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吴迪：从德热拉斯到王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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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迪：从德热拉斯到王年一 时间:2010-08-13 作者:吴迪 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德热拉斯教我如何论世，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王年一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 我读鲁迅要感谢“文革”。1966年6月，北京四中倡议废除高考，正上初二的我，坐在教室里听那喇叭里的义正辞严，心中窃喜——这回可好了。
学校不上课，同学们先是跑北大、清华抄大字报，随后就是满世界串联。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当不上红卫兵，加上生性孤僻，就一个人闷在家里似懂非懂地读鲁迅。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钉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大字“鲁迅语录”。
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
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许！”
“凭什么不允许？”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
我们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告了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厕所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不安地等了几天，红卫兵没来。我又继续这个大工程。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个本本东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极痛苦的发现——外屋的小书架上，竟立着一本1946年出版的《鲁迅语录》。编者宋云彬，竖排，上下两编，上海联益出版社。细细一比，我辑录的好多语录都在上面。我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来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说起这件事，她居然问我：“是吗？有这事？”
鲁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图阅览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选集》，装模做样地捧读那精装的大厚本，很觉得自己有了学问。可是不论是李大钊、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高尔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都比不上鲁迅给我的影响。下乡插队时，跟胡风的公子张晓山成了朋友，他给我一个评价：你小子喜欢冷眼看人。
如果接受美学接受的话，我很想请它就我的性格做一番解剖学的研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所理解的鲁迅被我或真或假、亦正亦邪、不知不觉地贯彻到方方面面：对主流的反感，对一元化的厌恶，对辛辣简约文风的推崇，对我行我素的酷爱，以及为人处世的尖刻孤冷，滴滴点点似乎都与鲁迅有关。
那是一个无书可读却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1972年，我回京探亲，去西单买书，转了半天，选了一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本想带回内蒙古铸锻厂细细研读，没想到，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还没点亮，就被欧洲的老牌修正主义的一本“黑书”永远地打入冷宫。
这本“黑书”就是密洛凡· 德热拉斯写的 《新阶级》（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身为铁托的战友，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德热拉斯在功成名就之时，以匪夷所思的勇气当上了主义的叛徒。他批斯大林，大挖其思想体系的病根。我平时借书都按时还，那一次失了信——德热拉斯那骇人听闻的思想给我洗了脑。农村的贫困，工厂的凋敝，干部的苦闷，林彪的出逃，知青的迷茫和无处不在的假大空，被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轻轻点破。我激动得发抖，恨不得生吞每一个字。整整两天，我伏案抄书，几乎又做了一本德热拉斯语录。
我读鲁迅的时候，是13岁，读《新阶级》，是23岁。如果说，鲁迅告诉我做什么人的话，那么，《新阶级》则告诉我如何认识这个世界。我不参加批林批孔，不参加宣传队。除了工会组织的篮球、羽毛球和象棋比赛，所有的活动我都躲得远远的。《摘译》、《自然辩证法》、《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类拔萃之辈》、《六次危机》、《斗争之路：米高扬回忆录》、《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多雪的冬天》、《白轮船》、《落角》等当时的内部读物陪伴着我。
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正是这本“黑书”，把我卷进一桩“现行反革命”大案之中。那案子的四名主犯是我的同班同学，首犯则是与我经常见面的“插友”。案发之初，内蒙古公安厅的同情者传出口信，我半夜扒车跑回北京求援。当我为了逃票，钻进两节车厢之间的拱形顶棚时，在灰尘、蛛网中，我不由得想起了《新阶级》中的一段话：“一个公民，经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表示他不是一个敌人，就好像在中世纪时，一个人必须时时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诚一样。”三十多年后，北大教授印红标将这个案子冠以“理论通讯”之名，写入他的博士论文《失踪者的足迹：“文革”期间的青年思潮》之中。
