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7月30日消息，陈道明现在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平时在家里上网看看新闻，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写字、听音乐。
对现实颇感悲哀的他说自己看到了问题，却改变不了。所以他选择远离人群，让自己边缘化。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陈道明在深圳碰到冯小刚。当时，冯正为该不该拍《唐山大地震》犯愁。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陈道明，给冯小刚谈起了自己当年遭遇地震时看到的细节和场景，还出了不少主意。冯小刚就借机问陈道明是否愿意演一个当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陈道明没看剧本就答应了。

在《一地鸡毛》之后的十几年里，冯小刚和陈道明没有再合作过。拍《夜宴》的时候，冯小刚想找陈道明演厉帝，当时陈道明刚演完《康熙王朝》，“怕自己有点黔驴技穷”，没有答应。后来冯小刚找了葛优。“我觉得军人有意思，在战争年代他们是在第一线，在地震、水灾等大大小小的灾难面前，或者是骚乱、带有群体性的危险事件面前，基本上中国军人都在第一线，同时军人又是被纪律管制的一个群体，在今天的社会生活里，他们的自由程度是最低限的。”陈道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8 年，陈道明在汶川地震现场看到，现场参与救援的军人全部是年轻人，大部分都只有二十多岁，这唤醒了他对唐山地震的记忆。

1976 年，在天津人艺工作的陈道明，地震发生时顾不上穿衣服，就一步四个台阶往下跑，跑到宿舍楼中心的广场上，才发现自己的脚崴了。过了一会儿，下起了雨，余震频发，楼还在晃，陈道明看到在场的女同事穿着短裤抱着肩膀躲在角落里发抖，他和另外一位胆子比较大的同事又回到宿舍，为女同事取来了衣物。

天亮时，陈道明发现他们苏式风格的宿舍楼没什么损坏，只有几条裂缝。他打算回自己家看看，从单位所在的天津西郊往市中心走，越往城里走越感到恐怖——林荫道一侧的树没了，被倒下来的建筑压断了，另外一面的树却好好的。

“回到家，发现我们家住的那栋楼一面墙已经没了，就像七十二家房客似的，就像在演一出话剧，但是楼没倒，每间屋子里的家具、桌子、床什么的还都在。”

此后，陈道明家和当时所有的天津人一样，在街道两侧搭起帐篷，住了两个月。“后来就开始用木板、铁丝搭建临时宿舍，一直住了两三年。”

陈道明那个时候见到的救援军人，大部分也是年轻人。他们除了救人，还帮助天津人盖临时住房。“有了这些经历，我觉得不给军人树一笔，委实过不去。”冯小刚担心他的片酬问题，陈道明回答：“这是一部很美好的电影，片酬你看着给。”

“现在很多电影都是条件先行，已经不是创作先行了。我对这个角色感兴趣，钱就不那么重要了。然后冯小刚把剧本给我，我跟他聊了两次，就顺当地拍了电影。”陈道明说。

陈道明在《唐山大地震》里的角色是一位叫王德清的普通军人，在唐山抗震救灾中收养了“孤儿”方登，其后几十年间，妻子患病去世，养女不知其踪，直到有一天养女重新出现在他面前……

陈道明以“傲”著称，被认为“向来不爱接受媒体采访”。在《唐山大地震》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冯小刚说：“这些年陈道明变得特别随和了。”陈道明在接受南方周末独家专访时说：“不是的，其实我一直挺随和的。”近年来，对电影或者电视剧完成后，制片方的宣传需求，陈道明逐渐理解了，也参加了不少集体性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原则是只回答有含金量的提问。”陈道明说。

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

有些演员说我不好合作，而说这些话的人，我基本上都没跟他合作过。你跟我合作过，才可能评价我。

南方周末：《唐山大地震》剪掉了你多少戏？

陈道明：只保留了三分之一的戏份，有七八场戏被冯小刚删掉了。有一场戏是妻子癌症晚期住院后，我扮演的王德清回家给夫人整理衣物，看着这件衣服，他哭得稀里哗啦的，那是哭得最厉害的一场戏，哭完了之后妻子就死了。

