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博古和李德最后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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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博古和李德最后的去向!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1904年4月出生于小商人家。   王明资质聪颖,6岁入私塾,8岁能为乡邻写春联。后入大王庙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六安第三农业学校,民国13年,他和进步同学共同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王明在1937年11月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先后撰写、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字则民,出生在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江苏无锡。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少年时家境清贫。其父不得不将城中耆英里的祖遗老宅卖掉,租凭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宁路112号)居住。秦宅宽敞,始建于清光绪末年。秦邦宪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进三间平屋,面积为八十九平方米,石库墙门后背装饰有砖刻“进德修业”四字。其父病逝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秦邦宪和弟邦礼、妹邦范,在母亲朱氏抚育下生活、读书。自1916年至1920年,秦邦宪在此居住了四、五年,先后就读于秦氏公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小。随后,秦邦宪赴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大学读书,参加五卅运动。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4月兼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

  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分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译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卡尔·马克思》等。

  晚年从事新闻事业,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13人因紧急公务,冒恶劣天气自重庆飞返延安,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他与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被称为“4·8烈士”。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副总编辑艾思奇、陈克寒在《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中,说:“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的最杰出的导师和模范    

  李德(1901-1974),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还曾用名李特罗夫。李德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大名鼎鼎、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最高三人团成员。

  李德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军事知识主要来自于苏联军事学院的课堂上的教材中。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却于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虽然说是顾问,可是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当时的李德俨然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因为他本身的水平有限,又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指挥一支兵力有限的军队同另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作战,加这他过于盲目自信,使得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发现了再跟李德及其忠实的合作者博古走下去的危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将他们赶下了台。在这之后,李德又以“局外人”的身份随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

  遵义会议后的一个个胜利,使李德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态度转变,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    到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1937年底,王明等人回到了延安。李德多次找王明和张闻天请求共产国际把他召回苏联。王明则竭力劝阻,苏联正在搞肃反,等待他的可能是流放甚至枪毙。李德暂时打消了回苏联的想法。但他还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去苏联。1939年秋天,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造成重伤。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李德同机前往莫斯科。李德结束了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回到苏联后,由于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有错误,李德被进行了审查。但他并没有受到残酷迫害,只是丧失了以前的政治地位。之后,他被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41年至1948年,李德在苏联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国际国内政策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德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回国后的李德成了德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除了编书、译书外,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了不少文章,主要有《关于出版德文列宁著作问题》、《列宁与军事科学》、《列宁著作<战争与革命>的序言和注释》、《军事专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百科全书》、《自由与社会主义》等,还将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一个人的遭遇》等文学名著译为德文。

  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就在这个时候,1964年5月27日,他在东德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署名文章,在其中的他大肆歪曲谩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公开向中国党及其领袖以至领导政策宣战。其代表作是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随后又对其作了大量初充修订,于1973年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成为了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和攻击主要文章。

  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在东德逝世,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