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灭祀 灭国不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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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祀
1.断绝宗庙祭祀。指朝代灭亡。有人认为，“亡国”当作“灭祀”解，然考《春秋》及三传，灭祀者无一符合“五十二”之数。据《左传》一书统计，灭祀者多达九十余。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说，作亡国事件解较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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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热闹：关于“丧家狗”讨论的跟贴
（刚才在云偶那里跟贴不成功，索性贴自己这儿来。）
似乎不能说“丧”字在周秦汉魏的主要用法就是名词“丧事”。从小篆字形上说，丧是“哭”+“亡”，会意表示哭亡人。可见“丧”的本义应该更倾向于动词词性。从用法上来看，不仅作为动词用得相当普遍，单单是其中表“丢掉”、“失去”的，也相当多。比如：
东北丧朋。——《易·坤》。马注：“失也。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国语·周语》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礼记·檀弓上》
解车休马，罢酒彻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淮南子·原道训》
《说文》：“丧,亡也。”这样展开来说，“亡羊”、“丧狗”完全可以是一对意义相近的词。《广雅·释诂二》：“傫，劳也”。《老子》有云：“傫傫兮若无所归”。形容疲惫、颓丧、凄惶不得志的样子。“傫傫若丧家之狗”表达的其实是与之相同的意义。从句子结构上说，“丧家之狗”是关键词“傫傫”的补语，是为进一步说明“傫傫”的情状而打的一个比方。有《老子》句在先，个人以为把“傫傫若丧家之狗”解释为“傫傫若无家可归的狗”倒更合适。反而是王肃的解释令我困惑：使狗傫然不得意的直接原因不就是无人照顾而“不见炊食”么？难道说因为主人哀荒与失去主人无家可归造成的“不见炊食”，给狗狗带来的“累然”感，能让人看出来有什么不同特点么？且不说狗狗是否有如此深邃通透的感受力，以本人的经验，至少狗狗没有如此丰富的表现力。
既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限定是“丧家之狗”呢？在周秦汉魏时期“丧家”独立使用时多是“居丧之家”之意。不知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解释者先入为主地把“丧家”看作一个固定词组，在这个前提下对丧家之狗的解释就不得不绕个圈子弄出：居丧人家因为主人哀荒云云？否则，实在不明白特别限定“居丧人家”在句中有何必要，不说无家可归的狗，就算是主人家办喜事儿高兴得没顾不上照顾狗，搞得狗狗终日不见炊食，它也一样会傫然不得意的，因为令狗傫然不得意的原因是受主人冷落和炊食问题，也就是说是主人对待狗的态度，而不是主人自己的状态。所以弄出个“丧家”来似乎很没必要。
“丧家”不作“办丧事的人家”用的句式也多多。《晋书》中有：“若失水之鱼，丧家之狗”；“祸结而恨争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辩，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五）。前句后句词性对应严整，词义一脉相承。后来用得就更多。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中，也是将“丧家狗”的概念当作“无人豢养的野狗”用的，虽然说的不是孔子，但若一味追根溯源，也可以归结到“居丧之家”上面来。这其实没什么意义。
最后高呼口号：坚决鄙视遗弃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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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姓在《百家姓》中排第7位，在当今中国100大姓中居第23位。郑氏源出郑州荥阳，与周朝姬姓同源。“天下郑氏出荥阳”，《史记·郑世家》记载：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印6年)封同父异母少弟姬友(谥号桓公)于咸林(今陕西华县)，为郑国。后桓公到虢、郐之间的京(今郑州荥阳京襄村)居住下来。并很快灭掉虢、郐，将周围8个子男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兴建郑国，定京为都城。之后又将都城迁到郐国故地(今新密市东南)、昔黄帝都有熊的地方(今新郑)。公元前375年郑为韩所灭，郑氏公卿宗族纷纷外迁。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照“灭国不灭祀”的惯例，封郑康公之孙据公于嚣山(即荥阳之三皇山)之阳，称践土君称嚣阳君，守祭郑武公之陵。其后裔遂以国为姓，郑氏自此始。郑氏传至27世郑奇，出任河南太守，举族回迁荥阳世代繁衍，发展到“天下郑氏出荥阳”便是当今海内外郑氏门前皆书“荥阳衍派”，厅堂内皆悬“荥阳堂”匾额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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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斩宗灭祀,鬼祸不解者,皆此念也,可不畏哉!”(注:《读通鉴论》卷十九。)“人主而为国计无疆之休,任贤而已矣”(注:《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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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不早定扶苏,故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秦始皇没有预立太子,汉初一些大臣认为秦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是“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②。自汉以后,皇帝在位时就先指定好自己的继承人。为了政治的稳定和提高继承人的统治才能,在确定了继承人之后,还注意对继承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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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
--------------------------圣王之德,与民共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粟怨神怒,则国灭祀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
孔子《春秋》原貌考 姚曼波 中评网 〉人文中国 〉道德与情感
提要 本文通过史实的考证，证明孔子《春秋》即《左传》的史实部分，它本来是“重行事”的记事本末体；是具有完整建构、具有明确创作宗旨的完制，并且进行了艺术加工。
主题词 孔子《春秋》 《左传》蓝本
孔子《春秋》是古今一大疑案。孔子《春秋》是否是《春秋经》？自古以来，对此怀疑和否定者，不乏其人。但由于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们很少对之进行寻根究底的探索：孔子所作如果不是《春秋经》，那它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其原貌究竟如何？本文以不可辩驳的事实，不仅否定了孔子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而且考明：
一、孔子《春秋》就是《左传》的蓝本。《左传》的史实就是由它组成。
二、孔子《春秋》本是“重行事”不分年的纪事本末体。
三、左丘明割裂孔子《春秋》，加上逐条解释《春秋经》语，将其变为依经立文的编年体。
一
孔子作《春秋》是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壮举，孟子将其与大禹治水和周公平天下相提并论。它对后代影响深远。虽然由于史料缺乏，年代久远，我们已无法找到它的第一手资料。但从秦汉以来人们对它的有关称述和引用的材料中，我们依然不难找到它的概貌。
在秦汉典籍中，对孔子作《春秋》记载最详引用最多者，首推司马迁的《史记》。从太史公对孔子作《春秋》的具体称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孔春秋”的一些性质和特点。
《太史公自序》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这段话不仅说明，孔子《春秋》时间跨度为二百四十二年；规模是“文成数万”；而且标明，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案《淮南子?主术训》亦云：“孔子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恶，，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
董仲舒《春秋繁露》亦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一（卢文弨校本、凌曙注本皆认为当作“三十六”，下同），亡国五十二。”（《盟会要》），“……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春秋》立义，……”（《王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小国德薄，……”（《灭国》）
刘向《说苑》亦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说苑?卷三》）
从《淮南子》、董仲舒、刘向的一致称述，可证“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确是孔子《春秋》在内容上的基本特点。笔者考证，《春秋经》之中，其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之中，弑君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一，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
当然，笔者不是仅从这个数字的相合而轻易下断语，而是因为，笔者曾详考先秦到西汉的一系列典籍，所引孔子《春秋》，无不与《左传》相合。例如《孟子》是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者，但全书所征所引，无不出自《左传》，而未见一引《春秋经》。尤其是其中有引《左传》而点明孔子的：“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而不往也。”（《滕文公下》）此不见于《春秋经》，而唯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晋文公攻原之事，并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晋文公攻原得卫事，亦唯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尤其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其序主述孔子作《春秋》，而“表见《春秋》”者，皆见于《左传》。这一切，无不说明，《左传》的“行事”部分与孔子《春秋》相同。所以说，它所记载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与司马迁、董仲舒等所称说的孔子《春秋》吻合一致，决非偶然巧合，而是有其必然联系的。即使我们不能说《左传》就是孔子《春秋》，但至少可以肯定，《左传》中有关“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记载，就是出自孔子《春秋》。如果我们把这些有关史实和文字列出，至少可见孔子《春秋》的大体轮廓和基本风格。