另外一场戏是养女方登回到家里，王德清把妻子后事安顿好以后，留女儿方登一个人在家睡觉，妻子在世时一直比较嫉妒他和养女之间的感情。出于对前妻的尊重，他去办公室睡了。还有一场戏是最后方登走了，一个孤零零的老头站在门口……

如果这几场戏能够接起来，会很感人。目前的电影里，父亲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还是有点突然，有点硬。我后来跟小刚说，你回头给我写一份书面检查，一共就这么点戏，你给我剪掉七八场，我以后更不拍电影了。

但小刚也确实无奈，片长就这么点，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我非常理解，可能全盘铺排下来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你在电视剧《手机》里扮演的费墨？

陈道明：《手机》是交了差、过得去。导演沈严给我电话，觉得收视率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点失望，我就劝他说，不指责你为什么要复制电影、根本是误读，不挨骂，已经算是最佳成绩了。

南方周末：你的期望值为什么那么低？

陈道明：期望值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初衷，拍戏的时候用功、用心、用力，就行了。观众怎么评价，收视率如何，是创作人员左右不了的。

南方周末：媒体上描述的陈道明是难以接近、孤傲、狂妄的，但熟悉你的人又说你是温和、幽默、平易近人的。哪一个陈道明更接近真实？

陈道明：如果把这两者视作我不同的人生状态，我是能够全部接受的。前几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钱关和荣誉关，人在金钱面前往往容易走形，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怎么会出这么多贪官？荣誉关是无形的，但可能让人变形得更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

我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就是1990年代那一阵子。好在我这种状态持续时间比较短，没过两三年我就明白了，我不可以这样，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至于狂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优点。轻狂就不一样了，属于轻易地狂妄。至于外面传的那些七七八八的，我也反省过，尤其这十来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大家对我有那样的印象？一是过去的某种延续，因为人的印象在局部，挺难磨灭的，大部分都是延续了这类传说。

有些演员说我不好合作，而说这些话的人，我基本上都没跟他合作过。你跟我合作过，才可能评价我，比如说陈瑾、江一燕、冯小刚、管虎这样跟我合作过好几部戏的人，如果他们说过我难合作，那我就必须得承认了。

南方周末：不少演员说，和你拍对手戏很紧张。

陈道明：你害怕我，说我不好合作，也要看你指的什么事情。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我拍戏从不迟到。不光是拍戏，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我什么事都不会迟到。我也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过不去的，戏的问题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你演。

反省我自己，可能有时说话不大注意，是不是会伤到别人？这次拍《手机》，别人问我王志文好合作吗？我说挺好合作的，志文是一个规规矩矩做事的演员，我反问“干吗非得叫他哈着你才算是好合作呢？”然后就有人说我和志文不合。

大家都在“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

南方周末：这些年对娱乐界的大环境有怎样的观感？

陈道明：娱乐界有相当一批人，出发点是为了名利，当然名利也不错，但质量是根本呀！戏好，老百姓喜欢，才有长远的名利。

大家现在都搞快餐，都觉得“花无百日红”，抓住当前的机会，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钱现在成为了惟一标准。有收视率、票房，赚到了钱，就成功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现象，不管什么艺术、什么行当，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向钱冲”，我们还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给真正的本土文化留点生存空间？

南方周末：你不喜欢商业化？

陈道明：关键是商业化要有一个度，文化变成金钱，金钱置换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场，全部走江湖去赚钱。我在天津人艺工作过，现在许多文艺院团，走向市场后基本上都变成了江湖班子，说白了，耍玩艺谁耍得能吸引人，谁就能赚钱，最后赚钱成了惟一的标准。

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该问的了。把张艺谋都挤到只能拍“三枪”这样的电影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吗？过去我们文人还讲点风度，还讲点知识，哪怕是虚伪的也好。现在金钱变成主宰，都变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我们不怕慢，就怕退，哪怕停着不动也行，退就不可以了，就像车不怕走，就怕停，更怕往后退，可现在往后退的地方很多。

