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2:05:40
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作者:胡晓明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胡晓明:1955年8月生,四川成都人。1990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兼职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秘书长等。著有《中国诗学之精神》、《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饶宗颐学记》等,编有《释中国》等。  两个老先生和两个禅师   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大有意味的问题。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等。唐诗也是汉语中最美好的词语之一。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么?只是文学遗产么?只是语言艺术么?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  我们仅从风花雪月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去看唐诗,我们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   我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丝绸之路,以长安为中心,西至罗马,东至东京,各种宗教,和平共处;有世界主义的文化精神:国力极强盛,版图辽阔,经济发达,文化既大胆拿来,又讲送去主义,元气淋漓,色彩瑰丽;有继承创新的文化精神:秦汉帝国的文化格局、南北朝职官、府兵、刑律等等融为一炉。   在教科书上,似乎只有这些才是唐诗的文化精神。不是说这些不重要,然而谈到唐诗的文化精神,就只能是“遥想汉唐多少宏放”,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成见。今天我们都不从这些大地方讲起,诗歌毕竟是关于心灵的事情,我们从唐诗的心灵世界讲起。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心灵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   我常讲诗歌,也常常想起杭州的西湖边上,花港观鱼的旁边,曾经住着近代的老先生、仙风道骨的诗人马一浮先生。   诗是什么呢?马先生有四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后来叶嘉莹教授说,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我们为什么说仅仅从风花雪月、语言艺术、文学遗产、汉唐气象等来读唐诗,总觉得不够呢,那就是隔了一层,没有醒过来跟自己的真身相见。   这似乎有点玄了。有没有真身,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论证的事情。但是我这里姑且将它作一个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诗是这当中那个比较有力量、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而且是直觉的美好。  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个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个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个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说了一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接触,多读诗,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相释放,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身。  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我十五岁离开家去当工人的时候,心里只是想家呀,沛然莫之能御。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的背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  具体而言,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我先把结论写在下面,然后再来一个一个证明。   尽气、尽才的精神 尽心、尽情的精神   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   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以诗仙李白为例,他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十分才,即是尽气尽才,李白就是尽二十分、三十分。   《尚书》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这表明,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美好的事物。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发现。《诗经》里有句诗:“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意思是说早晨起来,晚上睡下,都要想想,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生命。我想,如果没有古代先民对于人的生命美好的发现,就不会有这样的对于生命美好的爱惜,像一个爱清洁的人家,每天都窗明几净,开开心心地过生活。   我们简单说,“人为万物之灵”有这样几个意思。一、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造。二、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抑的。三、人在世的意义,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不负此生、不虚此生。四、无论如何艰难困顿,人生永不舍弃。   为什么讲唐诗要讲到这里呢?我们说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这是我的一个直觉。我们从简单的常识讲,以诗仙李白为例子。   李白,我常常想,中国文化中有李白这个词语,真是一个美妙的亮点。有点像美国文化里的自由女神,法兰西文化里的马赛曲。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十分才,即是尽气尽才的生命,而李白是尽二十分、三十分。根据我们的描述,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日本学者还说他是官方的间谍,超量付出了才与气。尽才尽气的表现,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自由。自由有两种。一是积极自由,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美好。二是消极自由,即不受外来力量的束缚。   积极自由在李白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自已的生命力。李白的消极自由表现在鄙弃权贵、笑傲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限的一个典型。李白,几乎成为真正的文人自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  杜甫是一个厚字,结实扎根在地上。