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政治行为动因分析

晚年毛泽东政治行为动因分析 
 
尽管晚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趋“左”的态势较明显，付诸政治实践——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则悲剧连连。毛泽东主观愿望的善良与客观史实的悲壮之间何以会对接?愚以为仍需要从其植根的中国国情、时势以及具体之历史参与者等方面来做全面考察，而非简单粗暴地偏执一隅。
　　
一、“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语境影响
　　
(一)“民族、民主、民生”危机空前且悬而未决导致急躁冒进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宣告了中国古典式社会秩序整合范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如何使中国摆脱空前的内忧外患失序状态而重建社会秩序——现代化成了近代中国的最大主题。然，“内忧”与“外患”——以民族、民主、民生为内核——尽管不属同一层次但总绞缠在一起，欲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必以民族问题之解决做铺垫；而民族问题之解决又常常取决于对国内民主、民生问题之关怀。近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也就天然内涵处理民族、民主、民生三者间之错综关系的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和中国先进者的焦虑心态经常搅混这三者之间关系，希冀寻求彻底、一步到位之解决方案。孙中山曾言：“夫今日**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乃得行君主或民主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也，以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1〕毛泽东眼里，“外患”之消除“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但，这般真知灼见并没有一以贯之于实践。1949年国家独立，人民扬眉吐气，但外族威胁并没减弱，冷战袭来，***中国的生存环境仍险象环生。加之，革命年代相对潜隐且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民生、民主问题日益凸现。如何既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国家、改善民生又能有效抵御外族威胁便不得不成为毛泽东殚精竭虑的焦点。落后即挨打的历史经验型逻辑激发了国人对现代化的迫切追求、甚至超常规的赶超。但，“心急”往往又“吃不了热豆腐”。“心急”直接导致了晚年毛泽东在现代化战略选择上的“左”倾。
　　(二)中国传统社会的“平铺化”导致中国现代化转型必然由精英诱导，这增加了风险性
　　欧洲古典社会中，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高度原子化、等级属份森严、世代相袭、极少流动性，“我的宗主是我的封主的封主，而不是我的直接的封主”〔3〕。与之不同，传统中国社会里，始终处于“个人—家—国—天下”共同体的基点和最核心的“人”的存在状态并非孤立而是载有多重道德责任的共生形态。家是个人的放大；国又与家同构，普天之下有差序而无等级区分。秦汉以降的传统中国社会渐次形成了平等、自由之风气；“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了，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4〕自然，近代中国生未有之大变局，大厦倾覆，迫切欲重建却无所凭借。如何动员群众，使整个社会组织化以获取重建之力量一直是攸关现代中国社会秩序化的关键。
　　毛泽东依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阶级属性质变的实际论断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实质上反映出毛泽东不愿再搞阶级斗争以获取建设凭借的思想。但，建设的复杂性又马上呈现出来，“抓革命”并没有“促生产”达到预期，反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新生的民主制度不健全，***内很快出现特权化、等级化苗头等等〔5〕。怎么办呢?鉴于往事又资于治道!“斗争”经验丰富的毛泽东放弃了新尝试，重回了早已驾轻就熟的社会动员方式——不断革命化。1961年国庆时，《人民日报》社论即言：“建国以来的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在政治、经济、思想等一切领域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以革命斗争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完成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伟大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6〕革命动力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建设动力仍然在人民群众之中。晚年毛泽东认为“促生产”的路径是“抓革命”，使人民群众时刻处于高度组织化之中，为建设找到凭借力量。
　　传统中国里，纲常伦理经过几千年的发育深入每一社会细胞的深处，熟人社会成型，按照西方标准则有家庭、宗亲，无“社会”。加之，传统中国始终奉行均田制，“富不过三代”，集团化缺乏经济基础；“重天人合一，重社会之秩序与人伦之规范。此表现于政治经济上，则尊王(公道)黜霸(权力)，重义(公正)轻利(财富)；表现于社会之人际关系上，则讲究长幼有序，男女有别”〔7〕，奉“君子不党”，社会集团化往往等同于不仁不义，集团化缺乏意识形态合法性；开科取士，阶层间身份流转具有制度通道，社会分化不明显，即便有所分化也易被稀释，权利意识基本不被需要而纲常伦理不断强化。明清以降，虽然社会结构、社会意识都变迁巨大，但主要仍发生在仅占社会极少数的智识、富商等上流社会而作为社会主体的草根阶层仍一如往常。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往往造成现实的民主进程需要精英来诱生。孙中山即说，“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8〕***也特别强调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毛泽东是伟大统帅、导师(Teacher)、“救世主”、“大救星”。顺此逻辑，人民——草根阶层——当然是学生、被拯救者，须要先进者引领，但如果草根阶层一味仅充当受众、受恩者而缺乏自主、自决，实质就等于把全民族的福祉托予少数精英，从而出现“一人对则全对；一人错则皆错”的悲剧性结果的几率自然非常大。
　　(三)中国现代化不断“试错”的过程自身蕴涵着犯错的巨大可能
　　统治者必须基于可能性并朝向“善治”所必需的理想型追求——“应该如何”——来构想治理社会的模式、路径、制度。社会治理具有“非实验室性”，其具体模式、路径、制度都是相对“目前”的“未来”而言的不断“试错”而非一蹴而就。即便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搞些试点，但由于试点自身又往往是特殊时空、特殊对象下的特殊产物，所以不一定适用于无条件局限的普遍性领域。换言之，试点的方法固然可取，但并不一定就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治理只能是不断地纠偏，缩小误差而没有绝对包治百病的最优模式或绝对一无是处的最劣模式供治理者来选择。中国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秩序不断建构而非自然长成的过程，必然又是不断“试错”的过程。“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摸着石头过河”，“过去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化之试误过程”〔9〕必然隐藏着各种现代化模式、路径、制度之不断更替、调适之过程，犯错误、走弯路绝无可避免。即便用左与右的话语体系来衡量这类“试错”，也即是说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生左右偏离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便差异，也仅是左右偏离的量的大小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传统的困扰