不久前，我监制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电视台，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南方周末：他们怕没有收视率，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钱。

陈道明：我就想问咱们的电视台，全国十几亿观众，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戏说、恶搞、枪战？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静的人不是观众吗？电视台有文化的导向功能，不能一味追求收视率，不能眼里就是钱。

我觉得现在没意思，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发展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商业。似乎什么都是文化，到处都在谈文化，但都把它当商业的外衣。

一个甚至一批不好的电视台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没人想、没人问、没人管，电视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收视率高就放什么，怎么能这么纵容它们呢？

而且现在主宰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数字居然都是假的，调查的结果都是假的，调查标准也没有。谁是标准？这些假收视率影响着广告投放，影响着电视台播放什么样的电视剧，影响着几亿老百姓，但它的基点是假的。靠谎言赚的钱，是结构性的说谎，一个社会结构在讲假话，但是没有人处理它们。

南方周末：为什么没有人处理？

陈道明：因为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立法，天天靠着通知、电话、打招呼，靠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政策办事，这政策可能今年是这样，明年又变了。

我们经常抽自己嘴巴，于是乎权威性越来越淡了、弱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广电总局明确说，主持人第一要说普通话，第二不许染头发，现在照样又没人管了。当一个社会结构没有权威的时候，你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无序，混乱，各自为政，想干嘛就干嘛。

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拍戏不自在，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

南方周末：你最早是从电影《今夜有暴风雪》走进影视圈的，为什么电影代表作很少，反而是电视剧代表作很多？

陈道明：我不太认同电影和电视剧有高尚和低级之分，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我不会因为电影是胶片、是大银幕，就看低电视剧。其实电视剧从技术角度比电影难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天天在播，让观众不烦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这个人在影视行业没有太大的梦。因为演《我的1919》得华表奖，当时我上台发言时说了几句话：当电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得了这个奖，我很惭愧，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再能拿奖。其实我对奖也兴趣不大，那都是演完以后的附加物。

南方周末：为什么？

陈道明：演员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当时进这行，就是为了避免上山下乡，有一个正经的城里饭碗，这个饭碗跟文化沾边。那时候都是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一年也拍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则根本没有。

起步阶段我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所以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现在的演员不同，他们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竞争为主，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没有太多功利性。

实事求是地讲，演好一场戏，它不会让我很兴奋，演不好也不会让我多沮丧，我觉得我的工作做完了，我没有那种“有一天‘花儿不再红’怎么办”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是个早熟的孩子吗？我采访过的陈冲、刘晓庆、潘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因为一部电影红得发紫了。

陈道明：她们过早地裹在了名里，那时候没有什么利。她们出名比较早，我是学话剧的，从群众演员开始做，跑了很多年龙套，没有太多出人头地的愿望，一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另外觉得出名这事离我比较遥远。

后来走红，也属于命好，我没有积极地做过一件事情，一直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有人找我来了，合适我演就接。尤其是这些年，哪怕是一些不那么好的电视剧，找我来一说、两说，到第四说我就说好吧，拍吧。

我喜欢自由自在，在不妨碍和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我心中要自在。拍戏是不自在的，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我不接戏拍不是我要积蓄文化能量之类的，没有那么高尚，我就是想自在。按理说应该玩命地往前走，尤其是所谓生命最成熟的时候。

南方周末：是，我们都觉得你到了黄金季节，在有限的时间段里，你应该多留一些经典的形象。

陈道明：如果为名和利，我就要年年拍，甚至一年拍几部戏。《围城》之后，我就是这样拍两部歇一部，拍一部歇两年。去年拍完《手机》和《唐山大地震》，今年谁找我拍戏都不接，不管谁来了都直接回绝。那些制片人问我为什么，我说就是想给自己一点空间。

随着年龄的变化，我的人生观有一定的转变。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

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南方周末：相比电视剧，是电影不给您机会吗？

陈道明：不是。陈凯歌的《梅兰芳》里的齐如山最早找到我，正赶上我不想拍戏，后来凯歌就找了孙红雷。胡玫的《孔子》也找我，合同都签了，后来我给她发了个信息，说算了，我还是不拍了。后来周润发接了孔子。

