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是因为内心柔软

我坚持，是因为内心柔软。

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苦苦坚持，我说实在话，主要是因为我的内心可能太柔软，我看到别人求助的眼神会很痛苦，会感到折磨。要让自己的痛苦少一点，那么我就得行动，在职业范围内给他们一些帮助，换得内心的宁静和宽慰。这是激情的第一个层面

——王克勤：我选择坐透明的凳子 作者专栏 

   【语录·焦点：郭德纲与反三俗】

相声本就是一件很俗的事情，非让它装高雅，那不叫相声，叫诗朗“颂”。有把相声说到诗朗“颂”境界的，比如刚刚表示要铲除郭德纲三俗的高雅大师姜昆，每回他在春晚声情并茂弘扬主旋律时，我觉得自己必须穿上燕尾服才配得上聆听。就算笑，也须得用美声方法才可以“哈哈”。

——李承鹏：郭德纲的嚣张不是罪

当一个地方借此细故就能够封杀一个相声演员的时候，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不能就此收手的国家，不是一个好国家。

——五岳散人:容不下一个相声演员的国家不是好国家 作者专栏

近十日来，除了南方报系外，大江南北的媒体（尤其是部分京城媒体）机器几乎全面启动...批评郭德纲的媒体从国家级的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小到普通地方报纸，对一个有错误言论的艺人用了整整一周以上的时间狂轰滥炸，用了各种各样道德谴责、人身攻击的言辞，却对BTV是否践踏新闻伦理、滥用话语权不置一词

——萧瀚：郭德纲事件的是非与教训 作者博客

至于民间文化低俗,这是自古而然的事情,每一个时代人性一致,低俗的程度就相当,文化主管部门只要它们内容不淫秽不暴力不突破人伦道德底线,就不应过多干预。即使煌煌巨著《红楼梦》里,不也有所谓低俗内容吗?如若文化经典或文化作品里都纯而又纯的高雅,那是水中望月,美则美矣但不现实。换言之,反“三俗”不能走极端,更不能走到改革开放前极“左”的老路上去。

——吴祚来：反“三俗”不能走极“左”老路

郭德纲毕竟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跌跌撞撞爬上来的腕儿，浑身的“痞”气，加上学艺生涯或许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酸甜苦辣，他也没白说历史故事戏剧典故社会掌故，他或许从中悟出了世道的险恶人心的叵测和腌臜，天津卫小市民的精明，使他迅速做出以“置之死地而后生”针锋相对“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反应，以“鱼死网破”的“痞子”精神和招数应对“张来的文网”。

——高人：围观“群口相声”再议 专栏

郭巍青:：我们应该要有更长远的目光，要多考虑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考虑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而不应该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制定一个标准，强制执行

贺卫方:：类似于反“三俗”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并不少见，政府往往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扮演道德权威的角色，对国民进行道德教化，告诉我们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高尚的，并且教导我们必须追求高尚。  作者专栏

李公明：政治必须讲道德，因为政治是公共事务，没有道德操守的政府、政党和政治领袖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国民遭殃。但是，政治不能以道德之名干预个人私生活，因为公共权力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张。

石扉客：政府不需要讲道德，只需要讲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政府做好了，民间就差不到哪里去。政府没有权力，更没有能力去对民间的道德生活进行指点，只要政府守法、廉洁、勤政、信息透明，民间的道德就自然不是问题。

笑蜀：道德是人心之事，精神之事，不是权力能管得了的，道德问题需要靠民间力量自己解决。权力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在某些时候，权力不道德的危害要比公民个人不道德的危害大得多。 作者专栏

——郭巍青,贺卫方,李公明,石扉客,笑蜀:反低俗、树道德：靠群众而不是靠权力

   【语录·史鉴】

　　时隔３５年之后，笔者询问头脑依然十分清楚的陆平：

　　“您见过周培源写给周总理这份材料吗？”

　　“有这么一份材料，但我没有见过。”

　　“您知道这份材料里写些什么吗？”

　　“说我是三乱分子，不，没有‘分子’，是三乱。”

　　“哪三乱？”

　　“乱说，乱干……”

——薄亚达：“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 

习仲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三次致电，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说问题，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优良的文风;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祸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习仲勋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我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己见，一方面可见他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给他题词所表扬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祝彦：习仲勋三次致电毛泽东 痛批“左”祸

   【语录·观察】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既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事实上，人类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价值，比如真善美，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认识这些价值，我们就会发现，曾经被“各自表述”的“天下梦”，其实不过“同一首歌”;而看似矛盾的儒墨道法，其实不难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关键是，强国梦和幸福梦，融为一体了吗?

——易中天：中国梦——梦与梦魔

对一个国家的所谓崛起、社会的兴盛和衰微，我们有一套粗略的价值评判，中国现在崛起的姿态和速度，确实是让全球的人 都懵了，怎么是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方式，而且带着这么多的悖论？有些事情我看不懂。所以就会有一个困惑：你什么时候该对大是大非做“裁判”？什么时候其实 应该保留、继续观察？这种拿捏我觉得其实在考验着所有关心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的人。

——龙应台：一个永远的实习医师

　　“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现在我们更应该讲民主主义。”

　　“共和国的60年，前30年就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后30年是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就是说，我们国家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根本的问题。”

　　“过去的30年，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未来的30年，人权是更硬的道理。”

——江平：滥用私权与滥用公权都应受到制止

今天的中国不乏改革者，但大凡多数改革者都有李鸿章当时的感觉：改革是必须的，但改革实在太难了。不过必须意识到，如果一味屈从于改革的困难，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么单纯的GDP不但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也会最终走向自我击败。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也要预防历史悲剧的重演。

——郑永年：必须用“制度建设”替代“GDP主义”

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到世纪之交，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出现一系列问题、改革难度加大之后，人们终于要反思、要讨论了。这确实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也会有重大校正作用。尤其在刚刚过去的九十年代，“体制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对体制的认真分析、调查、设计、实验常常做得非常不够。其实，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比较复杂，政策上也扑朔迷离。

——温铁军：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

   【语录·封底】

"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

" 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一定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乡镇企业改制意义极其重大，是继农业承包之后一次大的革命，改变了中国经济最基础的结构。

" 我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出错。人们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吴敬琏 笑蜀：中国还处在艰难转型中 

（本期责编：尉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