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附例文]

 内容简介：

    世纪90年代我有幸参加了《杨尚昆回忆录》的编辑工作。《杨尚昆回忆录》原计划分三册出版，第一册从他的童年写到抗日战争胜利，第二册写在中央办公厅20年，第三册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98年9月杨尚昆同志逝世时，第一册已基本定稿，第二册个别章节已写出初稿，第三册尚未列入议事日程。2001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内容扩展为从童年到建国前夕。

    作者简介

    苏维民，男，中共党员，1949年3月参加工作，1954年7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到中央办公厅工作，1994年离休。离休后参加了《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日记》和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等书的编辑工作。2007年以来，为纪念杨尚昆百年诞辰，在《百年潮》和《中共党史资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十余篇纪念文章。

正文 目录

    目录

    前言

    关于撰写回忆录的问题

    在中央办公厅20年

    在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任上

    抗美援朝战争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到八大路线的形成

    高饶事件

    庐山会议

    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

    “秘密录音”问题

    “四清”运动

    年代的工、青、妇工作

    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

    怀念杨尚昆

序  言

    世纪90年代我有幸参加了《杨尚昆回忆录》的编辑工作。《杨尚昆回忆录》原计划分三册出版，第一册从他的童年写到抗日战争胜利，第二册写在中央办公厅20年，第三册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98年9月杨尚昆同志逝世时，第一册已基本定稿，第二册个别章节已写出初稿，第三册尚未列入议事日程。2001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内容扩展为从童年到建国前夕。

    年是杨尚昆同志百年诞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为此几次来向我了解杨尚昆的一些情况。之后，应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征集办公室之邀，陆续将杨尚昆同志在撰写回忆录期间有关回忆录第二册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在《百年潮》和《中共党史资料》杂志上陆续发表，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2008年秋，在杨尚昆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际，又以一篇拙文《怀念杨尚昆》回顾了他光辉的一生，缅怀伟人，激励自己。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文稿汇编成册，取名《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付梓出版，以供更多的读者阅读。为了保持内容的完整性，根据出版社的要求，特将经杨尚昆生前审定、以杨尚昆名义公开发表的《高饶事件》一并放入本书。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征集办公室汪文庆同志参与了本书编辑工作的全过程，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出版此书意在抛砖引玉，期望有更多研究杨尚昆的大作问世。由于个人水平所限，本书必定存在不少缺点或错误，尚希读者批评指正。

正文 抗美援朝战争（1）

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通过这场较量，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医治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恐美症”。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时，拟将这场战争始末列为其中篇章之一。1997年5月3日，他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回忆了有关抗美援朝的往事。

    三驾马车,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朝鲜。原来在我国长白山一带坚持抗日游击活动的金日成等同志也回到朝鲜。按照美苏达成的协议，9月，美军进入朝鲜南部，双方以北纬38度线作为分别受降的分界线。1948年8月15日，美国扶植李承晚集团在38度线以南成立大韩民国。随后，9月9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38度线以北建国。朝鲜半岛从此形成分裂的局面。“三八线”由受降的分界线变成军事分界线。

    按照美苏协议，苏军于1948年底全部撤出了北朝鲜；半年后，美军虽也撤出了南朝鲜，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并继续武装李承晚集团。李承晚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地在“三八线”附近挑起军事摩擦，扬言要以武力统一南北朝鲜。1950年1月，李承晚集团同美国签订《美韩联防互助协定》，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北朝鲜方面，金日成也曾于1948年、1949年两次要求同苏联缔结朝苏互助友好条约，斯大林因怕刺激美国，未予同意。1949年4月，北朝鲜获悉，美军即将撤离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将于美军撤离后向北朝鲜发起进攻。为此，金日成一面要求苏联火速支援武器装备，一面派人到北京，请求我在兵员上给以帮助。毛泽东表示，如果李承晚集团敢于挑起战争，我们将给予北朝鲜以援助。待我国解放战争结束，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后，中国军队里的朝鲜族官兵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考虑编入朝鲜人民军问题。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要争取实现全朝鲜统一，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近期内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6月，李承晚集团公开叫嚣，准备给北朝鲜一次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杜勒斯也跑到朝鲜，秘密视察了“三八线”，并宣称美国将对李承晚集团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