2007年秋，我回呼市，当年的工友、厂团委书记，现在的某集团老总对我说：“真佩服你的高瞻远瞩，在‘四人帮’最牛的时候就知道他们长不了。”我说，因为当时我看了一本书。他说，怎么不给我看看？我一时语塞，含糊支吾，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我心里明镜也似：要是真给你看了，你的厂团委书记就得泡汤，没了这个台阶，要登上集团老总的宝座，恐怕也难。
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德热拉斯教我如何论世，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李曾说过，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知识少而忏悔多”。李的一位博士生则认为，李乃历次运动汰洗下幸存的一颗含金量最大的沙粒。“沙粒”是谦辞，“含金量最大”为知言。李先生多产且多面，其思想学说虽有游移、有瑕疵，但在当代学人中，给我启发最大，其三部“思想史论”（编者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如此深入我心，以至于为我写序的孟犁野、陈墨二位仁兄都认为，我那本《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竟然带有电影史论的味道。
因此，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念研究生时，听到中文系某教授厉声斥责李泽厚不是东西的那一刻，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事后想想，这也不奇怪——“文革”中群众斗群众之所以如火如荼，很大程度是因为那样的革命释放了人性之恶。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李先生大约要戴一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吧？当他在台上弯腰挂牌做喷气式的时候，我估摸，一定会有“革命知识分子”冲上去愤怒地揭发他的反动言行，而更加愤怒的小将们则会因此多赏他三拳两脚。
前两年，社科院评院士，亦即所谓的“学部委员”。晓山名列其中。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评的？为什么没有李泽厚？晓山说，大所两个，小所一个，基本上由所长副所长包了。我颇为李先生鸣不平。后来一想，确实不该评他。至于理由，这里就不说了。
李泽厚有句名言：“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照此说法，王年一先生就不该写《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人民出版社，2009）。可王先生不但写了，而且还影响深远，颇得好评。以至于欧美、日本都惦记着翻译此书。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把火，是一个路标，它燃起了我改行的心火，它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看完这本书，我做出了一个貌似悲壮实则幼稚的决定——告别电影学院的教职，投奔到王先生的门下——那时候，王先生与他的同道们正酝酿着建立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那个“大动乱的年代”。
后来的事，我在一篇悼文中写了。简言之，王先生赍志而殁——研究所吹了，他主编的大辞典出不来，给我的书序也没来得及写。
人以群分，书以类聚。上面说的书是我的基本读物，这种读物有一个神异之处，它们会呼朋唤友，凝聚同类。久而久之，我的书架子就被这些读物的嫡亲旁系所盘踞。但是，那本40年前购于西单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仍旧穿着红彤彤的封衣，以“见证者”的身份，傲然屹立其间——它在用其“零阅读”的悲剧命运，证明着那个时代的贫乏和我的愚昧。
学校不上课，同学们先是跑北大、清华抄大字报，随后就是满世界串联。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当不上红卫兵，加上生性孤僻，就一个人闷在家里似懂非懂地读鲁迅。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钉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大字“鲁迅语录”。
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
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许！”
“凭什么不允许？”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
我们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告了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厕所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不安地等了几天，红卫兵没来。我又继续这个大工程。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个本本东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极痛苦的发现——外屋的小书架上，竟立着一本1946年出版的《鲁迅语录》。编者宋云彬，竖排，上下两编，上海联益出版社。细细一比，我辑录的好多语录都在上面。我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来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说起这件事，她居然问我：“是吗？有这事？”
鲁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图阅览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选集》，装模做样地捧读那精装的大厚本，很觉得自己有了学问。可是不论是李大钊、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高尔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都比不上鲁迅给我的影响。下乡插队时，跟胡风的公子张晓山成了朋友，他给我一个评价：你小子喜欢冷眼看人。
如果接受美学接受的话，我很想请它就我的性格做一番解剖学的研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所理解的鲁迅被我或真或假、亦正亦邪、不知不觉地贯彻到方方面面：对主流的反感，对一元化的厌恶，对辛辣简约文风的推崇，对我行我素的酷爱，以及为人处世的尖刻孤冷，滴滴点点似乎都与鲁迅有关。
