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研究述评

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研究述评 中国贵阳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ygov.gov.cn | 更新时间：2010-05-19　|　来源：中经专网 字号：【大】【中】【小】　 【复制本页地址】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关元处于关键货币地位，使得国际货币关系出现新的中心一外围结构。在美国一再滥用其关键储备货币特权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加剧了外围货币国家的国际金融风险，激励它们积累美元储备以实现自我保险。这不仅强化了美元的地位，形成国际资本流动的逆向补贴，还导致这种建立在一种合意的汇率错配基础之上的新中心一外围结构得以处于暂时均衡状态，最终使得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的缺陷更为突出，成为包括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在内的国际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制度性原因。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发展方向，相关学术研究由来已久，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深入探讨了建立由凯恩斯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的可能。

　　（中经评论·北京）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迅速从区域性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并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运行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其规模之大、影响程度之深，是历史上罕见的。随着危机的恶化、扩散，各国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其中一项重要的共识是，现行以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制度原因。因为储备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基础，所以，改革储备货币体系实际上是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步骤。也正因如此，在2009年3月伦敦G20峰会召开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将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 Supra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倡议，迅速得到了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拥护，并在全球引发热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2009年6月24日召开的联合国“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影响”会议上，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提交了报告，敦促世界领导人同意构建替代美元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此后，虽然出于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在金砖四国峰会和G8峰会上，各国对于美元地位问题采取了温和态度，中国政府也表态提出该动议属于学术范围的探讨，承认美元仍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这一动议提出后所获得的广泛支持，充分反映出全球大多数国家希望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迫切愿望。
　　
　　一、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1976年1月各国达成的《牙买加协议》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准则。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既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也没有统一的汇率安排，更缺乏有效约束各国相关行为的机制，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无体系的（ Mundell，2003）。但是，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角度来看，由于美元仍然处于关键货币地位，并且是很多国家货币的货币锚，布雷顿机构（IMF和世界银行）依旧发挥着作用，因此，也有学者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Bayoumi&Eichengreen，1993）或“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Dooley，et al.，2003）。
　　
　　由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储备货币发挥着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等基础货币职能（ Tru-man，1999），储备货币体系也就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基础，直接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中各国货币间的货币关系、汇率安排以及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等内容。因此，从储备货币体系角度来考察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可以更为准确地了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各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能更清晰地把握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
　　
　　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演进角度来看，根据Lim（2006）的观点，影响中央银行决定持有特定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几个因素是：（1）一国在全世界产出和贸易中的比例越大，其货币越可能被其他国家作为货币锚或是在国际交易中加以应用。（2）宏观经济、政治稳定性及价格稳定性是保持对一种货币价值信心的关键。缺乏这种信心，该货币作为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的职能就会受到影响。（3）具有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具体表现在市场规模和高度流动性上。（4）网络外部性能自我创造出对主导货币的需求。某种货币被越多地作为交换媒介使用，其流动性越强、交易成本越低，对新使用者的吸引力越大（ Cohen，2000）。上述影响因素变动非常缓慢，导致国际储备货币出现更替或发生巨大变动往往需要数十年时间（Eichengreen&Mathieson，2000）。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至今美元仍然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充当关键货币的根本原因。根据McKinsey （2008）的研究，1870～2000年间，美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81%，欧洲为1.67%；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GDP占世界总GDP比重为21%；此外美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价值为56万亿美元，接近全球金融资产总值的30%。在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近年来，美元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率一直稳定在65%以上水平，而欧元诞生后，其占比稳定在25%，英镑和日元占比之和约为6%。国际储备货币结构中，美元依旧处于关键货币地位决定了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美元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事实上的本位币，这是由美元在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但相对于以往的国际货币体系，现行储备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史上第一个以纯粹信用货币作为本位货币的体系。在黄金退出了货币领域之后，美元不仅延续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同时扮演美国主权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本位币的双重角色，并且还摆脱了该体系下作为关键货币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明确法律承诺。
