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地方统计造假乱象的背后

   统计数据是政府、相关部门判断形势、做出决策的最重要依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有些统计数据却屡遭质疑。从房价涨幅到居民收入，从物价水平到经济增速，人们对相关数据的议论越来越多，有的数据甚至明显和大多数人的感受相悖。对此，有关部门往往解释为统计方法不够健全。这是肯定的，不过半月谈记者在河北、辽宁、河南、安徽、广西等地调查发现，统计造假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有的地方为了领导政绩，有的地方迫于考核压力，有的地方需要平衡关系……这时候，修改统计数据无疑直接而方便。为什么没人监督？为何屡禁不止？由此又带来怎样的民生之痛？本期专题带您一起关注。

　　

　　漫画：统计数据造假

　　一个贫困县的“数字造假”揭秘

　　半月谈记者 张洪河 王永前

　　太行山腹地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县，去年一般预算收入不足亿元，政府运转、工资发放等2/3要靠上级转移支付。近两年来，在保定市“工业西进”战略的促动下，这里掀起了招商引资热潮，一个个“重点项目”蜂拥而至，一笔笔“巨额投资”纷至沓来。然而，在听起来令人振奋的“政绩”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数字造假。

　　投资几百万，吹成数亿元

　　7月28日下午，驱车从阜平县城西行40余公里，半月谈记者来到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长城岭。这里有一个阜平着力打造的市重点建设项目——长城岭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原以为建设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没想到却冷冷清清。一条写有“热烈欢迎领导莅临检查指导”的横幅扯落在地，几间活动板房孤零零地立在山腰间，旁边堆着两垛砖头，还有一点建筑垃圾。除了天上偶尔飞过几只鸟，空旷的工地上连个人影也看不到。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里已停工多日，看门人几个月拿不到工资，早气跑了。聊起这个项目，一名村民气愤地说：“去年刚开工时热闹过一阵子，后来就不听动静了。如今这个项目老板整天开着越野车乱转，好多天也不来工地一趟。”

　　就是这样一个连“半拉子”工程都算不上的项目，阜平县政府却上报说完成投资超过1亿元。而据知情人透露，算上景区内拆迁、蓄水池建设以及地基建设，投资不过300万元，上报的数字超过实际投入30倍！

　　而在城南庄镇石猴村，记者看到了另一个“吹”起来的市重点项目——年产6000吨“唐人知粉”系列食疗保健产品项目的“庐山真面目”：一片约40余亩的荒地上杂草丛生，两排简易房内空空荡荡。记者以慕名而来的投资者的身份，与看门人老白攀谈起来。

　　“我们想在这个项目上投点资，不知还有没有机会？”

　　“有，有，我帮你联系。”说罢，老白用手机拨通了老板的电话。一番通话后，他告诉记者，老板在县里住，一时过不来，想谈合作可去县城，老板很欢迎。据老白介绍，老板原是县里的领导干部，很有本事，退下来后搞了这个项目，项目用地是征的耕地，一期40多亩，听说二期还要征500亩。

　　“征地每亩补偿多少？老百姓满意吗？不会因为有意见引起争执吧？我们怕合作后会遇到麻烦啊。”记者故意担心地问。

　　“不会，不会，一亩补3.5万元，都很满意。”

　　然而附近一名村民却无奈地告诉记者：“虽说拿到了几万元补偿款，但看着这么好的地荒着，实在心疼。也不知道项目何时开工，老这么荒着算怎么回事呀？”

　　据记者调查了解，该项目计划总投资5亿元，由于资金短缺，仅完成了征地、场地平整等事项，投资不过几百万元，县里却上报完成投资近2亿元。

　　春利奶牛养殖项目是阜平引进的省重要项目，上上下下都很重视。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货真价实的项目，阜平县在上报时依然不忘注入水分。记者在春利农牧业公司看到，奶牛养殖场厂房已基本建成，但没有一头奶牛。据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前期基建投资1000多万元，奶牛要到今年九十月份才能从澳大利亚空运过来，先订购了350头，每头约3万元。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这个项目前期投资不足3000万元，但县政府上报时却将完成投资额增加了2倍，达近1亿元。

