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刑场上两枪未死 中共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5:24:09

叶青:刑场上两枪未死 中共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在国民党刑场上死里逃生的一名共产党员,最终竟成了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在中国革命的风云史上,一些混迹于革命队伍的不坚定者,甚至是叛徒,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而在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某些所谓“高级叛徒”竟由此前的“革命先锋”蜕变为反革命先锋和“反共理论家”,成为以反共著称的“学者”和“著作家”。

不同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猝然叛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于张国焘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为反革命特务而遗臭万年,曾经大名鼎鼎的革命先进任卓宣(叶青)以及郑学稼——这两人自从脱离革命后,热衷于从事所谓“三民主义”研究,以“学者”面目重新出现,并以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尤其叶青,可谓川剧“变脸”的活样板。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适、于斌之后,位列第57,即最后一名——笔者注)。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刑场上的“奇遇”:两次枪毙,“死”而复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化工)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一说为总书记),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经历。此后种种,大不同矣,其人亦以“叶青”的面目出现于世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叛变过程可谓极具传奇性。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