首先来看“弑君三十六”之史实记载。考《左传》全书所记，它们分别是：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隐公十一年，隐公被弑（《经》记“公薨”）；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桓公七年所载曲沃伯诱晋小子侯而弑之（《经》和《公羊传》俱无记）；桓公十七年郑高渠弥弑君昭公，（《经》与《公羊》无载）；桓公十八年齐侯使彭生弑鲁桓公（《经》记“公薨于齐”）；庄公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庄公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郑子（《经》《公羊》俱无记）；庄公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弑君子般（《经》记：“子般卒。”）；闵公二年庆父弑闵公（《经》记“公薨”）；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頵（公、谷之《经》皆作“髡”）；僖公二十四年，晋弑怀公于高梁（《经》与《公羊》俱无记）；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公羊作“处臼”）；文公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宣公二年，晋赵穿弑其君夷皋；四年郑公在归生弑其君夷；十年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襄公七年，郑伯髡被弑（《经》记“卒于操”）；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卫宁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公元年楚公子围问王疾缢而杀之（《经》记“楚子麇卒”）；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公羊作“舍”）；哀公十年，齐人弑悼公（《经》记：“齐侯阳生卒。”）；哀公十四年，齐人弑其君壬。以上所记恰合三十六次。（案：定公十三年《经》记：“薛弑其君比”，而《左传》无记。）
据“弑君三十六”之数计算，则最后一位被弑之君是陈恒所弑的齐简公，这正是鲁哀公十四年之事。也就是说，孔子所写史记，从鲁国第一位被弑之君鲁隐公始，直至鲁哀公十四年止，恰合“二百四十二年”之数，这与司马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的“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春秋》哀十四年记获麟事）恰恰是吻合的。
其次再看《左传》中关于“亡国五十二”的记载。考《春秋经》，所记亡国数仅三十五，分别是：庄公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僖二年灭夏阳，僖五年楚灭弦，僖十年狄灭温，僖十二年楚灭黄，僖十七年灭项，僖公十八年灭梁，僖二十五年灭邢，二十六年灭隗（《左传》为灭夔），文四年楚灭江，文五年楚灭六，文十六年灭庸，宣八年楚灭舒蓼，宣十二年楚灭萧，宣十五年灭赤狄潞氏，宣十六年灭潞氏甲氏、留吁，成十七年灭舒庸，襄六年灭莱、灭鄫，襄十年灭偪阳，襄公十三年灭邿，襄二十五年灭舒鸠，昭四年灭厉，昭八年灭陈，昭十一年灭蔡，昭十三年灭州来，昭十七年灭陆浑，昭二十四年灭巢，昭三十年灭徐，定四年灭沈，定六年灭许，定十四年灭顿，定十五年灭胡。显然《春秋经》不合孔子《春秋》的亡国数。考《公羊传》亡国者亦仅四十余，亦不合“五十二”之数。
严格地说，“五十二”不当是灭国数，而是指孔子《春秋》所书的亡国事件，而且主要是反映“诸侯不能保社稷”的情况而言。春秋时期灭国数百计，诸侯不能保社稷者不计其数。以孔子学识之博大、治学之严谨，不可能只知道五十二个亡国之数。他作《春秋》，旨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研究君为何被弑、国为何被灭。他注重于对弑君亡国事件的调查研究，取其典型者而书之，借此警示后代统治者。而不是盲目记载或统计弑君亡国之数。故此“五十二”当是指事件，而不是指灭祀之国。
《左传》全书所写的灭国者，有的是孔子《春秋》所书，它们大多比较具体说明亡国之因，多半要通过人物议论，突出题旨。也有左丘明据《春秋经》而抄录的，往往只是一两句解经语，如成公六年《经》书：“取鄟。”《左传》书：“取鄟，言易也。”这分明是左氏所加的解经语，无任何实际意义。又如定公六年《经》书：“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左传》书：“郑灭许，因楚败也。”这也明显是左氏解释《经》文的，非出自孔子《春秋》。类似这些显然不能统计于孔《春秋》的“五十二”之中。
考《左传》中符合前者的亡国事件，罗列如下：
1）灭纪：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纪从此灭祀，不见于《春秋》。
2）灭谭：庄公十年：“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
3）灭遂 庄公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4）灭邓 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5）灭息 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
6）灭权 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
7、8、9）灭耿、霍、魏 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10）卫初亡 闵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卫师败绩，遂灭卫。……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11）灭弦 僖公五年“楚斗谷於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姻亲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12、13）灭虢、虞 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弗听，许晋使。……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14）灭温 僖公十年“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
15）灭项 僖公十七年“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16）灭梁 僖公十八“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17 ）灭须句 僖公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僖公二十二年“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
18）灭邢 僖公二十四年“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僖公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
19）灭原 僖公二十五年“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
20）灭夔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21）灭滑 僖公三十三年（秦将袭郑，到了滑，郑商人弦高路遇，借犒师为名，机智地暗示秦国郑已有备，同时报告郑国）“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22）灭江 文公四年“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
23、24）灭六、灭蓼 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25）灭庸 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侵其西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27）陈首次亡 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宣公十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宣公十一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因县陈。”（后又复封之。）
28）灭萧 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遂傅于萧。”（《经》“楚子灭萧。”）
39）灭潞氏 宣公十五年“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
30）灭舒庸 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
31）灭鄫 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襄公六年“莒人灭鄫，鄫恃赂也。”
32）灭莱 襄公六年“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四月，陈无宇献莱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
33）灭逼阳 襄公十年“……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戍焉。……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卒攻逼阳，亲受矢石。甲午，灭之。”
34）州灭 桓公五年“淳于公如州，度其国危，遂不复。”按，“淳于公”即《经》文之“州公”。州，姜姓国，都淳于，故称。“国危”“不复”云云，暗示国灭。后入于杞，为杞都。（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35）灭舒鸠 襄公二十五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36）灭赖 昭公四年“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迁赖于鄢。……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
37）灭陈 昭公八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而立公子留。……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灭陈。”
