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鸿遇的浮沉与西北军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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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从辉煌到分崩离析,实际上只经历了短短5年多(1925—1930年)时间。而且,将西北军中原大战之垮台与阎系、桂系相比,都更显得“干净利落”,使冯玉祥再也不能像阎锡山、李宗任那样,始终以有拳有勇去跟蒋介石对话。结局如此之惨,原因很多,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之一,是西北军在人事上问题太多,导致了冯最后的众叛亲离。而冯之老参谋长蒋鸿遇,在西北军之沉浮起落,则可以折射出西北军这一最大之暗点。
结局可悲的“智多星”
曾为西北军参谋长的蒋鸿遇,是冯在十六旅早期时的参谋长,人称“智多星”,为冯建功立业甚多。网上有其简介:
“蒋鸿遇,字静庵(?—1929年)河北省固安县南房上村人。他出身官佐人家,少年聪颖,崇文尚武。蒋鸿遇的一生,正是中国政权大更迭,军阀大混战,国土大动荡的时期,他追随冯玉祥护国讨袁,驱逐张勋国贼,参加首都革命,是冯公不可多得的将佐和国民军中的大功之臣。他忠直爱国,才华横溢,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
但正是这样一位优秀人才,其结局却异常悲惨。据吉鸿昌的参谋长傅二虞说,蒋去世前曾在西安一庙中居住养病,冷落凄凉,只有没那么多世态炎凉的吉经常去看他。当然,冯玉祥说自己还是常去看蒋的,他在《我的生活》中说“从前曾为我参谋长的蒋鸿遇先生此时亦病在西安......此次因乘火车在大同撞车,受了震动,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我于公务之余,每星期去探视他两三次,见面握手长谈,极是亲热。蒋为人有骨气,可称国家大才,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来真是对不起他。”
从表面看,蒋鸿遇在西北军中地位之衰败,是因他阻止西北军退兵甘肃时引起公愤,而开始被冯所冷落的。南口之役冯军溃败时,许多败退的军队都要往甘肃方向走。冯曾被正式任命为甘肃督办的(“西北军”名称来由与此关系最为直接),后冯未去,便让刘郁芬代其行使甘督职权,刘与蒋鸿遇一起带二师入甘经营,实际上是为西北军在甘肃建立了一快根据地。所以兵败之下退甘,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据说,当时蒋鸿遇对大家说,甘肃灾害连年,难以容下这许多的部队,于是激怒了众人,全权代行西北军指挥权的张之江(当时冯去了苏联)便密令孙连仲,追上蒋的部队(当时蒋为十二师师长),杀掉蒋,接管其部队。幸好蒋因翻车而伤,孙便只接手部队而未加害于他的老参谋长于蒋。之后蒋在冯部的地位便一蹶不振。
从旁观之,窃以为张之江这个举动颇有些不正常:其一,蒋为十六旅时的老参谋长,对大家去西北提出一些看法,在情理之中,不至于获杀头之罪。其二,蒋之为人机智,一旦看到大家都加怒于他,断不至于、也无法采取强硬态度对抗。其三,张之江是有名的“张善人”,当年冯玉祥要他执行杀徐树铮的任务时,他就非常勉强,所以,他自己决定杀自己的老参谋长(蒋任旅参谋长时,张还是其下之参谋),也不大合情理。
所以,蒋被冷落的原因,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为此,需要从西北军人事基础谈起。
西北军特殊的人事基础
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中,一集团军的蒋介石,本人曾是日本士官生,人事基础是他的黄埔军校,所以“黄埔生”是其重要人事基础。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也曾是日本士官生,故其人事基础也是比较重视军校生,这就使他能重用像周玳这样的专业技术干部,建立起当时各集团军中最大的炮兵部队(中原大战时晋军多达12个炮兵团)。第四集团军的“李黄白”,都是广西陆军小学毕业的,他们作为新桂系一起事,就是以“陆军小学的一帮子小连长”(当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弘、夏威等均出此类,故时人戏言以此)面目出现,所以也比较重视军校生。概而言之,一、三、四集团军都是以“学(军校生)”和“新(受新式军事教育)”为主。
