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骑闯天下 - 《老照片》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单骑闯天下

张博道

　　《摩托车》杂志要我写写自己五十五年骑摩托车的经历。可朋友们劝我，把摩托车的事情放一放，先把我独特的人生经历写出来。

　　我今年六十七岁了，按中国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已是夕阳西下一老叟。可我感到自己还正当年，棒着呢! 从十二岁开始学骑摩托车，现在我依然是美国加州金翼摩托车俱乐部的领头羊，何老之有?

　　1942年，我生于天津的天和医院，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七年，1979年跟随父亲当年的脚印来到美国，又闯荡了三十年。父亲张纪正，1905年出生在山东省潍县北乡大常瞳村，1937年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考取清华大学官费留美，在密执安州大学医学院学成后归国。母亲陈必弟(Betty Chandler)是美国人。似乎老天爷有意让我体会一下与众不同的各种历练，我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我在天津出生长大，最后到加利福尼亚州定居。“文革”中，我还到农村走了一回，拥有过农村户口，当过真正的农民。

　　回首往事，贯穿我一生的爱好，是对内燃机的着迷：凡是和内燃机沾边的东西，摩托车、汽车、游艇我都喜爱。所幸的是，我最大的爱好也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

启蒙之路 

　　刚开始接触摩托车和汽车的时候，我才十二岁。那时家里条件不错，父亲原是协和医院的胸外科专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天津开业。家里有一辆英国制造的Baby Ford小汽车，还有一台用剪草机的汽油发动机通过三角皮带传动的无变速摩托车，使用的是现在的人没听说过的“水银自动离合器”。这辆摩托车我开出去没几趟就坏了，原因是装水银的胶囊老化，水银跑出来了。从此，我和摩托车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有一个传说，天津第一批拿摩托车执照的驾驶员都不在了——大概是家长怕孩子骑摩托车编出来的。瞧我这不还是好好的吗？

　　我十九岁那年，在父亲支持下花一百五十元买了一个45cc的苏联机器，卡在自行车上，用链条拖动，能达到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可我仍嫌不够快，不过瘾，于是自己动手改造发动机，把缸盖换成永久103的，以便增加散热，加大压缩比，进气由曲轴换气改成活塞换气，扩孔加大化油器流量。由于当年没有地方买零件，很多零件都是我用手工自己制造的。机加工要托工厂师傅偷着当私活帮忙做。虽然还是45cc的发动机，可是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时六十公里。配上新马达后，车速是提高了，但却发现自行车架子刚度太低，承受不住，而且开着也不舒服。这就要自己重新设计做新车。那时天津有个早市可以买到天津自行车厂的下脚料，我用买来的钢管子做车架、前后避震器，后来干脆连油箱、排气管也用薄铁板敲打出来，后衣架也做的和杂志上的车型一样，既实用又好看，一上马路很是招眼，不少人都学我的法子仿造。但是他们开一阵子，连杆就烧坏了。这里有个窍门，就是一定要在连杆大头上加一个进润滑油的槽，他们却忽略了这一点。

　　中国那时在车辆制造上还缺少经验，我的车在天津算是一景。到了1965年，我在北京八面槽的委托行买了一辆二手的匈牙利却贝尔牌摩托车，已经非常破旧，无法开了。我把它一拆到底，把架子打磨光，用家里驱蚊子打DDT的喷子装上油漆，手推喷漆。瓦圈需要重新电镀，那时北京缸瓦市有家接受私活的电镀厂，我带上两个瓦圈、一个车把，天不亮从天津出发，骑上自制车去北京电镀。后架装不了那么多东西，我心里一急，就把一个瓦圈套在脖子上出发了，半路上硌得脖子好难受。当晚赶回天津，等第二个周末再去取回来。后来发动机上的活塞和环严重磨损，我碰巧找到了一个日本生产的Yamaha活塞和环来替代。这个日本活塞是一个工业展览会上的展品，让我给买来了。我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这辆匈牙利的“却贝尔”整得跟新车一样，非常漂亮。我还记得牌照是“津11684”，开到马路上十分引人注目。

　　可高兴了没几天，“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红卫兵开始抄家。“却贝尔”被红卫兵一眼看中，理直气壮地骑走了。这还不算，骑坏了他们就推回来让我修，修完再骑出去。我一年的心血，没几天就叫他们给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最后一次修理完，我对他们说：“再骑坏了就别推回来了，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就这样告别了自己摩托车生涯的启蒙阶段。 