正文 抗美援朝战争（2）

    1950年初，杜鲁门发表关于南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防务圈内的声明，使斯大林解除了顾虑，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加快了武装人民军的步伐。3月，金日成秘密访苏，表示朝鲜人民军有足够的力量统一朝鲜半岛，斯大林对此表示乐观和肯定。5月13日，金日成来华向中共中央通报他秘密访苏和斯大林已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要向苏方核实。随后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请他报告斯大林证实金日成的说法。第二天，罗申拿着斯大林的回电求见毛泽东，证实了此事。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敌人的参谋长，要多设想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了准备应付万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在鸭绿江我方一侧部署三个军的兵力，如果美国出兵，只要他们不越过“三八线”，我们也不过鸭绿江；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我们可以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参战。金日成对此婉言谢绝，信心十足地说：中国没有出兵的必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终于爆发。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杜鲁门就宣布美远东空军、海军参战支持李承晚。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派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止我国解放台湾。7月7日，美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合国军”，入朝支持李承晚集团扩大侵略战争。

    开始，朝鲜人民军锐不可当，作战顺利，很快越过“三八线”。金日成通过广播发布命令，要求人民军在8月底前将美军全部赶出南朝鲜，完成统一朝鲜的神圣使命。但是，在人民军长驱直入、欢呼胜利的同时，它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人民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到了第一线，后方空虚；战线过长，补给十分困难。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5日，攻陷汉城，人民军部队被拦腰截断，战场形势急剧逆转。

    10月1日，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同日，斯大林来电，建议我们至少派五六个师，迅速进至“三八线”附近，以掩护朝鲜人民军在后方组织后备力量。与此同时，金日成也派特使朴宪永到北京请求给予军事支援。2日凌晨，毛泽东急电高岗立即来京开会，商讨朝鲜局势。当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件事一定要管，否则美国人将得意忘形，更加猖獗。出兵朝鲜，意味着中美交火，可能导致美国正式向我宣战，把战火直接引向我国。这样，不仅会打乱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计划，而且美国是西方世界霸主、头号军事强国，军队装备精良，还拥有核武器，中美一旦直接交火，能否打得赢，没有绝对把握，但毛泽东权衡利弊，认为出兵比不出兵更为有利。

正文 抗美援朝战争（3）    

    美国介入朝鲜内战，本在我们意料之中。战争爆发后，7月2日，周总理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对朝鲜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军的干预表示担忧，为预防万一，我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美军一旦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即以志愿军名义入朝抗击美国侵略军，希望能得到苏联的空中掩护。7日、10日，周总理两次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立即抽调兵力组成东北边防军。随后，边防军实力很快达到26万人。现在，要派兵入朝，由谁挂帅？毛泽东属意林彪。林彪却借口有病，极力推辞。

    10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宣布，今天全天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上午专门谈应当出兵的理由，下午专门谈不出兵的理由。根据当时会议讨论的情况，基本上倾向于不出兵，理由就是一条，我们刚刚打完仗，战争创伤尚未医治好，经济还未恢复，入朝参战对我不利。下午，彭德怀由西安赶到北京，参加了主张不出兵的那一段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主张出兵，说得都有理，但别人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彭德怀因为不了解情况，在会上没有表态，但是一散会，他就跑到我这里，向我详细地了解上午会议情况。5日上午，毛泽东把彭德怀找去单独谈话。彭说，我想了一个晚上，觉得应当出兵。他慨然表示愿意挂帅东征。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力主出兵抗美援朝。他说，有人担心打仗会影响建设，这没有什么，打烂了，以后再建设就是了，等于解放战争胜利推迟了几年。如果让美国吞并了整个朝鲜，它随时都可以寻找借口向我挑衅、发动侵略战争，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否则会留下无穷后患。毛泽东接着把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正说着，师哲领着柯瓦廖夫来了，毛泽东就离开会场到丰泽园去见苏联客人。不一会儿，大约只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毛泽东又回到会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作出决定，由彭德怀挂帅，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毛泽东电告金日成我组成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入朝作战的决定，并请他“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同一天，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商谈有关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对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问题。斯大林一方面表示愿意提供16个志愿空军团给我志愿军作空中掩护，一方面又强调立即出动空军掩护有困难，至少还需要等两三个月才能准备好。由于苏联不能派空军给我志愿军空中掩护，周恩来不得不致电毛泽东再作定夺。由于出现这个波折，10月12日，毛泽东电彭德怀、高岗，指示志愿军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并请他们来京一谈。

