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为何信任1951年才认识的纪登奎-红色秘闻

　　毛泽东又盯着他，问：“杀错过人吗？”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他见毛泽东听得那么认真，便进一步解释了杀错的原因，说那是在情况非常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最后承认：“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听到这里，缓缓地说：“还是要刀下留人，能不杀的不杀，能少杀的要少杀。”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作者：程秀龙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山西籍的副总理有五个，分别是薄一波、徐向前、华国锋（后来曾任总理）、陈永贵和纪登奎。

　　纪登奎原名籍登奎，是山西省武乡县松庄村人。１９３７年参加牺盟会，１９３８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晋东青救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救会主席，１９４０年任中共鲁西区党委青救会总会组织部长，１９４２年任中共冀鲁豫二地委抗联分会组织部长、副主任，１９４３年任中共冀鲁豫一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从１９４６年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科科长，冀鲁豫区党委党校组教科科长，１９４８年任豫西区党委工作团书记兼鲁山县委书记。１９４９年后，任河南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１９５４年任洛阳矿山机械厂党委书记兼厂长，１９５９年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委员。１９６３年后任河南省委常务委员、候补书记兼秘书长，并兼商丘地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８年后，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１９７５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纪登奎从一个基层领导干部，一步步进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固然要靠自己勤奋努力，并做出了突出成绩，但更主要的是他有机会与毛泽东相遇，从相识到相知，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在“文革”特定时期，毛泽东的一句话，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纪登奎在“文革”以前就与毛泽东相识，并得到毛泽东信任，所以他能从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很快发展成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直至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纪登奎出生于１９２３年，毛泽东出生于１８９３年。算起来，毛泽东年长纪登奎３０岁。也就是说，纪登奎还没有出生，毛泽东就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两三年了。

　　严格地说，无论是从年龄上还是从资历上，毛泽东与纪登奎都称得上是中国的两代人。但毛泽东却把纪登奎称作“老朋友”，这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的器重程度。

　　在全国党代会上，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介绍自己“老朋友”的只有一次，那就是九大全体会议上，把时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纪登奎作为“老朋友”向全体代表介绍。

　　纪登奎何以受到如此厚遇呢？有人说，是因为纪登奎有才，很能干，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也有的说，纪登奎作为党的地方领导干部，对基层和老百姓的情况非常了解，毛泽东几次同他谈话，问到基层和老百姓的情况，他都对答如流。毛泽东非常满意。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其实，毛泽东最欣赏的是纪登奎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在最高领导者面前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他都能一是一二是二地讲出来。

　　纪登奎初见毛泽东

　　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１９５１年春。这要从毛泽东的许昌情结说起。

　　许昌是位于河南中部的一个小城，古为州治。东汉建安元年（公元１９６年），曹操将汉献帝由洛阳迁往许昌，使这里成为汉代后期的京城，被时人称为许都。曹操在这里建功立业，威镇四方，成了历史名人。说起曹操，就不能不提到许昌。毛泽东对曹操的武功文治很是佩服，自然也就对许昌多了几分关注。

　　１９７４年“五一”节，纪登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联欢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南下视察，路过许昌时，总要停一停，听一听许昌的工作汇报，作一些批示，还亲自视察了这里的襄县、长葛县等几个地方。

　　１９５１年春，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领导人的工作汇报，着重想了解县、市一级党的建设和宣传工作情况。

　　纪登奎当时是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登上列车，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他自报家门，说：“主席好，我是纪登奎。”

　　毛泽东见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示意他坐下，说：“你年纪不大嘛，有３０岁吗？”

　　纪登奎回答：“快了，今年２８岁啦！”

　　我５８岁，过两年就是耳顺之年了，你还不到而立之年。”毛泽东说着，点燃一支烟：“路过这里，想听听你们这里的情况介绍。”

　　纪登奎先扼要地介绍许昌地区的地理人口、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方面情况，汇报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工作，然后，着重汇报许昌地区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以宣传工作为龙头，带动其他工作蓬勃开展，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经验。

　　纪登奎操着一口带山西腔的河南话，说得非常流利。他本来准备了一个稿子，因为这些都是他工作中经常接触的东西，很熟悉，用不着看稿子也说得很清楚。在说到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的时候，他有意放慢速度，放缓口气，以便让毛泽东能够听得更清楚。