　　这类在统计上做手脚的项目还有不少。县政府一名干部透露，红金贡酿酒有限公司技改及扩建项目，到目前连购买旧酒厂款加在一起也不过1000余万元，上报时却说完成了5000万元。据了解，在阜平所有的重大项目（房地产除外）中，80%上报的完成投资额有水分。

　　完不成重点项目 “乌纱帽”有被摘之虞

　　阜平搞重点项目“大跃进”并非空穴来风。2008年9月，保定市做出“工业西进”战略决策，以西部太行山区工业率先发展带动该地区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水平。

　　作为传统农业县，阜平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走工业强县之路。这一点，县里领导干部的认识很深切。

　　今年2月2日，阜平县县长徐志清在县人代会上提出，要强化“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坚持把项目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力争在大项目、好项目上实现新突破，以大项目拉动大投资，促进大发展。7月30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保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使招商引资更有吸引力，县里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如“零地价”、领办制、代办制、包办制等。

　　应该说，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现代工业发展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在统计上玩“数字游戏”、往项目投资里大肆“注水”却与科学发展的要义严重背离。其背后，是不合理的考核体制在作祟。记者手中有一份保定市《关于进一步完善重点项目建设考核机制和考核办法的实施意见》，其中一条规定：年末，根据年度综合考核结果，每类县排位第一、二名的分别给予100万元和80万元奖励。排位倒数第一位的第一年给予黄牌警告，第二年调整主要领导工作岗位。

　　正是在这种考核体制下，经济实力在保定倒数的阜平县开足马力，既“重点抓项目”，又在统计上造假，去年居然取得了同类县（第三类）第二名的“骄人”战绩，获得80万元奖励。

　　尽管对上造假，但阜平县发展改革局局长孙子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一些项目投资进度不快，如长城岭项目、“唐人知粉”项目等。

　　那么，阜平县统计造假是如何一步步出笼的呢？知情人告诉记者，具体操作中，县发展改革局将实际完成的投资额上报到县政府。之后，县领导开始会商。这时往上报多大数额，就决定县领导有多少“政绩”。他们会四处打听其他区县的情况，衡量自己所处的位置，最后由主要领导亲自决定所报投资数额。此时，投资额往往是实际投资额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当地统计部门的干部看到数字后，也被惊得面面相觑。

　　因为造假比较“成功”，阜平县受到了保定市的表彰，今年又提出争取第一名（同类县）的口号。

　　为何县里有关领导对造假会心照不宣呢？县里一位退休老干部一语道破，这是因为大家都绑在一只战船上，县里排名靠前，大家利益均沾，否则都脸上无光，甚至挨批评，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前程。

　　如此造假，难道上边就没有监督、检查吗？一名了解内情的乡干部说，现在许多监督、检查都是走过场。对于那些水分过大的项目，如果遇到上级来现场检查，就随便编造个理由说堵车过不去了，反正招待好了上边来人，谁还会因为公家的事跟你过不去呢？

　　

　　统计数字成了“玩面泥”的游戏

　　半月谈记者 范春生 杨玉华 秦亚洲 王军伟

　　据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2009年底，在某省的几次内部会议上，有领导提出当年GDP是否要过2万亿元大关，进入全国“GDP 2万亿俱乐部”的问题，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滑，经济形势明显不如往年，如果最后仍然宣布GDP大幅增长并突破2万亿元大关，容易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甚至质疑。

　　虽然这个省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公布的2009年GDP没有突破2万亿元，但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统计数据可以不实事求是，GDP似乎成了“玩面泥”的游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说，统计数据失真往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调查样本和范围不同出现误差，这是技术性问题；另一种是人为导致的失真，包括统计造假、随意填报统计数字、不具备采集条件却上报数据等。

　　“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都有‘三本账’，对外公开是一本账，向上级部门汇报是一本账，自己私下还留有一本账。比如一个地方遭受了洪涝灾害，上级民政部门来了，当然是将灾害数字报得越大越好；总结抗洪成绩时，报的数字往往又会偏小。”顾海兵说。

