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群：知识分子，你应该是这样的人

知识分子，你应该是这样的人！
王铁群2007-6-8
知识分子是以观念和思想的生产为职业的人，是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综合者、表述者、传播者、延续者。其职责和使命是追求真理，促进社会的进步。
知识分子的特质，使其表现出诸多特点，最突出者有二：
一、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
即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一切过时了的、人为的，包括那些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进行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人类对世界的主观认识不可能绝对正确，因而任何理论都难免局限。人类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是从怀疑开始的，没有怀疑便没有超越，也就没有人类进步。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就是知识分子挑战宗教教条和古代科学权威的结果，是在怀疑和批判中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因此，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其超前意识和怀疑、批判意识；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时刻保持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所左右。在2004年8月北京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伦敦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强调，“怀疑精神是人类最可贵的品德”，“我们以培养学生的怀疑和思辩精神为第一要务。”正是靠怀疑、批判精神，知识分子才能作到智清目明，辨正误，澄是非，求取真知。而一旦缺失了这种科学精神，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必然陷于威权至上和遵奉心态的环境之中而举步维艰。
坚持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并非推翻一切，否定一切。科学的怀疑、批判精神，是建立在实证和理性的基础上的。我们不能低估前辈思想家和科学家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不能低估他们的理论和成果的价值。关键是，我们要善于用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对其进行分析，既不盲目怀疑，也不盲目相信。要让自己的思维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提升，作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我国首次高扬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科学和理性来判断一切，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人的发现”“人的自觉”的新时代。但时至今日，五四以来所获得的在知识上与学术背景上去寻根式理解的科学精神，并没有在教育界和科技界发扬光大。
在社会震荡和经济大潮的两面夹击下，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些人程度不同地染上了商场和官场之习，科学与人文创新的锋芒折断了。不少教授和研究员等高级知识分子抵挡不住“名”“权”“利”的诱惑，心浮气躁。他们放弃了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象牙塔中单纯依照既成范式和经典文本营造着“课堂讲义”和“学术规范”。诸多教授的“讲稿”，就是东拼西凑的陈年糙粮；诸多专家的“学术”，就是各种中外名家名著的大剪辑、大杂烩。他们崇拜权威，依附权势，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追求真理、护卫良知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已经损失殆尽。这样一些缺乏批判、创新精神的教授专家学者，如何能推动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跻身世界先进之列？
我们的一些“体制”，也助长了教育和科技界的浮躁。如科研基地、重点学科和学位点的评审，科研项目的立项，博士生导师的平定等，并没有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充分激发起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表面上热热闹闹，大有教育和科技的繁荣之象，实际上，许多人并没有把心思真正用在教育和学术本身，而是将此作为谋取直接的经济或政治利益的手段。于是，走过场、讲形式、重包装等虚假不实的东西越来越多。再如学术职称的评定也缺乏产生名家的机制，各地职称评审工作程度不同地存在搞形式，搞教条现象，使得不少人靠熬年头、混人缘、论资排辈而混迹于教授、研究员之列，也不乏靠弄虚作假、投机钻营而戴上专家学者头衔者。在教授、专家队伍中，究竟充斥着多少徒具虚名、尸位素餐之辈？这么一支良莠难分、鱼龙混杂的教授专家队伍，如何能保证我国的教育和科技的质量和水平？
百年大计，科技为先，教育为本。重振我国的教育和科技大业，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头等要务，就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进行科学精神的启蒙，使教授、专家和学者成为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化身。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进而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
即关心国家命运，心系社会发展。这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是产生怀疑、批判精神的动力。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就是高度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并努力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著名作家萧乾说过：“若把国家比作一条船，船上有众多划船手。其中，作为知识分子，就得一边划，一边还高瞻远瞩，留意船的走向。”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引领社会前进。诚然，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实现的，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和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便处于一种裂变状态：从“士”中裂变出“士大夫”，即从知识分子群体中裂变出进入政界的官员或御用文人。严格来说，知识分子从政或经商以后，其身份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已被纳入权力体系和资本体系，已失去独立思想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从历史上看，正是自由的“士”阶层，也就是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体制外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由于游离于体制之外，不依附于任何社会势力，他们能够在其所生息的平民社会之中，深刻体察民众的疾苦和要求，客观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自觉地肩负起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计个人安危，勇敢地去呐喊去战斗，成为中国社会的良心和灵魂。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戊戌变法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便肩负起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艰难跋涉。从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变法维新，到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再到20世纪40年代宪政民主道路的追求，现代知识分子在半个世纪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中，追求社会进步的知识，探索国家发展的理念，以巨大的牺牲，九死不悔，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显示了鲜明的国家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建国以后，在一系列“左”的运动的高压下，一些知识分子丧失了理性，牺牲了人格。而以梁漱溟、马寅初、顾准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横遭打击迫害的厄运和人文理性丧失殆尽的恶劣环境中，追求真理，追求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保持了知识分子所必具的人格和责任。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中指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 梁漱溟、马寅初、顾准等是“真的知识阶级”的代表，他们同被焚烧的布鲁诺、被下狱的达尔文、被砍头的谭嗣同等一样，将永远活在知识分子的历史上。
今天，摆在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面前的迫切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按照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理念，在中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社会体系，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民主化的目标？如何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权，把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落到实处？以及如何推动我国的真正自强和文明等。这些需要知识分子正确回答的问题，事关我国社会进步、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然而，遗憾的是，不少戴着“专家”“教授”“学者”桂冠的人，淡化了知识分子的国家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甚至由精英和平民蜕变成犬儒和贵族。他们抛弃了天赋的道义和责任，追名逐利，全然不顾供养他们生存的劳动大众的疾苦，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荡然不存。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本应是社会的理想类型，而不应是社会的缩影，但也充斥起功利主义的教育和对官僚的崇拜、对官气的培养的气息。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放弃了知识分子人格的树立和价值观的培养，已经不再是创新的基地、新思维的摇篮。
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曾经说过，如果法国突然失去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它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是放弃了国家和社会责任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不会有生机和活力。
我们的社会呼唤知识分子理念的回归！
知识分子理念的回归，最终要靠社会机制来保障。要重新审视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各种规章尤其是评审制度，高扬改革大旗，革除一切制约创新的体制，允许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和教育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与独立的发展，从速建立一系列以鼓励和支持怀疑、批判、理性、创新为根本原则的考评监测机制。并以此为导向，使教育和科技领域成为追求真知的民主机构。
建构承载社会道义和理想的人文知识体系，营造培养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社会环境，对知识分子理念的回归和发扬光大教育和科技领域的科学精神，具有决定意义。
总之，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必须唤起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和责任感。我国有一千多所大学和众多的科研机构，拥有数百万教授和专家学者。我们不缺乏知识家和学问家，我们缺少的是具有怀疑、批判精神和社会、国家责任感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尽管唤起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和责任感的工作艰巨复杂，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必须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教授+商人”“学者+官员”的现象将会改变，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将成为中国教育、科技以及理论界的主要风气。随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国一定会更加富强、民主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