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事变中的千年机密？-文章-世界华人周刊

　　关于公元626年奠定“贞观之治”的玄武门事变，我们今天的“正史”多来自宋代《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里的记载，而非简单地依据《旧唐书》，这显然是从历史公正角度方面考虑的，毕竟《旧唐书》里的历史是李世民作为胜利者的历史。
“再三不彀”之疑
　　然而，无论从《旧唐书》或《资治通鉴》里，我们都注意到了事件中有“再三不彀”这样的字眼（《旧唐书》：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资治通鉴》：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即便是《新唐书》里也是如此记录：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在新华字典中，“彀”者为“使劲张弓”，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李元吉是还没有成功向李世民射出弓箭的，他是“三次拉弓都没有拉动，导致弓不上弦”，而非某些故事版本所传的“射了三箭都没有射中”。至于李元吉为何“再三不彀”，史料没有直接记载，后人猜测他是只是因为一时紧张失措、不够冷静而致，而李世民也简单地使用了“再三不彀”这描述，含糊掩饰了许多事情。
　　于是我们有了今天“玄武门事变”的通俗版本：李建成与李元吉经玄武门（唐内廷太极宫的北门）入朝，待走到临湖殿（玄武门外偏殿，为入朝必经之路，证明尚未进入玄武门），李建成发觉不对头，正想拔马跑回东宫时，李世民在玄武门城楼下出现，对他喊了一声（内容不详）。李元吉正要拉弓射向李世民，无奈三次都没拉开，这短短瞬间里，李世民一箭射杀了李建成。随后，尉迟敬德等七十人自玄武门外两侧的“北衙”杀出，将李元吉射下马（尚未死）。李世民射杀兄长后一时失措没控制好战马，战马跑向西侧树林，树枝将李世民刮落马下，一时无法起来。李元吉赶了过去，夺过李世民的弓箭（他原来的弓箭因拉不开显然已丢下），要以弓弦勒杀李世民。尉迟敬德赶到后，李元吉见势不敌，正想跑回附近的武德殿（即齐王府，玄武门外西侧的宫殿，为李元吉居所，与东宫相对应），被尉迟敬德射杀。事变发生后，齐王府及东宫的二千援兵迅速赶到，在玄武门外城楼下与张公谨等人发生了战斗，尉迟敬德则跑去向李渊禀报“作乱”事实，让李渊下令制止东宫与齐王府护卫的抵抗。
　　至此，整个玄武门事变过程就大致水落石出了：事变发生在玄武门外，李元吉并没向李世民射箭。但李元吉“再三不彀”的悬疑也因此留了下来，只是一直没为史学家所重视。
　　在探究李世民为何能成功发动玄武门政变的过程中，史学家根据魏征的资料找到了常何这个人。当时，常何身为玄武门守卫中郎将，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人，知道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曾建议李建成将其收拢为麾下心腹。可是魏征不知道，常何出身瓦岗寨，他与李世民的交情岂能轻易就被贿赂抹杀？因此，常何扮演了玄武门事变关键角色已成史界定论了，因为没有他，尉迟敬德等七十人又何能埋伏于“北衙”护戌要地？当齐王府及东宫的援兵赶到时，张公谨等区区七十人又何能在紧闭的玄武门外与两千人混战良久？因此，常何的士兵肯定是参与了战斗的，直到尉迟敬德带来李渊旨意、以李建成、李元吉人头示众时，战乱才最后停止。同样地，若非常何这“自己人”的存在，李建成二人当天也不会大意入宫，他们俩显然也不知道常何的“瓦岗寨出身”，要知道瓦岗寨的人一直都是李世民的“死忠”。
　　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中的角色得到基本确认后，剩下的就是“再三不彀”之疑了，这是史学界之前从未探讨过的。
常何的“北门之寄”与李元吉的箭艺
　　最先确认常何参与玄武门事变的史学家是陈演恪，他在巴黎图书馆发现了常何的墓志铭记录“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见陈演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因此首次有了常何参与政变的史料例证。但“北门之寄（应理解为寄托其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谋划中要完成的任务）”里面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墓志铭里没有细说，陈演恪也仅研究至此而已。可是我们别忘了，我们还有“野史”，一旦野史结合这些正史例证后，往往就能揭开许多谜团。