38）灭蔡 昭公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王贪而王信，唯蔡于感，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冬十一月，楚子灭蔡。”
39）灭肥 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40）灭州来 昭公十三年“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可民力，败不可悔。……”
41）灭陆浑 昭公十七年“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
42）灭鄅 昭公十八年“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
43）灭鼓 昭公二十二年“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
44、45）灭巢 灭钟离 昭公二十四年“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46）灭徐 昭公三十年“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
47）灭沈 定公四年“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
48）灭顿 定公十四年“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
49）灭胡 定公十五年“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
50）灭蛮氏 哀公四年“单浮公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51）灭唐 定公五年“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
52）灭曹 哀公八年“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
《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灭鄋瞒之事，然鄋瞒非诸侯之国，故不当计于“五十二”之内。
有人认为，“亡国”当作“灭祀”解，然考《春秋》及三传，灭祀者无一符合“五十二”之数。据《左传》一书统计，灭祀者多达九十余。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说，作亡国事件解较说得通。
“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所书史实，基本笼盖了全书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仔细分析全书关于这些史实的记载，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左传》所记弑君之事，不仅数字上与司马迁、董仲舒等所称的孔子《春秋》吻合，而且这些史实的记载中，所透露出的思想倾向也与孔子的一惯思想相吻合。试看襄公七年，记郑伯髡被弑的经过：“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从“不礼焉……亦不礼焉……又不礼焉”终至被弑，字里行间，处处突出“礼”字。由于不懂得“礼”，导致被弑的可悲下场。这段文字，难道不正突出表现了孔子“为国以礼”“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吗？
又如鲁隐公四年写卫州吁弑君，书云：“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作者详写石碏之谏，揭示卫州吁弑君之因，是卫庄公的偏宠，放纵其“骄奢淫佚”，以至“贱妨贵，少陵长”等违礼的“六逆”行为的结果。同时宣扬“君义臣敬父慈子孝”所谓“六顺”的伦理道德，这一切，也同样无不与孔子的思想契若符节。可以看出，作者并非为记史而记史，而是为了表现明确的政治理念，即以礼义道德伦理治国的信念，而这恰恰正是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他要通过“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向人们一一揭示这些君为什么被弑、国为什么被灭的历史教训，宣扬他治国以礼以德为政的儒道及其对春秋时期兴亡衰败的历史规律的总结。因而常在史事中加入大段的人物议论，揭示题旨。这个特点，贯穿了《左传》全书。
二、各史实之间有机联系，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围绕着创作主旨，全书构成一个宏伟的有机整体。如写齐国陈桓弑君（鲁哀公十四年）、田氏代齐，作者追溯到陈氏的最初发家——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通过敬仲妻之占，预言“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并写完出生时的占卜，“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这是为写鲁哀公时陈亡及陈恒专齐政张本。作者写鲁国季氏篡权，则溯源于季文子得政，鲁闵公二年写道：“季文子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写晋国政权的下移，则追根溯源到赵、魏氏的始封，闵公元年，晋献公派公子申生伐戎，“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并特地增饰毕万占卜的细节：“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封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闵公元年）这也明显是为《左传》后半部写魏氏主晋政作预示。《国语?晋语》同样记载“公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事，却未书灭耿、灭霍、灭魏及封赵氏、毕万之事。可见这是孔子另据它史所增写。灭耿、灭霍、灭魏是左氏所未知或未引起关注的。孔子之所以特别增此，因为它是赵氏、魏氏发家之始，后来发展到“三家分晋”，这是源头。孔子以史家的敏锐眼光，关注此一事件。从文章构思而言，可谓伏脉千里。它证明了《左传》的记事部分，有着贯穿全书的宏伟的整体建构。
综观《左传》全书的史实记载，有一条贯穿全局的主线“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有一个明确的创作思想：以礼治国、以德为政；违礼者亡，无德者灭。全书有经有纬，纵横交织，具有统一的布局，整体的宏伟建构。而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作者对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脉膊的宏观把握，明确地说，这就是孔子自己所归纳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是孔子对春秋时期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总结。全书正是围绕着它，以之为总纲来写的。
作者选择鲁隐公元年为始，因为正是这一年，郑国发生了郑伯与其弟段之间的内战，公孙滑因此出奔到卫，卫国为之伐郑。郑国调兵遣将，以王师、虢师伐卫。接着卫国发生内乱，州吁弑君上台，新上台者为“求宠”“和民”，拉拢宋、陈、蔡等国，一起伐郑，于是开始了郑与宋、卫间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拉开了春秋时代诸侯兼并的第一幕——这可以看着是“征伐自诸侯出”的“无道”之始。“礼乐征伐”诸侯争霸，这是作者关注的第一方面的内容，“亡国五十二”是对此的集中描述。
另一方面，是各国“臣弑君子弑父”的宫室内乱，大夫争权。“弑君三十六”，具体反映了政权从诸侯到大夫到陪臣的逐级下移。《春秋》写齐自齐桓公称霸，到简公被陈恒所弑，正历十世；晋国从晋文称霸，到顷公六卿专权，也历九世。写鲁国从季友专政，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至桓子被阳虎所执，正历五世。完全吻合孔子上述的历史总结，并且有立足全局的严密结构，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如对晋国六卿专政的结果，作者早在闵公元年就以毕万之占做了伏笔：“毕万之后必大。……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对齐国的陈氏弑君篡权，则早在鲁庄公二十二年，通过对公子完的占卜，作了预言，并说“及陈桓子始大于齐”。可以看出，《左传》全书的本事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完全是按孔子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机建构的。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左传》全书的史实，就是由孔子所作《春秋》组成。
由此可证，《左传》全书的记事部分，即由孔子《春秋》组成。
三、《左传》中生动的战争描述，出自孔子。举例来说，“亡国五十二”中之一的“灭滑”，只是秦晋崤之战的小插曲。灭滑，本非秦志。秦穆公本意要袭郑，只是半途被郑商人弦高识破，暗示郑已有备。不得不中断原计划，只得“灭滑而还”。滑的被灭，只是秦国侵略扩张野心而致的意外牺牲品。作者的重心是写崤之战。由此可以推断，崤之战，乃出自孔子之笔。
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其之矣”，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无疑是孔子所写的重点人物之一。而晋文公在《左传》中的记载，除了流亡各国十九年，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濮之战。作者写城濮之战，突出强调的主旨是尊王攘夷，并说“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役也，能以德攻。”这与孔子的政治主张，也是相吻合的。城濮之战，无疑出自孔子。
人们或许对孔子是否能把战争写得如此成功，如此生动传神，感到怀疑。其实仔细研究一下，却并非不可能。一是春秋时期已有记载和研究战争的史料记载和专著，如《左传》中多次提到的《军志》就是其中之一。《国语》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晋文公伐原，也与《左传》所书相差无几。又如鲁成公二年，晋齐靡笄之战，《国语》就有关于这次战争的六则生动细致的情节和人物对话的记载，如：“郤献子聘于齐，齐顷公使妇人观而笑之。郤献子怒，归，请伐齐。……靡笄之役，郤献子伤，曰：‘余病喙。’张侯御，曰：‘三军之心，在此车也。其耳目在于旗鼓。车无退表，鼓无退声，军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所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只以解志。’乃左并辔，右援枹鼓之，马逸不能止，三军从之。齐师大败，逐之，三周华不注之山。”这段对话、情节的生动描述，与左传》所书基本相同，说明它出自史官之笔。史料记载的丰实，无疑为孔子《春秋》具体准确地描述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孔子对此进行过深入的采访收集，这从前面已提过的韩非子说“孔子闻而记之”，可得到证实。《论语》里也有《左传》战争记载的片断：“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孔子跟学生讲的，正是《左传》哀公十一年齐鲁之战中的一个细节：“师及齐师战于郊……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此亦可证，《左传》中的战争描写，可能出自孔子。再次是孔子本人也对战争有过专门的研究。《史记》对此就有记载——季氏曾问孔子学生，为什么如此精通军事，回答说是向孔子学的。