惟独第二集团军(西北军)的人事基础,与他们都不大一样。我们先从其人事来源的构成谈起。西北军的人事来源,主要有以下五个:
第一个来源,是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的老战友。其中主要有张之江、鹿钟霖、郑金生、张树声等;而也参与了起事的石敬亭、张维玺、韩复榘等人,虽然也属于“老战友”系列,但因其军阶低,地位就要低一等。
第二个来源,属于“左路补备军”的二营系列。这就是刘汝明所说的“二营系”。其中,1912和1913年冯亲自到河北景县和河南郾城所招之兵,为其最重要的人事构成。冯系所谓“十三太保”中的相当一部分,如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等,以及后来权高位重的河南籍将领吉鸿昌、梁冠英、张印湘等,都出自这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是十六旅时期开始自己培养的人。冯玉祥离开陆建章去四川时,得以独掌十六旅人事,于是办了一个模范连,以“五虎”中他的爱将李鸣钟为连长,刘郁芬、蒋鸿遇、宋子扬等军校生为教官,按照比较正规化的方式培养自己的骨干。这里培养出许多干部,都被冯玉祥认为完全是“自己一手培养出的人才”,所以成为西北军非常重要的人事来源。这种做法以后被延续到十一师的教导团、西北军的军官学校等,对西北军人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来源,是冯系人员回家去带出来的“子弟兵”。冯系行伍出身,很相信“打架亲兄弟,上阵子弟兵”这一传统套路,也可以防止“兵油子”混迹其中,所以他经常要求下属用这种方式招兵买马,从而使其军队中“子弟兵”特别多。如过家氏家族中的过之纲、过之庄、过之翰、过家芳等,石友三、石友信兄弟,刘汝明、刘汝珍兄弟,佟麟阁、佟泽光叔侄,吉鸿昌、吉星文叔侄,董振堂、董升堂兄弟……..均属于此类。
第五个来源,可以叫做“其它”。这倒不是都不受重用,例如“五虎”中的刘郁芬,他既不是滦州起义老干部,也不是“二营系”时来的,但不妨碍其成为西北军重将。又如张自忠,他也不属于上述几类,地位也一直不低,1925年攻山西失败后曾一度投阎,但回来仍受重用。不过,这类人员中像刘、张这样受重用的,比起前述四类,就相对要少得多。
有此基础,西北军的干部来源也就分成了五种情况:
——一般而言,滦州起义的老战友比较特殊,多数属于其“一级干部”。“五虎”中有三人都出自这个类别。由于他们与冯的关系相对平等一些,客观上有一个“驾驭难”的问题,所以导致了冯的“十三太保”经常会越过“五虎上将”直接受冯控制后果。另外,有一些虽然不属于“虎”级的干部,但地位一直还是比较高的,例如石敬亭,就做过其参谋长。而张维玺在“十三太保”中,在十一师时期就比较早地被提拔为旅级干部。
——“二营系”属于最特殊的一批。由于那时队伍比较小,一般干部都由冯亲提拔,没有“驾驭难”问题,所以这批人成为西北军干部的最重要来源,可以说,后期十三太保不买五虎的帐,再下一级的吉鸿昌等不听韩复榘的话,都反映出这批人是一批亲冯但又最难麻烦的骄将悍勇,他们对西北军的瓦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要顺便说到“五虎将”中的宋哲元,就其资历而言,宋属于“二营系”,但正由于他是冯亲自提拔的“虎”级将领,而不像张之江、鹿钟霖、张树声等与冯有“战友”之身份,所以格外受重用。加之其稍年长,有时甚至高于资历类同者。宋在陕西剿匪时残酷屠杀近5000俘虏,当时与其同为方面军总指挥的张维玺并不同意,却不能违拗宋的旨意,说明宋地位比较特殊。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蒋冯大战中,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孙良诚,却因看不起宋(都是“二营系”的),公开与其闹矛盾,导致了冯军的失败,又说明宋的资历与地位不尽相当。
——十六旅模范连培养的干部,与二营系干部比较类似,来源也接近,所以也基本上是最受器重者。例如“十三太保”中的石友三,他既无河北人身份去亲张(之江)鹿,又无河南人身份去亲李鸣钟,但是,因其有二营系和模范连两个出身,便受到了重用。吉鸿昌等也属于此类情况。
——至于“子弟兵”倒没有直接起什么作用,主要是起着拉帮结派这样的间接影响。
于是,相比之下,最不受重用的,便是“其它类”干部。
冯玉祥的用人之道
