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不要让“钱伟长之怨”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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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不要让“钱伟长之怨”再重演

2010年08月11日08:20文新传媒网张生我要评论(3) 字号：T|T

张生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8月7日，钱伟长先生在上海龙华殡仪馆走完人世间的最后一程，纵浪大化之中，无复为他所爱的这片国土忧惧和喜乐。而钱先生去世后，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下至无名的莘莘学子，都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对其的追思，并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如新华社就发文称其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等，可谓备享哀荣。

而人们在钱伟长逝世前后谈到他的生平时，主要也是津津乐道于他前期作为一个爱国科学家的动人事迹，如他1931年在清华弃文从理，1946年从加州理工学院回国，1948年在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时拒绝效忠美国因而放弃赴美等，还有就是晚年他身为大学校长时在改革高等教育所做的一些有益的尝试。显然，钱伟长的这些经历无不体现了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当然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我觉得，作为后人，更应该注意的是，钱伟长在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中遇到的挫折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在将来再犯类似的错误，以使人尽其职，为国家的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科学的创新作出更大的贡献。

的确，钱先生曾经说过，“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但以我的理解，他之所以说出这段话，并非全是欣慰之语，这其中也有不得已为之的伤感，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专业的人。他也并非浪得虚名，否则他是不可能在国内以及国际力学界得到世人的承认的。但是，自从他1957年1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清华生搬硬套苏联式的高等教育进行批评而因言获罪起，他就“没有专业”了。之后整整26年，顶着“右派”帽子的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权利，离开了自己在清华的教学和科研的岗位，因此，他也只能靠在科研上偷偷地给人“打短工”来维持自己对科学的爱好，成为一个“国家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的“万金油式”科学家。虽然他也乐此不疲，并也不无斩获，如在首钢当炉前工时搞技术小革新等，但这些小发明相对于他的才能来说，无异是大材小用，甚至是大材滥用了。

所以，他才会在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不无幽怨，同时也不无愤懑地说了一句，称自己得到如此对待，“分明拿好马当驴使”。好马，它的目标自应是奔驰于千里之外，而驴的工作不过是蒙着眼睛在主人的鞭子下拉磨而已。钱伟长用此语来形容自己的遭际，可谓心痛之至。

我把这称为“钱伟长之怨”。而现在我们虽然已不再把知识分子“当驴使”，但是却“分明拿好马当驴管”。政府相关部门层出不穷地对大学的各种评估，由此产生的大学管理者对教师各种各样的考核，其实质就是用“管驴”的方式来把知识分子平庸化和工具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希望在中国能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不说绝对不可能，也是非常勉为其难的一件事。

而从“钱伟长之怨”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一定要尊重宪法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决不能因思想和言论而治罪。其次，就是国家对于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能以行政化、数字化、项目化的“三化”方式来管理，因为这样受损失的不仅是知识分子个人，最终受损失的则是民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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