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中央政府对三俗之风已经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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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近日，胡锦涛主席发表讲话，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也是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究其由来，是媒体越来越多的让三俗风气渐长。作为媒体，在追求收视率第一位，报份第一位的同时，自我约束的能力逐渐下降，在电视节目里公然鼓吹伤风败俗的东西。那么，反三俗就是必然的了。
凤凰卫视8月9日《新闻今日谈》，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茵：今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中央政府的反三俗的举措，也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今天我们就请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来为我们谈他的看法，阮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中央坚决抵制三俗之风？
阮次山：我觉得三俗之风，中央这个时候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觉得间接的让这种三俗的风气在中国社会蔓延的是我们媒体，我们身为媒体人，我们也感到自责。最近十年以来，因为中国在整个中国大陆在迈向市场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媒体也市场化。我们照我们目前国内的很多的状况、现况，其实也不是政府经营的。
虽然有时候，有政府经营的允许它走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成立另外一个属于它监管的媒体，这个媒体也许是他赚钱的工具。有很多官方的媒体，正二八经的媒体是不赚钱，它经过灰色地带经营的媒体是赚钱的，我们不便提是哪一家，大家心里都有数。大家追逐这种所谓的经济效益底下就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什么，报纸，这些报纸要争取读者，我们看到很多的报纸争取读者，走在法律的边缘。很多的官方的电视媒体一样，走在媒体，他们最大的理由是什么？经济效益。
好了，在这种经济效益鼓吹的情况底下，它忘了自己的功能，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搞媚俗、低俗、庸俗这种东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如果不去追究他最根本的话，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为什么庸俗？当然是你媒体追逐的，比如讲像最近有很多的电视媒体，我们同行在搞很多的节目的时候，他不就这样吗，是吧，甚至于有很多在电视节目里面，公然鼓吹有很多伤风败俗的东西。
梁茵：收视率是第一位的，对他们来说。
阮次山：所以这个时候，你讲到点上了，收视率第一位，报份第一位。收视率第一位、报份第一位，只有你中国大陆的媒体考虑吗，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媒体，它不考虑吗？为什么人家可以监控，人家可以克制，人家可以有自我约束，你中国的媒体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没有呢？
我记得在2005年我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到他们新闻学院发表一个演讲，他们给我的题目是“中国的新闻自由跟民主”，我当天在演讲当中我就提到，我说你们担心的是中国的新闻跟自由。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新闻自由开放那是指日可待的，可是我更担心的是，当它的新闻自由开放了以后，缺乏一个既有自由意识，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媒体。我举个例子，香港够开放了吗？大家都知道到香港去，香港除了骂政府、骂人什么都可以骂，一般人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香港在2003年要搞基本法第23条落实立法的时候，各方争论不休，香港有一个现在已经过世的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叫徐四民，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一些谈话，他认为应该有23条立法这些东西，当时反对他的有很多香港所谓的民主派还有媒体，其中有一个报纸叫《苹果日报》我敢公然的讲，第二天在他讲完话以后，在它的头版，整个头版四开的报纸，整个头版，除了“苹果日报”四个字以外，整个版只有五个字“徐四民放屁”我现在还留着这一份报纸。你一个头版的报纸，怎么可以有这种粗俗的语言是吧？什么道理？也是追逐报份，是吧。
梁茵：轰动的效应。
阮次山：所以那天我跟美国的哥伦比亚的学生讲，我说你，“徐四民放屁”这几个字，已经不是用你们英文放屁这几个字可以形容，好，这个就是自由而没有社会责任的报纸，媒体，我现在担心我们国内的也是这样。
在这么十几二十年以来，我们开放了，我们的媒体一天到晚说我们有框框，我们有各种限制。如果没有框框、限制，你准备办一样什么样的报纸？你准备办一个什么样的电视台，你的新闻报道你准备怎么样做，你的媒体人，你的报纸，你的编辑你的记者，你的总编辑，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这种意识，能够分辨什么叫公正而客观的新闻报道，你有没有能力能够分辨什么是你争取读者的方法，哗众取宠、制造假新闻，我们过去比比皆是，如果中央没有管的话，这乱了套了，跟台湾一样、跟香港一样。