首先要肯定的一点是:仅就军事而言,冯玉祥培养干部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这从有目共睹的西北军之能征惯战便可看出。姑且不谈北京政变的“十一师从天而降”,不谈南口阵地战的以少胜多,也不谈北伐时的第二集团军被称为“钢军”,如此等等,都是军事史上可圈可点之大手笔,即便看看这个集团解体后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就可以知道冯氏军训的有效性:有打出了“大刀威风”的长城抗战,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之收复多伦,有“七七”事变奋力御敌,有台儿庄重创日寇精锐部队,甚至还有所谓“逃跑将军”韩复榘抗战初期的山东得力作战(当时韩之展书堂师已打得十分顺手,后因蒋介石抽调走了他的炮旅而开始想到要“保守实力”,所以简单地说韩“逃跑”不甚服人),等等,都显示出西北军传统的良好军事素质。这与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是分不开的,所以,不能因为冯的用人之道有毛病,就否定其优点。
西北军干部的问题,主要出在“非军事素质”上,在这方面可以说冯氏军事集团是相当差的。不夸张地说,非军事素质过差确实是这支部队的致命伤。就以抗战而观之,尽管西北军出了抗日烈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但是,“五虎”中的刘郁芬,“十三太保”中的孙良诚、门致中、张维玺,以及一直受冯重用的郑大章、张岚峰等相当一批高级将领,仅在一个集团中,就“成就”了如此之多的历史罪人,而且许多都是骁勇善战者,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而这种“军事”与“非军事”素质不对称的状况,与冯玉祥的用人之道关系甚大。
从前面关于人事来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进入近代时期以后,西北军在人事上没有走多数军事集团(即一、三、四集团军)军队干部“正规化”培养的路子,例如像黄埔军校那样,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去培养军事干部。而这又与冯本人的用人之道有着很大关系。他在人事上,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靠与冯的感情和冯之个人威信,维持着一种外强中干的“凝聚力”。冯的后期参谋长刘骥对此就有过类似评价。其实,西北军对于干部的政治素质不是不重视,人们都熟悉冯经常对官兵进行的“真爱国、不扰民”的种种教育。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部队的信仰变化过大,一会儿是全部加入基督教,一会儿是“真爱国、不扰民”,一会儿又集体加入国民党……所以被看成“反复无常”。二是在建立与其它集团的联盟上过于实用主义,导致干部思想变化大。如北京政变后,开始是“联张(张作霖)打吴(佩孚)”,后来又要“联吴打张”,对其盟友国民二、三军,也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使冯玉祥成为许多人感到缺乏信誉的人,其下属,当然也就学着采取类似态度为人处事了。所以,其内部凝聚力,最终是靠与冯私人关系维持的。应该说,西北军的绝大多数干部对冯本人是有感情的:韩复榘在叛冯之后,还曾想活捉阎锡山以报答冯;石友三在父亲责骂其叛冯后,感到羞愧,回归部队;张印湘因为对冯“旧情不忘”,而受猜忌于蒋介石最后被杀;等等。但是,这种靠对长官的感情而不是靠共同目标维持的凝聚力,就很靠不住了。
第二,任用干部虽然有“能战”标准,但冯个人好恶的因素很重,有时甚至很随意。冯提拔干部的标准,是以“能打”为“硬道理”的,所以干部中基本没有军事上的蠢才,像台儿庄大战坚守核心阵地的池峰城,只是冯下属的第三级将领,他率领的二十六路军老部队,与日军作战能打得如此出色,可见西北军将领可以说“个个是英豪”。但是,冯对干部,在“重用”与“不重用”之间选择中,往往有许多临时附加的标准,甚至加上冯个人好恶因素。例如,石敬亭是滦州起义时期就共事、长期忠于冯的干部,但为了安慰与石矛盾尖锐的韩复榘、石友三的情绪,冯便牺牲掉了石敬亭。再如,在冯去苏联时期,鹿钟霖、刘郁芬等一直觉得吉鸿昌靠不住,所以欲趁冯不在时把吉“拿掉”(一说他们还要密谋杀吉),但冯却在骂了吉几句后,又继续重用之,结果在中原大战中,吉的背叛对瓦解西北军确实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忠诚者寒心,“携贰者”者骄横,“凝聚力”也就无从谈起了。
“蒋鸿遇悲剧”顺理成章
