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因回答秋田草网友的一个问题引发的胡思乱想
文/亦忱
昨日，我设在和讯网站的博客上，有一位名叫秋田草的网友，在我的小文《五月花号公约：认识与理解美国的源头和钥匙》后面，写了这样一大段留言：
“我一直也在想一个问题：有许多人将中国目前的问题归结为文化的问题，他们的观点是中华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相比是一个逐渐衰落的文化，从大清帝国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来看，大清王朝注定了失败，相反所谓的海洋文明确在迅速的崛起！我的问题是：如果让美国人全部接受中华的文化，其结果会如何？希望能给一个答复。谢谢！”
虽然秋田草网友提的这个问题是个假设的有点出人意外的问题，但因为这个问题很值得玩味，我觉得有认真回答他的价值。
为了稍微了解一下秋田草网友的价值取向和为文的立意与趣味，我在动手写这篇回答他问题的文章之前，用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浏览了他放在博客上的所有文章。我看，在他的博客中，就有能够回答他所提问题的很好的素材。
一，
秋田草在他批评易中天的一篇文章中，把易中天记录自己最近在香港活动的一篇文章《香港答问》附在了自己的博文之后。我觉得易中天在香港的所做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就能够回答他所提的问题。
众所周知，易中天是目前大陆中国在央视因咀嚼《三国》而炙手可热的文化名人。他在大陆中国的文化沙漠中，就像一块绿洲一样引人瞩目。我如果说，他和另一位在央视靠咀嚼《论语》而暴得大名的女名人于丹，能组成当今大陆中国影视界乃至学界的男女双璧，应该是一个不必争论的结论。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易中天在香港说了些什么值得我来大段“抄袭”的话。易中天说：
我这次到香港，有两个任务。一是慰问驻港驻澳部队，二是参加书展，所以还乘船去了澳门。那天我们买的是晚上10点的船票。但是我们这些大陆来的没有经验，傻乎乎的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闸口（众笑）。这时，闸口的一位职员就过来告诉我们，15分钟后就有一班船，问我们要不要提前。我们当然求之不得。这位职员便帮我们改签了船票，又带我们坐升降机到另一个闸口，一直送到跳板前。我们很感动，一再表示感谢，这位职员却说了一句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话。正是这句话，让我读懂了香港。请大家猜猜看，他说了什么？
（众人猜测，均未猜中）
他说，我如果不把你们送上船，我这份工就没有了。
（3秒钟后掌声雷动）
这就让我想起了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的竞选口号：“我会打好这份工的！”（众人会意地笑，鼓掌）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谈阔论，只是实实在在地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我想，这大约就是香港的精神了（鼓掌）。对这种务实的精神我是有共鸣的。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品三国》，对媒体说过“观众不爱听就下课”的话，立即遭到批评，说是“敬业精神固然可嘉，雇员心态也暴露无遗”。我不知道“雇员心态”有什么不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不是雇员。今天在座的，有不是雇员的吗？既然是雇员，就该做好工作，唱那么多高调干什么？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遵纪守法，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那天下也就太平（热烈鼓掌），也就是和谐社会了（鼓掌）。因此，我认为，香港的这种精神，应该向全中国宣传、推广、弘扬（长时间热烈鼓掌）！
实话实说，如果是秋田草网友写文章能说到这个程度，也算是无懈可击了。可易中天是谁？他可是有资格去慰问驻港部队的大陆中国最牛逼的文化名流，所以，我们这些像秋田草一样的草根们就有资格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从易中天下的蛋里给它挑出骨头来。
自然，易中天在文中有说的很正确的话。比如，那位热情送他上船的人按雇主的要求必须尽早送他上船，否则工作不保，这很好理解：你拿了雇主一份薪水，得为雇主尽一份责任。可接着，易中天拿曾特首说事，就有点不伦不类了。曾特首作为一名当年港英当局的“打工仔”，有打工情结这很好理解。可他的竞选口号所说的“我会打好这份工的！”究竟是说给谁听，我想就是几百万香港人也一定是见仁见智吧。考虑到曾特首此次依然不是由香港几百万选民直选产生，而是小范围选举产生，曾特首这句“竞选”口号，与其说是喊给那些选举他的香港精英们听，不如说是喊给中南海里的炎炎诸公们听更合乎逻辑。
至于易中天所说的“观众不爱听就下课”的那些话，那就简直荒唐的匪夷所思了。那是他在听众的嬉笑声和掌声中巧妙地偷换了概念，从而把那些在港英当局统治下，被修理得智商低下却以为自己是所谓自由人的莫大嘲弄。事实上，且不说易中天能不能上央视去咀嚼《三国》关我这样的央式观众什么鸟事，那是因为我文化很低，从来就不看央视的《百家讲坛》，只要无意中一看这个节目就会打瞌睡。仅仅就易中天上央视的途径而论，他也根本就不是靠观众的推举而能到央视登堂入室，进而开坛讲课。就按他所说的，他作为雇员，也是央视请来的宝贝级雇员，其上课与下课与央视的观众有什么鸟毛关系啊？！易中天所谓“观众不爱听就下课”云云，就好比是说，一位你儿子的老师告诉你：我如果教不好你的儿子，你就同我离婚吧。我不知道秋田草网友是否看出了易中天所谓“观众不爱听就下课”中所包含的荒唐逻辑？
你看看，当今大陆中国最牛逼的文化人虽然确实是学富五车，但仅就其这德性而言，岂是美国人所愿意学的？
二，
平心而论，要谈论中国的文化问题，我是不够的，因为按时下大陆中国对文化人的定义，我其实是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要学历没有学历，要论文没有论文，更遑论所谓著作等身了。好在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是个好东西，使我这种下辈子都上不了央视的村野鄙夫也能够自不量力地侈谈中外文化问题。
在我看来，所谓文化，既复杂又简单。说它简单是，你怎么吃饭，怎么拉屎，这里面就有很高的文化含量。
现拿吃饭来说吧。史载，当年尼克松总统打破坚冰首次访问中国时，曾在著名的上海锦江饭店吃过一顿满桌佳肴的国宴，其中，一道螃蟹做的菜，在那位做菜能够巧夺天工的厨师遵从上意的操持下，为了令尼总统一干人吃得开心，居然用面粉取代了螃蟹的硬壳，结果，这道菜被宾主吃得精光，一点残屑也没有拉下。后来，有一位陪吃国宴吃这道菜吃上了瘾的美国记者，过了一段时间再次入住锦江饭店时，特意又点了这道菜，结果可想而知，他让螃蟹的硬壳硌痛了自己的牙。这，就是所谓中国的吃文化一个很妙的注释。