台湾香港地方小，尤其是台湾，它吃的这种亏，一直到现在，大家知道台湾民主为什么公信力不足，就是媒体不行，大家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媒体。
梁茵：就是把很多消息拿过来，都先当八卦来读，都先质疑它？
阮次山：现在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把政治新闻八卦化，对吧，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他到底相信谁，大部分全世界的人，大部分都不相信官方，这个是人性使然。就是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大部分都是如此，官方都处于被动的阶段。
好了，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政客，政坛人士的话，大家也都不相信，大部分相信谁呢，媒体。所以媒体叫第四阶层。如果你媒体都不能信任，就跟台湾一样，跟香港一样，这社会公信力何在，是吧，那么这个社会总要有一个民众，还有一般的人民可以相信的东西，然后才能做客观公正的报道，当然我们这几年以来，有很多记者因为各种的制度化的关系、环境化的关系，有很多深入报道的记者，可能会遭受到怎么怎么着，是吧，有很多人身的伤害。
可是我们也看到政府也有改善，因为最近不是说已经发表一个措施让记者到各个地方，有采访的权利。你有权利了以后，你会不会运用你的权利，你尊不尊重你的专业权利，你会不会滥用你的权利。以前台湾有一句话，二十几年说，台湾的很多记者都是文化流氓，拿了个记者证到处敲诈是吧。那我们现在，我们扪心自问，有很多的场合，有很多的新闻发布会都送记者红包，有没有大家心里有数。
梁茵：这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了。
阮次山：如果有多少全国的记者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评论，你能不能正视我的眼睛说你没有，你能不能正视我的眼睛说，如果你拿到，你要怎么办？
梁茵：阮先生，这样的记者我也去做过，所以我今天会承认说，其实这样的红包我也是拿过的。
阮次山：是，所以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三俗这个东西怎么能够解决呢，因为它基本的说，我今天要生存，我就要无所不用其极，我忘了我自己是个新闻工作者，我忘了我是媒体的应该有的这个社会责任，我今天并不是我们高谈阔论，这个是我一辈子遵守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的记者如果没有这样的格调，没有这样的勇气。
梁茵：这就是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
阮次山：对，就是你没有这种道德的勇气，那你如何去告诉别人说，我今天前来被剥削了，我怎么怎么着，这东西是两方面的，你不尊重你自己的责任跟地位，你不尊重你自己，人家也不会尊重你，好，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乱了套了，所以三俗的问题到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央现在已经忍无可忍，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在国内，我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我绝对相信中央有这个意识说要开放新闻媒体报道的尺度，可是我跟他们接触，我跟媒体的同仁接触，我就发现一个，所有的社会这个人士都担心一个，今天如果我开放的话，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可不可以号召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咱们坐下来，盯着这个社会大众，你干不干说，如果我开放，我会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卡）金钱，整个报社不避开金钱，整个广播电台，电视台不避开，为什么？我要收视率，我要经济效益。你如何在经济效益的情况之下，保有你这个职业的尊严，保有你在社会，在历史上的地位跟尊严，这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人家其他的国家商业化的程度比你中国多吧，是吧。
人家为什么可以有的报纸就是高格调的报纸，有的电视台就有些狗屁道道的东西他不屑，尤其是你说记者拿人家的钱的，我相信在很多西方国家那个记者想都不要想，人家也不会送，因为送了也没用。我在美国新闻界实习的时候，你跟任何的，比如讲政坛人士，我们以前都弄政治的，跟政坛人士吃饭，只要有一句话提到工作需要的东西，有一句话，这餐饭你就要付钱，如果你让对方付钱开除，责无旁贷。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我们做不到，我们中国人低人家一等吗？那就是因为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够，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俗，其实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讲，这是个很困扰，而且是个很麻烦的东西，而且是个，等于是癌症一样。
如果我们再不遏止这个癌细胞传染，那癌细胞传染的主因是什么？媒体，所以我想呼吁全国的，我们媒体界的朋友，你的责任是历史性的责任，你是有关国家兴亡的责任，这个责任要重视它。
梁茵：但是媒体在这个时候也会说，我很委屈，我为什么要推这些东西，因为它有受众，就是有人喜欢它，那有人喜欢就是我推的。
阮次山：如果有人喜欢你就做的那，那全世界人都喜欢光屁股的女人、男人，那你做吗？是吧，全世界喜欢血淋淋的场面，你就做吗？是吧，这个有太多的事情，有所为有所不为，就看你这个人档次够不够，你的责任意识，你的责任意识，你的国家意识，你历史意识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