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的命运——访止庵-看书店变迁，读社会境迁

[大千世界]书店的命运——访止庵

    受访人：止庵

    采访人：坚白

    受【读品】委托，笔者采访了在京城文化圈里素有“读书家”之称的止庵先生，请他就“消失的书店”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感想——对于读书人来说，这个话题即使不算沉重，至少也够苦涩了吧。

果然，止庵兴之所至，如数家珍地列举了一大堆“消失的书店”，仅以新华书店门店而论，仅以现在二环以内地铁5号线沿线的新华书店门店而论，北新桥的一家没了，交道口的一家没了，东单的一家改成专卖教材的了，东四的一家前几年还在，现在也没了，据说是因为修地铁。中国书店的门店呢，虽说琉璃厂里不减反增，可是东单少了一家，东安市场少了一家，西单商场里少了一家，毕竟是淡出城市中心区了。至于专业书店、民营书店、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这些年消失的更是不胜枚举。

    止庵对某一家“消失的书店”的回忆，总是和某一本他觉得颇为难得的书籍的购买经历相关。在东四那家门面不大，但进深颇长的新华书店里，他觅得了诺曼·梅勒的《艳星梦露》，这本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的小书似乎从未在北京别的书店里出现过，直到现在也罕为人知；在今日西单图书大厦背后的一条小胡同里，他找到了大众文艺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在那里买到了弗雷泽的《金枝》，虽然是个节本，但也聊胜于无；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三楼，他花十块钱买下了卡尔维诺主编的《意大利童话》，当时还是八十年代初，他一个月用来买书的钱也就这么多。其实这些觅书挑书购书的温馨感觉，二十多年前曾经是许多人共通的情怀。止庵自称当年在一帮酷爱读书的朋友中间只是“芸芸众生”的一个，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能够坚持读下来的人越来越少，这才“水落石出”。二十多年来许多书店相继消失，也是同一原因。止庵曾在一篇题为《买书琐谈》的散文里说道：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买书的时候，也就是‘文革’以后，外国文学名著开始‘解禁’的时候。今昔不同，首先在于如今在书店里看见一本想要的书，无需急忙掏钱，过上两三个月，照样还能买到。从前可不行，一本书错过，也许第二天就买不着了。只好从书店门口的‘黄牛’手里买加价的，书本不贵，无非加三五毛钱而已，不过已是很大的百分比了。现在到处都卖降价书，九折八折不等，如果不着急，六到八个月以后，就可以在降价书市买到半价的了……随便找出一本二十年前的书，开印动辄几万、十几万册，还是一抢而光；现在很多书不过三五千册，居然卖不出去。”

    在采访中，止庵向笔者出示了他上万分册藏书中的一套16卷本的《契诃夫文集》（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书历时十九年方才全部出齐，这十九年里，止庵先后从不同的书店乃至直接向出版社购买，终于买齐。而这16卷印数的变化，亦足以为“能够坚持读下来的人越来越少”这一断语提供直观的佐证：

    第一卷，1980年6月出版，30000册。

    第二卷，1982年4月出版，27000册。

    第三卷，1983年11月出版，17500册。

    第四卷，1984年8月出版，15000册。

    第五卷，1985年12月出版，7000册。

    第六卷，1986年10月出版，3200册。

    第七卷，1989年6月出版，2000册。

    第八、九卷，1992年7月出版，2000册。

    第十卷，1993年5月出版，2500册。

    第十一、十二卷，1997年7月出版，4000册。

    第十三至十六卷，1999年7月出版，2000册。

    ——从三万册到两千册，坚持下来的只有十五分之一。市场需求如此，一时运会如此，书店又焉能不越来越少？

    然而“消失的书店”就一定是苦涩的吗？倒也不是。

    1984年冬天，25岁的止庵想读《古拉格群岛》。当时这套书出版已经两年了，但属于高级别的“内部发行”书，只有副局级以上干部凭工作证才能买到。止庵当时是《健康报》的一名记者，这家报社是局级单位，虽然进报社只有半年，求书心切的止庵还是鼓足勇气找到了一位领导，请他出面为自己购书。

   “《古拉格群岛》，这是什么书啊，你这么想看？”领导勉强答应了，却不免不太放心。

   “是地理书。”