　　
　　2.虽然欧元诞生使得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但欧元无法取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在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欧元是最接近能挑战美元特权地位的货币，这种货币地位上的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美国货币当局产生约束。但从短期来看，虽然欧元在各国央行储备货币多元化战略中的地位会得以提升，却很难撼动美元作为关键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其原因在于：（1）欧洲作为整体是最大的出口地区，这使得欧元作为欧洲主权货币难以如同美元那样通过经常项目赤字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储备货币；（2）在金融市场深度和流动性方面，欧洲与美国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以欧元作为面值货币发行的金融资产规模较小，不足以为全球提供流动性。
　　
　　3.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强化了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发达国家进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纷纷放松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实施资本账户开放，促使了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迅速扩大。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借助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的策源地地位，在廉价货币政策推动下，大量发行以美元为面值货币的金融资产。一般认为美国是投资的安全之地，外国投资者更喜欢投资低收益一低风险的美国资产（Hung&Mascaro，2005）。
　　
　　4.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美元霸权没有明显衰弱。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冷暖和政策调整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仍然具有决定性。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机构依然存在，并且它们（尤其是IMF）不仅为成员国就货币、金融乃至经济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开展国际磋商、协调的场所，还在促进成员国间政策合作与协调、增强多边汇率稳定、减轻国际收支失衡程度以及在稳定和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此外，美国主导的各种国际组织（G7、APEC、G20等），对其他国际货币政策也施加着影响。
　　
　　二、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
　　
　　根据现有学术研究，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体现在其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两方面（Ocampo，2007）。
　　
　　从不稳定性角度看，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依赖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形成的新中心一外围结构（New Core- Periphery Structure）。国际货币关系的中心一外围结构曾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形成过。当时，美元居于中心货币地位，美国对资本流动和商品市场不加管制，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外围国家提供资金，并很快过渡到通过发行短期、高流动性美元面值债务工具为全球经济提供流动性。而西欧各国货币、日元等居于外围，欧洲、日本作为外围国家，采取的发展战略包括低估本币、控制资本流动和贸易、积累美元储备，将美国作为向其本国金融体系融资的媒介。这些外围国家在处于重建阶段时，有强烈的意愿维持与中心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一中心一外围结构在战后十多年间保持着相对稳定性，并为外围国家战后经济重建创造了稳定的经济环境。但在1958年后，由于美国持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未能将稳定汇率作为优先于国内充分就业及增加产出的政策目标，无法保持美元购买力的稳定，导致美元泛滥，大大超过了美国所拥有的黄金储备量，使得美元可兑换黄金条款的公信力迅速下降。与此同时，经过战后经济重建和发展，欧洲、日本等外围国家逐渐向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域靠拢，开始调整原有的发展战略。它们逐渐取消了对资本的管制，开始担忧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能否长久持续，并越来越关心自己所积累的美元储备资产的风险一收益最优配置。在这一背景下，外围国家对维持原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意愿大大减弱了。这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Dooley et al.（2003）提出，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工业化程度提升，现行国际货币关系中，新的中心一外围结构已经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人类进入到信用货币制度时代。此时，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各国货币对外关系和相对关系的综合体现，而支撑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各国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中的地位。在这一新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依然保持着中心国家地位，而亚洲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成为新的外围国家。美国依然以其商品市场开放和强大的金融体系所能提供的融资功能为武器，大量从新外围国家廉价进口商品，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巨额数量的美元面值的短期债务工具；而广大新外围国家则普遍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对中心国市场的商品出口。为此，这些新外围国家有强烈的意愿保持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现行汇率下通过资本管制积累美元储备，而对于所持有外汇储备的风险一收益配置不太关心。与此同时，已经靠近世界经济中心区域的欧洲、日本等旧外围国家则力求保持国内投资和国内储蓄的均衡。由于其主权货币具备国际清偿能力，它们不注重持有规模化美元储备，不需要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来积累美元面值的国际储备。相反，它们非常关心其储，备资产的风险一收益最优配置。这样，新中心一外围结构重新形成，使得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保持住了关键储备货币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中心一外围结构只是处于暂时均衡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均衡是建立在一种合意的汇率错配基础之上的，即，新外围国家通过低估其本币相对于美元的价值来获取它们在国际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的竞争优势；美国则对美元价值高估乐见其成，因为这有助于以低利率吸引外国资本流入，为其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缺口提供融资。保持这种汇率错配是中心国家和新外围国家都愿意接受的状况，但这种错配的负面影响也同时决定了均衡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汇率调整幅度有限，不足以恢复中心国与新外围国家之间巨额的国际收支失衡；另一方面，汇率错配为国际游资冲击提供了套利空间，增强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Roubini&Setser（2005）认为该体系很快解体的可能性很大。