　　常何墓志铭里记录的内容显然是他临死前才透露的，而且写得也很简单含糊。不过既然曾经“透露”过，就肯定会有更详尽的内幕留存下来，而这些内幕自然只会来自他的家人，或者包括墓志铭的撰写人李义府。根据常家后人流传在民间的说法，我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推论。
　　原来，常何的确一直是李世民的心腹，李世民身为秦王的时候，他刻意将常何安放在玄武门就很有长远深意－－常何是出身瓦岗寨的人，若非出于“棋子”考虑的话，正常情况下，李世民早就会给他安排升迁了。在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经过仔细谋划后，曾经夜访常何，夜访的内容自然就是有关如何安排伏兵的事。但李世民与李元吉一起长大，他不会不知道，李元吉是“善射”的暴虐之人，自小就经常以射杀移动中的俘虏为乐，而弓箭正是他身上随影随离的武器。从这角度上说，李世民心里应该清楚，他自己的箭术是不如这位弟弟的。为了以策完全，李世民利用常何作为太子宫心腹成员的身份，在那天夜里同时给他交代了另一任务，就是偷换李元吉的弓。弓箭不象宝刀佩剑，通常没有固定配备专用的，常何知道李元吉的习惯，经常是出门前随手抓上一把弓就走了。于是在六月初四事变前夕，他利用自己的心腹身份偷偷更换了齐王府及太子府武器架上的弓箭，将其换成了经过伪装的大膂力弓－－表面上无法分辨，即使被李元吉发现了也构不成危险。所以，玄武门事变中，李元吉“再三不彀”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再分析李元吉其人的性格。以他自小射人为乐的习惯看，拉弓引箭应该是他习以为常的动作，又岂会因一时紧张“拉不动”呢？而且是“连拉三次都拉不动”，这显然就是弓本身有问题，所以在事件中无暇细想的情形下，他干脆将其丢在了当地（勒杀李世民时他身上已没有弓）。再分析他当时与李世民的关系，基本上是“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心理，试想他这样的暴虐之人又岂会在机会来临时“一时慌张”呢？如果说李世民在射杀李建成后一时慌张失态，这还说得过去，但同样的状况套到暴虐的李元吉头上就有些说不通了，他完全有能力象射杀移动中的俘虏那样射杀李世民。
　　所以，《旧唐书》里一直简单地以“再三不彀”描述当时状况，既反映了许多人都看到的事实，又掩饰了“为何拉不开弓”的问题，李世民在审查史官记录时自然也乐意通过，至于后人如何去想已关系不大，“一时慌张”应该是李世民很愿意看到的分析结果。
　　假如李元吉之前的“首发制人”成功，玄武门事变的一切谋划将会“一子落空全盘皆败”。李世民如此了解他的弟弟，以他的谋略智慧来说，如此生死一决的计划是不可能不考虑到李元吉的射箭本领的。只有事先知道李元吉这射箭高手的威胁已去，李世民才能如此从容沉着地一箭命中李建成，依此推断，常何后人流传的“野史”不但可信，而且很有说服力。“再三不彀”实际上是玄武门事变中的关键之关键，而相关的“换弓事件”才是常何最重要的“北门之寄”。总的说来，常何关闭玄武门大门、让守城将兵参与“平叛”，这些都是事变中人人均可看到的表面现象，而只有“换弓”这样的背后悬疑，才会令常何终生缄默，仅在死后才含糊透露出这“北门之寄”－－因为它才是“玄武门事变”存在储心谋划的铁证。
李世民是否在隐瞒“北门之寄”？
　　此外，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五年后依然是“中郎将”（贞观五年，中郎将常何荐马周），有人因此怀疑常何并无参与玄武门事变，否则他早该被一向赏罚分明的李世民加官进爵了。不过我却不这么认为，相反，我觉得这正是李世民一反常态的“欲盖弥彰”做法。他这么做正是为了让人觉得常何并无刻意参与事变，“玄武门事件”并不存在事前谋划，玄武门守将参与“平叛”战斗仅是本职所在而已。“常何荐马周”之后，李世民也只是奖赏了常何“锦帛三百匹”，似乎很有刻意淡化其功勋之疑，因此常何在临终前透露此事亦可算作“不满之举”吧。如此一来，《唐书》里不存在常何参与事变的相关记录就很正常了，因为李世民肯定要刻意隐瞒“储心谋划”这一事实的。另一论证是，公元626年为初唐时期，常何肯定只是刚升中郎将不久，为官一任十年八载是常事，如果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马上就给常何升官，这等于是向世人透露：玄武门守将常何参与了事变，事变是经过策划的。这就能理解，为何到贞观五年时常何还是中郎将了。李世民正是利用了人们对他“有恩必赏”的印象，以“反其道而为”的做法淡化了常何与玄武门事变之间的联系。
　　至于有人以“常何墓志铭”为小人李义府所撰为由否定它的真实性，我看此为多虑。正因那李义府乃笑里藏刀的阴诈之人，李世民极力掩盖的事情，他会不择手段一一揭露再正常不过，何况该墓志铭成于武则天时代，且有常何后人在场，他也没弄虚作假的必要。
　　对于玄武门事变，今天的我们不应以是否存在“储心谋划”去褒贬李世民，因为这事件中他无论从政治及道德角度都无可选择。我们只需要看到，作为皇帝，李世民已交足他的功课并拿了高分，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