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人性的底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6 23:33:42
顾训中
《老照片》第49、50两辑的篇首连载了《我们的初中生活》。叶、马二位作者的叙述引起了我对中学生活的回忆。因为，与她们相似，我也是“文革”前的中学生。不同的只是年级比高她们一些，是所谓“老三届”中的高中生。也因此，对于那个年代对中学生的“革命化”教育印象更为深刻，引起共鸣是十分自然的。
回想起我和同学们进入中学的1961年，尽管成人世界里阶级斗争早已是一浪高于一浪，波及的人群也越来越广泛，好几位近亲也已在刚刚结束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卷进了“百分之五”的行列，成了“不可接触的人”。但是，在我们孩子的周围，仿佛仍是色彩斑斓，甚至充满阳光。我们仍在专心致志地读书，为门门五分而奋斗；课余还会到附近的影院等退票，观看印度、墨西哥、甚至意大利、英国的电影（英片《百万英镑》、意片《偷自行车的人》、墨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至今记忆犹新），当然，更多的是前苏联的；一度我曾十分迷恋各种飞行器，省出少得可怜的零用钿收集每一期刚出版的《航空知识》，尽管并不能完全看懂；记得规定订阅的《青年报》上还讨论过“为什么男生在女生面前会特别表现自己”这类带点性启蒙意味的问题，在同学中引起了窃窃私议；也还记得学校请来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作报告，讲演完毕，全校近两千名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排着队与他一一握手，……总之，后来在密如筛网的阶级斗争理论中统统会被批判、被淘汰的一些事此刻还都能正常地进行。
明显的变化似乎是从1964年进入高中开始的。最明显的事是，许多学习成绩并不差的同学离开了我们，不只因为初中部的六个班并成了高中部的四个班，更是因为来了许多成绩并未达到考试标准、但出身是工农家庭的新同学。我们得到的解释是“贯彻阶级路线”。从此，学习成绩不再是“好学生”的重要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家庭出身更让一些同学受到尊敬，并且十分容易就得到老师的信任担任了班干部。政治学习也越来越多，我们与成人一样学习每一篇“九评”文章，学习“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并为那些铿锵有力的语言而激动不已；学习雷锋也已从单纯地模仿做好事，逐渐转变到象他那样学习“毛著”、狠斗私心、写充满革命词句的学习心得和日记；看的电影也已是《夺印》、《年青的一代》、《红色娘子军》、《千万不要忘记》一类……
恰如叶、马二位的叙述，这其实是个给尚未成熟的人性涂抹红色的革命化过程。尽管尚属孩提，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却早已成年。至少回想起当时的我，自进中学后就从来没有孩子的感觉。在我们的生活里，更多关注的是政治，是“任重而道远”，是怎样的机遇才能“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是如何做才符合“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甚至充满着投身革命的某种急迫，……这一切，其实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文革”、或者其他名目的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作了铺垫。
然而，细细阅览叶、马的叙述，还能体察出，在相似的涂抹红色的革命化过程中，仍然还会有着不同的色彩呈现。这是因为，毕竟各自的人性底色有所不同。例如，在同样的初中生活中，叶的色彩似乎更偏暖色一点，更多地保留了当年曾被批判的“小资调”、“温情主义”。她会同情受孤立的出身“不好”的同学，会对“斗私心”时批判父母的同学表示惊讶，会对“毒草电影”中“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私下里表示赞赏，甚至无法“相信那些离谱的革命高调”……也因此，叶成了“思想复杂”的人，成了被先进的团组织排斥在外的人，她自己也感到是个“多余的人”——一种与30多年前同样有着浓厚“小资调”的瞿秋白的类似感叹。尽管可以相信，此时的叶不可能看过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相比之下，马的色彩要单纯得多、浓烈得多，因而“革命性”更强些。她对叶那些“多愁善感”的想法甚至数十年后也不认同。
学者谢泳君曾有个说法：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这里的教育应该是涵盖了多种侧面，例如，在叶的叙述中述及的幼时的民间故事外国童话古典诗词、新华社图书馆里的报章杂志丰富藏书、那些常人难以听到的形势报告、还有那少数人才能看到的唯一刊登国外信息的《参考消息》、还有父母对有“政治问题”亲属的应尽礼数……种种被叶称为“人文环境”的东西都在潜移默化般在早年叶的人性中涂抹着做人的良知、常识、理智等等不同于革命化的色彩，逐渐形成了她的人性底色。也正因这种底色的差异，我们这代中学生在此后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并非只有一种后来被十分粗暴地说成了“垮掉的一代”的单一色彩，而是还有着稍稍不同的表现。以叶这类还保有着“小资调”的学生为例，或许她会因心底的不忍而不会对老师、同学甚至“阶级敌人”下手，或许她会因为种种不可理解而成为“逍遥派”而游离革命，或许她会早早地有所觉悟而转向，寻找属于自己的前程……