不改初衷

　　由于继承了母亲的一半，自己从明白事儿之后，就知道我的长相天生与众不同。那时在中国外国人极其罕见，有时候，我装卸卡车都能在马路上遭人围观。到了“文革”，把我打成“里通外国”分子。我心里不明白，我招谁惹谁了？我们全家四口人被遣送到天津王稳庄公社小年庄大队当上了公社社员, 还把我们的城市户口改成了农村户口。白天干地里的活，其他时间帮村里修修东西。其实“文革”十年，我既不懂、也不关心人家折腾的那些事情。对农村生活的困苦，我也不是太在乎，只是想有机会学点技术。

　　机会终于来了，他们看我能修东西，调我到村办厂。为了改善生活，我协助农民在小年庄办了一个钢丝厂。为了建这个厂，我回天津找到从英国留学回国的钢铁专家、天津冶金材料研究所总工程师陈广生，请教如何建造好这条生产线。陈广生的母亲和民国元老何香凝是亲密朋友，一直住在香港，“文革”前汇来“侨汇券”，陈总在友谊商店买了一台50cc的日本铃木(Suzuki)摩托车，他只会骑不会修，我就成了陈总的专职维修工。作为回报，陈总尽心竭力教我拉钢丝的工艺。工厂投产后，生产和销售十分顺利。后来又加了一条镀锌铁丝生产线，产品还出口到了日本，赚了钱，原本很穷的小年庄变成了当地最富的村子。我也因此当上了副厂长，从此和小年庄的乡亲们结下到了今天也分不开的情谊。那时，乡亲们都叫我“大老张”，书记和厂长挺感谢我，很想进一步提携我。他们后来跟我说：“你这两年干得真不赖，我们寻思着让你入党，可是一调你的档案，与你不符，最好你找原单位澄清一下。”他们可真是一番好意！

　　“文革”前，我原在天津建设局公路处工作。那时天津杨柳青汽车发动机厂生产一种小四轮卡车，号称载重一吨，实际没太大的动力。因为发动机是仿日本大发三轮货车的1000cc双缸水冷发动机，只有二十五马力。当时正修津承公路，上山时拉满一吨货，车就爬不上去。基于自己改造摩托车的经验，在天津发动机厂的支持下，我把这种二十五马力的发动机改成三十八马力，解决了“小四轮”的上山问题。当初天津发动机研究所希望把我调到他们那儿去工作，他们认为我集工程师、司机和高级修理工的知识能力于一身。虽经多方努力，一直也没能调成。不久“文革”开始，这事儿也就泡汤了。虽然我下放了农村，天津知道我的人和单位，一旦遇到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还要找我去帮忙。有一次，我进城帮一单位修车，当时正在“批林批孔”, 还批一个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导演的“反华”电影《中国》。人们对外国人都很警惕。那时修完车，也不能给钱，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没条件洗澡，就请我去澡堂子洗个澡。那天我骑了我弟弟的轻骑摩托，管存车的老头一看来了个“外国人”，就报告了派出所。后来我才知道，来监视的警察也跟着脱光了跳进澡堂子，以就近侦察我们都说了什么。后来他们以我拿不出驾驶证为由，把我带进派出所。他们问我是什么人，我告诉他们我是公社社员，还特意用浓重的天津口音回答。折腾了一阵，第二天才还给我车，放我走了。其实我对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那时在城市边上，往往有“未经许可，外国人不得超越”的告示牌, 我常被警察拦下来。由于我的北京话、天津话都十分地道，又随身带有工作证，通常看过之后也就放行了，但也有例外。有一次，我和弟弟骑小摩托车去东陵看古迹，路上被拦住，那人并不是警察，只是个管保卫的，给他看了工作证也不行，非要打电话到天津公安局查查不可。他们的电话是老式的，要用手摇，摇到总机才能打。我只能耐心等，耗了一天的时间，终于接通了公安局的电话，天快黑了才放我们走。

　　我搞摩托车、汽车、内燃机，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我母亲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成为华籍美人(有时她自称“滑稽美人”)，到北京的外文局工作。局长金丰看了我的小摩托车大为欣赏，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当知道我是一个社员后，他大为意外，直说不符合政策规定，是浪费人材。他问清了我所在公社和大队的名称，不久我就得到通知，让我回天津，又上了城市户口，回炉成为国家职工。 