四、孔子《春秋》，文笔富艳精工，是“文质彬彬”，文史并胜的杰作。看《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文，叙事生动，有传神的人物特写。如桓公元年二年写宋督弑君：“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文字简洁而形神毕现。“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仅用九个字，即勾魂摄魄地勾勒出了好色之徒的形象。又如写楚国公子商臣弑父：“商臣闻之（指他将被废除太子之位），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潘崇曰：‘享江而勿敬也。’从之。江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的死。弗听。丁未，王缢。”（《左传》文公元年）三个人物，跃然纸上。三问三答，紧锣密鼓，不仅极鲜明地反映了人物个性，而且通过那短促有力的节奏，传达出紧张的气氛。再如，写晋灵公的“不君”而被弑，写齐庄公通崔杼之妻而被弑，其“拊楹而歌”的细节（襄公二十五年），无不写得有声有色，情节跌宕起伏，场面富有戏剧性，丝毫不减于后世的小说。
又如写“亡国五十二”，如写狄灭卫：“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受甲者”之语，令人忍俊不禁，极为犀利而生动地嘲讽了卫懿公好鹤而轻人导致亡国的可悲。孔子叙事的生花妙笔，可见一斑。
五、孔子为了突出主旨，还对史料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和独具匠心的艺术加工。如鲁昭公元年写楚公子围弑君。事先着重描述他赴诸侯盟会的虢之会时，身为令尹却僭越用了国君的服饰排场“设服离卫”，以及因此而在各国使节中引起的种种议论——作者不惜辞费，一一写了叔孙穆子、郑子皮、子羽、齐国子、宋合左师、陈公子招晋乐王鲋、楚伯州犁、蔡子家等人的对话“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郑子皮曰：‘二执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郑行人挥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齐国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这些议论，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场面气氛，浓笔渲染公子围的狂妄嚣张及急不可待的篡权野心，大大强化了公子围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写出了这些议论人物——他们都是各国政要——的性格特点。通过对同一事件所作出的不同反映，有意让他们的性格形成鲜明的比照，可谓匠心独运。对照《国语》对此事的记载，虽然史实完全相同，但议论人物只写了三个，而且对话繁芜乏致：“虢之会，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蔡公孙归生与郑罕虎见叔孙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郑子皮曰：‘有执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国也；公子围，其令尹也。有执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大夫有贰车，备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设诸侯之服，其有心矣。……’公子围反，杀郏敖而代之。”
两相对照，明显看出《左传》在原史料的基础上，删繁取精，并进行了艺术加工，增饰了人物，突出了主旨。这大概就是孟子说的“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的真谛吧。
《论语》记载孔子对“文”颇为重视。他对学生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左传》叙事的生动，与孔子的尚“文”、富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很有关系。
六、“运之三代” 孔子《春秋》，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在内容上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司马迁说的“运之三代”。《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运之三代。”《春秋经》仅及周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及三代之事。考《左传》，全书则颇有“运”及三代之事者。如：
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昭公四年：“夏，诸侯如楚，……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緡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襄公四年，晋侯准备拒绝山戎求和，魏绛引夏史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余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于是遂亡，……”
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昭公二十六年引周史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鄩……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避难，越去王都……在定王六年，……至于灵王……灵王、景王，克终其世。……”
定公四年：“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殷民七族……而封于殷虚。……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而封于夏虚。……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
从上所举可以看出，在人物的讲话中，插入三代史实，这就是“运之三代”。以古鉴今，这可看作孔子表现《春秋》“大义”的重要手法。其内容所及，不仅反映历代政治的兴亡，还涉及古代天文地理历法典章名物制度等等，可谓学际天人。
七、“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书中的许多史实记载看，孔子《春秋》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而不是现在所看到的编年体形式。
董仲舒和司马迁都说孔子《春秋》“重行事”，考察《左传》的“行事”记载，有许多都不按编年来写。就其写弑君灭国的“行事”来说。鲁桓公二年书晋曲沃庄伯弑君事曰：“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伯伐翼，弑孝侯。”这段事，时间跨越了二十年以上。明显不合编年之体。再举灭国的例子来说，鲁庄公六年写楚国灭邓，其文曰：“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伐邓，是在七年；灭邓，是鲁庄公十六年的事，但却超前了十年，与庄公六年的事写在了一起。这在时序与体制上都是不合理的。全书这样的例子触目可见，这就充分显示，孔子《春秋》本来并不是按编年来写的。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左传》，就会发现，其实，《左传》一开头就不是按编年写的：“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年号是隐公元年，却从惠公纳继室声子——鲁隐公之母、娶宋女仲子——鲁桓公之母开始。这显然是为了后面鲁桓公弑隐公篡位作伏笔。但在编年上，早于隐公元年好几十年，故显然不合编年之体。
推究孔子之所以不按编年来写的原因，是与他的创作宗旨分不开的。孔子与“承告而书”的史官最大不同在于，他要借史明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讲空洞的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必须用历史的事实来警告统治者。所以，就不能就事论事地罗列现象，而必须深入挖掘弑君灭国的历史根源。这就必须把史实的渊源，其来笼去脉展示在读者面前。
而一件弑君亡国的大事，其酿成到发生，总要经历数年数十年。就拿上述晋国孝侯的被弑来说，从二十二年前，封桓叔于曲沃开始，就埋下了祸根——封地过大，曲沃大于晋都翼，“末”大于“本”。作者通过师服预言：“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为了根究其源，作者不仅追溯到二十几年前，甚至到更早——从晋文侯仇及其弟成师——桓叔的出生命名开始。给孩子取名叫“仇”与“成师”，其好战的本性可见一斑。师服曰“始兆乱矣”，它似乎预兆了弑君灭国诸侯争霸之“乱”的即将开始，为“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拉开序幕。显而易见，孔子为了“明道”“窃义”，必须打破《鲁春秋》的编年体传统体例，而取纪事本末体，才能穷根究底，揭示无数悲剧的历史根源。
再举晋怀公的被弑来说，其背景就更复杂了。它渊源于晋献公时期的晋室内乱。献公好色，偏宠骊姬，导致杀嫡立庶。献公死后，晋室大乱，怀公之父夷吾就是乘乱上台的，而他刻薄寡恩，残暴无信，“外内恶之”。作为继位者的怀公，毫无政治基础。而他的对手晋公子重耳，则是历经了十九年磨难的成熟政治家，又有秦国作坚强后盾。秦穆公亲自扶持重耳回国即位，这就造成晋怀公被弑的必然命运。整个事件，错综复杂，历经数十年。从晋献公伐骊，杀申生，驱逐其余二子，重耳之流亡，晋惠公执政，秦晋矛盾，到晋文公即位杀怀公。原都是盘根错节而又前后关联的整体。左氏将其按编年作了一些分割，但还是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最明显者，就是僖公二十三年写晋公子重耳之流亡经历：“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遂奔狄。……处狄十二年而行。”案晋献公派兵伐蒲城，其事本来发生在僖公五年；处狄十二年，当是鲁僖公十七年，若按编年体，本不该放在僖公二十三年文中。接着又写了公子重耳“过卫……及齐……及曹……及宋……及郑……及楚……乃送诸秦。……”这是从鲁僖公十七年到僖公二十三年六年间所经历的事，也都编在了这一年里。这与现在的编年体例，有着十分明显的矛盾。但在孔子《春秋》里，却是必然写在一起的——正是十九年的坎坷，锤炼了重耳的性格。使他赢得了当时最有力的两个大国——楚国和秦国的赏识和支持，使他得以成功地回国即位，杀了晋怀公。
综上所述，对孔子《春秋》的原貌，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时间跨度和内容上，孔子《春秋》基本笼括了《左传》全书。可以肯定地说，《左传》的记事部分，就是孔子所作《春秋》。
二、孔子《春秋》本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
三、孔子《春秋》内容广泛，从春秋时期的“弑君”“灭国”到三代之史，从政治、军事到天文历法典章制度刑法职官世系等等，无所不备。正如司马迁所说“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四、孔子《春秋》全书是具有整体建构的完制，有涵盖全书的宏伟构思，有明确的创作思想，并且为突出表现主旨，而对原始史料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艺术加工。