　　采访中，一名基层官员向记者表示，现在习惯数字考核，基层最怕上级不给明确数据任务或指标，只要给了，无论如何都要“完成”。

　　记者采访某省夏粮生产时发现，之前统计部门和农业部门已协商上报国家小麦播种面积数据，但是今年夏收时持续的阴雨天气，将小麦主产区的抢收打了个措手不及。上级要求各地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所有的在地小麦面积全部报上来，以便确定农机需求和调度。汇总新报上来的数据，比之前居然多了近100万亩。记者就此多次询问农业部门，有关人士说，前一数据是农业部门与统计部门共同协商后报国家的，后一数据是各地所报抢收面积汇总而成的

　　招商引资也是统计造假的重灾区。2007年10月26日，河南省新乡县宣布，中国首个严格按照欧盟标准进行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的项目正式启动。同时，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将“中国食品工业养殖示范基地”的牌匾授予新乡县。

　　当时的宣传称，这一项目旨在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可溯源的饲养模式，促进生猪生产。在借鉴欧盟生猪养殖经验和技术的基础上，最终确立我国生猪养殖业的最高标准。作为基地建设的第一步，新乡县将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欧中联合商会共同启动建设年存栏10万头生猪的养殖项目，基地规划面积10～15平方公里，周边不建其他工业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

　　今年6月，记者赶赴新乡县，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年存栏10万头生猪的基地。咨询了当地招商、畜牧等部门，得到的回答多是：“有这个项目吗？”“我们怎么不清楚？”……

　　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系列被“注水”的统计数字，可谓触目惊心，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官场浮夸风”：

　　——东部某贫困县实际财力下滑持续多年，通过“空转”手法，财政收入指标却连年攀升，空转数额达4000多万元。这是责任考核下的“魔方数字”；

　　——为争取“养羊扶贫先进县”奖金，中部地区某县摆假场面欺骗检查团，根据“需要”上报山羊饲养量。这是利益驱动下的“儿戏数字”；

　　——中部省份某镇大搞“万亩黄花菜工程”，菜苗到农户手中时已腐烂变质，实际栽种成活的仅5亩，一些农户血本无归。这是形象工程下的“血泪数字”……

　　除传统的手段外，近年来统计造假又添了“新花样”。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恒告诉记者，现在有些地方官员不是拿笔直接改数据，在前面加个“1”、在后面抹掉个“0”，或者授意别人去改，而是将指标分解，通过层层施压，从源头上造假。市里县里压给乡镇，乡镇压给企业，让企业按照上面的要求报。比如说本地今年经济增长率要达到20%，就让企业必须增长25%。某地一个乡政府，去年年初已经给当地企业下达了20%～30%的增长计划，到了十一二月份，又给企业再次追加任务。文件最后一条要求企业按照下达的任务上报，万一出了问题由乡政府承担责任.

　　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

　　统计造假的背后是变了味的考核体系在作祟。顾海兵说，一名新市长上任后，自然要求统计数字做得比上任好看。“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对政绩的考核决定着市长的位子。“问题的关键是看市长对谁负责，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

　　辽宁省某建筑科研单位的一名干部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2008年底至2009年初，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一些地方面临“保八”的紧迫任务，而房地产等重大开工项目对于能否完成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然而对于东北来说，由于气候等因素，并不适宜在冬季继续开工建设，但由于有上级的“硬性”要求，各地也就有了相应的对策。

　　他说，当时自己作为检查团的一名成员，来到某市检查开工建设情况，而该市为了应付检查，花钱雇用社会闲杂人员或农民工等，制造出一批人在工地上忙碌施工的景象。上级人一走，雇来的人也就一哄而散，场面十分滑稽。

　　西部某省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一年的产值有800多万元，但当地政府在“保八”压力下，要求每季度都要报2000多万元产值，这样一年下来，公司的总产值达到近亿元，虚报了10倍还多。

　　“其实我们也不想报那么多。市里的领导找统计局，统计局找经贸委，经贸委又找到我们，而我们又归经贸委管。经贸委的领导告诉我，其实他们也很为难，但是没有办法。”这名负责人说。

　　在目前考核体制下，数据与一些政府官员的政绩息息相关，因此，为了取得“政绩”，不惜层层“涂脂抹粉”，大玩“数字游戏”。此前，国家发改委在给全国人大呈递的报告中，列举了我国GDP的地区汇总数据与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据差距较大的五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近些年来，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记者最近在东北某地采访时，就听到了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