正文 抗美援朝战争（4）

    彭、高到京后，13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出兵、不出兵问题展开复议。会上，毛泽东强调中朝唇齿相依，让美军进到鸭绿江边与我对峙未必有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终于下了出兵的最后决心。随即发电给周恩来：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火炮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美国将军哀叹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三个军和三个炮兵师分三路渡过鸭绿江。为了隐蔽，部队黄昏行动，拂晓停止。21日，“联合国军”攻占平壤，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极小，叫嚣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他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几天前已经渡过鸭绿江，正在预定地区布下口袋等着他。25日，北进的李伪军1师、6师先头部队遭我志愿军伏击，被歼千余人，揭开了抗美援朝的帷幕。从10月25日到11月5日，历时10天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15000余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稳定了朝鲜半岛的战局。

    骄横的麦克阿瑟吃了败仗，仍然主观地认为中国只是派了少量部队入朝以保卫自己的边防，因此，他重新集结兵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加快北进速度。11月24日，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总攻，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随后，他又在广播中要求他的部队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家过圣诞节。我志愿军采取边打边撤、诱敌深入、分割包围、伺机歼灭的方针，从11月7日到12月24日，历时40多天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共歼敌36000余人，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地区。

    第二次战役中，11月25日，我志愿军总部遭到美机轰炸，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名叫高瑞欣的同志不幸牺牲。一个多月以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把彭德怀关于此事的电报写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长叹了一声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毛泽东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毛泽东一度有下乡休息之意。

正文 抗美援朝战争（5）

    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建议我志愿军暂时休整一段时间。12月27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一、二次战役胜利后，已改变朝鲜战局，我已由防御转为进攻。敌虽士气低落，但装备仍占优势；我虽士气旺盛，但武器装备太差，交通运输严重困难，要改善这些条件，最快还须3至6个月才能逐步实现。战役继续向南前进时，敌人防线缩短，兵力集中；而我之供应线延长，新的困难亦随之增加。”但是，那时美国正在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阴谋。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印度等13个国家的停火提案，打着停火的幌子，企图阻挠我军突破“三八线”。毛泽东认为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因此，他没有同意彭德怀的建议。

    12月31日夜，我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到1951年1月8日结束，历时8天，前进80~110公里，解放了汉城，共歼敌19000余人。

    彭德怀认为，第三次战役美军是不战而退，他们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显然是诱我南下，造成供应线拉长，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故伎。这时，我军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装备差，无空中掩护，后勤保障能力弱，士兵携带的粮、弹只够维持5~7天。美军嘲讽我只能发动“星期攻势”。果然，1月25日，美军集结20多万兵力向我发起进攻，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历时87天，到4月27日结束。敌虽重新占领汉城，并把战线恢复到“三八线”一带，但我军大量杀伤敌人，共歼敌78000余人。

    在第四次战役中，彭德怀对我志愿军面临的困难心急如焚。2月21日，他回京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局。他乘坐的专机降落西郊机场后，马上驱车中南海。不巧，毛泽东在西郊玉泉山，于是他又折返西郊。这时，毛泽东已经午睡，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自闯入房间，将睡眠中的毛泽东唤醒，向他汇报朝鲜前线敌我情况和我志愿军面临的诸多困难。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陈述，经过认真思考后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就给了彭德怀一个相机处置的余地。2月25日，周恩来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作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彭德怀对当时国内同样面临很大困难考虑不够，片面强调后方支援朝鲜前线不力，甚至激动地站起来拍桌子，大声喊，你们去前线看看，看看志愿军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他们为谁牺牲？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一点困难吗？这次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问题作了许多重要决定，如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轮番到朝鲜前线参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能力；派高炮部队入朝以掩护志愿军后方交通线；号召各行各业增产节约、捐献飞机等。