五、孔子《春秋》是文学性很强的史著，从情节、人物、对话，都进行了精心的提炼，加工改造，而不是原始的“史记旧闻”。今之《左传》的“艳而富”，皆出自孔子之才笔。
1.断绝宗庙祭祀。指朝代灭亡。有人认为，“亡国”当作“灭祀”解，然考《春秋》及三传，灭祀者无一符合“五十二”之数。据《左传》一书统计，灭祀者多达九十余。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说，作亡国事件解较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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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热闹：关于“丧家狗”讨论的跟贴
（刚才在云偶那里跟贴不成功，索性贴自己这儿来。）
似乎不能说“丧”字在周秦汉魏的主要用法就是名词“丧事”。从小篆字形上说，丧是“哭”+“亡”，会意表示哭亡人。可见“丧”的本义应该更倾向于动词词性。从用法上来看，不仅作为动词用得相当普遍，单单是其中表“丢掉”、“失去”的，也相当多。比如：
东北丧朋。——《易·坤》。马注：“失也。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国语·周语》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礼记·檀弓上》
解车休马，罢酒彻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淮南子·原道训》
《说文》：“丧,亡也。”这样展开来说，“亡羊”、“丧狗”完全可以是一对意义相近的词。《广雅·释诂二》：“傫，劳也”。《老子》有云：“傫傫兮若无所归”。形容疲惫、颓丧、凄惶不得志的样子。“傫傫若丧家之狗”表达的其实是与之相同的意义。从句子结构上说，“丧家之狗”是关键词“傫傫”的补语，是为进一步说明“傫傫”的情状而打的一个比方。有《老子》句在先，个人以为把“傫傫若丧家之狗”解释为“傫傫若无家可归的狗”倒更合适。反而是王肃的解释令我困惑：使狗傫然不得意的直接原因不就是无人照顾而“不见炊食”么？难道说因为主人哀荒与失去主人无家可归造成的“不见炊食”，给狗狗带来的“累然”感，能让人看出来有什么不同特点么？且不说狗狗是否有如此深邃通透的感受力，以本人的经验，至少狗狗没有如此丰富的表现力。
既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限定是“丧家之狗”呢？在周秦汉魏时期“丧家”独立使用时多是“居丧之家”之意。不知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解释者先入为主地把“丧家”看作一个固定词组，在这个前提下对丧家之狗的解释就不得不绕个圈子弄出：居丧人家因为主人哀荒云云？否则，实在不明白特别限定“居丧人家”在句中有何必要，不说无家可归的狗，就算是主人家办喜事儿高兴得没顾不上照顾狗，搞得狗狗终日不见炊食，它也一样会傫然不得意的，因为令狗傫然不得意的原因是受主人冷落和炊食问题，也就是说是主人对待狗的态度，而不是主人自己的状态。所以弄出个“丧家”来似乎很没必要。
“丧家”不作“办丧事的人家”用的句式也多多。《晋书》中有：“若失水之鱼，丧家之狗”；“祸结而恨争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辩，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五）。前句后句词性对应严整，词义一脉相承。后来用得就更多。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中，也是将“丧家狗”的概念当作“无人豢养的野狗”用的，虽然说的不是孔子，但若一味追根溯源，也可以归结到“居丧之家”上面来。这其实没什么意义。
最后高呼口号：坚决鄙视遗弃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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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姓在《百家姓》中排第7位，在当今中国100大姓中居第23位。郑氏源出郑州荥阳，与周朝姬姓同源。“天下郑氏出荥阳”，《史记·郑世家》记载：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印6年)封同父异母少弟姬友(谥号桓公)于咸林(今陕西华县)，为郑国。后桓公到虢、郐之间的京(今郑州荥阳京襄村)居住下来。并很快灭掉虢、郐，将周围8个子男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兴建郑国，定京为都城。之后又将都城迁到郐国故地(今新密市东南)、昔黄帝都有熊的地方(今新郑)。公元前375年郑为韩所灭，郑氏公卿宗族纷纷外迁。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照“灭国不灭祀”的惯例，封郑康公之孙据公于嚣山(即荥阳之三皇山)之阳，称践土君称嚣阳君，守祭郑武公之陵。其后裔遂以国为姓，郑氏自此始。郑氏传至27世郑奇，出任河南太守，举族回迁荥阳世代繁衍，发展到“天下郑氏出荥阳”便是当今海内外郑氏门前皆书“荥阳衍派”，厅堂内皆悬“荥阳堂”匾额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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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斩宗灭祀,鬼祸不解者,皆此念也,可不畏哉!”(注:《读通鉴论》卷十九。)“人主而为国计无疆之休,任贤而已矣”(注:《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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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不早定扶苏,故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秦始皇没有预立太子,汉初一些大臣认为秦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是“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②。自汉以后,皇帝在位时就先指定好自己的继承人。为了政治的稳定和提高继承人的统治才能,在确定了继承人之后,还注意对继承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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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
--------------------------圣王之德,与民共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粟怨神怒,则国灭祀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
孔子《春秋》原貌考 姚曼波 中评网 〉人文中国 〉道德与情感
提要 本文通过史实的考证，证明孔子《春秋》即《左传》的史实部分，它本来是“重行事”的记事本末体；是具有完整建构、具有明确创作宗旨的完制，并且进行了艺术加工。
主题词 孔子《春秋》 《左传》蓝本
孔子《春秋》是古今一大疑案。孔子《春秋》是否是《春秋经》？自古以来，对此怀疑和否定者，不乏其人。但由于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们很少对之进行寻根究底的探索：孔子所作如果不是《春秋经》，那它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其原貌究竟如何？本文以不可辩驳的事实，不仅否定了孔子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而且考明：
一、孔子《春秋》就是《左传》的蓝本。《左传》的史实就是由它组成。
二、孔子《春秋》本是“重行事”不分年的纪事本末体。
三、左丘明割裂孔子《春秋》，加上逐条解释《春秋经》语，将其变为依经立文的编年体。
一
孔子作《春秋》是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壮举，孟子将其与大禹治水和周公平天下相提并论。它对后代影响深远。虽然由于史料缺乏，年代久远，我们已无法找到它的第一手资料。但从秦汉以来人们对它的有关称述和引用的材料中，我们依然不难找到它的概貌。
在秦汉典籍中，对孔子作《春秋》记载最详引用最多者，首推司马迁的《史记》。从太史公对孔子作《春秋》的具体称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孔春秋”的一些性质和特点。
《太史公自序》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这段话不仅说明，孔子《春秋》时间跨度为二百四十二年；规模是“文成数万”；而且标明，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案《淮南子?主术训》亦云：“孔子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恶，，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
董仲舒《春秋繁露》亦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一（卢文弨校本、凌曙注本皆认为当作“三十六”，下同），亡国五十二。”（《盟会要》），“……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春秋》立义，……”（《王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小国德薄，……”（《灭国》）
刘向《说苑》亦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说苑?卷三》）
从《淮南子》、董仲舒、刘向的一致称述，可证“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确是孔子《春秋》在内容上的基本特点。笔者考证，《春秋经》之中，其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之中，弑君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一，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
当然，笔者不是仅从这个数字的相合而轻易下断语，而是因为，笔者曾详考先秦到西汉的一系列典籍，所引孔子《春秋》，无不与《左传》相合。例如《孟子》是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者，但全书所征所引，无不出自《左传》，而未见一引《春秋经》。尤其是其中有引《左传》而点明孔子的：“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而不往也。”（《滕文公下》）此不见于《春秋经》，而唯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晋文公攻原之事，并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晋文公攻原得卫事，亦唯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尤其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其序主述孔子作《春秋》，而“表见《春秋》”者，皆见于《左传》。这一切，无不说明，《左传》的“行事”部分与孔子《春秋》相同。所以说，它所记载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与司马迁、董仲舒等所称说的孔子《春秋》吻合一致，决非偶然巧合，而是有其必然联系的。即使我们不能说《左传》就是孔子《春秋》，但至少可以肯定，《左传》中有关“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记载，就是出自孔子《春秋》。如果我们把这些有关史实和文字列出，至少可见孔子《春秋》的大体轮廓和基本风格。
