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误解与宽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8:53:52
《误解与宽容》
如果仅以经济眼光审视这个方案，这韬略不错，用别人的钱，付出一定代价，却可以拯救自己的烂摊子。可是，20世纪是革命年代，革命者对外债相当敏感。熊希龄向六国银行团借钱，六国银行团要求监督熊希龄的财政，举国沸腾，觉得受到了干涉。
作为革命元勋，孙文和黄兴的火药味并不浓，他们太了解政府实情，因此只是提议搞公民集资。怎么搞呢？革命党笃信强制募捐，发行不可兑换纸币，似乎不计后果。唐绍仪觉得这建议不错，赶紧与参议院商计。袁世凯、熊希龄、中国银行行长吴鼎昌、共和党、统一党认为行不通，因为殷富巨室，大多以租界为护身符，以外国银行为库藏，所余不过是日用零星现货以及不动产，如果强夺其生活资源，他们会迁入租界，最终导致社会动乱。于是，袁世凯告诉参议院正副议长，“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与仆建设民国、确定共和政体之初心大背”。最终，在袁世凯主持下，熊希龄向六国银行团借债，接受其监督开支。
这下子，上海《民权报》总编戴季陶怒了，他是革命党，只有21岁，血气方刚，却不大了解错综复杂的实情。他发表措辞激烈的短篇新闻评论《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戴季陶留日学法，却在大众媒介上号召杀戮，而且是乱杀，把唐绍仪也放了进去。
此前，戴季陶曾发表数十篇批袁文章，但尚未越线，最多是声讨。但这一次，他犯法了，可抓他的不是民国警察署，而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罪由不是“鼓吹杀人”，而是“任意毁谤”。民意沸腾了，戴季陶成了焦点人物。
上海日报公会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最令人称奇的是，唐绍仪虽为戴杀之列，而且是冤杀，却亲自打电话给上海租界，强调“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呼吁“将案注销”。
戴季陶只关押了1天，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同监嫌犯曾问他，为啥被捕，戴季陶愤怒作答，“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来此”。他并不为政敌的宽容所感动，只被民众的拥戴所鼓舞，认定“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入夜，妻子探视，戴季陶安慰她：“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第2天，戴季陶保释，回到《民权报》编辑室，在墙上写下“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戴季陶仍不知道他的新闻批评过于简单，袁唐熊并不因为这个年轻人简单直率而继续问罪。不久，上海租界醒悟过来，在言论自由的地方，“任意毁谤”不是罪，罪在“鼓吹杀人”，于是以后者提起公诉，结案判决是，“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民权报》“鼓吹杀人”，罚30块大洋。
戴季陶交了罚款，弃笔从政，做孙文的随从秘书，笑看袁世凯众叛亲离。孙文病逝后，戴季陶辅佐结拜兄弟蒋中正，消灭了北洋势力，见唐绍仪和熊希龄效忠于国民政府，早以不再喊杀。他已知道，当年袁熊并无错，唐绍仪干脆是被他冤枉的。
中华民国第一对行政搭档是袁唐，袁世凯是首任总统，唐绍仪是首任总理。两人一搭台，便面临着严重危机——辛亥革命以来，各省反清独立，中央几无税收，与此同时，军队在膨胀，开支剧增——在这种情况下，“惟以输入外债，以救急需”，同时还要发展实业。于是，财政部长熊希龄计划，5年借款6000万英镑，还外债之后，余款的20％用于军政和教育，80％用于实业。
如果仅以经济眼光审视这个方案，这韬略不错，用别人的钱，付出一定代价，却可以拯救自己的烂摊子。可是，20世纪是革命年代，革命者对外债相当敏感。熊希龄向六国银行团借钱，六国银行团要求监督熊希龄的财政，举国沸腾，觉得受到了干涉。
作为革命元勋，孙文和黄兴的火药味并不浓，他们太了解政府实情，因此只是提议搞公民集资。怎么搞呢？革命党笃信强制募捐，发行不可兑换纸币，似乎不计后果。唐绍仪觉得这建议不错，赶紧与参议院商计。袁世凯、熊希龄、中国银行行长吴鼎昌、共和党、统一党认为行不通，因为殷富巨室，大多以租界为护身符，以外国银行为库藏，所余不过是日用零星现货以及不动产，如果强夺其生活资源，他们会迁入租界，最终导致社会动乱。于是，袁世凯告诉参议院正副议长，“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与仆建设民国、确定共和政体之初心大背”。最终，在袁世凯主持下，熊希龄向六国银行团借债，接受其监督开支。
这下子，上海《民权报》总编戴季陶怒了，他是革命党，只有21岁，血气方刚，却不大了解错综复杂的实情。他发表措辞激烈的短篇新闻评论《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戴季陶留日学法，却在大众媒介上号召杀戮，而且是乱杀，把唐绍仪也放了进去。
此前，戴季陶曾发表数十篇批袁文章，但尚未越线，最多是声讨。但这一次，他犯法了，可抓他的不是民国警察署，而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罪由不是“鼓吹杀人”，而是“任意毁谤”。民意沸腾了，戴季陶成了焦点人物。
上海日报公会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最令人称奇的是，唐绍仪虽为戴杀之列，而且是冤杀，却亲自打电话给上海租界，强调“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呼吁“将案注销”。
戴季陶只关押了1天，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同监嫌犯曾问他，为啥被捕，戴季陶愤怒作答，“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来此”。他并不为政敌的宽容所感动，只被民众的拥戴所鼓舞，认定“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入夜，妻子探视，戴季陶安慰她：“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第2天，戴季陶保释，回到《民权报》编辑室，在墙上写下“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戴季陶仍不知道他的新闻批评过于简单，袁唐熊并不因为这个年轻人简单直率而继续问罪。不久，上海租界醒悟过来，在言论自由的地方，“任意毁谤”不是罪，罪在“鼓吹杀人”，于是以后者提起公诉，结案判决是，“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民权报》“鼓吹杀人”，罚30块大洋。
戴季陶交了罚款，弃笔从政，做孙文的随从秘书，笑看袁世凯众叛亲离。孙文病逝后，戴季陶辅佐结拜兄弟蒋中正，消灭了北洋势力，见唐绍仪和熊希龄效忠于国民政府，早以不再喊杀。他已知道，当年袁熊并无错，唐绍仪干脆是被他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