正文 抗美援朝战争（6）

    3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擅自发表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的声明，被杜鲁门撤职，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如意算盘是重演仁川登陆故伎，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我志愿军背后登陆，使我军腹背受敌。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彭德怀提前发动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原计划是将敌人赶回北纬37度线附近，但因准备不充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役从4月22日开始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粉碎了敌人拟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9度平壤、元山一线的企图，歼敌82000余人，我志愿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第五次战役后，战争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呈胶着状态。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建议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美驻苏大使凯南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随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都先后表达了美国政府的这一意向。毛泽东立即把握住这一机会，6月3日，同专程来京的金日成举行会谈；10日，又派高岗同金日成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商；接着，派李克农离京赴朝主持停战谈判。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前后历时两年有余。

    谈判桌上是第二个战场。这期间朝鲜战场上处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两个战场同样复杂、激烈。前几天，我找到了李克农1952年7月12日从开城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当时谈判代表团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一斑。信中说：“1951年7月3日由北京出发总人数包括武装警卫人员不上60人，经过一年的战斗时间，现在扩大到640人。这个部队在毛主席和总理直接领导下，是经得起战斗的，同时经过一年来的考验多数同志也进步了，面貌也改变了，特别是对那些在美国得了学士、博士学位的同志们，实际教育意义更大。”来信还说：“敌人在中立区、会场区的特务活动，比以前更活跃，前天我们又在会场区设伏捕获敌特一名，附上敌人利用小孩在会场区做特务活动照片两张，以便你们了解此间对特务斗争的复杂情况。”

    朝鲜战场上停战的时候，我志愿军的装备已得到较大改善，实力有了较大增强。对此，彭德怀曾惋惜地说，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没有充分利用它给敌以重大打击就宣告停战了，实在可惜。他还曾设想，把我退出的地区作为缓冲区交给中立国家监督，那样会更好些。而在敌人方面，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后哀叹，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正文 庐山会议：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庐山会议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正文 庐山会议：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下..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已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五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十一人小组，限两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正文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上）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搜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指杨—作者注）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正文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中）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做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懵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正文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下）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正文 庐山会议：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保护“秀才”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的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

正文 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正文 庐山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正文 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搜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

    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

正文 “秘密录音”问题真相

    “秘密录音”问题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不仅是强加在杨尚昆头上的一大罪状，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

    “秘密录音”问题真相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正文 “秘密录音”问题真相：毛泽东亲自指示录音..     

    为了吸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就是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正文 “秘密录音”问题真相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正文 杨尚昆严肃对待毛泽东的批评    

杨尚昆严肃对待毛泽东的批评

    在座的中办老同志，围绕“秘密录音”问题，也纷纷发言。

    他们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要进行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会前，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今天我的讲话你们要录音”；1958年7月，毛泽东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要录音；1960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外出期间多次会见外宾，指示要录音，还叮嘱在发消息时，新闻稿要与录音核对，并需经他本人审阅，做到准确无误。

    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为此，杨尚昆郑重地召开了有中办各局、室、馆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但是，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上的讲话如果不录音，不留下点记录，就是失职。中央办公厅是要对历史负责的。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一）中央大型会议；（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这个建议本来是好的，但是，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尚昆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本来，毛泽东外出随行人员名单都需经汪东兴审定，这次带录音员随行也是汪东兴安排的。毛泽东说，这件事你给我查，你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乘专机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已由长沙到上海）汇报情况，但是，汪东兴却不让康、赖二人和毛泽东见面，对康、赖说，毛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谈的情况搞个记录送给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东兴说，主席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就让卫士长沈同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压在录音机底下作为背景，请摄影员吕厚民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人合影，一张是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赖就回北京了。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顾全大局，承担责任，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报告没有涉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

    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录音。他两次批评录音工作，是批评事先没有报告经他同意的录音，并非批评一般的“秘密录音”。