首先来看“弑君三十六”之史实记载。考《左传》全书所记，它们分别是：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隐公十一年，隐公被弑（《经》记“公薨”）；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桓公七年所载曲沃伯诱晋小子侯而弑之（《经》和《公羊传》俱无记）；桓公十七年郑高渠弥弑君昭公，（《经》与《公羊》无载）；桓公十八年齐侯使彭生弑鲁桓公（《经》记“公薨于齐”）；庄公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庄公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郑子（《经》《公羊》俱无记）；庄公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弑君子般（《经》记：“子般卒。”）；闵公二年庆父弑闵公（《经》记“公薨”）；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頵（公、谷之《经》皆作“髡”）；僖公二十四年，晋弑怀公于高梁（《经》与《公羊》俱无记）；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公羊作“处臼”）；文公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宣公二年，晋赵穿弑其君夷皋；四年郑公在归生弑其君夷；十年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襄公七年，郑伯髡被弑（《经》记“卒于操”）；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卫宁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公元年楚公子围问王疾缢而杀之（《经》记“楚子麇卒”）；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公羊作“舍”）；哀公十年，齐人弑悼公（《经》记：“齐侯阳生卒。”）；哀公十四年，齐人弑其君壬。以上所记恰合三十六次。（案：定公十三年《经》记：“薛弑其君比”，而《左传》无记。）
据“弑君三十六”之数计算，则最后一位被弑之君是陈恒所弑的齐简公，这正是鲁哀公十四年之事。也就是说，孔子所写史记，从鲁国第一位被弑之君鲁隐公始，直至鲁哀公十四年止，恰合“二百四十二年”之数，这与司马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的“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春秋》哀十四年记获麟事）恰恰是吻合的。
其次再看《左传》中关于“亡国五十二”的记载。考《春秋经》，所记亡国数仅三十五，分别是：庄公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僖二年灭夏阳，僖五年楚灭弦，僖十年狄灭温，僖十二年楚灭黄，僖十七年灭项，僖公十八年灭梁，僖二十五年灭邢，二十六年灭隗（《左传》为灭夔），文四年楚灭江，文五年楚灭六，文十六年灭庸，宣八年楚灭舒蓼，宣十二年楚灭萧，宣十五年灭赤狄潞氏，宣十六年灭潞氏甲氏、留吁，成十七年灭舒庸，襄六年灭莱、灭鄫，襄十年灭偪阳，襄公十三年灭邿，襄二十五年灭舒鸠，昭四年灭厉，昭八年灭陈，昭十一年灭蔡，昭十三年灭州来，昭十七年灭陆浑，昭二十四年灭巢，昭三十年灭徐，定四年灭沈，定六年灭许，定十四年灭顿，定十五年灭胡。显然《春秋经》不合孔子《春秋》的亡国数。考《公羊传》亡国者亦仅四十余，亦不合“五十二”之数。
严格地说，“五十二”不当是灭国数，而是指孔子《春秋》所书的亡国事件，而且主要是反映“诸侯不能保社稷”的情况而言。春秋时期灭国数百计，诸侯不能保社稷者不计其数。以孔子学识之博大、治学之严谨，不可能只知道五十二个亡国之数。他作《春秋》，旨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研究君为何被弑、国为何被灭。他注重于对弑君亡国事件的调查研究，取其典型者而书之，借此警示后代统治者。而不是盲目记载或统计弑君亡国之数。故此“五十二”当是指事件，而不是指灭祀之国。
《左传》全书所写的灭国者，有的是孔子《春秋》所书，它们大多比较具体说明亡国之因，多半要通过人物议论，突出题旨。也有左丘明据《春秋经》而抄录的，往往只是一两句解经语，如成公六年《经》书：“取鄟。”《左传》书：“取鄟，言易也。”这分明是左氏所加的解经语，无任何实际意义。又如定公六年《经》书：“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左传》书：“郑灭许，因楚败也。”这也明显是左氏解释《经》文的，非出自孔子《春秋》。类似这些显然不能统计于孔《春秋》的“五十二”之中。
考《左传》中符合前者的亡国事件，罗列如下：
1）灭纪：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纪从此灭祀，不见于《春秋》。
2）灭谭：庄公十年：“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
3）灭遂 庄公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4）灭邓 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5）灭息 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
6）灭权 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
7、8、9）灭耿、霍、魏 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10）卫初亡 闵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卫师败绩，遂灭卫。……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11）灭弦 僖公五年“楚斗谷於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姻亲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12、13）灭虢、虞 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弗听，许晋使。……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14）灭温 僖公十年“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
15）灭项 僖公十七年“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16）灭梁 僖公十八“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17 ）灭须句 僖公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僖公二十二年“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
18）灭邢 僖公二十四年“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僖公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
19）灭原 僖公二十五年“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
20）灭夔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21）灭滑 僖公三十三年（秦将袭郑，到了滑，郑商人弦高路遇，借犒师为名，机智地暗示秦国郑已有备，同时报告郑国）“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22）灭江 文公四年“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
23、24）灭六、灭蓼 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25）灭庸 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侵其西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27）陈首次亡 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宣公十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宣公十一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因县陈。”（后又复封之。）
28）灭萧 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遂傅于萧。”（《经》“楚子灭萧。”）
39）灭潞氏 宣公十五年“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
30）灭舒庸 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
31）灭鄫 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襄公六年“莒人灭鄫，鄫恃赂也。”
32）灭莱 襄公六年“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四月，陈无宇献莱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
33）灭逼阳 襄公十年“……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戍焉。……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卒攻逼阳，亲受矢石。甲午，灭之。”
34）州灭 桓公五年“淳于公如州，度其国危，遂不复。”按，“淳于公”即《经》文之“州公”。州，姜姓国，都淳于，故称。“国危”“不复”云云，暗示国灭。后入于杞，为杞都。（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35）灭舒鸠 襄公二十五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36）灭赖 昭公四年“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迁赖于鄢。……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
37）灭陈 昭公八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而立公子留。……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灭陈。”
38）灭蔡 昭公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王贪而王信，唯蔡于感，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冬十一月，楚子灭蔡。”
