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 苏小和

      读懂茅于轼先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所有人都沉湎于暂时的幸福，他却看到了危机；当所有人充满了愤怒，他又呼唤宽容；当所有人对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骂骂咧咧，他却认为中国在进步，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已经在上升，今天的贫富差距，和动荡的文革年代相比，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

我知道茅于轼先生诸如此类的观点，会引来排山倒海的谩骂。这是一个多么迷茫的时代啊，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我想说的是，民众对悬殊的贫富差距的愤恨，也许只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当中国经济发展了30多年之后，人们是不是憎恨一种更加巨大的权利差距呢？虽然很多人可能对私人权利并不清晰，但随着信息的扩展，视野的打开，人们正在隐隐渴望一种属于自己权利与自由呢？

比如资本的权利。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做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的坚守谬误。

我们对政治和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更是不了解。“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人民似乎活在懵懂之中，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所遮蔽，我们不能客观的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的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人们的直观仅仅停留在贫富差距之上，它像一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抑。

在这些看得见的财富差距后面，我看见了一间豪华的“私人俱乐部”，看见了一种被称为“钟罩”的特权阶层歧视性制度 。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 之说，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更多无权无势的人们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了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黑帮活动四处蔓延，甚至黑帮和官员已经整合在一起，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了权利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 、阿马迪亚·森 、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 ，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利，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等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资业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一个真正聪明勤劳的人，他不会坐等社会的救济和他人的施舍，他更加渴求的，应该是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权利，应该是制度给予他生存与创造的各种机会。财富的差距，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简单的表现，权利才是需要我们矢志不渝追寻的主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我相信，每一个勤劳的中国人，都会用自己的劳动去赢得更多的财富，但是，如果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被人悉数夺走，那么我们将永远是“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