原因在于，在美国，过度消费和利率敏感产业就业出现扭曲，导致不可交易产品的过度供给和可交易产品的供给不足，很难维持新外围国家所购美元资产的低风险性，使其所持有的美元储备资产汇率风险上升。Eichengreen（ 2004）也认为该体系因多种原因而不稳定，其中最为主要的三个原因是：（1）与旧周边国家比较，新周边国家缺乏凝聚性和同质性。亚洲国家不像战后的欧洲，与美国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建设经历，因而缺乏建立集体行动机制来保持当前体系的强烈意愿，这可能导致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很快崩溃。（2）旧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的替代货币是垂死的英镑，而在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欧元则是具有吸引力的美元替代品。与20世纪60年代比较，退出美元本位的成本相对较低。（3）美国作为中心国家对于保持其负债价值承担的责任较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承担着按固定比价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责任，但今天这种责任是不存在的。事实上，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历来就有漠视汇率和对外收支赤字的特点。
　　
　　从不公平性方面看，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脆弱性与其不公平性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国地位的美国利用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关键储备货币地位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首先，大量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使其无需担忧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为美国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持续采取廉价货币政策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其次，新外围国家大量以美国国库券形式持有其外汇储备，这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由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廉价的融资，同时造成了新外围国家对中心国的逆向补贴。第三，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短期美元面值债务工具获取了巨额的铸币税收入。此外，一旦美国采取紧缩性政策或是出现经济危机，就很有可能引发新外围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衰退。上述这些因素进一步强化了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关系中的霸权地位。
　　
　　而对于新外围国家而言，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更甚于旧布雷顿森林体系。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近年来，在全球私人财富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等因素的驱动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国际金融市场呈周期性波动。在这一背景下，外围国家不得不同时面对三大困难，即难以获得充足的国际融资、融资成本呈周期性波动以及缺乏足够的手段应对美国反经济周期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有效的应付国际收支危机的集体保险机制，也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机制，面对困境时，新外围国家只能被迫理性地选择通过大量积累外汇储备的形式来实现“自我保险”（Aizenman&Lee，2007）。然而，它们的这种理性决策会产生逆向补贴的效应，即，新外围国家通过大量积累美元储备对美国的过度消费提供融资补贴，这使得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事实上，在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下，美国绑架了新、旧外围国家，迫使它们为其政策失误承担损失。
　　
　　总体而言，一国的本位币同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这是导致该储备货币体系乃至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种种缺陷的根源，并且使得全球经济失衡很难调整，国际金融体系周期性地爆发危机（ Ocampo，2007）。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元的霸权地位使得各国在国际融资合作、联合干预汇市、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联合汇率机制和统一货币等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取得的进展很缓慢。其结果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 Gollier，2008），大量金融创新活动难以有效监管（ Eichengreen，2008），各国间货币竞争秩序较为混乱（Otero，2008）以及世界范围内金融泡沫化现象严重（ Prasad，2008）。
　　
　　三、超主权储备货币研究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其运行过程日益暴露的问题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警觉，他们指出这种以美元为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制度缺陷。如Meada（1950）就指出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Munde11（1960）提出了“三元悖论”，认为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只能同时实现上述三者中的一个或两个目标，而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Triffin（1960）更是明确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一黄金本位制度存在着“信心与清偿力两难”的基础性缺陷。这一学术传统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而不断发展，促进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
　　
　　而另外有一部分学者则受到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否决的“凯恩斯方案”的启发（ Keynes，1943），着手探讨建立由凯恩斯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的可能。凯恩斯方案是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拟订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内容主要是：（1）建立相当于世界银行的“国际清算同盟”，会员国中央银行在同盟开立往来账户，各国官方对外债权债务通过该账户用转账办法进行清算。其中，顺差国将盈余存入账户，逆差国可按规定的份额向同盟申请透支或提存。（2）同盟账户的记账单位名为Bancor，以黄金计值。会员国可用黄金换取Bancor，但不可以用Bancor换取黄金；各国货币以Bancor标价，非经同盟理事会批准不得变更。会员国在同盟的份额，以战前3年进出口贸易平均额的75%来计算。（3）同盟总部设在伦敦和纽约，理事会会议在英、美两国轮流举行。凯恩斯方案基于英国当时的困境，尽量贬低黄金的作用。这个方案实际上主张恢复多边清算，取消双边结算。当然，它也暴露出英国企图同美国分享国际金融领导权的意图。受凯恩斯方案的启发，早期致力于超主权货币研究的学者包括Triffin（ 1960）， Grubel（ 1963）， Machlup（ 1966）和Horsefield（1969）。此后，国际货币体系应该与一种超主权货币相联系的主张便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周期性主题。直至今天，由于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在其方案中试图解决的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缺乏稳定性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不少学者认为，凯恩斯方案至今仍然具有时效，并且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按照凯恩斯方案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更显急迫和可行（Alessandrini&Fratiannl，2007）.
