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追寻怎样的工作安全感

蔡宁伟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自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在《心理学评论》第50卷上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中提出“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以来，工作与安全感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在“五层次需要说”中，“安全感”(Need of Security)仅仅位居倒数第二位，属于较低层次的需要。然而，笔者发现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由“工作安全感”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工作安全感”也可以成为一种追求个人能力极限的驱动力，它极大地促进了个体成长，潜能发掘和自我实现。　　遗传的证据　　早期直立人或称南方古猿，生存年代距今300万至150万年。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亚洲的人类是由非洲迁移或演化而来。传统理论认为，古人类出于捕猎的需要进行团队协作，这种协作对大脑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萨斯曼最近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几乎颠覆了这种迄今为学术界公认的观点。　　萨斯曼仔细观察了大量南方古猿和原始人的骨骼化石样本，并在很多样本上发现了野兽的齿痕。这显然是野兽在捕杀体形比现代人小得多的原始人时留下的。这些食人猛兽有剑齿虎、鬣狗和鳄鱼。此外，猛禽也曾啄食我们的祖先。要捕猎这些凶狠的野兽，原始人必定要冒极大的风险。另一方面，萨斯曼根据南方古猿的牙齿判定，当时这种古猿可能从未吃过肉。他由此得出结论：古人类进行团队协作是为了抵御猛兽而非狩猎。他推测，我们的祖先很少主动攻击凶狠的野兽，反倒时常惊慌失措地逃窜，寻找躲避野兽袭击的藏身之地。不仅自卫行为如此，储物行为也被认为具有其神经生物学的基础，可以追溯到人类住山洞，必须储藏食物过冬的时代。由此看来，至今影响人类大脑的并非捕猎所带来的“成就感”，而是祖先出于强烈的求生自卫经历，通过分工协作而苦苦寻求的“安全感”。　　幼儿的启蒙　　2006年一个周日的早晨，一堂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进修课正在上海市中心商业区内举行。这一课程进修班已经开办两年，共有约1500名学生学成出山。项目负责人维维安·刘说：“我们教学生如何建立自信。”与其他商务学习班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如果经济学或是人际学等科目太过深奥，课堂上学生可能会嚎啕大哭，或是嚷着见妈妈！因为这项EMBA课程不是针对企业经理，而是锁定那些“即将成为经理的人”——“Early MBA”，课堂上最年长的学生不过6岁！“我三岁的儿子进步明显！”政府职员何家晨(音)说：“课堂上，他不害怕当众演讲，在小组讨论中也喜欢充当组长角色。”现在，中国大城市中60%的家庭要把1/3的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整个中国的父母似乎都陷入这样的两难中：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一生幸福，认为刻苦读书和顶级教育能够增加孩子成才率；但是许多家长也暗自担心，一味按自己的意愿给孩子施加巨大压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有教育学专家从亚洲地区历史形成的“不安心理”找到亚洲父母尤其热衷于子女教育的原因。越南、朝鲜、印度和台湾地区等地的家长大部分都经历过动荡不断的历史，如革命、洪灾、饥荒、逃难、政变甚至独裁，他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由穷变富的急剧变化。所以，他们坚信“教育才是最安全的资产”，教育是工作的必需，也是一跃进入上流社会的手段。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惟一性”、“长期性”和“难以剥夺性”。即使各个国家完成了经济转型，金融危机或是非典疫情仍会触动人们不安全的心理。　　青年的梦想　　除了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观念之外，中国根深蒂固的家族荣誉感和面子观念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单是考虑到整个亚洲地区经济的飞速增长，便足以解释为何每个人都对孩子那么苛刻。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埃斯特·谭说：“教授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成为医生或是工程师。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家长则希望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未来。”而所谓的“继承”，正是亚洲家长和子女对于工作稳定性和保障性的追求。　　而持续升温的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也说明了这一点，公务员被许多家长和学生视为最有保障、最为稳定的“定心丸”。