　　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辽宁某地一名县委书记道出了其中的“潜规则”：“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指标，并且下什么指标都绝对能完成。怎么完成？有的地方拆东墙、补西墙，提前征税。比如说对一家企业今年应征300万元税款，但政府要征400万元，提前把下一年的部分税收也征了。今年的经济指标是3000万元，实际完成了3700万元，那么就把700万元留下来，算到下个年头。”他还反问记者：“现在有些地方，把‘乌纱帽’和数字挂钩，不完成高指标就要‘摘官帽’，就要‘一票否决’，不造假能行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政绩需要，统计造假还有多重原因。

　　有的是为了不丢面子。西部某省财政厅一名退休干部告诉记者，他在任时，经常有市委书记或者市长打来电话，询问财政收入增速排在最后一名的是哪个市，如果自己排在最后一名，下一季度报上来的财政收入增速肯定会增加一些。虚报财政增速的市也不敢报得太高，但大家都不愿当最后一名，总觉得脸上无光。

　　有的是为了突出亮点。西部某省一地级市领导在一个非公开场合透露，2009年省里为了突出一个国家级经济区的“领头羊”地位，将这一经济区所属城市的GDP增速调高，而他所在市的GDP增长速度本来排在前列，因为这一原因“被靠后”了。

　　有的是为了平衡关系。一名基层统计局干部告诉记者，该市下辖各市、区、县的经济增长数据，需由各地领导一起开会协调、商量，最终出来的数字，要尽量让各地都能接受。

　　辽宁省一位从事统计工作的专家表示，如今统计工作抗干扰能力很差，统计数据由地方统计部门搜集和汇报上报，地方统计部门的干部也主要由地方管理，经费也主要依赖地方。而统计数据又与干部的奖惩、升迁密切相关，如此一来，统计数据就成了反映各级领导的“政绩单”。这张“政绩单”又由领导自己任命和管理的干部来填写，统计工作的独立性很容易遭到破坏，这是制度设计上的漏洞。

　　危害不可估量

　　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宝龙有在基层政府和司法机关工作多年的经验，在转行当律师后也代理过一些行政诉讼，对“统计造假”有着切身体会。他认为，受统计造假危害最深的当是普通老百姓。

　　最近科技部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至少有5成已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不合乎条件，是靠虚假材料“操作”上去的。

　　据记者了解，要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需要同时满足多项条件，包括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等。但据从事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代办的中介机构透露，这些统计数据都可以在表上随便填，有些省区市需要社保部门出具证明，但很容易仿造，大部分地方甚至什么证明都不需要。

　　“伪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骗取了国家资源，却不产出成果，使纳税人的钱财白白浪费。

　　更严重的是，统计数据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各级政府据此下判断、做决策、订规划，企业和公民据此安排生产生活，如果数据失真，很可能带来全局的和不可估量的影响。

　　安徽一名高校毕业生告诉记者，学校对毕业生的就业率层层分解到学校院系，与毕业班辅导员的考核息息相关，必须达到一定就业率才不会影响老师和院系负责人的考核。为此，辅导员和院里天天盯着他们找工作，而且不问好坏让他们随便先签一个再说。

　　“我们学的是广告，但很多同学在学校的一再催促下，临时找个卖车卖保险的工作，有的甚至干脆找个地方代签协议，先应付学校的要求，自己再慢慢找。”这名毕业生说，长此以往，谁还关心表面光鲜的高就业率背后掩盖的矛盾？谁还会再去研究毕业生就业真正存在的问题和隐忧？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势必越积越多。

　　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程子林说，如果因为统计数据失真，没有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导致中央和各地形势判断不准，调控措施不到位，就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质量。GDP增长1个百分点，就是3000亿元，这是实实在在的财富。GDP是新创造的价值，新创造的价值都要分配，没有创造出来就没法分配，损失最终要由全国人民来分担。

　　专家表示，一边是民众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质疑不断，一边是一些地方造假不止，这不仅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对干部形成了错误的导向——只要场面热闹、数据漂亮，就能步步高升。一味如此，必然使某些领导干部只热衷于应付检查、编造数字，而把真正的民众呼声、民生诉求抛诸脑后。

　　来自权威部门的回应

　　半月谈记者 何晏

　　面对近年来公众对各种统计数据的质疑，国家统计局往往处在风口浪尖上。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司法部联合部署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工作。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一直是各方关注的话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专访了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恒。