正文 “秘密录音”问题（5）

艰难的平反之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录音问题被林彪、江青一伙用作整人的武器，重提“秘密录音”问题并升级为“秘密窃听”。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在这份文件中，关于杨尚昆的主要“错误”第一条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很清楚，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杨尚昆的诬陷。录音，是机要室业务范围的一项正常工作，所有录音带事后都要整理成文字材料，形成一个正式文种名为《记录稿》。《记录稿》编号存档备查，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调阅过《记录稿》，这是有登记可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本来就是掌管党的全部机密的岗位，按照规定杨尚昆要阅看党的全部机密文件，以了解全面情况。所谓窃听、窃密，纯属无稽之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时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煞有介事地派人在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内各办公室、会议室普遍搜查所谓窃听设备，当然一无所获，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还将机要室进行录音工作所使用的录音机、受话器、电线等拍成照片，作为“秘密录音”的“罪证”装进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三人的档案。但他们却隐瞒了1961年毛泽东严厉批评录音工作时汪东兴等五人和录音机的四张照片。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窃听”一案株连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难以准确统计。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诬陷，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但是他们经过十多年的所谓审查，根本没有查出“窃听”、“秘密录音”、“盗窃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事实根据，而许多好同志却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窃听”一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杨尚昆也恢复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但是，1978年11月25日，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仍然坚持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对“秘密录音”问题有必要再认认真真地复查一次，以彻底澄清事实真相。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澄清了事实，调查结果认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尚未彻底澄清。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所加的各种罪名进行了认真的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1980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至此，“秘密录音”问题真相大白。

正文 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1）

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正文 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2）

    但是，1965年11月中央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却又很突然。11月5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任中办主任。对此，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我虽早有预感要被撤职，但来得这么突然，确实茫茫然。”11月8日，杨尚昆向汪东兴和当时在京的中办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质忠交代了工作。次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这次给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今后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广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杨尚昆。毛泽东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你有什么错误?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毛泽东还给杨尚昆布置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一是，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可以写个报告，提点意见；二是，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和国务院相矛盾的帮助理顺一下。毛泽东还对杨尚昆说，广东那么热，你到那里去干什么?现在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把你调到黄河流域搞个两三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互相打架。杨尚昆对毛泽东说，这个任务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可能完成不了，但会努力去做。从毛泽东处回来，田家英问杨尚昆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尚昆如实告之，田家英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毛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毛主席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那时，杨尚昆也已预感到要出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政治风暴。所以，他对曾三说：“曾三同志呀，这一刀砍下来先砍到我，你们也要准备挨整就是了。”11月9日，杨尚昆去周总理处谈话，对周总理说：“我在中央办公厅20年，虽然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没有做过反党的事情，也没有做过有损中央威信的事情。你是最了解我的，将来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如果有一天真的开除我的党籍，我也没有办法，但这是冤枉的，只要你了解我，我心里就踏实了。”周总理要杨尚昆放心，说不会那样，要他下去以后好好地工作，不要背什么包袱。最后，周总理一直送杨尚昆走出西花厅，才依依惜别。但杨尚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同周总理会面。

正文 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3）

    12月10日晚，杨尚昆乘坐中央警卫局为他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赴广州。我和赵宇田作为杨尚昆身边工作人员随行。搭车去广州的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和周梅英、赵仲实，加上列车员王景仁、刘满容共8人。当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上海参加毛泽东在那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离京时，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中央组织部李楚离、乔明甫两位副部长和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的同志和其他好友由于杨尚昆事先打了招呼，不让他们送行，所以当时的场面异常冷清。11日晚，火车到达长沙，由于前方列车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等人接到省委蓉园招待所休息。12日，杨尚昆等人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当晚，正在浏阳指导“四清”运动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了面。13日下午，杨尚昆等人到达广州，暂住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三天以后，陶铸从上海开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从他那里杨尚昆得知罗瑞卿出了问题。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正文 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4）