按照西北军的人事制度,和冯玉祥的用人之道,我们就不难理解“蒋鸿遇悲剧”应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一,从来源上讲,蒋属于冯系干部中的“其它”类,疏离于冯。《刘汝明回忆录》中有一句话说,张之江的“资望与鹿(钟霖)、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蒋(鸿遇)在伯仲之间”,此中透出两个信息:一是蒋最初的实际地位,应该与“五虎”不相上下;二是蒋与排在“五虎”最后的刘郁芬,属于一个“档次”,而刘就属于既非“滦州老战友”(鹿、李、张),又非“老二营人”(宋)的“其它类”,所以冯与蒋之间无冯很重视的“特殊感情”,冯对蒋更无“感恩之遇”可言。此为对蒋之一不利。
——其二,蒋与“五虎”中重要人物的关系也很尴尬,这使其在冯氏集团内部派系处于不利地位。剿灭“白狼”后在西安整训时,蒋即任旅部上校参谋。后去四川打护国军时,鹿钟霖、张之江以与冯的“滦州起义老战友”关系,脱离打了败仗的伍祥祯第四混成旅投奔冯部,时鹿被冯任为少校参谋,张仅为上尉参谋,而蒋已是参谋长职务,其余“三虎”地位当时也低于蒋。而其后,“五虎”皆一个个捷足先登,使蒋处于他自己与别人“两尴尬”的地位。此为对蒋之二不利。
——其三,蒋与刘郁芬关系比较特殊,极易使多疑的冯产生怀疑。冯派刘郁芬、蒋鸿遇取甘肃代理甘督,看似重视,其实未必,因为很快其余张、鹿、李、宋“四虎”都升级到军长或以上。所以刘汝明说蒋是“被排挤到甘肃”去的。蒋到甘肃与刘一起开辟西北根据地,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积累了一些资金,结果被冯怀疑刘以权谋私,要查他(这其中刘可能有“不轨”,但与旧时军人计较这种事,个个都会不干净,冯此举乃因小失大)。特别是后来刘又自行编了一个“暂编十二师”,以蒋任师长,这又会是使冯很不高兴的事。这些,都可能使冯对刘、蒋有“别具怀抱”的疑心。此为对蒋之三不利。
——其四,功高震主。蒋在冯部不长时间任职中,可以说是屡建奇功:在四川陈宦(yi)反袁中与护国军交涉,作为模范连教官培养人才,河南扩军巧施“瞒天过海、偷梁换柱计”,北京政变先期入城设计,辅佐刘郁芬在甘肃为西北军建立根据地……他本来就有冯的“战友级干部”这种身份,功劳如此,难免令主人感到不安。此为对蒋之四不利。
——其五,蒋在冯部中威信较高。刘汝明就十分敬重地说:“蒋鸿遇人极精明能干,也能识大体,对冯先生帮助很大,可惜死得太早了。”这里说的“识大体”,其实是说蒋能“屈居人下”,在封建气氛浓厚的集团中,这种人不仅不被看成是襟怀大度,反而会更引起领袖“韬光养晦”、“阳下之而阴上之”的疑虑。孙连仲违令不杀蒋,也说明了蒋威信,这对于靠个人威信维持集团的冯,显然也是不利的。此为蒋之五不利。
——其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蒋属于冯系集团的高级干部中最高学历的军校生之一(另一个是刘郁芬)。他对作战、训练、素质等,都有自己的军校生的一套。而这,对于冯那种靠感情因素和个人好恶,随意性的提拔任用干部,越级直接插手下级管理等等的办法,都是一种挑战。此为对蒋之六不利。
有了上述“六不利”,就决定了蒋在冯系集团中地位走向悲剧化的必然结果。本来,在从河南开赴北京时,蒋就任过旅长,但到北京后,冯又把旅长职务全给了“五虎”。以至于在北京政变前,蒋只任了个“兵站总监”。成立国民军第一军时,蒋亦不为早期六师长之一(其中一个甚至给了冯的老友、对冯集团无大贡献的郑金声)。最后,蒋鸿遇还是“被排挤到甘肃”去了。当西北军处于最困难、最混乱时(韩石第一次叛冯就发生在此时),这位对冯的团体有很大贡献的最老的参谋长,甚至还因为一个“看法”,几乎引来了杀身之祸。真不可谓不悲也!
因此笔者估计,所谓张之江在南口撤退时下令杀蒋一事,很可能是受冯之密令。除了因为张不是一个容易做这种事的人外,而冯则是一个“很容易感情冲动的人”(刘骥语),经常作出一些极端的甚至很残忍的行为,像督陕时杀郭坚,督豫时杀宝德全,北京政变中杀徐树铮,中原大战前要加害张钫,活埋萧楚材,及至抗战初期要捕捉杀破坏其督促二十九军抗战的萧振瀛,等等,都有点不顾后果。在部队遇到最困难情况时,下令除掉一个自己不喜欢、又怀疑其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蒋鸿遇,也是完全可能的。
总而言之,作为从古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中国“最优秀的参谋长”之一的蒋鸿遇,他的悲剧,应该算是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型军人”遭遇的一个典型。从中,可以折射出由北洋军起家的旧式军队人事制度的种种弊端。所以很有分析研究的价值。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文史资料选辑》
(2)冯玉祥:《我的生活》
(3)《刘汝明回忆录》
(4)《中华民国史》
(5)《北央军阀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