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10 个新方向 [摘录]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摘录)
(美)约翰·奈斯比特
前言
从社会方面来讲，我们已经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而且仍然在进化之中。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期，可以感受到周围在动荡。然而，在这个有时候令人感到痛苦、感到不稳定的时期，美国正在进行无情的结构改革。
本书要论述的就是一个尚未完全成型的美国新社会。事实上，美国的结构改革已经改变了我们内在和外在的生活。本书的十个章节将分别探讨下列十个重要的结构改革方面：
(1) 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
(2) 我们正走向高技术与高情感的两个方向，人类会给每一种新技术都配上一种起补偿作用的反应。
(3) 我们再也不能安然地置身于孤立、自给自足的一国经济体系之内了；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自己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当我们从事新的任务时，我们已经放弃了美国必须保持世界工业领袖地位的想法了。
(4) 我们正在进行结构改革，从一个由短期考虑和短期报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向在处理事务时以更长期考虑为框架的社会过渡。
(5) 在各城市、各州，以及在小组织和分支机构里，我们又重新发现革新与追求成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自下而上的。
(6) 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在从向组织机构求助转为依靠自助。
(7) 我们发现，在立即可分享信息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
(8) 我们不再依赖等级制度，而赞成非正式的网络。对企业界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9)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离开北部那些老的工业城市，迁往南部和西部。
(10) 我们从一个个人选择范围有限的非此即彼的社会迈入一个多种选择的社会。
这些大的趋势并不是经常都非常清晰的。从新闻媒介，特别是从电视中看来，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由事件所组成的社会里：从一个意外事件到另外一个意外事件，有时甚至是从一次危机到另外一次危机。我们很少愿意停下来去注意这些事件背后的发生过程。然而，只有对大趋势或机构的重新改革有所了解，才能知道这些个别发生的意外事件是有道理的。
本书所注意的是能解释这个新社会的大趋势，或者说是它粗线条的轮廓。没有人能够很具体地预测这个新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企图详细描述这个新世界，那是科学幻想小说和未来学家的预言游戏，而那种预言游戏往往是既不正确又令人烦恼的。
预测未来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了解现在。
这就是本书的前提。
我在过去的十二年当中，一直为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工作，试图通过观察地方上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来了解美国的真实情况。因为把地方上所发生的事件集合在一起，那就是美国的动态。
不论纽约和华盛顿是如何自高自大，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是发源于这两个地方。
我在工作中发现，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新的思想和新的趋势都始于坦帕、哈特福特、圣迭戈、西雅图和丹佛等城市和地方，而不是始于纽约市或华盛顿特区。我和同事们根据地方报纸来研究这个国家。我们发现，趋势的发生是自下而上，而风尚的流行则是自上而下的。本书的结论得自对十二年期间的二百多万篇报道城镇事件的文章分析。
从这些纯属地方性的资料中，我看到一个新社会的轮廓正缓缓出现。
趋势是自下而上的，而风尚的流行则是由上而下的。
第一章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本书的内容是讲我们社会中目前正在发生的十种重大的变化。我认为，这十种变化中没有一种变化能比第一种变化——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更为微妙，也更具有爆炸性。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同美国各地的人们谈论过这个大趋势。有许多人坚决排斥经济可以建筑在信息上这样的观念。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尽管证据众多，他们仍然不承认工业社会已经结束了。我认为，这种强烈的情绪表明，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向过去辉煌的时代告别。
当然，我不是谈到信息社会的第一个人。这并非是什么新观念了。事实上，它已不再是一种观念，而是目前的现实。
信息社会始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正是美国工业的鼎盛年代。
一九五六年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繁荣、生产力旺盛、工业大幅度增长的年头。艾森豪威尔被重新选为总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正在复苏的日本，获准加入联合国；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电话正式启用。同时，威廉·怀特出版了《组织的人》一书(The　Organi－zation　Man)，精确地描述了美国工业社会的企业管理方式。
从表面上看，美国似乎是一个繁荣的工业经济社会，然而，一项很少为人注意的、带有象征性的里程碑却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九五六年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数字超过了蓝领工人。美国的工业社会要让路给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大多数人要处理信息，而不是生产产品。