    “地理书？那为什么要内部发行呢？”

    “因为里面有不少地图，和公开出版的地图不一样。”

    “哦，那你注意了。”

 
    领导施以援手，终于令止庵如愿以偿。那年冬天，虽然家里生着火炉，止庵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却如冰水浇背，结果发高烧卧床不起。回忆往事止庵微笑了：“到现在我还没有类似的经历，看一本书大病一场。”

    这套《古拉格群岛》是在出版此书的群众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买的，但这并非买书的常道，不能每本书都去出版社买。当年，要买“内部发行”书，最直截的法子是去主营此类书籍的“内部书店”。而如今，不仅“内部发行”的书越来越少，即使是注明“内部发行”的书，也不难在普通书店里买到，比如三联书店去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内部书店”已成陈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止庵最常去的一家“内部书店”，位于今日北京音乐厅往南的西绒线胡同7号，隶属于新华书店总店。这是一座朝南的楼房的一层，分为三间，西边一间小屋，居中一间大厅，东边再有一间小屋。楼上是办公区。任何人只要凭一张有抬头的公函纸，盖上公章，什么级别的公章无所谓，写上“兹介绍我单位某某前往贵处购书，请予接洽”，即可在西边的小屋和中间的大厅里购书。中间大厅出售的其实是在新华书店也可以出售的普通书籍，西边小屋里出售低级别的“内部发行”书，不消说，前面提到的《古拉格群岛》是不会在这里露脸的。东边的小屋却只有级别高的人才能进去，止庵只是在门口向里面窥视过，他倒是亲眼看见许多老干部由人搀扶着进到里边，那里想必都是高级别的“内部发行”书了。止庵在这家书店买下的“内部发行”书包括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苏联作家涅克拉索夫的《旁观者随笔》等，而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美国学者马克·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这本书他八十年代初买回家读了一夜，读完之后天都亮了。书里提到的很多人当时他都不知道，而他知道的很多人书里都没有，他对苏联文学的印象由此完全转变。不过他八十年代末便不再去那里购书了，不知道那座楼房现在是否还在，西绒线胡同则是早已成了大马路了。

    另一家“内部书店”位于东单三条靠近西口的位置，可能是隶属于北京市东城区新华书店，现已拆迁，完全不存在了。当年是一个坐南朝北的院子，院里一座相连两间的平房，没有多大地方。这里的书比较一般，止庵印象比较深的，是在这里买过莫泊桑的《不可抗拒的爱》（该书另有一个较为常见的译本《如死一般强》），这部小说当时也是“内部发行”，不知是何缘故，可见“内部发行”往往没有什么道理。

    东单三条这家“内部书店”的前身，或许即是早先位于王府井工艺美术大厦二楼的一家小门脸的书店，那是止庵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二三友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当时他还不知道西绒线胡同的“内部书店”，所以要买“内部发行”书便只能来这儿，诸如《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等。他还曾在这里见到过国内翻印的《知堂回想录》，但当时没买。这家小书店没过几年便不存在了，工艺美术大厦后来也拆了又在原址上重建了。

   “卡夫卡早在‘文革’前就介绍到中国来了，可当时是黄皮书，看不着，如果我在那时候就能看到这书，那我还看什么《金光大道》、《艳阳天》呢？当时我看了那么多中国小说和苏联小说，可是如果你把那黄皮书的书单子列出来，那我肯定不看这些书……”虽说是陈年旧事，但止庵的神情依然颇为激奋：“所以‘内部发行’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种禁锢，我处在文化禁锢的范围内，但它同时又是文化禁锢下的一个小漏洞，我那时为什么热衷于到内部书店买书呢？也是想尽量挤入这个漏洞。”

    作为止庵的晚辈，生于七十年代的一员，笔者聆听此言却别有感喟：当“内部书店”消失的时候，许多有价值的书店便随之一起消失了；当艺术创作不再有清规戒律的时候，艺术家便似乎再也创作不出伟大的作品了……也许，心灵总是在禁锢尚存的时候因为沉重而饱满，在禁锢消失的时候却因为轻盈而萎靡——难道这真是人类的宿命吗？

来源：【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