　　
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非万能的。马克思主义元典著作中偏重强调革命而较少着墨于建设，“破”多于“立”，尽管有其当时世界形势的客观必然，但理论上的偏重确也毋庸讳言。但，与之比较，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中所存在的误读、错觉危害更大。慎思之，这些错觉、误读都困惑着晚年毛泽东面对如何搞建设的所思所行。
　　(一)元典马克思主义平等理论“破之有余，立之不足”的错觉限制了毛泽东对“平等”的思想自觉
　　马克思、恩格斯断定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旧口号”；认定“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10〕；洞彻了民主制的偏颇，断言“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种政体一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伪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一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只是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11〕。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12〕。平心而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矛头是牢牢锁定资产阶级平等观念并指出其虚妄性的，但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往往丢掉了“平等”二字前边应该有的“资产阶级”等限定语。错觉也就在这一刻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特定平等观念的批判转换成了对普世性平等观念的否定，对作为一般意念的“平等”的肯定态度被遮蔽起来，如果不是全部，至多也仅在《资本论》等少数论著的字里行间零零散散时隐时显，而大大方方地以理论形态来建构“平等”反倒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和标签。相当一段时间里，平等——人类的普世性理念——不敢在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开露面。“无庸讳言，平等问题几乎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盲点’。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辞书中甚至找不到关于平等的词条，即使有涉及，也基本上是将平等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来批判的。”〔13〕字面涵义以简明面貌出现，更易于被奉为圭臬，却也极易造成错觉。“平等”作为一个建设时代亟待弄清的根本性理论原则遭遇误读、曲解，甚至否定但实践中又无法回避的尴尬境地，给毛泽东建构平等理论带来极大困难。毛泽东的整个生命旅途无不烙印着孜孜追求平等的深刻印迹并留下了浩若烟海的资料文献。翻检之，“平等”的出现率非常高，但其涵义除了“均贫富、等贵贱”的传统意涵之外，却绝少真正涉及其现代意蕴。毛泽东虽意识到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14〕，但并没有像礼遇“矛盾”(指《矛盾论》)和“实践”(指《实践论》)那样给予“平等”、“自由”大篇幅的理论款待，实质上反映出毛泽东对“平等”等重大原则理论的认识相对欠缺，那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形态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他晚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样的典型反映。
　　(二)列宁的误读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误导了晚年毛泽东的思和想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15〕换言之，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通过俄国人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误读必然误导毛泽东。
　　“资产阶级权利”是一个纯经济学概念，对创立体现平等原则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列宁阐释这一重要概念时并没有完全忠实于马克思的元典文本作全面介绍而是有所侧重、有详有略。列宁一方面凭主观发挥，赋予纯粹经济学身份的“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时代翻译为资产阶级法权)以阶级性；另一方面则泛化“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独创“半资产阶级权利”概念，导致这个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有确定含义的概念变为不确定、不清晰，从而使本来就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变得更加费解。“这个变化情况对毛泽东有较大影响”〔16〕，导致了毛泽东将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混淆为按劳分配本身就带有阶级色彩十足的资产阶级性质，从而取缔了工资制、按劳分配，恢复供给制，甚或设想向共产主义过渡。
　　
三、中华文化传统的浸润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17〕文明的“悠久”与“厚重”也常常容易形成一种惯性、一种阻力。
(一)均平观念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均平”的原初意涵是差异与共通的矛盾混合。但随着时代推移，“均平”的意涵根本逆转。其中，“差异认可”式微而“绝对无差异”色彩愈来愈浓，“一切相类似，则一空二白，更无差异处”〔18〕。“均平”观念本身不可怕，但蜕变为平均主义则往往造成危害，甚至可怕的灾难。认可合理差异的空间愈来愈小，忽视应该反对的不合理社会不平等，易于导致“一拉平”。所以，平等应该以容许合理的不平等为基础，而非粗暴地“均平”。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对社会底层的均平诉求体悟更深。毛泽东极端重视农民“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换得了对革命的高度认同，完成了对整个社会的总动员，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民的翻身做主找到了动力之源。但是，晚年的他再次用相似的方式期冀农民共同富裕，动员民众参与赶超战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结果则事与愿违，酿就了悲剧。
　　(二)大同传统的影响
　　与西方传统类似，中华文化中的乌托邦传统同样悠久且影响深远。《礼记•礼运第九》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不仅是历史上有志之士的向往而且是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中华英杰的理想和追求。毛泽东同样热切渴望大同，早年便热情欢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9〕，认为人类应努力工作，创造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依然如此，《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更是多达五次反复借用“大同”来阐释***的理想社会蓝图。晚年毛泽东更是深受大同思想的影响，亲自设计和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民本传统的影响