　　纪登奎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不是给他规定的时间已到，他还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毛泽东对纪登奎的汇报比较满意。他看着这个不到３０岁的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听着他的工作汇报，常常不住地点头，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着。

　　纪登奎汇报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向他发问：“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感到十分突然，把杯子放下，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

　　他抬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也正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

　　纪登奎未加思索，立刻直言不讳地说：“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对他的坦诚感到满意，马上联系到自己，坦率地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接着又说：“挨点整，有好处。”像是在安慰他。

　　说完，毛泽东看着他又问道：“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登奎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

　　毛泽东注视着他，没有说话。

　　纪登奎从毛泽东的眼神中，似乎觉得在问他为什么整错了。接着，他简略地介绍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听了，话题一转，又反问他：“那么，你整过人吗？”

　　纪登奎依然诚实地说：“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整错过没有？”

　　纪登奎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严肃地问道：“你杀过人没有？”

　　纪登奎稍稍怔了一下，心想主席怎么问起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眼光正对着他，他没有再犹豫，立刻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又盯着他，问：“杀错过人吗？”

　　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

　　他见毛泽东听得那么认真，便进一步解释了杀错的原因，说那是在情况非常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最后承认：“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事后，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听完汇报以后问的这番话，是在考问纪登奎，看他能不能说实话，敢不敢说实话。

　　是考也好，不是考也好，纪登奎的汇报使毛泽东比较满意。对毛泽东所问的每个问题，纪登奎都讲了实话，使毛泽东记住了纪登奎这个年轻人，并对他有了一个好印象。

　　毛泽东离开许昌，驱车继续南下。一到武汉，他就向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讲，要他们派人到许昌调查了解，总结推广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

　　王任重找来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他，要他完成这一任务。

　　郭小川来到许昌做详细调查，不到一个月，就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并在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

　　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全国的关注。５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

　　毛泽东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结束不久，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该地区管辖１７个县、市，时年纪登奎仅２８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地委书记。

　　毛泽东要听真话

　　１９５３年春，毛泽东再次到河南视察。他问陪同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纪登奎在不在？要听听他的汇报。于是，纪登奎再次被带上毛泽东的专列。

　　纪登奎上车后在毛泽东对面坐下来。毛泽东要他讲。

　　讲什么呢？纪登奎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毛泽东想要哪方面的内容，便汇报起许昌地区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听了一会儿，提出要听许昌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纪登奎就汇报全地区成立了多少互助组，多少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等等。

　　毛泽东摆摆手，问纪登奎：“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

　　在通常情况下，地委领导掌握的大多是全地区的综合情况和若干重要的统计数字，很少掌握某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然而，凑巧的是纪登奎刚从鲁山县的一个合作社蹲点调查回来，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合作社的事。

　　纪登奎把该合作社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汇报中，毛泽东不时插话提问，纪登奎都圆满地作了回答。

　　专列行至驻马店车站停下来，毛泽东亲自把潘复生和纪登奎送到车门口，嘱咐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１９６３年，纪登奎满４０岁。３月，他刚步入不惑之年，就被提升为河南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他还没有到任，地委接到省委紧急通知：“纪登奎火速来郑州。”

　　何以如此紧急？原来是毛泽东在郑州要召见他。

　　洛阳地委机关正为他举行欢送会。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赶到，他来不及话别，就立即起程，赶赴郑州。

　　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要他汇报洛阳地区农村战胜灾荒，克服困难的情况。

　　三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大跃退”。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做法，总结教训。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说自己走到哪里，都听不到真实情况。他与老百姓是那么近，却感到是那么遥远。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被神化，被一种无形的障碍把他与实际隔开了。

　　自从建国以后，尤其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毛泽东不能自由地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一旦出现在群众中，人们就会像潮水般地涌来，山呼万岁，如痴如狂。到各地去听取汇报，地方要员总是拿着写好的稿子念，稿子大都重复着他说过的话，大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要听真话，不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一听就烦。

　　对于他想听的情况，特别是地方领导自己治下的问题，老百姓的疾苦、生活情况，他们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挑着说。这使毛泽东很不高兴。

　　其实，当时河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自从１９５７年夏，省长吴芝圃以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为名，把省委书记潘复生搞下去，取而代之，当上省委第一书记后，河南浮夸之风就越演越烈，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