39）灭肥 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40）灭州来 昭公十三年“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可民力，败不可悔。……”
41）灭陆浑 昭公十七年“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
42）灭鄅 昭公十八年“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
43）灭鼓 昭公二十二年“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
44、45）灭巢 灭钟离 昭公二十四年“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46）灭徐 昭公三十年“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
47）灭沈 定公四年“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
48）灭顿 定公十四年“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
49）灭胡 定公十五年“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
50）灭蛮氏 哀公四年“单浮公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51）灭唐 定公五年“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
52）灭曹 哀公八年“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
《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灭鄋瞒之事，然鄋瞒非诸侯之国，故不当计于“五十二”之内。
有人认为，“亡国”当作“灭祀”解，然考《春秋》及三传，灭祀者无一符合“五十二”之数。据《左传》一书统计，灭祀者多达九十余。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说，作亡国事件解较说得通。
“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所书史实，基本笼盖了全书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仔细分析全书关于这些史实的记载，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左传》所记弑君之事，不仅数字上与司马迁、董仲舒等所称的孔子《春秋》吻合，而且这些史实的记载中，所透露出的思想倾向也与孔子的一惯思想相吻合。试看襄公七年，记郑伯髡被弑的经过：“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从“不礼焉……亦不礼焉……又不礼焉”终至被弑，字里行间，处处突出“礼”字。由于不懂得“礼”，导致被弑的可悲下场。这段文字，难道不正突出表现了孔子“为国以礼”“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吗？
又如鲁隐公四年写卫州吁弑君，书云：“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作者详写石碏之谏，揭示卫州吁弑君之因，是卫庄公的偏宠，放纵其“骄奢淫佚”，以至“贱妨贵，少陵长”等违礼的“六逆”行为的结果。同时宣扬“君义臣敬父慈子孝”所谓“六顺”的伦理道德，这一切，也同样无不与孔子的思想契若符节。可以看出，作者并非为记史而记史，而是为了表现明确的政治理念，即以礼义道德伦理治国的信念，而这恰恰正是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他要通过“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向人们一一揭示这些君为什么被弑、国为什么被灭的历史教训，宣扬他治国以礼以德为政的儒道及其对春秋时期兴亡衰败的历史规律的总结。因而常在史事中加入大段的人物议论，揭示题旨。这个特点，贯穿了《左传》全书。
二、各史实之间有机联系，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围绕着创作主旨，全书构成一个宏伟的有机整体。如写齐国陈桓弑君（鲁哀公十四年）、田氏代齐，作者追溯到陈氏的最初发家——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通过敬仲妻之占，预言“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并写完出生时的占卜，“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这是为写鲁哀公时陈亡及陈恒专齐政张本。作者写鲁国季氏篡权，则溯源于季文子得政，鲁闵公二年写道：“季文子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写晋国政权的下移，则追根溯源到赵、魏氏的始封，闵公元年，晋献公派公子申生伐戎，“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并特地增饰毕万占卜的细节：“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封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闵公元年）这也明显是为《左传》后半部写魏氏主晋政作预示。《国语?晋语》同样记载“公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事，却未书灭耿、灭霍、灭魏及封赵氏、毕万之事。可见这是孔子另据它史所增写。灭耿、灭霍、灭魏是左氏所未知或未引起关注的。孔子之所以特别增此，因为它是赵氏、魏氏发家之始，后来发展到“三家分晋”，这是源头。孔子以史家的敏锐眼光，关注此一事件。从文章构思而言，可谓伏脉千里。它证明了《左传》的记事部分，有着贯穿全书的宏伟的整体建构。
综观《左传》全书的史实记载，有一条贯穿全局的主线“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有一个明确的创作思想：以礼治国、以德为政；违礼者亡，无德者灭。全书有经有纬，纵横交织，具有统一的布局，整体的宏伟建构。而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作者对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脉膊的宏观把握，明确地说，这就是孔子自己所归纳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是孔子对春秋时期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总结。全书正是围绕着它，以之为总纲来写的。
作者选择鲁隐公元年为始，因为正是这一年，郑国发生了郑伯与其弟段之间的内战，公孙滑因此出奔到卫，卫国为之伐郑。郑国调兵遣将，以王师、虢师伐卫。接着卫国发生内乱，州吁弑君上台，新上台者为“求宠”“和民”，拉拢宋、陈、蔡等国，一起伐郑，于是开始了郑与宋、卫间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拉开了春秋时代诸侯兼并的第一幕——这可以看着是“征伐自诸侯出”的“无道”之始。“礼乐征伐”诸侯争霸，这是作者关注的第一方面的内容，“亡国五十二”是对此的集中描述。
另一方面，是各国“臣弑君子弑父”的宫室内乱，大夫争权。“弑君三十六”，具体反映了政权从诸侯到大夫到陪臣的逐级下移。《春秋》写齐自齐桓公称霸，到简公被陈恒所弑，正历十世；晋国从晋文称霸，到顷公六卿专权，也历九世。写鲁国从季友专政，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至桓子被阳虎所执，正历五世。完全吻合孔子上述的历史总结，并且有立足全局的严密结构，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如对晋国六卿专政的结果，作者早在闵公元年就以毕万之占做了伏笔：“毕万之后必大。……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对齐国的陈氏弑君篡权，则早在鲁庄公二十二年，通过对公子完的占卜，作了预言，并说“及陈桓子始大于齐”。可以看出，《左传》全书的本事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完全是按孔子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机建构的。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左传》全书的史实，就是由孔子所作《春秋》组成。
由此可证，《左传》全书的记事部分，即由孔子《春秋》组成。
三、《左传》中生动的战争描述，出自孔子。举例来说，“亡国五十二”中之一的“灭滑”，只是秦晋崤之战的小插曲。灭滑，本非秦志。秦穆公本意要袭郑，只是半途被郑商人弦高识破，暗示郑已有备。不得不中断原计划，只得“灭滑而还”。滑的被灭，只是秦国侵略扩张野心而致的意外牺牲品。作者的重心是写崤之战。由此可以推断，崤之战，乃出自孔子之笔。
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其之矣”，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无疑是孔子所写的重点人物之一。而晋文公在《左传》中的记载，除了流亡各国十九年，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濮之战。作者写城濮之战，突出强调的主旨是尊王攘夷，并说“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役也，能以德攻。”这与孔子的政治主张，也是相吻合的。城濮之战，无疑出自孔子。
人们或许对孔子是否能把战争写得如此成功，如此生动传神，感到怀疑。其实仔细研究一下，却并非不可能。一是春秋时期已有记载和研究战争的史料记载和专著，如《左传》中多次提到的《军志》就是其中之一。《国语》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晋文公伐原，也与《左传》所书相差无几。又如鲁成公二年，晋齐靡笄之战，《国语》就有关于这次战争的六则生动细致的情节和人物对话的记载，如：“郤献子聘于齐，齐顷公使妇人观而笑之。郤献子怒，归，请伐齐。……靡笄之役，郤献子伤，曰：‘余病喙。’张侯御，曰：‘三军之心，在此车也。其耳目在于旗鼓。车无退表，鼓无退声，军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所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只以解志。’乃左并辔，右援枹鼓之，马逸不能止，三军从之。齐师大败，逐之，三周华不注之山。”这段对话、情节的生动描述，与左传》所书基本相同，说明它出自史官之笔。史料记载的丰实，无疑为孔子《春秋》具体准确地描述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孔子对此进行过深入的采访收集，这从前面已提过的韩非子说“孔子闻而记之”，可得到证实。《论语》里也有《左传》战争记载的片断：“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孔子跟学生讲的，正是《左传》哀公十一年齐鲁之战中的一个细节：“师及齐师战于郊……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此亦可证，《左传》中的战争描写，可能出自孔子。再次是孔子本人也对战争有过专门的研究。《史记》对此就有记载——季氏曾问孔子学生，为什么如此精通军事，回答说是向孔子学的。