我对自己演的角色没有完整的设计，比如我非要演哪些角色之类的，我完全是随性的。如果我想拍戏了，可能我平常根本不可能上的一部戏，这时候就接了。

南方周末：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电影剧本不好吗？

陈道明：不是，有的剧本很好。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真没有好电影。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的好电影是什么标准？

陈道明：好电影应该是讲一个完美的故事，有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性，要有完美的表达，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着观众往前走，有像水一样自然流动的电影画面，看不见任何刻意的造势。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南方周末：你这个标准包括哪些电影？

陈道明：这样的电影太多了，比如《目击者》、《轿夫》，包括《毕业生》这种轻松的电影，也包括法国电影《蝴蝶》、美国老片《魂断蓝桥》。

中国电影从品种、类别一直到拍摄的质量，真的像中国足球一样，连亚洲都没冲出去。

南方周末：中国电影里哪些电影是你认为能得85分的？

陈道明：我不想说，得罪人。我觉得中国导演的好年代还没有到，我们都是拉纤的纤夫。不光是电影，文学、美术、音乐也一样，我们只有艺术家，没有大师。

中国电影目前还是当成广告和装饰来拍的，它没成体系，没有产业链，没有真正形成非常成熟的市场和制作班底。包括我们的剧场设施，我们的欣赏习惯，都没有形成。我们拍电影的受各方面的制约，那些编剧和导演也是很痛苦的。

我们的整体文化和电影设施都没有达到一个举国的文化，包括上面说要发展电影文化，只是流于一种渴望政策的宽松和释放，电影的繁荣和热闹就是一些票房数字，它真正的成熟和健全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这个时代还没有来，我相信有一天它会来的。

南方周末：我们差在哪里呢？

陈道明：差在德上，差在职业精神、文化精神上。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为了晒黑皮肤，我们可以在广西大龙山水库什么都不干，光晒太阳晒一个月，一个小电影，拍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完全是两个时代。

那时候我们拍《围城》，10集的电视剧，按现在的节奏，满打满算就一个月，但是我们整整拍了100天，那时还有创作可言，现在哪有这样充裕的时间？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我不适应现在这种两天一集、三天一集的模式，我说你们这是干嘛？已经不符合基本规律了，制片人不管导演怎么拍，但你一天必须得消灭多少页剧本！所以现在出现了一大堆烂玩意。

南方周末：这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制片人、监制通过导演控制进度和成本。

陈道明：但是美国用这套方法大都是做室内情景剧，都在一个屋子里头，电视台即拍即播，一弄就200集，咱们把这套切换体制转换到中国，不管是拍电视剧还是拍电影，都用这套拍摄方式。

过去的老电影比如《芙蓉镇》、《老井》，可能有破绽，电影叙述得比较笨，叙述得不那么智慧，但憨厚也是美，电影里的那种力量、劲道非常扎实。

过去是“占一个便宜”就行了，现在是什么便宜都要占，华丽、假贵族，憨厚是狡猾的憨厚，属于城乡接合部的憨厚，不尊重人。你蹲下身段了，以为观众也和你一起蹲了下来。现在的电影人不纯粹了，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电影的认真氛围了。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自己没有演好。

南方周末：你有点恨铁不成钢。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初，到一个很好的势头时，突然就一头往下了。

陈道明：让钱给冲没了。中国的文人过去还有一点风骨、一点孤傲，还有一点竹节精神，现在全部被钱同化了。我说的这些人里头也涵盖我——既然你风骨了半天，怎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的，我也拧不过。没错，我也为五斗米折腰。但我觉得可怕的是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我以及一批在虚荣上跳舞的人，还念及一份美好；现在更多的人是连这个美好都没想过，我是不是比他们好一点？我庆幸自己是一个知道反省的人。中国电影进步的基础不在于炫耀，而在于反省，可是中国有多少人有反省精神？经常会有人问我：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看？我说这个行业就八个大字：对年轻人是四个大字“寡廉鲜耻”；对岁数稍长的叫“为老不尊”，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生存现象。年轻的演员没有自我，整天勾心斗角千方百计想着炒作自己，为出名挣钱不择手段；什么叫“为老不尊”？根本跟你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要跳出来大骂。