南方之旅

　　1979年，我们兄弟姐妹拿到了美国护照，商定由我先去美国闯江湖、打天下。说起那本美国护照，也有一段故事。我母亲虽然认识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但她希望我们多为中国尽力，一直不告诉我们大使馆的电话号码。最后，这号码还是让我妹妹翻出来了，我们就和大使馆联系上了。1979年初，我和我小弟每人骑了一辆摩托车去大使馆，我骑的是陈广生的那辆日本铃木，那天我穿了一件皮夹克，车也快，先到了门口。警卫以为我是美国人，就放我进去了。我弟弟骑的是济南生产的轻骑摩托，穿中国大棉袄。我在院里老也等不着，就又开回门口，见他在外边，我说：“你怎么不进来？”他说：“他们不让我进。” 我说：“那我怎么进来了？” 警卫问：“你是哪国人？”我说：“中国人。”警卫命令道：“那你也出去！” 一转眼，我和我弟弟一样也给“戳”到门外边了。没办法，我找了一个地方打公用电话，交四分钱打给原定接待我们的领事谭盛格(John Tkacik)。谭领事让我们马上去，他说他穿白衬衫在门口等我们。再回去，果然见一个美国人，很显眼，大冬天不穿外衣，在外面等我们，领带被风吹得飘来飘去。我们跟着他，直接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我查到了你们的旧档案。你们母亲生你们时是美国公民，因此你们全可以做美国公民。我下周调职离开这里回国，今天只有你们两个人来了，但是你们一共是五位兄弟姐妹，那就先办你们的。他们的手续，我已经委托了下一任领事办。”就这样，我们拿到了前往美国的证件。以后我们再也没见到过谭盛格，但是常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他现在是华盛顿一保守派智库的头儿。

　　我和我弟弟离开中国前，去看望了在南京的亲戚，也去我父亲的出生地山东走了一圈。我继续借骑陈总的铃木，我弟弟还是开他的济南轻骑，我们一起去江苏和山东旅行。那时和现在不同，公路不好走不说，加油要到当地石油公司办过境车辆的汽油票，而且济南的油票只能在济南加，所以我们还要随车带油桶。那时没有合适的旅行包，为了多捆东西还要稳当，我就在后架上捆一个洗衣搓板，再用一块厚布单子，把修车工具，如扳手、钳子、打气筒，还有补带的胶皮、胶水，连同洗漱用具，顺序裹在里边。最后用绳子捆在车后边。住旅馆要单位证明，我们没有，也没什么钱，累了就在农村的稻草堆里忍一夜。最担心的是一旦被农民发现，我们的长相有点不好解释。我们在无锡探访了兰花大王沈荫椿，沈先生介绍他的名贵兰花时说:“这品种值一千块。”我弟弟听不懂无锡话，十分惊讶地问：“这能值七块？”他连七块都嫌贵，何况沈说的一千块？引得沈先生跳着脚地强调：“什么七块？是一千块！”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沈先生和我们都住在旧金山湾区，是彼此熟知的好朋友。沈先生在兰花、山茶花、杜鹃花和微型盆景等领域的研究，已经名扬四海。我们从上海经无锡回头去山东，是从江苏东部沿海走的。经过济南时，我们还去看了因为母亲而认识的两位前“联合国军”战俘。他俩在朝鲜战争之后，拒绝返回祖国，定居在济南，娶了当地的中国太太。

　　此次南行的重头戏，是探访我父亲的故乡——山东潍县的大常瞳村。乡亲们全来看我们，他们都觉得中国第一个做开胸手术的张纪正大夫是村里的骄傲。来认亲的人也挺多，但大都是远亲。有个白胡子老头，我们只管叫他“哥哥”就可以；但又来了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屁孩子，我们倒要叫他“叔叔”，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看了父亲当年游泳和打泥仗的水坑，特别去看了他童年时放风筝掉进去的水井。当时若非风筝线露在外边，被拾柴的四福发现，赶紧把我父亲从水井里救出来，中国就少了一个外科名医，我们也都不会到这世界来走一趟。四福是父亲的救命恩人，父亲成了医生，就把四福大爷安排到天津工作。这趟故乡行，让我们饮水思源，体会到了淳朴亲情的可贵。

美国三十年

　　最近，一位武汉的朋友——张新卫厂长来美国出差到我家玩。他对我的总结是：一座房子、两个人、三条船、四辆摩托车、五辆汽车。我太太抱怨说，这些年家具没怎么置换，可车船买得院子里放不下，都搁到马路上去了。没法子，我实在就是好这口儿。车子在别人手里，到一定的时候就报废，可在我手里总能保养得十分好。每部车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历史，我舍不得扔，就让张厂长给编顺口溜了。