四、孔子《春秋》，文笔富艳精工，是“文质彬彬”，文史并胜的杰作。看《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文，叙事生动，有传神的人物特写。如桓公元年二年写宋督弑君：“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文字简洁而形神毕现。“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仅用九个字，即勾魂摄魄地勾勒出了好色之徒的形象。又如写楚国公子商臣弑父：“商臣闻之（指他将被废除太子之位），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潘崇曰：‘享江而勿敬也。’从之。江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的死。弗听。丁未，王缢。”（《左传》文公元年）三个人物，跃然纸上。三问三答，紧锣密鼓，不仅极鲜明地反映了人物个性，而且通过那短促有力的节奏，传达出紧张的气氛。再如，写晋灵公的“不君”而被弑，写齐庄公通崔杼之妻而被弑，其“拊楹而歌”的细节（襄公二十五年），无不写得有声有色，情节跌宕起伏，场面富有戏剧性，丝毫不减于后世的小说。
又如写“亡国五十二”，如写狄灭卫：“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受甲者”之语，令人忍俊不禁，极为犀利而生动地嘲讽了卫懿公好鹤而轻人导致亡国的可悲。孔子叙事的生花妙笔，可见一斑。
五、孔子为了突出主旨，还对史料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和独具匠心的艺术加工。如鲁昭公元年写楚公子围弑君。事先着重描述他赴诸侯盟会的虢之会时，身为令尹却僭越用了国君的服饰排场“设服离卫”，以及因此而在各国使节中引起的种种议论——作者不惜辞费，一一写了叔孙穆子、郑子皮、子羽、齐国子、宋合左师、陈公子招晋乐王鲋、楚伯州犁、蔡子家等人的对话“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郑子皮曰：‘二执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郑行人挥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齐国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这些议论，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场面气氛，浓笔渲染公子围的狂妄嚣张及急不可待的篡权野心，大大强化了公子围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写出了这些议论人物——他们都是各国政要——的性格特点。通过对同一事件所作出的不同反映，有意让他们的性格形成鲜明的比照，可谓匠心独运。对照《国语》对此事的记载，虽然史实完全相同，但议论人物只写了三个，而且对话繁芜乏致：“虢之会，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蔡公孙归生与郑罕虎见叔孙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郑子皮曰：‘有执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国也；公子围，其令尹也。有执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大夫有贰车，备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设诸侯之服，其有心矣。……’公子围反，杀郏敖而代之。”
两相对照，明显看出《左传》在原史料的基础上，删繁取精，并进行了艺术加工，增饰了人物，突出了主旨。这大概就是孟子说的“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的真谛吧。
《论语》记载孔子对“文”颇为重视。他对学生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左传》叙事的生动，与孔子的尚“文”、富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很有关系。
六、“运之三代” 孔子《春秋》，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在内容上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司马迁说的“运之三代”。《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运之三代。”《春秋经》仅及周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及三代之事。考《左传》，全书则颇有“运”及三代之事者。如：
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昭公四年：“夏，诸侯如楚，……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緡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襄公四年，晋侯准备拒绝山戎求和，魏绛引夏史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余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于是遂亡，……”
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昭公二十六年引周史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鄩……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避难，越去王都……在定王六年，……至于灵王……灵王、景王，克终其世。……”
定公四年：“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殷民七族……而封于殷虚。……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而封于夏虚。……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
从上所举可以看出，在人物的讲话中，插入三代史实，这就是“运之三代”。以古鉴今，这可看作孔子表现《春秋》“大义”的重要手法。其内容所及，不仅反映历代政治的兴亡，还涉及古代天文地理历法典章名物制度等等，可谓学际天人。
七、“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书中的许多史实记载看，孔子《春秋》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而不是现在所看到的编年体形式。
董仲舒和司马迁都说孔子《春秋》“重行事”，考察《左传》的“行事”记载，有许多都不按编年来写。就其写弑君灭国的“行事”来说。鲁桓公二年书晋曲沃庄伯弑君事曰：“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伯伐翼，弑孝侯。”这段事，时间跨越了二十年以上。明显不合编年之体。再举灭国的例子来说，鲁庄公六年写楚国灭邓，其文曰：“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伐邓，是在七年；灭邓，是鲁庄公十六年的事，但却超前了十年，与庄公六年的事写在了一起。这在时序与体制上都是不合理的。全书这样的例子触目可见，这就充分显示，孔子《春秋》本来并不是按编年来写的。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左传》，就会发现，其实，《左传》一开头就不是按编年写的：“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年号是隐公元年，却从惠公纳继室声子——鲁隐公之母、娶宋女仲子——鲁桓公之母开始。这显然是为了后面鲁桓公弑隐公篡位作伏笔。但在编年上，早于隐公元年好几十年，故显然不合编年之体。
推究孔子之所以不按编年来写的原因，是与他的创作宗旨分不开的。孔子与“承告而书”的史官最大不同在于，他要借史明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讲空洞的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必须用历史的事实来警告统治者。所以，就不能就事论事地罗列现象，而必须深入挖掘弑君灭国的历史根源。这就必须把史实的渊源，其来笼去脉展示在读者面前。
而一件弑君亡国的大事，其酿成到发生，总要经历数年数十年。就拿上述晋国孝侯的被弑来说，从二十二年前，封桓叔于曲沃开始，就埋下了祸根——封地过大，曲沃大于晋都翼，“末”大于“本”。作者通过师服预言：“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为了根究其源，作者不仅追溯到二十几年前，甚至到更早——从晋文侯仇及其弟成师——桓叔的出生命名开始。给孩子取名叫“仇”与“成师”，其好战的本性可见一斑。师服曰“始兆乱矣”，它似乎预兆了弑君灭国诸侯争霸之“乱”的即将开始，为“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拉开序幕。显而易见，孔子为了“明道”“窃义”，必须打破《鲁春秋》的编年体传统体例，而取纪事本末体，才能穷根究底，揭示无数悲剧的历史根源。
再举晋怀公的被弑来说，其背景就更复杂了。它渊源于晋献公时期的晋室内乱。献公好色，偏宠骊姬，导致杀嫡立庶。献公死后，晋室大乱，怀公之父夷吾就是乘乱上台的，而他刻薄寡恩，残暴无信，“外内恶之”。作为继位者的怀公，毫无政治基础。而他的对手晋公子重耳，则是历经了十九年磨难的成熟政治家，又有秦国作坚强后盾。秦穆公亲自扶持重耳回国即位，这就造成晋怀公被弑的必然命运。整个事件，错综复杂，历经数十年。从晋献公伐骊，杀申生，驱逐其余二子，重耳之流亡，晋惠公执政，秦晋矛盾，到晋文公即位杀怀公。原都是盘根错节而又前后关联的整体。左氏将其按编年作了一些分割，但还是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最明显者，就是僖公二十三年写晋公子重耳之流亡经历：“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遂奔狄。……处狄十二年而行。”案晋献公派兵伐蒲城，其事本来发生在僖公五年；处狄十二年，当是鲁僖公十七年，若按编年体，本不该放在僖公二十三年文中。接着又写了公子重耳“过卫……及齐……及曹……及宋……及郑……及楚……乃送诸秦。……”这是从鲁僖公十七年到僖公二十三年六年间所经历的事，也都编在了这一年里。这与现在的编年体例，有着十分明显的矛盾。但在孔子《春秋》里，却是必然写在一起的——正是十九年的坎坷，锤炼了重耳的性格。使他赢得了当时最有力的两个大国——楚国和秦国的赏识和支持，使他得以成功地回国即位，杀了晋怀公。
综上所述，对孔子《春秋》的原貌，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时间跨度和内容上，孔子《春秋》基本笼括了《左传》全书。可以肯定地说，《左传》的记事部分，就是孔子所作《春秋》。
二、孔子《春秋》本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
三、孔子《春秋》内容广泛，从春秋时期的“弑君”“灭国”到三代之史，从政治、军事到天文历法典章制度刑法职官世系等等，无所不备。正如司马迁所说“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四、孔子《春秋》全书是具有整体建构的完制，有涵盖全书的宏伟构思，有明确的创作思想，并且为突出表现主旨，而对原始史料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艺术加工。
五、孔子《春秋》是文学性很强的史著，从情节、人物、对话，都进行了精心的提炼，加工改造，而不是原始的“史记旧闻”。今之《左传》的“艳而富”，皆出自孔子之才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