　　传统中国以“重民”、“爱民”、“利民”、“恤民”等为旗帜的民本思想，重视民心向背、关切民生疾苦，与“贱民”、“残民”、“害民”、“虐民”的暴政思想、绝对君权观念相对立，不仅为开明的统治者所用，也成为进步文化人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民本思想相传源始于大禹，萌生于西周，勃兴于春秋战国，鼎盛于汉唐。加之，农民起义巨大威力的震撼，滋长了恐民、惧民倾向，又反推统治者重民、恤民。唐太宗之所以时刻不忘“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更多便在于“恐民”、“惧民”。历朝历代的明君、智贤都注重修史，以求资治通鉴，不同程度地体悟到了“爱民、利民”才能国运昌久的真谛。深谙二十四史并作了大量批注的毛泽东对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评价极高，洞彻了“民众乃力量之源”。毛泽东的历史观蕴涵了关心人民疾苦，急人民之所急的本能。因此，“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希望国家发展尽可能快一些，希望大同早日到来，惧怕江山易色，从而不惜亲手推倒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治序。　　四、毛泽东鲜明的思想性格
　　
人是思考着的极具主观能动性的鲜活生命体。否则，人类也就至多算是动物，甚至和其它生物种属没有差异。这本身又成了对同一思想、同一问题产生不同解读、不同答案的根本原因。思想性格即一个人思考的习惯和特点，长期如此，便成为一种定势、一种思考的固定程式而不自觉地贯彻到所思和所想中。无疑，毛泽东长期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也给他晚年的思绪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浓厚的农民情结
　　早年毛泽东与农民一起生活、劳作、感受忧乐，“农”字就在毛泽东心目中刻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读私塾时，“毛泽东不很喜欢读经书，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曾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20〕“常常读到深夜。有一天忽然想到，小说书里有一点很特别，主要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这一点困惑不解。后来逐渐发现小说中颂扬的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21〕1910年，湖南粮荒，长沙饥民示威要求平粜救灾惨遭镇压，毛泽东“对‘谋反者’所受冤屈深感不平。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22〕。毛泽东的个人沉浮和中国革命、建设的每一个音符都和农民息息相关。这促使他产生了深厚的农民情结并随革命实践不断强化，不仅深刻影响着他的历史观、现实观、未来观而且牵动着他的喜乐观；他的臆域中，“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23〕；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听说农民吃树皮，决定和人民同甘共苦，几个月都不吃红烧肉；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他两次对《张鲁传》写很长的批语，重申“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农民、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群众欢迎”〔24〕。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历史来源的。他还要求中央、地方干部读读《张鲁传》，并大加赞赏其中的“义舍、义饭”是共产主义的雏形，认为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他看到河南大丘庄用了短短两年改变了贫穷面貌，不禁浮想联翩：“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情，其实是好事情，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美最好的图画。”〔25〕1958年12月下旬，他说“穷是动力”，要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26〕。他渴望中国“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二)“乌托邦”的色彩
　　毛泽东不断地省察和警惕乌托邦思想，曾总结说，1920年前特别是1911年至1920年这十年期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空想社会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27〕。但早年毛泽东深受大同、圣域、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乌托邦思想影响，曾明确宣示“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大同者，吾人之鹄也”〔28〕。1936年他对斯诺回忆，称青少年时对于《新民丛报》、《大同书》，“我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诵出来，当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29〕。“毛泽东当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了十分驳杂的思想而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异乎寻常的艰难。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可是由于思想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除极为不易。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发生‘沉重的负担’这类感叹。”〔30〕1921年之后的毛泽东始终未能彻底摆脱其羁绊。1925年冬天他主张“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显然，括号里的注释反映出他当时是在真正的平等自由和大同之间画等号的。斯诺亲耳目睹苏区后评价，说“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这在经济上尤其显著”〔31〕。《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还一连五次用“大同”来阐释自己的理想社会，把共产主义直接说成大同，并且特意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国***人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浪漫主义，固然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不移直接关联，但是憧憬乌托邦的美好显然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对于激发革命热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然而，革命胜利，建设开始，毛泽东思想中千丝万缕的乌托邦思想始终未被彻底清除反倒像幽灵般存在且不断发酵，遇到适宜土壤、气候又膨胀起来，每逢重大思维困惑，总是信手拈来藏在思维深处的这些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据一位50年代起就为毛泽东经管过图书的人说，康有为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毛‘是经常要看的’，而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同书》，对他的影响就更加明显”〔32〕。