    5月22日，陶铸等人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向杨尚昆口头传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免去杨尚昆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陶铸等离开后，杨尚昆就把我和赵宇田叫去，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他的决定，并说他在中办20年，工作没有做好，还犯了错误，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接受中央的审查，问题总会弄清楚的。杨尚昆还说：“我想得通，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还说：“现在我要下去工作，你们就回北京吧。回去以后，中办会找你们揭发我的错误，你们认为我还有哪些错误，如实讲，不要有顾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尚昆反复讲，一切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从这时起杨尚昆的对外联系就被切断了。同李伯钊和子女的电话也接不通了。马甫倒是经常来看看杨尚昆，并要我和赵宇田照顾好杨尚昆的生活，叮嘱我们不要同时外出，杨尚昆身边要有人。

    5月23日，杨尚昆给邓小平和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调回北方工作，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打通。无法，只好把电话打给机要室，传去了一段文字：“小平、总理并常委：昨日陶、赵与我谈过，我拥护中央的决定。我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因广东潮湿而酷热，两臂的关节炎日益加剧，右手已抬不起来，治疗也无效，20天来每天中午发烧37

正文 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5）

    7月3日，杨尚昆上午去晋祠散步，忽传来电话说省委领导要来谈话，下午不要走开。中午l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发现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已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还有两个不知什么人，同我和赵宇田谈话，说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欧阳景荣走了，那两个人留了下来，和我们形影不离，过了一夜，又一同登上火车，7月5日晨到达北京。第二天，我们就被安排到“学习班”参加运动揭批杨尚昆去了。后来才知道，7月3日那天，杨尚昆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

    身处逆境意志弥坚

    1966年7月3日，杨尚昆开始被“监护审查”。起初，生活待遇尚可，配有服务员和厨师，只是失去了自由。12月25日，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从此，他开始被无休止地批斗，受尽摧残、折磨。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杨尚昆还是坚信党，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认真研读马列和毛泽东着作，时刻关心国家大事。1967年杨尚昆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最困难的日子，也记下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

    “1月15日。茶叶、收音机都收走了。没有收音机听，起床后只好散步，因天不亮看不见东西。下午读《人民日报》，周公宴会上欢迎卡博的致词和卡博的讲话。”

    “1月26日。右手指麻木，写东西不便。腰痛极了，坐卧不安。上、下午读毛选。”

    “2月4日。主席接见卡博、巴卢库，身体甚健康。下午读毛选。”

    “2月9日。旧历丁未年元旦。昨晚下了中雪，兆丰年!60周岁了!上、下午读报、毛选，第一卷已完。”

    “5月25日。以清茶一杯纪念联合生日（杨尚昆历来在每年的5月25日和他的次子杨绍明同时过生日，称“联合生日”——作者注）。小二你在做什么?勇敢地奋斗吧!努力做一个主席的好学生!”

    “5月30日。上午外出与专案小组谈话。头疼不安，坐着读书不方便，只好躺下读毛选。”

正文 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6）

    “6月19日。今天是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10周年，听了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蚊子咬人，午夜2时才睡去。”

    “7月8日。读《论持久战》，以纪念‘七·七’。未洗澡已两星期，据说澡堂坏了，擦身换衣服。”

    就这样，杨尚昆经受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监护”。

    1978年11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但是，这个审查结论留了尾巴。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再次进行审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干部也因杨尚昆的问题而受到株连。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中办的一大批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罪人”，中办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被诬为杨尚昆的“帮凶”、“爪牙”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杨家死党”。这些人整天挨批挨斗。田家英更是在被宣布为“反党分子”的第二天含冤辞世。对于这些情况，可以从1966年7月22日中办给中央的报告中窥见一斑。报告指出：“中央办公厅为杨尚昆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已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不仅原办公厅的领导核心烂掉了（杨和曾、田、龚三个副主任），而且下面几个主要单位的绝大部分领导骨干也烂掉了（如机要室、秘书室、办公厅直属各组、档案局、档案馆、特会室等）。多年来，杨尚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到目前为止，办公厅及所属各单位已揪出反党分子曾三、田家英、龚子荣、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何均、赖祖烈、裴桐、李欣、逄先知等24人。”

    多年后，杨尚昆很少向人提及他被免去中办主任后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那些因他而受牵连的同志，他并没忘记，他说：“‘文化大革命’我是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就是了。十年中，很多同志受到我的株连，受尽摧残、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我要向他们表示歉意。幸喜，这些同志今天大多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