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极右反共组织幕后大佬竟是孙中山之子

核心提示：“西山会议派”对他抱“极大的希望”，不仅在于“西山会议派”看重他是孙中山的“哲嗣”，更因为孙科长期从事为孙中山先生筹款的工作，手上掌握可观的财源，可向“西山会议派”直接提供经费支持。事实上，西山会议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总部，经费皆由孙科支出。因此，虽然孙科未出席西山会议，但他“实际上是西山会议派中心”。

资料图：孙科

本文摘自《革命年代》 作者： 高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17年夏孙科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回国，担任非常国会及外交部秘书，主要从事为革命政府筹款的工作，从而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1917年起，孙科由廖仲恺推荐，连任三届广州市市长，对推动广州市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22年下半年起，孙科开始担任负责职务。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召开改组国民党会议，指定孙科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次年10月，孙科被其父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国共合作的局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同时，它也成为对原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批国民党人士的严峻考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自然也莫能例外。

孙科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代表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了关于党的章程草案的报告，但却竭力反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在孙科看来，容纳共产党后，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将受到威胁；而排拒共产党将不影响国民党实行联俄和扶助农工政策，孙科对联共政策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划掉了原先拟定的中执委名单中的孙科名字，使他在国民党一大未能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参见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苏]纳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孙科尽管受到其父的批评，但是他并未改变自己的观点，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至北伐前夕，孙科反对联共政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形成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的“太子派”右派集团。孙科在国民党内资历、声望皆不能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相比，孙中山在世时，孙科并未能担任军政要职。孙科在国民党内之地位，基本上乃是由于孙之特殊身份而造成。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他的唯一儿子孙科，也无形中受到各方的另眼看待。

孙科在国民党一大后，主持广州市党部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当时之势力，仅及广州一隅，因此市党部地位虽低，但在整个党内却有着特殊地位。孙科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自国共合作建立之日起，就公开表示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科发言反对国共合作，遭到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驳斥。1924年6月1日，孙科和黄季陆联名，攻击共产党员违背国民党党纪，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要求“制裁”共产党的提案。他还劝告廖仲恺，不要轻信共产党人。参见杨新华：《武汉反共与孙哲生》，载《现代史料》第2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3年版，第181页。

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和他的露骨反共态度，一个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的反对国共合作，名叫“南堤俱乐部”的“太子派”在1924年开始形成。属于这个派别，在当时和孙科交往较多的国民党员有吴铁城、傅秉常、马超俊、梁寒操、李文范等，邹鲁、伍朝枢等国民党元老和孙科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第二，孙科积极支持“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抬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山会议派”。孙中山之死，一方面对依赖其父声望扩展自己势力的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又使孙科少了一重大限制。孙中山在世，孙科毕竟不能大张旗鼓和其父主张对着干；孙中山病逝，孙科遂可正式实施其反共主张。

因此，在一致主张反共的前提下，孙科和“西山会议派”一拍即合。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孙科虽被选为政府委员，同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府建设厅长等职，但在充满国共合作气氛的广州，孙科显然不受欢迎。因此，孙科极谋对外发展。1925年11月23日，当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行西山会议时，孙科适在沪，为和“西山会议派”遥相呼应，孙科邀请部分国民党右派开会商讨反共对策，决定联络北大“民治主义同志会”等右派组织，以及黄埔军校及南北各大学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1月25日，“孙文主义学会”上海分会在沪成立。孙科的积极反共态度，使他获得“反共大将”的称号。《黄季陆谈孙科》，《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8辑，台北：1978年，第284页。

“西山会议派”对他抱“极大的希望”，不仅在于“西山会议派”看重他是孙中山的“哲嗣”，更因为孙科长期从事为孙中山先生筹款的工作，手上掌握可观的财源，可向“西山会议派”直接提供经费支持。事实上，西山会议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总部，经费皆由孙科支出。因此，虽然孙科未出席西山会议，但他“实际上是西山会议派中心”。

陈公博：《苦笑录》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06页。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直接卷入“西山会议派”反共活动，无疑给新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竭力争取孙科。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协助下，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和孙科、戴季陶、邵元冲会谈，陈独秀向孙等表示中共无意“包办”国民党事物，希望他们为了国民革命前途和中共合作。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辑社1980年版，第67页。

在陈独秀的劝说下，孙科表示可考虑回广州。在此同时，国民党右派、广东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也专程赴沪，“苦劝”孙科和“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立即返穗，吴铁城向孙科进言：“党内不可分裂，免为共产党所乘。对付共产党乃整个问题，应从长计议。”《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版，第131页。在这样的背景下，孙科与吴铁城一道返回广州。尽管孙科返穗在客观上是对“西山会议派”一个打击，但是孙科在思想上和“西山会议派”仍保持联系。1926年1月11日下午孙科自沪返粤，即到黄埔军校探访蒋介石，商量在国民党二大庇护“西山会议派”的对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4册，第17页。“三二　”事件前夕，孙科和吴铁城、伍朝枢秘密向蒋介石提议，“将首要共产党员十数人，送到中山县附近一个小岛或送到海上去”，《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版，第131页。

对于孙科的反共活动，当时中央部分领导人就主张予以反击，1926年初，在筹备国民党二大时，周恩来、陈延年和鲍罗廷就曾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孙科的党籍《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9页。，但碍于孙中山的情面，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孙科不仅未被开除党籍，反而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因此，在1924—1926年国民政府时期，孙科在政治上一直被认为是“反动的右派”。《陈独秀1926年7月对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政治报告》，转自李云汉：《从容共清党》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