案中有如下内容：“所有的孩子都从父亲身边领走，交由国家教育：教育免费；男孩从五岁到十五岁，女孩从五岁到十二岁，穿同样的衣服，受同样的教育；饮食菜谱有严格规定，禁绝酒和肉类；他们必须割掉与家庭的联系，形成新的人种……”（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这些拆散家庭过集体生活、人人穿同样的衣服、对人们饮食做严格规定的做法，在红色高棉统治下都曾出现过。

波尔布特在法国留学期间还接受了列宁式的左派革命政党理论。他曾在柬埔寨留法学生会议上说：“要是没有一个组织巩固、方向坚定的党，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得到贯彻……我将来要挺身而出，要领导一个革命组织；我要成为它的总书记；我要把一切掌握在手中，所有的部长都要听从我的命令，我要监督它们是不是背离了中央委员会制定的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转引自王爰飞：《波尔布特》）。

尽管红色高棉的国号中虽有“民主”二字，尽管波尔布特口口声声不离“人民利益”，但肆无忌惮剥夺柬埔寨人民自由权、生命权与财产权的，正是以波尔布特一人为首、党内大员高度附和、愚忠分子以暴力严密守护的极权体制。

渊源三：乌托邦设计中的《理想国》传统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详细阐述“完美社会”理念并进行系统设计的著作，自柏拉图以来，有不少东西方的乌托邦设计都没有离开过《理想国》的基本理念，例如，都主张社会由贤明的哲学家（哲人王）或少数知识精英领导，都主张完美社会应当是有秩序的，都主张废除私人财产制度而实行共产制度，都主张解散家庭或实行短期婚姻，都主张加强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甚至有不少乌托邦设计都主张为了建成完美社会，有必要采取强制手段清除“劣质人口”。例如红色高棉除了屠杀“反革命分子”之外，也筛选出体质虚弱的劳动者将他们处死（参见黄时明：《逐浪湄河》）。

在《理想国》传统下的乌托邦设计，还往往认同政治权力上的等级制。柏拉图援引神话说，神在造人的时候，给某些人体内注入了黄金，所以他们是城邦的统治者；某些人体内给注入了白银，所以他们是城邦的护卫者；而农民、清洁工、商人等等，体内只有一些破铜烂铁，所以是被统治者。那时候没有X光机，也不知道柏拉图是怎么看出来的。这种设计体现到红色高棉的实践中，就是前面所讲的“政治种姓制度”。

那些满脑子乌托邦狂热梦想的枭雄一旦凭某种机缘掌握了最高权力，往往都会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一个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出身小知识分子并具有农民社会主义浪漫理想的波尔布特，就是这样一个热情追求完美社会、无情打击劣质人口的“冷静的疯子”。

波尔布特也自诩是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理想国的哲人王。红色高棉重要人物英萨利曾说波尔布特把自己看作是旷世奇才，在军事、经济、卫生、作曲、跳舞等各个领域皆无人能及，“简而言之，他把自己看作是地球上的神”。

关于波尔布特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自私的权力迷恋者，众说纷纭。他自己在临终前接受西方记者访问时是这样说的：“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即使现在我也可以对着你的眼睛说：我是个残暴的人吗？我的良心是清白的。”（转引自王爰飞：《波尔布特》）。波尔布特的自白，能够相信吗？不知道。

我们所知道的是，所有强制要求整个社会一步到位建成一个“完美国度”的实践，都以地狱般的后果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