第二年，——一九五七年——标志着全球性信息革命的开始：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正在成长中的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苏联人造卫星的真正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带来了航天时代，而在于它开启了全球卫星通讯的时代。
同样的情况，我们也误解了一九八一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发射成功和引人注目地返回地面所代表的意义，它对信息社会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空间探索的重要性。
人造卫星使得地球向自己内部探索。
今天的太空船可以载重六万五千磅，体积约等于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三百五十五倍，而且技术精确得多。过去，地球卫星系统的复杂部件一定要放在地面发射站。但是，新的航天飞机可以发射较大的人造卫星，将人造卫星地面站的功能带人空间。而目前的地面站可以装设在房子的屋顶上。
在我们有生之年，航天飞机要做的有关全球信息经济的事情，要比有关空间探索的事情多得多。
我并不打算贬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和哥伦比亚号开启太空的重要性。但是，人们还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是，人造卫星把地球已变成了马歇尔·麦克鲁汉所说的全球村。卫星时代并没有使我们朝太空发展，它反而使地球向自己的内部探索(麦克鲁汉认为，电视是促成全球村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通讯卫星)。
今天的信息技术——从计算机到有线电视——并未带来新的信息社会。早在五十年代末期，这个社会已在酝酿中。今日的先进科学技术只不过促使我们更快地投入已经存在的信息社会中去。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决策并未与现实相符合。这个趋势与本书所讲的另外九个基本变化一样，它的变化是如此之彻底，然而又非常微妙，容易使我们视而不见。有时，即使我们看到它的存在，但因为它表面上是那样的简单，又容易被我们所忽视。
然而，这种态度很可能危害到我们的企业、个人的前途和整个经济。举例来说，希望一个不是建筑在工业上、而是建筑在信息的生产和分配上的经济社会重新工业化，那简直是荒唐。如果不了解正在使我们社会进行结构改革的大趋势，我们只能根据过时的假设来采取行动。与现实脱节，将来必败无疑。
我们必须放弃执迷过去，而面对未来。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新信息社会以及它所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国家和世界的目标，使它与信息的新经济学相适应。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工业时代的结束。即使我们当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如果为此深感困惑、不愿抛弃过去，那么他们也无法描述即将来临的时代。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把它称作为“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个名称有些不伦不类。每当我们无计可施时，就习惯于给某个时代或运动加上“后”或“新”的字样。
现在情况很明显，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我在本书里始终这样称呼它(不过，丹尼尔·贝尔在这方面是最早、可能也是最好的一位思想家。我有许多看法都是来自他的文章)。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受到了误解。一些学者一再告诉我们，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是建筑在服务上的。乍看起来，这个观念似乎合乎逻辑，因为我们传统地认为，所谓的经济不是货物就是服务；既然我们大多数人已不再生产货物，自然我们就是在提供服务。
然而，仔细观察所谓的服务业之后，我们看到情况与此截然不同。绝大部分的服务业工作者实际上是在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自从一九五○年以来，所谓的服务部门减除信息或知识工作者之后，始终稳定在11%至12%之间。服务性工作的性质也改变了，目前已几乎没有佣人，却有了成千上万的速食业工作者。但是，从业人员的数目相当稳定，在传统的服务部门工作的工人大约占美国劳动力的十分之一。
真正增长的是信息业。一九五○年，只有17%的人从事信息工作、而目前从事计算机程序编制员、教员、职员、秘书、会计、证券经纪人、经理、保险行业人员、官员、律师、银行业和技术员等信息方面工作的人，已经超过60%。另外还有许多人在制造厂商公司里从事信息工作。大多数美国人的工作都是在创造、处理及分配信息。例如，在金融界、股票市场和保险公司里工作的人，都是在担任信息工作。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伯契报告说，美国目前只有13%的劳动力在从事制造业。
认清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由我们的工作所决定的，而我们的工作决定我们这个社会的类型。
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这就是美国的简史。
美国的职业发展史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举例来说，一九七九年，以统计数字来计算，美国职业人数最多的是职员，其次是工人，再其次是农民。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这就是美国的简史。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农民占美国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而现在只占大约3%。事实上，目前在美国大学里担任全日工作的人也比从事农业的人多。