我也虚荣过、轻狂过，现在让我放下这份虚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尽管我不断在教化自己：你总说彻底放下，既然你看了这么多，你干嘛不放下？你觉得这行如此不尽如人意，你干嘛不走呢？这就是虚荣，导致我还继续在影视这条路上行走。

南方周末：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把它称为“纯真年代”，你怎么看那个时期的电影？

陈道明：我不喜欢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期有属于它的电影形式和表达方法，不是好和坏的问题，就像我们看过去的《地雷战》，不代表它作为电影有多么好，电影也是随时代进展的。要说怀念的话，我怀念那时候的文艺思想，是积极的，是上进的，还有一种刻苦劲。现在是糖和味精都进来了。

其实，我始终梦想的电影是不着急不着慌的、慢慢的、一点一点、讲讲究究地拍，不要这么仓促、匆忙，从容一点对待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惊世之作对我来讲不重要，但这个过程会很舒服。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中国电影从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过渡时期？

陈道明：从上世纪80年代中一直到90年代末，在电视和录像带、光盘的冲击下，电影都快成京剧了，属于可有可无的艺术了。那个时候我总听见导演说，拍电影拍给谁看？就是没人看。

中国电影真正的好时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年，最幸福的是在谢晋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电视还没有上来，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候。后来被张艺谋、陈凯歌第五代导演冲击，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局限，没蹦达几天又进入低潮，然后就开始电影院线改革，电影就走市场、走商业片的道路了。

那个时候电影厂纷纷倒闭，西影、长影、上影这些老牌厂，后来纷纷变成租赁单位，演员队伍、导演队伍也没了，电影好像就完了。谁之罪？不知道。跟总体社会大环境有关系吧。直到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中国电影都没有喘过气来。

南方周末：很多人往往把没有好作品归结于审查制度，但为什么别人照样能拍出好电影？

陈道明：还是我们的导演在思想和精神劲上没达到，没有动脑子，没有用功或者没有这个能力，于是用这个那个的原因，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不能说没影响，肯定有一定影响，但每个国家的大众传播作品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不光是中国。是不是会产生本质性的影响？我不觉得。比如说冯小刚的电影很感人，没有修剪，不照样感人吗？电影局不照样通过了吗？别找茬。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你自己没有演好。

美国的主流电影有多少感人的小故事？像《当幸福来敲门》有意识形态吗？有吗？《诺丁山》有意识形态吗？无能就是无能，就像中国足球，开始时说因为伙食不好，后来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都在商业这棵树上下功夫了。

南方周末：电影局现在就抓两手：第一，主旋律拍好；第二，商业片导向把好，不出事，高票房。

陈道明：治标不治本。美国电影的主旋律多的是，《勇敢的心》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为自由而死，多主旋律啊。我曾经把这个电影套到杨靖宇身上，对方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也是被出卖，故事可以完全套过来，每个人物也都可以套。

我的政协提案是一种关心和表态

我们应该建立演员工会，对行业进行保护。现在是不设防，就有韩国演员来抢钱，人家还嫌你笨。

南方周末：按照你的地位和名声，你完全可以找个投资商，找好导演和好编剧，找一个合适自己的角色，这对你来说不是任何问题。

陈道明：当然不是问题，而且做到这一点很轻松。很多老板都要给我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请我做导演，我不做。

一是我觉得累，我从疲劳变成更疲劳，我要管人不自由，要别人管我更不自由；另一点，别看我说中国电影这问题那问题的，但我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它，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人家说一个上进的人，愿意尝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对我来讲，当导演：不行！