　　1979年底，我刚到美国旧金山时，由父亲的老友齐守愚先生接机。齐先生是天津名人、利生体育用品公司的创始人。齐先生待人热情豪爽，妻子也是美国人。他们平时住在东海岸北卡州教堂山市，还养了几匹马。一次，七十岁的老夫妻俩开车不慎从山上滚到山下，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从车里爬出来没受伤，他们教导我一定要系安全带。我熟悉了几天情况，就到一家英国人开的规模不大的机械厂上班，干机床的活儿，很快就站住了脚。最初是骑自行车，等到了1980年初攒了点钱，就买了一辆铃木GS425型摩托车，双缸425cc。从天津陈总的50cc铃木，一下子开上了425cc大铃木，感觉这车不但大，而且有力气。这辆车到现在跟我三十年了，已经行驶了八万公里，其间只换过一套活塞环，车况完好如初。

　　两年半之后，IBM招人，我去应聘，进了这家全球著名公司的设备车间工作，让我大开眼界。其实我在青年时代并没能接受到正规教育。这有我自己的原因，小时候淘气，对于汽车充满好奇心，从十三岁起，下了学就泡在我爸爸的医院救护车队，看人家修车，找机会学着开车。加之我的长相常遭同学逗弄，精力放在课外比课内多。等过了1957年，我父亲给打成右派，我想进大学的可能性就非常渺茫了。因此我工作得很早，知识是靠在工作中自己琢磨，靠从业余爱好中自学，靠请教有知识和有实际动手能力的人积累起来的。

　　在IBM，有一位工程师对别人说，假如他不幸流落到一个荒凉的小岛，这时他最需要什么？他会说他最需要的是“巴第”（我的英文名字），因为“‘巴第’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也能把东西做出来”。听了他的话，我很高兴。1950到1980年代，中国因陋就简的思维方式和白手起家解决问题的方法，给我打下了宝贵的基础。在IBM工作期间，起初我只是个一般技术工人。有时图纸下来，我发现了问题，就去找工程师探讨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一来二去，自然就引起了注意，我的工资和级别一步步提了上去。更重要的是IBM给我机会去进修，最后把我提升为高级设备研制专家。我的一项发明申请了美国专利。对我一生影响很深的两句中国谚语是“持之以恒”和“艺不压身”。

　　在美国，我对内燃机的爱好转化成夏天开船游览风景和滑水、冬天开车上山滑雪，春秋天开摩托车游走于山水之间。从南到北，由西向东，我跑过北美洲许多地方，但让我最念念不忘的，是1981年去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城，看望当年留在北京的朝鲜战争美国黑人战俘亚当斯。他在1953年停战之后留在中国，和中国姑娘刘林枫结了婚。“文革”期间，他们离开中国，回到了美国。我开车去孟菲斯看他们，大家都很高兴。他们在该地黑人区开了一家中餐馆，生活得挺滋润。中国菜的味道很对当地人的胃口，加上价钱公道，因此生意兴隆。但餐馆的窗户都安有铁栅栏，说明治安状况不大好。有趣的是，常有熟识的顾客朝厨房里探头探脑，见是刘林枫在炒菜，他们就放心；一旦换了亚当斯掌勺，便会调侃他：“你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家伙，能炒好中国菜？”

尾  声

　　从我十二岁第一次骑摩托车，五十五年时光已飞逝而去，但我对摩托车的爱好仍不减当年。我的绰号叫“船长”，也有人不叫我张博道，管我叫“长不大”。我是金翼摩托车俱乐部会员，每逢周末集体出行，十几辆同类型的1800cc和1500cc本田金翼摩托车一字排开，随心所欲、威风凛凛地飞驰于山傍水侧，给我的满足，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我买了各种各样的新车，我开的大排量摩托车和当年的38cc、45cc或日本的50cc车，已经难以相提并论，但我还是十分怀念年轻时那些艰辛的岁月，特别是“文革”中，我们一家人被遣送农村的那段时光。朴实的农民，不因为我的长相和被说成是被改造分子，而对我另眼相看，我们互相帮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按当时的规定，四口人只分配一间屋，老乡们便帮我家加盖了一间；我帮村里车水、开拖拉机、办拔丝厂赚了钱，改善了大家的生活，他们真心感谢我。乡亲们知道，我深深感激父亲对我从小的启蒙教育和一生的关爱。因此在1984年10月父亲去世时，村里人用车拉了花圈到天津祭奠，情同一家。2008年我们回天津探亲，乡亲们把我接到村里，热情招待。因此，每当我驾车到美国西海岸的山上，举目遥望故乡天津和小年庄时，怀念之情，便会油然而生。

照片说明（按顺序）：

1947年，作者与母亲、两个妹妹的合影。

1946年，作者与母亲在天津马场俱乐部。

1959年，十七岁的作者。

1979年，作者在山东蓬莱阁。

1979年，作者在苏州。

初入IBM，作者在车间里。

2007年，作者与他的金翼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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