据统计，2001年招考报名人数为32904，2002年则上升到62268人，增加了89%；2003年招考报名人数为121165人，比上年增长95%；2004年招考报名人数达到了360240人，增长了197%。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招考报名人数为541552人、通过资格审查的合格人数达到310656人，均创历史新高。同时，经过四年高等教育的本科毕业生工作期望却不容乐观。据中国高校就业信息网“2005大学生就业薪酬调查报告”结果显示：67.9%的本科毕业生实际薪资标准主要集中在2001～4000元，而近半本科生期望薪金只有1000～2000元。　　中年的困惑　　中国家庭对于子女前期的教育投入不可以说不巨大，然而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呢？“安全感”是否可以因自身工作经验的丰富和教育投资的完善而尘埃落定呢？事实并非如此。以中国香港为例：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系在2004年1月进行了一项港人超时工作的调查，以电话访问了505名全职雇员，年龄集中在20至49岁，工作平均年数为15.7年。结果发现：港人工作时间为全球最长，每周平均工作51.3小时，比政府建议的44小时长7.3小时。超过2/3人需要超时工作，每周平均超时工作5.2小时。其中约24%的人每周工作50至60小时，12%的人超过60小时！香港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比欧洲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如英国、希腊、奥地利等长8小时。　　无独有偶。香港中文大学课题组于2006年初成功以电话访问500名本地私营机构雇员，发现49%的受访者经常超时工作，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约50小时。多数高超时受访者认为，自己职能超然，无法被其他同事取代，加上自觉“有责任”完成手头上工作，故“自愿超时工作”。即使只有1/3的雇主提供超时津贴，高超时的受访者也表示不太介意：“讲心不讲钱！”不过，他们也承认，每周工作44小时较合理，由于长期超时会令身心疲惫，萌生离职念头。心理学系副教授区永东指出：“高职位打工仔为获取满足感和成就感，自愿超时工作，有异于蓝领人事为赚取更多报酬而超时工作。”他认为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价值观问题”——当老板经常超时工作，员工也“不敢准时下班”，超时工作便习以为常。　　工资PK工时　　“工作不安全”的现象之一是担心因工作不努力被解雇，或者因价值观不匹配而被“炒鱿鱼”；而另一种“就业贫穷”的状况则更为普遍，即全职工作的收入都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此时，雇员会加班加点，还是选择寻求法律和社会保障支持，或者采取其他极端措施？不可否认，“就业贫穷”会增加员工的心理和生理负担。试想在“温饱”这一基本需要都不能保证的前提下，员工还会努力工作吗？由此而引发的不安定因素将层出不穷。　　香港大学“最低工资及标准工时意见调查”课题组在2005年7月对510名年龄分布在15至60岁的香港居民进行了详细的抽样电话调查。其中只有35.7%的被访者知道“就业贫穷”一词。在告知其意义后，有64.0%的被访者认为制定最低工资是一个减少“就业贫穷”的有效方法，有23.6%的被访者表示反对。与此类似，高达59%被访者认为立法制定最低工资的好处是“保障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有15%的被访者认为能够“减少雇主剥削的机会”，6%认为可以“防止工资持续下滑”。关于制定最低工资的坏处，有17%的被访者认为“增加成本，削弱香港的竞争力”，13%的被访者认为“最低工资最终会变成员工最高工资”，8%认为“破坏自由市场调节的原则”以及“雇主会解雇、增加工作量或减少其他福利”。另外，本调查中有23%的市民认为“没有坏处”，28%的市民认为“不知道或者不好讲”。　　最终结果显示，在被访者中有45%的市民赞成设置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9%的市民双双反对；7%的市民赞成最高工时但反对最低工资，8%的市民赞成最低工资但反对最高工时；另有31%的市民选择“无所谓”或者“不知道、很难讲”。课题组认为：市民普遍支持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但亦普遍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工种、行业分开处理。倘若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市民倾向接受比较严格的立法标准，即规定最低工资的水平比最低工资的合理水平略低，而规定最高工时的水平则比最高工时的合理水平略高。　　值得关注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因此，香港昨天遇到的问题，也是中国内地现今所面对的难题；港人当下面临的困惑，也许正是我们即将碰撞的顽石。所以，香港三所大学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不仅具有回顾性，更具有前瞻性。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让政府、企业和雇员一道尽快脱离为“工作安全感”而奋斗的局限和尴尬，协调雇员和雇主的关系，谋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早日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