次于职员工作的第二大类是专业人员，这种情况与新信息社会步调完全一致，因为在信息社会里知识是最主要的因素。自从一九六○年以来，对专业人员的需求大量增长，甚至超过对日益增长的事务工作人员的需求。
专业人员几乎都是信息工作人员——律师、教师、工程师、计算机程序编制员、系统分析员、医生、建筑师、会计人员、图书管理员、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护士、牧师等。当然，每个人都需要有某种知识才能做工作。例如，工厂的工人、机械员、焊接工、模具工等，对自己的工作都具有丰富的知识。区别在于，对专业人员和事务人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
一九六○年，将近七百五十万的专业人员占职业类别中的第五名，约为劳动力的11%。到一九七九年，这一类别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一千五百万人。占总劳动力的16%以上。
新的财富——技术知识
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比如说，在一百年前，很多人可能就已经知道怎样建一座钢铁工厂，但是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得到建厂所需要的资本。因此，进入这种经济社会就要受到限制。但是，丹尼尔·贝尔首先指出，在我们的新社会里，战略资源已是信息。它不是唯一的资源，但却是最重要的资源。信息成为战略资源之后，人们进入经济社会就要容易多了。
目前已经众所周知的英特尔公司的创办过程，就是一个好例子。一九六八年，罗勃特·诺斯和高登·摩尔与他们的前雇主费尔查德半导体公司分手之后，组成了英特尔公司。该公司以二百五十万美元起家，但是在财务资源背后的智力，使得他们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到一九八○年，该公司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八亿五千万美元。诺斯成为集成电路的发明人之一，而英特尔公司则以发明微处理机著称。
该公司的创办人诺斯非常清楚他们的战略资源是什么：
他谈到半导体行业时说：“这个行业和钢铁、汽车等不一样，它从来不是寡头独占的行业。它一直是个脑力劳动密集的工业，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工业。”
这是美国目前企业爆炸、出现了大量新兴小企业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九五○年，创立新企业的速度是每年九万三千家，而现在美国创立新公司的速度大约是一年六十万家。
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是创业精神最旺盛的时期。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创造新企业的人也在为其他人创造工作机会。在一九七六年以前的七年期间，有九百万新工人加入了劳动力行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其中，有多少人在被《幸福》杂志列为一千家最大的公司中工作？一个也没有。但是，有六百万人是为小企业工作，这些小企业大部分成立不到四年(其余三百万人是为州及地方政府工作，但不是为联邦政府工作。关于政治上的分权问题将在第五章中讨论)。
我们现在大量生产信息，正如过去我们大量生产汽车一样。
在信息社会里，我们使知识的生产系统化，并加强我们的脑力，以工业来做比喻，我们现在大量生产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
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
知识和宇宙中的其他力量不一样，它不适用于守恒定律：知识可以被创造出来，可以被毁掉，而最重要的是它有合作增强的作用，也就是说，整体的值要大于各部分的和。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
我们必需创造一种知识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理论。
大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Knowledge Theory of Value)所取代。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我们只需看一下美国最主要的输出品就可以了解知识的价值。在当前美国国外市场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美国公司却在毫无困难地大量出售其工业技术、专业知识和管理技术。
不过，目前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经济分析中已经注意到知识可以创造经济价值，但是大部分的经济分析仍然没有这种观念。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凡尼森进行了一项研究，寻找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对经济增长最有影响的有哪些因素。凡尼森得出结论说，大约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来自劳动力的人数增加和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工人可获得的知识面扩大。
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伯契证明，七十年代美国新开创的一千九百万新工作职位中——这个数字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只有5%在制造业；在整个商品生产部门只占11%。其余大约90%，亦即一千七百万个新就业机会不属商品生产部门。正如伯契所说：“我们正走出产业行业而进入思想行业。”伯契所得出的数字特别可靠，因为这些数字是由下而上，通过电脑分析了几百家公司而得来，不是由上而下只用传统的、简单方法观察总就业数字。
其他变化：时间与生活的竞争
美国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结构改革，其深刻程度不亚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化。