他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大地的精神,真实做人、积极用世,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了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但是他们的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   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作为的。韩愈一生最精彩的是谏佛骨,苏东坡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举世滔滔的佞佛大潮中,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贬谪的后半生不屈身降志,又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白居易最亮点的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让诗歌文学发生社会良心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   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才华盖世的士人,不仅仅是诗人。正是他们压抑的才华得不到实现,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诗歌,正是他们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第一流的诗人,个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要做一点事情,都是想要让自己的才智充分得到表现的。  有关唐诗学的一些关键词,譬如盛唐气象、兴寄风骨、诗赋取士、诗史精神、歌诗合为事而作、讽谏诗等,都指向刚健有为、向社会负责、以天下有道的关怀,做到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精神。这些关键词,正可以简明有力地代表唐诗的基本精神。我看唐代人对唐代人的诗歌评论,也是推崇尽气的精神。   譬如盛唐诗人任华《寄李白》:“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可见我们不是无根据的。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高度概括了这种时代精神,表明:好诗是天意之所在,天意之肯定。这是一整个要好诗的时代。诗人最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是要让天下都成为美好的诗。   大家会问:你说的是盛唐精神,那么晚唐呢?不是都有点气脉衰败了吗?如果是跟盛唐比,晚唐是不够尽气了。但是不要忘记,晚唐诗人使尽才的生命精神突出出来了。到了晚唐,好诗才成为一种可以使人终身赴之、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美好追求。   王建说“惟有好诗名字出,倍教少年损心神”;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所以,从初盛唐尽气的生命到中晚唐尽才尽情的生命精神,其实仍然是善待生命、高扬人性美好,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文化精神的表现。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这个人性亮色的底子,就不会有唐诗的这种表现。所以,我认为唐诗背后有一个秘密,有一种很深的精神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集体意识。如果有谁敢说自己的生命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用中国文化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得了唐诗的真精神。   唐诗是早晨,不是下午茶   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做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   现在我们来读读那些千年传诵的名句吧。我们看诗人动不动就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动不动就说“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动不动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动不动就说“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我们发现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迈得很。   初盛唐的人要是失恋了,痛苦了,说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就会哂然一笑,心情好起来了。要是暂时经过苦难,重新克服了困境,就会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会对前途重新有希望。诗人要是曾经被打败,曾经受大挫折,后来又东山再起,拨云见雾,就会说:“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重来!”心里充满自豪的感情。诗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就会有这样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人看不惯有些小人得势,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唐诗中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骂得很有力量,以历史时间作尺度,眼界十分开阔。   唐诗是可以提升人的人格,振作生命的活气的。读到不少唐诗,真的就是“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心花怒放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喜欢唐诗的一个原因。所以,叶嘉莹教授接着马一浮先生的话说,诗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不死的心灵。   唐诗中常常提到大江大河、高山平原,因为唐诗主要是中国北方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的诗,所以要写就写高山大河,所以宋词多半是小桥流水,唐诗多半是高山大河。   中国文学写高山大河写得最好的作品,我敢说至今没有超过唐诗的。比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豪情雄壮,比如“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比如“白日依山尽”“大漠孤烟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都力量充沛得很,生命强健得很。   长江、黄河、高山、大川、太阳、月亮,唐诗就是想来一个惊天动地,就是想贯通宇宙生命之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个风烟,大气得不得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天姥连天向天横”,这个“上青天”、“向天横”都是直上直下将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贯通。   盛唐诗人、宰相张说大书诗人王湾的诗于政事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正是代表唐人的审美意识:天地之大美、自然之伟观———黎明、春天、新年,一齐来到人间,使人间成为美好的存在。“生”字、“入”字,热情奔放,是生命化的大自然。天行健,生命刚健、积极有为,迎向清新与博大。   有些看起来很平常、很安静的诗,也有一种有天有地、贯通宇宙的元气之美。比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个“水穷处”,通往那个“云起时”,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气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青未了”三个字,不正是生生不息的春色天边无际地流淌么?  