　　
　　近期在这个领域较为引人注目的动议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兹提出的。从2008年10月被联大主席任命为“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主席后，他所领导的专家委员会在2009年3月向联大主席提交的报告成为于同年6月召开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影响问题联合国会议”的一项重要参考文件。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现有货币储备体系除了对全球经济不稳定、总体需求不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这种以购买某一国家货币为主要储备手段的体系还存在着其他严重缺陷。该报告提出的新的货币储备体系可能建立在大幅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基础上。与现有机制相比，这一新系统不仅具有简便易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优点，而且还可以抵消由主要储备货币贬值而导致的风险。同时，该报告建议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协调理事会，以解决各国经济政策协调程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问题。
　　
　　上述报告与斯蒂格利兹近年来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学术研究在思想内核上是一脉相承的（2002，2003）。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赞同凯恩斯通过建立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多边清算制度，以实现两个问题之间的协调，即向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国家提供融资和顺差、逆差国家都承担校正失衡的责任（Keynes，1936）。虽然承认全球化和自由化是增长的源泉之一，但斯蒂格利兹同时对工业化国家主导的主要机构（如IMF、世界银行）向来偏袒发达国家提出了批判，并对发达国家的伪善大加鞭笞，指责它们将市场意识形态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同时却拒绝拆除其自身的保护主义藩篱并对私人部门给予各种形式的补贴。他沿袭凯恩斯主义传统，认为，世界贸易存在崩溃的可能，单纯依赖市场自身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政府有必要扮演市场补充者的重要角色。根据斯蒂格利兹对世界贸易的看法，一国的贸易逆差应由另外一国的贸易顺差完美地平衡，但当顺差国家主要依赖利用出口所得来支付进口，并因预防动机而具有很强的积累储备货币倾向时，其货币贮藏将会降低单位美元产生的总需求，使得全球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不能转化为全球总需求，并导致全球经济恶化。因此，斯蒂格利兹提出建立“全球性美钞”（Global Greenbacks）来改革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旨在解决两个基本问题：（1）全球总需求不足；（2）债务国需要帮助。而其解决方案聚焦于处理债务。“实际上，在危机中，为给经济止血而实施资本管制通常是可取的，而在一国繁荣期，通过实施资本管制以防止过量资本流人也是如此”（ Stiglitz，2003）。
　　
　　另外一位著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David-son也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领域做出了重要的研究，其观点更为激进。他同样对迷信自由市场将会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古典实体经济调节机制提出了批判，在IMF对赤字国家采取的“华盛顿共识”风格的紧缩调整政策问题上，他赞同斯蒂格利兹的观点，认为这样只会导致该国及其贸易伙伴的失业和债务增加，并认为资本流动并未像新古典理论认为的那样能对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因而也无法帮助它们减少债务（2002）。但与此同时，Davidson也对斯蒂格利兹的改革主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斯蒂格利兹将金融市场波动性归因于持续性愚蠢行为（ Stiglitz，2002）却同时又赞同托宾税（ Stiglitz，1998）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此，Davidson批评斯蒂格利兹的改革方案是基于对市场行为主体理性行为的传统信仰，其本质是通过特定的干预，意图增进国际金融体系因其市场失败或不完美而丧失的功能。他提出，需要对国际支付体系进行彻底改革，而不是对现有体系修修补补。简单地对债务国家提供贷款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贷款将只会在以前的债务上增加债务，使得贷款发挥效能变得更加困难。由此，Davidson提出了更为忠于传统凯恩斯“国际清算同盟”框架的方案，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封闭的、复式薄记清算机构，该机构记录各交易国之间的支付记录，加上某些多边协议条款，在创造和回流流动性的同时保持国际货币的购买力。在其方案中，虽然也存在类似超主权储备货币，但关键是建立多边清算机构。
　　
　　对于超主权储备货币动议，Mundell（ 2005）却认为这将是一场难以预言的长期性革命之后方有可能实现的终极目标。而在当前的环境下，单一世界货币不仅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也很难仅仅以经济层面的因素为依据来证明其合理性。作为一种开端，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证明了建立各国公平竞争的平台是一种先决条件而非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在世界范围内，这种经济上，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一体化程序，目前实施起来更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还认为，在不同质的国家实施一种货币政策本身是低效的，会加剧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分歧。

（经济学动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朱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