　　记者：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公众对统计数据的质疑？

　　刘恒：质疑并不是坏事。质疑反映出公众对统计数据越来越关注，反映出统计数据与公众的生活越来越密切，如果公众对统计数据不闻不问，对统计发展未必是好事，可以说质疑为我们改进统计工作提供了动力，这是其一。其二，质疑表明统计工作确实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统计指标方面，近年来广受公众质疑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就很值得我们检讨。这些指标有的是多年前制定的，沿用至今，虽然仍有其作用，但已难以全面反映全社会工资水平、失业状况，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

　　其三，质疑提示我们，必须加强统计知识的普及和统计数据的诠释工作。质疑统计数据应该说是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统计数据往往反映的是平均数、中位数或总数，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状况来评判统计数据。从现实看，很多因素包括不同的调查方法都会对数据质量产生影响。所以，普及统计知识，诠释统计数据，非常重要。在发布统计数据时，把数据来源、调查方法、计算方法、指标口径和数据精度以及数据可能存在的缺陷告诉公众，是争取公众理解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回应质疑、减少质疑的有效方式。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努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这次执法大检查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展的，可不可以说就是为了回应公众对统计数据的质疑？

　　刘恒：这次统计执法大检查的直接背景，是去年国家出台了对我国统计工作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法一规”，这就是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统计法和去年3月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制定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新统计法适应统计工作发展需要作出了许多新规定、新要求，《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为治理统计工作环境提供了有力武器。这“一法一规”颁布实施一年多来，执行的如何？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执行中存在什么问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些可以说是这次执法大检查的直接目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新统计法的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障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制定《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更是为了有效治理在统计上的弄虚作假行为。通过开展大检查进一步推动“一法一规”的贯彻实施，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切实发挥出它们在改善统计环境、治理统计数据方面的作用，为了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维护政府统计的公信力。从这个角度看，开展大检查也可以说是为了回应公众对统计数据的关心和质疑。

　　记者：公众最担心的就是大检查走过场，如何保证大检查取得切实成效？

　　刘恒：这也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大检查开始后，社会公众确实非常关注，期待大检查取得实效，期待在打击统计弄虚作假方面取得成果。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大检查走过场，符合社会期待，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我想关键的有两条：一是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和支持大检查。二是扎实开展抽查工作。我们提出要将面上的抽查和点上的抽查结合起来，要求各级统计执法大检查办公室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抽查小组，深入基层，深入乡镇，深入企业，深入查找问题。找到、找准了问题，才能找到、找准改进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才能保证大检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新统计法专门增设了“监督检查”一章，大大增加了统计违法行为种类，加重了统计违法的法律责任，也为我们加大执法力度提供了法律保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统计法创设了领导人员在统计上失察的责任，规定领导人员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要依法给予处分。《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也规定，领导人员对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严重失实的统计数据，应当发现而未发现或发现后不予纠正的，也要依法给予处分。根据这些规定，今后领导人员不仅不能直接实施统计违法行为，如自行修改统计数据，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编造虚假数据，打击报复统计人员等，而且还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严重失实的统计数据承担责任。

　　记者：统计造假的危害不言而喻，那么该如何建立预防统计造假的长效机制呢？

　　刘恒：反对和制止在统计上的弄虚作假，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从思想教育、制度环境、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

　　从统计工作的角度，首先我们必须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切实贯彻实施好新统计法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严肃追究统计造假责任人的责任。其次，要完善统计管理体制，强化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的工作机制，努力抵制、排除对统计工作、统计数字的干扰；再次，要加快统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行“联网直报”，通过网络让企业直接将源头数据报送到国家统计数据中心，减少中间环节，挤压造假空间。此外，要加快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在调查方法上更多地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数据采集上更多地采用调查员入户调查，同时要不断完善数据审核、评估的方法和手段。

　　更为关键的，是要改进干部考核工作，淡化GDP在考核中的分量，避免以往那种片面追求规模、速度的观念，将考核的重点更多地放在质量、效益、结构上，放在民生、环境和社会发展上，建立健全以科学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干部评价考核体系，引导广大干部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民意在干部考核中的作用，毕竟，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虚假数字是难以长期欺骗人民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