那是一个无书可读却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1972年，我回京探亲，去西单买书，转了半天，选了一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本想带回内蒙古铸锻厂细细研读，没想到，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还没点亮，就被欧洲的老牌修正主义的一本“黑书”永远地打入冷宫。
这本“黑书”就是密洛凡· 德热拉斯写的 《新阶级》（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身为铁托的战友，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德热拉斯在功成名就之时，以匪夷所思的勇气当上了主义的叛徒。他批斯大林，大挖其思想体系的病根。我平时借书都按时还，那一次失了信——德热拉斯那骇人听闻的思想给我洗了脑。农村的贫困，工厂的凋敝，干部的苦闷，林彪的出逃，知青的迷茫和无处不在的假大空，被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轻轻点破。我激动得发抖，恨不得生吞每一个字。整整两天，我伏案抄书，几乎又做了一本德热拉斯语录。
我读鲁迅的时候，是13岁，读《新阶级》，是23岁。如果说，鲁迅告诉我做什么人的话，那么，《新阶级》则告诉我如何认识这个世界。我不参加批林批孔，不参加宣传队。除了工会组织的篮球、羽毛球和象棋比赛，所有的活动我都躲得远远的。《摘译》、《自然辩证法》、《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类拔萃之辈》、《六次危机》、《斗争之路：米高扬回忆录》、《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多雪的冬天》、《白轮船》、《落角》等当时的内部读物陪伴着我。
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正是这本“黑书”，把我卷进一桩“现行反革命”大案之中。那案子的四名主犯是我的同班同学，首犯则是与我经常见面的“插友”。案发之初，内蒙古公安厅的同情者传出口信，我半夜扒车跑回北京求援。当我为了逃票，钻进两节车厢之间的拱形顶棚时，在灰尘、蛛网中，我不由得想起了《新阶级》中的一段话：“一个公民，经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表示他不是一个敌人，就好像在中世纪时，一个人必须时时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诚一样。”三十多年后，北大教授印红标将这个案子冠以“理论通讯”之名，写入他的博士论文《失踪者的足迹：“文革”期间的青年思潮》之中。
2007年秋，我回呼市，当年的工友、厂团委书记，现在的某集团老总对我说：“真佩服你的高瞻远瞩，在‘四人帮’最牛的时候就知道他们长不了。”我说，因为当时我看了一本书。他说，怎么不给我看看？我一时语塞，含糊支吾，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我心里明镜也似：要是真给你看了，你的厂团委书记就得泡汤，没了这个台阶，要登上集团老总的宝座，恐怕也难。
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德热拉斯教我如何论世，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李曾说过，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知识少而忏悔多”。李的一位博士生则认为，李乃历次运动汰洗下幸存的一颗含金量最大的沙粒。“沙粒”是谦辞，“含金量最大”为知言。李先生多产且多面，其思想学说虽有游移、有瑕疵，但在当代学人中，给我启发最大，其三部“思想史论”（编者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如此深入我心，以至于为我写序的孟犁野、陈墨二位仁兄都认为，我那本《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竟然带有电影史论的味道。
因此，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念研究生时，听到中文系某教授厉声斥责李泽厚不是东西的那一刻，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事后想想，这也不奇怪——“文革”中群众斗群众之所以如火如荼，很大程度是因为那样的革命释放了人性之恶。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李先生大约要戴一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吧？当他在台上弯腰挂牌做喷气式的时候，我估摸，一定会有“革命知识分子”冲上去愤怒地揭发他的反动言行，而更加愤怒的小将们则会因此多赏他三拳两脚。
前两年，社科院评院士，亦即所谓的“学部委员”。晓山名列其中。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评的？为什么没有李泽厚？晓山说，大所两个，小所一个，基本上由所长副所长包了。我颇为李先生鸣不平。后来一想，确实不该评他。至于理由，这里就不说了。
李泽厚有句名言：“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照此说法，王年一先生就不该写《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人民出版社，2009）。可王先生不但写了，而且还影响深远，颇得好评。以至于欧美、日本都惦记着翻译此书。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把火，是一个路标，它燃起了我改行的心火，它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看完这本书，我做出了一个貌似悲壮实则幼稚的决定——告别电影学院的教职，投奔到王先生的门下——那时候，王先生与他的同道们正酝酿着建立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那个“大动乱的年代”。
后来的事，我在一篇悼文中写了。简言之，王先生赍志而殁——研究所吹了，他主编的大辞典出不来，给我的书序也没来得及写。
人以群分，书以类聚。上面说的书是我的基本读物，这种读物有一个神异之处，它们会呼朋唤友，凝聚同类。久而久之，我的书架子就被这些读物的嫡亲旁系所盘踞。但是，那本40年前购于西单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仍旧穿着红彤彤的封衣，以“见证者”的身份，傲然屹立其间——它在用其“零阅读”的悲剧命运，证明着那个时代的贫乏和我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