应该庆幸有着这种不同的人性底色。否则，我们这代人的世界真的会太可怕了！
2007年7月21日改定
《老照片》第49、50两辑的篇首连载了《我们的初中生活》。叶、马二位作者的叙述引起了我对中学生活的回忆。因为，与她们相似，我也是“文革”前的中学生。不同的只是年级比高她们一些，是所谓“老三届”中的高中生。也因此，对于那个年代对中学生的“革命化”教育印象更为深刻，引起共鸣是十分自然的。
回想起我和同学们进入中学的1961年，尽管成人世界里阶级斗争早已是一浪高于一浪，波及的人群也越来越广泛，好几位近亲也已在刚刚结束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卷进了“百分之五”的行列，成了“不可接触的人”。但是，在我们孩子的周围，仿佛仍是色彩斑斓，甚至充满阳光。我们仍在专心致志地读书，为门门五分而奋斗；课余还会到附近的影院等退票，观看印度、墨西哥、甚至意大利、英国的电影（英片《百万英镑》、意片《偷自行车的人》、墨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至今记忆犹新），当然，更多的是前苏联的；一度我曾十分迷恋各种飞行器，省出少得可怜的零用钿收集每一期刚出版的《航空知识》，尽管并不能完全看懂；记得规定订阅的《青年报》上还讨论过“为什么男生在女生面前会特别表现自己”这类带点性启蒙意味的问题，在同学中引起了窃窃私议；也还记得学校请来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作报告，讲演完毕，全校近两千名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排着队与他一一握手，……总之，后来在密如筛网的阶级斗争理论中统统会被批判、被淘汰的一些事此刻还都能正常地进行。
明显的变化似乎是从1964年进入高中开始的。最明显的事是，许多学习成绩并不差的同学离开了我们，不只因为初中部的六个班并成了高中部的四个班，更是因为来了许多成绩并未达到考试标准、但出身是工农家庭的新同学。我们得到的解释是“贯彻阶级路线”。从此，学习成绩不再是“好学生”的重要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家庭出身更让一些同学受到尊敬，并且十分容易就得到老师的信任担任了班干部。政治学习也越来越多，我们与成人一样学习每一篇“九评”文章，学习“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并为那些铿锵有力的语言而激动不已；学习雷锋也已从单纯地模仿做好事，逐渐转变到象他那样学习“毛著”、狠斗私心、写充满革命词句的学习心得和日记；看的电影也已是《夺印》、《年青的一代》、《红色娘子军》、《千万不要忘记》一类……
恰如叶、马二位的叙述，这其实是个给尚未成熟的人性涂抹红色的革命化过程。尽管尚属孩提，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却早已成年。至少回想起当时的我，自进中学后就从来没有孩子的感觉。在我们的生活里，更多关注的是政治，是“任重而道远”，是怎样的机遇才能“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是如何做才符合“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甚至充满着投身革命的某种急迫，……这一切，其实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文革”、或者其他名目的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作了铺垫。
然而，细细阅览叶、马的叙述，还能体察出，在相似的涂抹红色的革命化过程中，仍然还会有着不同的色彩呈现。这是因为，毕竟各自的人性底色有所不同。例如，在同样的初中生活中，叶的色彩似乎更偏暖色一点，更多地保留了当年曾被批判的“小资调”、“温情主义”。她会同情受孤立的出身“不好”的同学，会对“斗私心”时批判父母的同学表示惊讶，会对“毒草电影”中“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私下里表示赞赏，甚至无法“相信那些离谱的革命高调”……也因此，叶成了“思想复杂”的人，成了被先进的团组织排斥在外的人，她自己也感到是个“多余的人”——一种与30多年前同样有着浓厚“小资调”的瞿秋白的类似感叹。尽管可以相信，此时的叶不可能看过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相比之下，马的色彩要单纯得多、浓烈得多，因而“革命性”更强些。她对叶那些“多愁善感”的想法甚至数十年后也不认同。
学者谢泳君曾有个说法：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这里的教育应该是涵盖了多种侧面，例如，在叶的叙述中述及的幼时的民间故事外国童话古典诗词、新华社图书馆里的报章杂志丰富藏书、那些常人难以听到的形势报告、还有那少数人才能看到的唯一刊登国外信息的《参考消息》、还有父母对有“政治问题”亲属的应尽礼数……种种被叶称为“人文环境”的东西都在潜移默化般在早年叶的人性中涂抹着做人的良知、常识、理智等等不同于革命化的色彩，逐渐形成了她的人性底色。也正因这种底色的差异，我们这代中学生在此后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并非只有一种后来被十分粗暴地说成了“垮掉的一代”的单一色彩，而是还有着稍稍不同的表现。以叶这类还保有着“小资调”的学生为例，或许她会因心底的不忍而不会对老师、同学甚至“阶级敌人”下手，或许她会因为种种不可理解而成为“逍遥派”而游离革命，或许她会早早地有所觉悟而转向，寻找属于自己的前程……
应该庆幸有着这种不同的人性底色。否则，我们这代人的世界真的会太可怕了！
2007年7月2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