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提出大胆观点"让村庄成为历史" 引发争议3

 
在全国范围内制定城市化和消除村庄的规划
中国的城市化和在中国消除村庄这两个工程中的任何一个，无疑都是繁复和浩大的工程。要将这两大工程合而为一，同时实施，其难度可想而知。对如此巨大的工程的实施，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一蹴而就；相反，它需要几十年数代人的努力方能成功。当然，这一工程的实施，还与中国的现代化进展程度、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五十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一伟大工程，应是切实可行的。为了实现这一工程，中央及地方政府应从如下方面入手：
1.中央政府责成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本着未来中国城市化应以发展三到五万人口的小城镇为主要方向的精神，结合本地区的人口密度、交通状况、经济发达现状等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现有小城镇分布的基础上，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本地区的城镇布局作出统一规划。
2.中央政府立法，明文规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在乡村建造民用住宅、划拨工业用地。在上述规划完成后，所有建设用地均需按规划在城镇规划区内划拨。
3.中央政府立法，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凡在城镇购房或建房者，即自动成为该城镇的合法居民。
4.地方政府在做城镇规划时，要以百年发展的眼光，进行科学规划。在充分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每个城镇进行合理的功能区划。
5.地方政府在作城镇规划时，应主要根据城镇人口预期规模，兼顾其经济结构、人文历史特色、自然环境等现状，划定城镇最大边界。城镇最大边界一经划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在边界以外地域进行开发和建设。在这方面，中国应充分吸取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特别要严格防止城市蔓延。
6.地方政府在做城镇规划时，应充分考虑本地区的人文历史和现状，充分发挥各城镇的文化和历史特色，避免千城一面。对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名胜、古迹、历史名居、名镇、甚至名木、名花等，都应作为城镇规划的重要考量。
7.在城镇规划完成后，即根据规划，在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确保百姓切身利益的前提下，以自愿为基础，有序有效地实施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
在中国消除村庄的可行性
用五十年时间，在中国逐渐消除村庄，不仅可行，而且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必要途径。关键是如何把这一伟大的工程，设计成不仅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行为，更是民众自愿基础上的自觉行为。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法律和政策保护下的民众利益。
为了确保工程的实施，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考虑采取如下措施：
1.在农户向城镇迁移后，政府应根据其目前在农村所拥有的宅基地面积，给予经济补偿。补偿金额应参照该地区农用地的征地价格标准。这相当于政府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对其宅基地进行征购。
2.在严格执行城镇规划的基础上，对农户在所迁入城镇的住宅，应在以经济杠杆作调节的原则下，给予灵活选择的空间。比如，迁入户可选择购买商品房，也可以多户联合的方式，购地自建。政府应在严格执行城建规划的前提下，以经济手段鼓励高层建筑，严格控制建造平房。
3.国家可根据城镇化的进程，以经济手段调控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速度。比如，国家可用对宅基地补偿标准的浮动，来加快或减慢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速度。
4.国家在以适当的准入标准对大城市的规模进行控制的前提下，应给予农户对所迁入城镇的选择权。也就是说，农户可就近迁入原住地附近的城镇，也可根据自愿迁入其他城镇，包括大城市。
5.在前述的禁止在小城镇规划区以外的乡村建造民用住宅的前提下，国家可设定严格条件，只允许符合条件的少数农户在乡村建房。比如，农户在连续三年耕作农田100亩以上的情况下，有继续经营农业的意愿，即可在其农田附近就近建房。因为满足这一条件的农户，即已具备未来机械化、大规模经营农田的初步条件，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现代化条件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农民。
这里提出用五十年时间在中国同时达成城市化和消除村庄的目标，主要是据于如下理性思考：1.按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预计至本世纪中叶，中国经济的人均GDP将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五十年内实现城市化和消除村庄计划，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吻合。2.目前中国国标规定住宅设计合理使用年限（即设计寿命）为50年（农村住宅的设计寿命可能更短些），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所有现存农用住宅都将逐渐达到设计年限，其中大多数住宅将被淘汰或需重建。统计表明，1980年代以来，中国平均每年有约2%的农户自建新房，说明50年是比较合理的更新周期。因此，实现消除村庄的计划，实际上只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把农户本来在村庄所在地的建房计划改成在就近小城镇购房或建房而已，政府无需强制规定农户向小城镇迁移的期限。何时迁移，完全由农户根据其住宅状况和经济能力，自愿而定。3.农户的建房计划，一般是在其经济上达到一定积蓄时做出的。此时再加上政府对其宅基地的补偿费，以及政府一方面通过合理控制出让地价来保证小城镇商品房的低价位；另一方面在房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等措施，确保农户在城镇购房不成为负担。上述数点，均确保了用五十年时间在中国实现消除村庄的计划，所需的经济成本较低、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较小、过程较为平和。[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