但是，两者之间有一项重大区别。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用了一百年，而现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结构改革只用了二十年。变化的发生是如此之快，使得人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人们不得不转而预计将来要发生什么。随着新的信息社会的来临，时间观念也有所改变。
在农业社会阶段，在时间观念上人们习惯于向过去看。农民根据过去的经验从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工业社会的时间倾向性是注意现在：出货、完工、就事论事、最低限度的目标等等。
我们必须向未来学习，正如从前向过去学习一样。
在信息社会里，人们的时间倾向性是将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它发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我们必须向现在学习如何预测未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了解趋势并非命中注定的；我们能够向未来学习，就如同我们从前向过去学习一样。
这种时间倾向性的变化，说明了为什么在七十年代专家和一般人都对未来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举例来说，一九六九年，授予某种与未来有关学科学位的大学有两所，而一九七八年则增加到四十五所以上。世界未来学会的会员已由一九六七年的二百人，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四万九千人，而致力于了解或研究未来的普及刊物和专业刊物也从一九六五年的十二种，大幅度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二十二种以上。
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存在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工业和信息社会。然而，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这三种社会的生活目标截然不同。在农业社会，竞争和对抗存在于人与大自然之间；在工业社会里，让人与人造的大自然进行竞争；在信息社会里，竞争与对抗出现在人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之中，这是有了人类文明以来的第一次。这增加了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往，出现了各种互相影响的沟通方式：打电话、写支票、写便条、留言、信件等。这也就是我们不得不仍然处于诉讼密集社会的基本原因之一。大幅度增加的个人交往，其中有些关系会恶化，结果诉讼案件增多。律师和诉讼不会到此结束，这是坏消息。
律师和海狸一样，他们进入溪流中，就堵住了溪水。
据《芝加哥太阳时报》报道，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八年间，律师的人数增加了14%，而一般人数只增加了6%。一九八○年，注册就读于美国法学院的学生有十二万五千多人。
五个重点
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其中有五件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记住：
·信息社会是真实的经济存在，而非抽象的思想。
·通讯和电脑技术上的新发明将缩短信息的流动时间，加快变化的步伐。
·新的信息技术将首先用来解决旧工业上的任务，然后逐渐产生新的活动、新方法和新产品。
·在这个文字密集(Literacy－Intensive)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但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在制造出日益低劣的产品。
·新信息时代的技术并非绝对的，它的成败取决于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后果。
信息经济是真实的存在。
如果我们要讲信息经济，就必须能用实际数字加以衡量。在全国的财富中，有多少实际是信息部门产生的？美国人当中有多少人靠从事信息工作取得生活来源？
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很可能会继续忠于我们直接感受到的经济现实——工业时代，生产有“真实”标价的“真实产品，我们就会把信息经济看成生命短暂的书面材料，只是商品生产部门的附属品。
证实信息社会确实很困难。要指出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经济社会，需要把非常详细的资料加以数量化和编辑整理。
幸运的是，信息专家马克·波拉特博士已在一项划时代的研究中提出这些问题，并且详细予以解答。波拉特在美国商业部的赞助下对美国的经济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为各项工作职务或工作岗位的部分职务，以及其经济收入究竟属于信息部门还是属于商品生产部门，还是属于其他部门，都进行了分类并定出标准。
波拉特表示：“明确指出谁是信息工作者，谁不是，可以说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主张。”不过，他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广泛的证据支持其结论，足以说服对信息社会抱怀疑态度的人。
波拉特在二百零一种行业中选择了四百四十种职业，分析了每种职业的信息职务，并排列出他们对国民总产值所作的贡献。难以定性的职务都被剔除，以减少研究结论的误差。
波拉特的研究异常详细。他首先选出容易辨认的信息工作，如职员、图书管理员、系统分析人员等，并计算其经济价值，称之为第一信息部门。据波拉特计算，美国一九六七年国民总产值中有25.1%来自第一信息部门，也即由生产、处理及分配信息商品和服务的经济部分生产。这部分包括电脑制造、长途通讯、印刷、大众传播媒介、广告、会计、教育，此外还有风险管理业，包括金融和保险等。
但是波拉特的研究还涉及其他研究人员感到无法下手的一些更加困难的问题。在制造业和其他非信息企业担任信息工作的人该如何分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企业按照会计的概念分成信息和非信息两部分”。
波拉特创造了一种新的信息类别，称之为“第二信息部门”(Sec－ondary　Information　Sector)，把非信息企业中所雇用的信息人员的经济价值予以数量化。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