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记者亲历“全程陪同”(中国青年报 200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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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亲历"全程陪同" 2006-12-13 本报记者 李斌     

    “算了吧,别采访了”

    12月8日下午4时左右,在枞阳县人事局局长李忠友的办公室,记者表明身份和来意,请他介绍最近一次接待媒体采访的经历。

    “对于记者,我们不熟悉,也不懂,不能贸然接受采访。”李忠友摇了摇头说,接着起身给记者倒了一杯茶,“按照文件的要求,宣传部肯定要陪同你来,不然他们就是失职。”

    “你给宣传部打个电话吧。”李局长请求记者。应他请求,记者拨通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甘贤虎的电话。李局长接过话筒,声音很大:“以后记者来,你们最好陪同过来,不然我们不好办。搞不好,责任还推到我们头上来呢。”

    几分钟后,新闻科科长甘贤虎进来了。他腋窝下夹着个包,嘴里呼着白气,对记者说:“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李忠友所提及的文件,是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委宣传部制定的《关于正确对待新闻舆论监督切实改进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0月23日由枞阳县委办公室向全县转发。

    《意见》提出实行新闻媒体采访“首问负责制”,严禁有意回避或拒记者于门外。《意见》要求:对于较为重大的舆论监督的采访,被采访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接待,“全程陪同”。

    11月27日,《意见》的这一要求见诸媒体后,网上议论爆棚。记者在“百度”关键词一栏中输入“枞阳全程陪同”,相关网页竟达到177000个。各种评论及网评的主要看法是,“全程陪同”记者采访,其意在于“监督媒体”。“改变的只是防范媒体的手段,不变的是拒绝媒体监督的本质。”有评论这样指出。

    这些评论,让枞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学艺感到“压力很大”。12月6日下午,在他的办公室,记者提出采访要求,黄部长面露难色。“算了吧,别采访了。”他打开电脑,点开一些评论,对记者说,“网络太可怕了,说什么话的都有。”他担心,如果再有报道,又会引起各大媒体的炒作。

    “配合接受记者采访,是各级组织向媒体和群众阐述自己观点、消除矛盾误会的机会,也是一种责任。”《意见》在谈及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意义时强调。而回避拒绝采访或提供虚假信息,“是一种失职和渎职行为”。有鉴于此,记者对黄部长说:“您就把我的采访当作是对文件精神的一次实践吧。”

    下午5时30分,黄部长请记者共进晚餐。他带来一张打印好的纸,上面写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主要内容。其中一条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采访报道提供方便”。黄部长就此认为,县委宣传部的《意见》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尽管如此,他还是请求记者:“能不写尽量不写,能做小尽量做小。”这句话,黄部长后来多次对记者提及。席间约定:第二天上午9时接受采访。

    “说通俗一点,就是在网上抄的”

    据悉,该《意见》共印140份,发至全县各乡镇党委及县委、县直各单位党组(支部)。《意见》开宗明义:强化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更好地塑造和维护枞阳形象”。

    “这只是内部的一个要求,”新闻科科长甘贤虎说,“是新闻管理的一般性工作。”让甘科长万万想不到的是,媒体竟会如此关注。

    此前有报道称,今年10月份,曾有中央媒体记者到枞阳暗访,在采访部分政府官员时遭到冷遇。记者的稿件发表后,导致当地有关部门工作十分被动。报道认为,《意见》的出台,正是缘于这起重大的舆论监督事件。

    但甘科长并不认可这一说法:“即使没有发生这件事,文件也会出来。”至于媒体提及的那起“重大的舆论监督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黄部长和甘科长都不愿说明。不过《意见》的结尾处令人回味:全县各级各部门,要从“××事件”中吸取深刻教训,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甘科长表示,《意见》是由他和黄部长共同起草的,“想法由来已久”,直到今年9月才提上日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在网上抄的。”甘科长笑着说。在草拟《意见》的过程中,他主要参考了网上的内容,并未征求其他部门和单位的意见。他声称,自己在宣传部工作已有10多年,《意见》的初稿是由他完成的。

    甘科长坦言,在网上搜索“新闻舆论监督”,相关的内容很多。有新闻报道、理论文章、领导讲话,还有一些地方对待新闻舆论监督的做法。“发现有用的,就下载下来。”其中,昆明的做法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2004年,昆明市发布《关于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由市政府督办室和市广电局负责收集各级媒体涉及昆明市的批评性报道,并及时报送市政府领导。对新闻媒体的批评性报道,要迅速组织人员调查,“不回避、不护短、不掩盖、不拖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处理和整改”。

    参照这种做法,甘科长在《意见》中提出,对批评性报道,“谁主管谁负责”,被批评单位要虚心接受,立即提出整改措施。

    而新闻媒体采访“首问负责制”的提法,甘贤虎声称是受机关效能建设的启发。

    他在闲暇时,断断续续写完了《意见》的初稿,交给了黄部长,由黄部长修改。10月下旬,分管宣传的县委副书记正在外地招商引资,黄部长在电话中向他口头汇报了《意见》的主要内容,对方同意发文。

    “我们的理解是,陪同就是带路”

    “想法很简单,没什么高深的考虑,既没有捧记者的意思,也没有干扰采访的意图。”谈及制定《意见》的初衷,黄部长解释说,主要是针对农村基层在配合支持舆论监督方面存在的不足,争取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条件。