康有为的《大同书》“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经济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33〕，“却决不能作为制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此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对此书的内容，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只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往这个理想的道路。历史的不幸是，9年之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的毛泽东，作了一次失败的尝试，其代价之大，是人们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的。”〔34〕
　　(三)独特的斗争哲学
　　革命的残酷性铸就了毛泽东偏重强调矛盾的变动、斗争的一面，并日益狭义化为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35〕他还断定“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36〕这样的斗争哲学付诸实践，根据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变换分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成功解决了革命的领导者、对象和动力问题，使得原本纷乱复杂、瞬息万变的战争成了明晰的一盘棋，有力推进了整个民族民主革命进程。然而，随着不断完善，它也日益变成了似乎整个社会普遍适用的哲学。最终，斗争的惯性并没有随着革命胜利而结束，而是不停地寻找新的矛盾，强化斗争。晚年毛泽东曾言“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37〕，一方面，晚年毛泽东不但强调“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38〕，而且断言“整个过渡阶段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实践，就要走到邪路上去”〔39〕。甚至，在他看来，百家争鸣“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40〕。另一方面，晚年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套用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给社会方方面面均挂上了斗争的名称，如，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等等，发展农业生产被称作向自然开战；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纷争被叫做香花和毒草之间的斗争；自己还必须时常和自己过去的陈旧、错误思想做斗争等等。整个社会关系当然都成了阶级观念的俘虏。就连***内部也有了阶级之分，出现了资产阶级右派。显而易见，“动”是这种哲学的出发点，“斗”是这种哲学的做事方式。毛泽东独具特色的斗争哲学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应该被肯定而在事过境迁的情势下又应另当别论。他独特的斗争哲学以及强调阶级分析的思维方式是导致他晚年犯错误的又一重要原因。　　五、复杂的受众素质
　　
革命者、建设者一般有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路人、领路人和走路人。〔41〕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始创者是指路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是领路人，走路人是人民群众。这一分析模式中，相对于革命导师，毛泽东及其战友扮演了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角色——准确领悟指路人所指的路并构造相应的制度安排以领导走路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而与毛泽东相对应，其战友和民众则充当了受众的角色——接受制度安排而具体实践之。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环节都非常关键。要实践朝向正确或较正确，除了要求领路人和指路人能够保持认识上的一致，还要求走路人准确无误地能动地领悟到领路人所领的路。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默契呢?主要取决于三者的认知水平的高低和思想性格。其中，受众的素质最为关键。中国革命、建设存在的局部失误、偏差，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的错误，无疑与毛泽东认知上的相对局限性关系重大，但走路人素质相对复杂，法制观念非常淡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恩格斯说：“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42〕。列宁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43〕以“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的教育状况为比照，全国中等师范学校以上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总计才14432万人。其中，高等院校只有534万人，中等学校占12968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占47万人，中等技术学校占336万人，中等师范学校占134万人。〔44〕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45〕。显然，毛泽东已清醒认识到，受众素质良莠不齐且总体水平不高相当之严重给中国建设可能带来的困难相当之大。“民主必须具有一种草根一样的社会基础，它必须是人民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必须要从每个村庄、每个城市街区开始。只要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完全具备民主态度，没有参与到民主生活中来，有关内阁制、议会制甚至极权制度与联邦制度的讨论都是不现实的。”〔46〕平等、自由、民主具有内生性，必须要求“主人”自身有自己为自己做主的意识或者能力。毛泽东说“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47〕，要引而不发；“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48〕。但由于素质不高，民众常常启而不发，毛泽东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悲剧一方面是由于领路人毛泽东所处的救世主地位造成的，另一方面则应归咎于“闹革命”、“造反”之民众的素质复杂。特别是如果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完全归加给毛泽东甚为偏颇。假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可以一手遮天、可以肆意妄为，那么他为什么在亲手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又要军队、宣传队进驻学校、政府机关控制局面?显然，假设和史实大相径庭、难以自圆其说。悲剧何以产生?原因或多或少肯定和受众自身素质复杂所造成的国民性有相当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