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

《红岩》出版于1961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亲身经历，他们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这部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震撼了广大读者的心，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被称为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气节的教科书。

曾经影响过几代人成长、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由好几位作者集体创作而成的。罗广斌是作者之一，也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的作者。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40年代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被捕关在白公馆秘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及市文联专业创作员。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其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而亡，时年42岁。

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傅雷等作家不同的是，罗广斌的悲剧是个特殊的案例，他既是极左思潮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作为重庆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群众组织因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他参与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也是派性斗争的牺牲品。罗广斌死亡至今已有38年了。

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

《重庆晚报》载文介绍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摒弃文革的极左思潮，我们从罗广斌这席话中似乎又依稀看到了当年参加地下斗争时那个热血青年的风采。只可惜，这次的献身决心从开始就走错了路，这是令我们为之无限惋惜的地方。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1967年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1967年2月10日就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却被江青一锤定音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那个疯狂的女人在会上表态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 一时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很多”、“川东地下党叛徒很多”的传言广泛传播。这说明迫害罗广斌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更多的人命运在一个女人的一番信口开河之后，彻底发生了改变。罗广斌的命运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回顾往事，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那个荒唐年代的气息。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才得以昭雪。

罗广斌的死，到底应该定性为“牺牲”还是“自杀”，非本文所能够胜任的事。罗广斌是一个有缺点有过失的革命者。借用鲁迅的话说：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而已。特别在现在某些人动不动就讲“牺牲”的时候，更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牺牲。人们看到，凡是开口闭口“改革”，开口闭口说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他们的境界根本不能与罗广斌同日而语。单凭罗广斌当年放弃家庭的优越物质享受，甘愿过清贫的日子，甘愿冒杀头的危险这一点，就足以反衬出如今口口声声要“改革”和“牺牲”的那帮人龌龊的灵魂。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罗广斌在那场屠杀中幸免于难。在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同志向党组织交上了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意见”是《报告》中的第七部分，共八条，因此称为“狱中八条”。

这是狱中革命者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披沥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他们商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而罗广斌就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传递出来的“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事隔50多年重温这“狱中八条”，仿佛就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写的。白色恐怖时期，考验革命者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威逼利诱关。和平年代、市场经济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情色关。意志薄弱者过不了这些关，在生死考验面前叛徒要显露原形，身处花花世界腐败分子要打败仗。

这就是我佩服罗广斌、怀念罗广斌及其战友的理由。我认为，罗广斌和他的同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杨益言 原籍四川省武胜县，1925年11 月18日生于重庆。1937年起在武胜县初中学习，1940年到重庆北碚兼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考取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到上海读书。1948年初因参加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遭缉捕。被释放后回四川，执教于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8月被特务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参加了重庆“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和“三•三一惨案纪念会”的筹办工作。从1950年4月起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四川省重庆文联专业作家。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0年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建国初期，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罗广斌、杨益言和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刘德彬三个人共同把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1950年7月1日开始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后华东、华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单行本。1958年又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三人合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此基础上，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
四川武胜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同济大学电机系。早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被捕，囚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后历任重庆《团刊》编辑、科长，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中共重庆市委《支部生活》总编辑，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四川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全国文联第四届全委，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四川省重庆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作品《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