南方周末：但你已经做过《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和《魔方》两个电视剧的监制了。

陈道明：监制和执行是两回事，我当监制就是剧本把把关，在音乐上面帮着一块做做，在拍摄现场把握一下导演拍摄的风格，就属于背着手进去、背着手出来。

南方周末：还一度以为你是要幕后发展了。

陈道明：没有。从目前来讲，我还没有放弃演员这个职业，我只能努力适应这个商业、消费时代，在可以适应的范畴之内寻找自己的舞台。这个过程很艰难，可选择的余地很小，在这当中尽量寻找我能完成的作品，文艺和商业都可以并存的作品。纯商业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如果两者选其一，我当然还是选文艺。所以说，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

南方周末：作为文艺界的政协委员，你也提过一些提案，包括限制海外演员来内地抢钱，建议实行行业准入制度，保护内地演员的利益，这些提案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

陈道明：每个地区都自然要有行业保护，你到美国演电影试试？我现在反问一个问题，纯港台片由大陆演员当主角的有几部？Mitbbs.com

南方周末：很少，基本上是陪衬。

陈道明：凭什么？这是正常的，要保护自己的市场，保护自己演员舞台的完整性，别人可以有这样的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

我们现在动不动让外国人来演戏，我觉得是对中国演员的一种侮辱，那些角色完全可以用中国演员来演，因为是中国戏。我们没有合适的演员吗？非要找国外的演员来演？我不信，别找借口。这不是国际接轨，文化上，永远国际接轨不了。

南方周末：你还提过什么提案？

陈道明：像建立演员工会等问题，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业进行保护，像美国的演员工会，你在美国好莱坞拍片子，不入工会人家不让你拍戏，凭什么让你拍？你哪儿来的？中国现在是不设防，随便。然后就有韩国演员来抢钱，人家还嫌你笨。

南方周末：这些提案起到作用了吗？

陈道明：没有，我知道人微言轻，这些提案其实只是一种关心和表态，我知道改不了，因为牵扯到体制问题，我的提案只能说是一种呼吁，中国连文化法都没有，怎么能顾及这些问题？

三五年可能退出影视圈

我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视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会彻底离开，决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动上也见不到我。

南方周末：你是中国价格最高的演员？

陈道明：应该说是标价最高，因为我不想接太多戏。我入这行这么多年，直到近几年，就一个摄制组给到790万这么多钱。

我上戏的原则是这样的：制片人来跟我谈上戏，我首先看你剧本怎么样，如果剧本不错，我再和制片人见面谈合作，问他戏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是一般的戏，成本又不高，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上。为什么呢？你给我这么高的价码，其他演员你请什么人呢？阿猫阿狗吗？你靠着我耍大刀去？所以我不会上的。

南方周末：挺有意思的。价格现在成了一个演员的价值和标准。

陈道明：我不认为我最好，我也不认为我最贵，我永远是看片论酬，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不上就是不上。

每次拍戏之前我都要自我发动很久，进入充分的情感酝酿期，戏一开拍后我就进入了状态。我每天都在倒计时，看这部戏还有多少，该如何分配精力，情感如何变化。我需要一个很长的创作过程，所以我从来不插戏，不会像别人同时演两部戏。比如说《黑洞》、《一江春水向东流》，制片人跟我谈的是20天把我的戏拍完，到了签合同那天，按照这个戏的日程签了3个月，最后我变成了补窟窿的人。今天这个活动早了，没人拍了，陈道明的戏可以拍，因为我就一直在组里待着；明天说那个人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宣传，又让我去补窟窿。20天的戏，我整整呆了3个月。我觉得这是职业道德，没有多高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要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尊重你。我不想在这儿话完张三，到那儿再话李四，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好，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当我离开这个行业的那天，可能三年五年以后，我会停止自己的工作，自己给自己放假，我退休了。我跟制片人朋友开玩笑，我陈道明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视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也不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也别来再找我的麻烦，我是彻底离开，决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动上也见不到我。

南方周末：你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吗？

陈道明：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形成有序、健康的文化。本来，电影、电视是普及率最高的平台，做好了可以普及文化艺术，改变我们的文化。但可惜的是，全都乱了。

更悲哀的是，我们看到了，却改变不了，所以我现在就远离人群，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现在让自己边缘化，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