说了中国的吃文化，不说说美国的吃文化就不好玩了。据说，去年胡主席去美国访问时，曾去当今世界的首富比尔·盖茨家里做过客，吃过比尔的家宴。如果秋田草也看过比尔宴请胡主席及其随员的菜谱，想必一定会像我一样认为，美国人的吃文化简直可以用“寒酸”二字来概括：“一、烟熏珍珠鸡沙律；二、洋葱配牛排或比目鱼配大虾（任选其一）；三、牛油杏仁大蛋糕。”事实上，据我所知，不独是比尔的家宴，就是美国的国宴也只上四道大菜，再多一道餐前的开胃菜而已。这，就是美国的吃文化一个最顶级的注脚。
至于中美之间的拉屎的文化就不必说了，因为中国有文化的人几乎全都把自己家的木马桶改成抽水的瓷马桶了。我在此说，中国有文化的人在拉屎拉尿上已经真正全盘西化了，应该是一个不必争论的事实。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中国人在拉屎拉尿上向西方文化靠拢的进步意义。按照中国先贤们的见解，“道在屎尿之中”。中国文化的进步，在我看来，从怎么好好拉屎拉尿开始向西方学习，也是不错的学习路径。因为我实在没有道理不这样认为，既然中国人能学会西方人怎么拉屎拉尿，那也一定能够学会西方人怎么吃饭、怎么说话和怎么做事。
不知秋田草网友知道大陆中国为争取了加入WTO花了多少年功夫说服美国人打开大门？那是整整15年哪！中国为何要加入WTO？若是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大陆中国人决心要按西方人说话的方式和做事的方式，来做个像西方一样的人。自然，有人要说这是要“全盘西化”，也未尝不可。
三，
上面，我说到了“学习路径”这个词，其实，在当代政治学领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制度的路径依赖”。为了说清楚什么叫“路径依赖”，我又要开始“抄袭”别人的东西了。
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做：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了美国最先进的航天飞机推进器的直径。
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采用这个标准呢？
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
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
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
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损坏。
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那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
读者或许会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它最后回到了故事的题目：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了美国最先进的航天飞机推进器的直径。
众所周知，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了。
四，
有关制度路径依赖的理论，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所独创的经济学理论，他以此而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此理论后来被人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而逐渐成为一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显学。
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所作的论证，一旦人们在某种社会制度的初始阶段做了选择，遂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得一条道走到黑，其制度所具有的惯性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使得人们轻易改变不了前辈为自己所作的选择。
道格拉斯·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西方世界经济制度的演进，这为世人所公认，几乎没有那位经济学家对此做过有说服力的质疑。他以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乃众望所归。
在道格拉斯·诺斯看来，“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无论是一个事物或一种制度，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都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自“路径依赖”理论被道格拉斯·诺思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制度选择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等各个方面，而不单单是用他来解释和设计经济制度的变迁。根据我对这一理论的粗浅认识，中国的制度变革如果不从路径依赖中走出来，其前途是谈不上光明的，因为中华民族对商鞅所奠定的秦制度依赖中，到今天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了。若中国人不另辟制度蹊径，或借鉴西方成熟的、更文明的社会制度来重新设计国家制度，则大陆中国社会再次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重蹈覆辙，将是其难以摆脱的命运。
至于秋田草网友说，当代大陆中国有人说，中国的问题最要命的文化问题，我相信他一定能像易中天一样，可以“自圆其说”，但在我看来，它现在最迫切的其实是个制度问题：我们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究竟还能走多远的问题。
五，
最后，我对秋田草网友的回答是：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对外交往中都会给对方带来某种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中华民族因为被2000年来的国家制度所累，若不尽早走出既往的制度路径，则永远是跟在美国人后面当一个不及格的小学生。
所谓中国式的问题，与其说是文化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制度问题更切合当代中国的实际。
（2007-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