    他告诉记者,在枞阳即使做正面报道,“不愿接受采访的人也太多了”。主要是这个地方的人“行事低调,不愿张扬”。陈瑶湖镇党委书记章宪法就明确表示很担心正面报道的效果。他说:“大部分干部会认为你是在炒作,出风头。”

    对正面报道的态度尚且如此,更何况舆论监督报道。黄部长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了16年,“深切地感受到”,基层一些单位和工作人员,对监督性的采访,“常常回避和拒绝,有时还与记者发生争执、推搡,使采访难以进行下去。”

    一些记者去乡镇政府,“没有一个人接受采访,被推来推去”,问所有人,都是“不知道”。打电话找主要负责人,往往“手机关机”。据说有的记者去派出所采访,对方说,要向上级领导请示,便把记者晾在一边,或者干脆拒之门外。黄部长说:“你要请示可以,但至少要请记者坐下,泡一杯茶吧。”

    有好几次,宣传部接到记者的求助电话,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正和干部们发生争吵。去年12月,几位记者在一个村里采访禽流感的事情,受到村干部的阻挠。接到记者的电话后,黄部长花了半个多小时赶到现场,他们还在吵。但争执的场面,他不愿多说,“那是给枞阳丢丑”。

    《意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黄部长说:“舆论监督面临的问题,在全国都很普遍,但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他希望《意见》能为解决舆论监督采访难提供一些思路和帮助。

    比如《意见》强调了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意义,就是试图改变农村基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以开放的胸怀欢迎舆论监督”。已担任7年乡镇主要负责人的章宪法坦言,基层干部对新闻媒体的理解很片面,以为“只要有记者来,都是搞曝光,普遍有抵触心理”。他认为,这体现了干部们不负责任的心态。

    在这份《意见》中,做好记者采访的接待工作,被称作是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前提。“接待不是请客吃饭。”甘科长说,“吃饭等生活上的(帮助),那叫招待。”事实上,“接待”也免不了要吃饭的,记者此次采访,就难以拒绝地被陪着吃了三顿“工作餐”。

    “各级新闻媒体前来枞阳采访,被采访单位首先接触记者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负责人,必须热情接待,并负责协助记者及时联系有关人员,及时向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报告,不得推诿、敷衍了事,严禁有意回避或拒记者于门外。”对于《意见》中提出的“首问负责制”,黄部长认为,主要是想解决“找不到人”的问题。

    《意见》进而要求:“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主动接受采访”,“对中央和省外媒体以及其他新闻媒体涉及问题严重、影响较大的报道采访,被采访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接待,全程陪同采访”,“并及时上报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以更好地做好接待陪同工作”。对此,黄部长解释说,他发现基层一些单位的副职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接受采访,出台此规定,是为解决“没有人接受采访”的问题。

    而正是这一条,被许多评论解读为“监督媒体”。就此,黄学艺认为,这种解读不了解《意见》的基本精神,背离了他们的本意。12月6日晚上,他专门查了字典,发现陪同还有“从旁协助”的意思。

    “我们的理解是,陪同就是带路。”他强调《意见》的出发点是“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条件”,记者可以谢绝陪同,陪同也不一定要到采访现场。

    不过,黄部长转而强调,在农村基层单位或偏远的地方,如果没有人陪同帮助联系,采访对象很难找到,而且记者往往会与一些人发生争执和误会。“考虑到农村的自然条件和安全条件,特别是被监督对象肚子里有气,我们认为陪同并从旁协助是有必要的。”他说,在许多媒体的监督性报道中,也常常见到当地有人陪同记者采访。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我可能就安排别人来接待采访了”

    对于《意见》的效果,新闻科科长甘贤虎表示并不乐观。他估计,“很难有很好的效果”,只是希望“能引起重视,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

    事实上,不论外界和网上如何议论,这份《意见》还是引起了当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12月4日上午接近12时,距离下班还有十几分钟,人事局局长李忠友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忽然接到宣传部副部长黄学艺的电话,说有几个记者要到人事局了解一点情况。“好的,请你陪他们过来,我们等着。”李忠友说完,便吩咐工作人员打开办公室,准备好开水。

    他和办公室主任等了半个多小时,4位来自合肥的记者才赶到,随后的采访持续了40分钟左右,这时已超过下班时间大约一个小时,李忠友请记者们吃了一顿中饭。

    12月8日,李局长对本报记者说:“县委有这个要求,我们更应该重视记者的采访。”不过,如果没有宣传部人员的陪同,对记者的采访,他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才会出现此文开头写到的那一幕。

    同天下午2时左右,在县城开会的章宪法吃完饭,就匆匆赶回了距离县城大约60公里的镇上,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他笑呵呵地说:“如果没有这个文件,我可能就安排别人来接待采访了。”下午3时左右,他还要赶回县城参加另一个会议。

    此前一天,记者向县委宣传部要求采访一位乡镇党委书记,黄部长帮忙联系了章宪法。然后,他试探性地问记者:“这个镇正好在去合肥的高速路边,采访完以后,要不就直接把你送到合肥吧?”记者哈哈一笑:“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从陈瑶湖镇回县城的路上,记者向甘贤虎提出,想去采访教育局局长。只见这位新闻科科长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转过头来,一脸无奈:“他们下午都要开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