有一个诗人有一天晚上突然睡不着觉了,找不到原因,只觉得身子很暖和,原来经过了一个冬天,地气开始回暖了,于是他写诗说“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你们看,诗人的生命节奏,感通着宇宙的生命节奏。   老杜有一句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后代的诗人特别喜欢。那是安史之乱后黑暗的唐朝社会,一个无月的黑夜,诗人忧心如焚,彻夜不眠,忽然,窗外那黑黝黝的山嘴里,一下子吐出了一轮晶莹的明月,楼外的水池,月色之中,也波光粼粼,明亮起来了,诗人的心境,也由忧苦而惊喜,而充满了对天意的默默的感动。   杜甫有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文字,小孩子都懂得,平凡得不得了,但是读起来舒服极了,通透极了,有一种生命与宇宙透气的感觉。杜甫还有一首绝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一种生意盎然之美,一种随处生春之美,读久了就觉得生命很亮丽,很新鲜活泼有力。   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些感伤的诗,实际上骨子里生命的力量依然充沛得很。比如柳宗元的《寒江独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么,是不是宇宙就死掉了呢?没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越是雪大风寒,越是千山万径,越显得那个钓鱼的渔翁,生命力十分强健。又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听起来诗人好感伤呀,怜香惜玉的一个样子,但你没有读懂。你想一下诗人半夜里被风雨声惊醒,但清晨又是一个好天气,又是一个春光明媚,他也又是一个好心情,躺在被窝里,听叽叽喳喳鸟儿窗前啼叫,阳光透过窗格儿满满地洒进来,好不开心!那些风风雨雨,雨雨风风,总会过去,而人类社会,宇宙自然,正是这样,在风风雨雨中,花开花落中,永恒地往前生长,往前发展,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生命的生长。   小小的一首唐诗,一共才不过二十个字,说的竟然是这样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生命的道理,敞开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你能说唐诗不是一个不死的心灵么?唐诗难道不正是这样表达了中国文化青春少年的梦么?唐诗是早晨,是少年,不是下午茶。下午茶的精神是反省的、回味的、沉思的、分析式的,要不停想问题的,而早晨是不提问题的,不分析的,不反省的,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做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   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精神,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即科举、尚贤、纳谏。“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这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的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的关系,跟唐代的国力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只有这样的时代,才会有尽气的精神突出表现,只有社会上有一种尽理尽心的气象,文学上才会有尽才尽气的表现。   我们今天似乎特别缺少英雄主义了,特别缺少提澌生命的真实力量了。这跟我们对人性的看法有关。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以为只不过是DNA的合成,可以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现在甚至还有了譬如百忧解这样的医学成果了。   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人性这个东西,要么是零散化,成为没有理性构架、没有主心骨、没有人格意识的拼贴;要么是空洞化,成为没有真实内容、真实需求的虚无主义;要么是幽暗化了,成为一团人欲物欲;要么游戏化,成为一种商业性大众化的表演。现代性主张人是经济动物,是潜意识盲动与升华,是宇宙中的过客。这些问题很大,我今天不可能讨论现代思想的利弊,但我们对于现代思想的反思与怀疑,也成为我们读唐诗的一个背景,使我们懂得珍惜,懂得引申发扬。 公正社会的意义:西方技术文化时代的问题和出路
  作者:张庆熊 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第4期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 云南大学学报第4期
本文是在兰州举行的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上的一个发言稿。罗蒂在复旦大学访问期间,我除了听他的报告外,还有三次与他进行过个别的交谈,这多少有助于我对他的演讲的一些理解。 摘 要:罗蒂在复旦大学讲演的主题是“世界政府”和“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什么是罗蒂鼓吹世界政府的动机呢?为什么他要批评后现代主义呢?本文将试图反思这两个问题,并力图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世界政府;后现代主义;社会正义;乌托邦 一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在2004年上海天气最热的时候来到上海,于7月20日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座谈,题为“哲学家的展望:2050年的中国、美国与世界”;并于次日做了题为“美国大学与社会正义的希望”的报告。罗蒂的话浅显明白,罗蒂的姿态随和低下。我记得,听了罗蒂的报告,复旦大学的有些研究生站起来用充满哲学奥义的术语反驳他的观点,他却用连中小学生都能懂的词汇答复。不少人说罗蒂的报告太平淡无味了,我当时也有同感。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时天气太热了,我们不够冷静,过多地与他辩论一些枝节问题,没有领会他的报告的主题的实质内容和深刻含义。 当大热天渐渐过去,我才慢慢品味到他的讲话的用意。正巧,本次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的主题是“西方哲学文化与后现代哲学”,而从这一角度考虑,我想最能把握罗蒂选择他的复旦大学之行的报告的题目的良苦用心。我记得罗蒂在复旦大学时说过如下一些警句性的话: 人类活过了原子弹造出以后的五十年,这纯粹是偶然的。人类要再活过核弹阴影下的五十年,除非有一个全球性的处理核武器问题的机制,否则人类难逃厄运。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 马克思主义要比后现代主义好,因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乌托邦,而后现代主义没有提出乌托邦。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那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的合理成分,推动了30年代至50年代的美国的社会正义的改革,这包括分配公正,社会保障和普及教育。
大学成了美国左派的温床。 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起来反对越战和掀起美国的民权运动,特别是反对种族歧视。80年代至今美国的社会正义事业进展不大,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只是女权运动和承认同性恋的合法地位。 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正义事业进步不大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左派出于对前苏联的极权主义的反感抛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