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鼎山:“纽约客”为中国文化界推开一扇窗

　　文化老人·海外系列

　　●他和弟弟董乐山都在文化界成绩斐然。

　　●他就读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纽约报界和图书馆。

　　●他在《读书》杂志介绍美国文化的文章，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深远。

　　董鼎山先生的住所位于纽约曼哈顿，家中布置中西合璧。谈起纽约生活，董先生说：“我在纽约住了五十多年，最熟悉的是曼哈顿。我最喜欢纽约，最好的杂志、戏剧、歌剧、电影、音乐会都在纽约，我对文化方面有兴趣，纽约是最方便的。”

　　1989年退休后，董先生每天以书为伴。他自称是“职业读者”：“书太多了，我就怕看不完。每天报纸杂志来不及看完，《纽约时报》已经看了五十年，《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客》都要看。中国给我寄的几份杂志，我觉得时间不多，总看不完。以前我是《读书》的老作者，沈昌文和我联系很多。后来陆灏的《万象》编得最好了，文章看了有兴趣。我的文笔轻松，容易看，容易懂。写文章老气横秋是最讨厌的。现在睡觉的时间很长，偶尔写一点文章。”

　　董先生的太太是瑞典人，听不懂我们的谈话，只是微笑着张罗茶点。“她来美国念书，当时有一个国际学生俱乐部，我们老是去，男男女女认识了。1961年，我们那时候是单身男女，她跟我说要到非洲去工作，我想不能让她去，就向她求婚。1967年生小孩。我后来带她到中国去，亲戚们没有人不夸她是真正中国式的贤妻良母。”董先生笑着介绍，“我的生活习惯已经大半是美国式了，唯一的习惯是中国饭非吃不可。她是瑞典人，这是我唯一的苦恼，我到中国城去买一点菜回来，她学了几个菜，一个是红烧肉，一个是酸辣汤，还有一个炒鸡蛋。我年纪越大，越想吃中国菜，这里的中国饭馆是适合美国人口味的，这是最讨厌的。我到美国最记得住的就是小时候的事情，现在做梦也想回去。”

　　谈起旧人旧事，董先生不免想念弟弟董乐山：“我没有吃过苦，他吃了很多苦。”对同在美国的朋友，他也很关心：“巫宁坤乐天知命，什么东西都嘻嘻哈哈的，所以他能够活下来。夏志清很会讲话。唐德刚中风了，讲话不清楚了……”

　　自称是“柯灵的小喽罗”

　　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宁波，14岁时在宁波《时事公报》副刊上发表《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轰动一时。抗战爆发后，董鼎山到上海读书，1941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1945年毕业后考入《申报》当记者，同时发表小说、散文，以“令狐彗”的笔名在《幸福》月刊上发表小说。

　　南方都市报：抗战爆发后，你就从宁波到了上海读书？

　　董鼎山：抗战开始后，我家是住在租界。上海比较安全，宁波还是怕被炸。我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读中学，后来上圣约翰大学。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对文学很感兴趣？

　　董鼎山：从神怪小说、武侠小说开始，看得津津有味。初中在图书馆发现了巴金的小说，之后就是鲁迅、茅盾等都看，看了之后脑子里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就想写出来。我14岁开始在宁波本地的报纸投稿，头一次稿费是两块大洋。我小时候喜欢看书，年纪大了喜欢写写。我还没有到上海时已经给上海柯灵寄稿子。

　　南方都市报：外国文学是怎样开始接触的？

　　董鼎山：中学时看翻译小说，觉得不够劲。到了圣约翰大学以后，读英文原著，虽然英文还不大好，看狄更斯、莎士比亚。后来对俄国的文学感兴趣，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思想左倾，理想主义。那时候因为左倾的关系，看苏联的小说，像《静静的顿河》我还记得。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也看《红星照耀中国》？

　　董鼎山：那时候叫《西行漫记》，当然也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还在宁波，去书店买书的时候，从底下拿出来，国民党不让公开卖，后来我的弟弟董乐山又翻了一次，叫《红星照耀中国》。因为怕国民党干涉的关系，所以取了《西行漫记》这个名字，那时候影响大极了，大学生、中学生都看，中国共产党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西行漫记》。那时候年轻人对共产党有一种梦想，就像天堂一样，人人都想到延安去革命。那时候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家里非常舒服，却愿意放弃一切，到乡下去和农民在一起。

　　南方都市报：看英美文学使你看这个世界有什么变化？

　　董鼎山：英美文学好像给我开一个窗一样。中国当时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表现国民党腐败为主的，现在我看文学应该以美为主的。我看英美小说之后，觉得中国小说好像是呼口号、举手一样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圣约翰大学英文学得怎么样？

　　董鼎山：学得很快的，因为上课除了中文课之外，什么东西都用英文，读经济课也是用英文。

　　南方都市报：李君维就是在圣约翰大学认识的？

　　董鼎山：他跟我弟弟同班。后来我到美国来，领事馆里的总领事都是圣约翰和燕京大学毕业的。

　　南方都市报：美国教会到中国办大学是教育史上很重要的一笔。

　　董鼎山：美国的教会现在还希望能够再回去办教育，美国教会还有很多老的关系忘不了，有很多传教士老是想念中国，不过已经去世了。赛珍珠希望回去，没有办法，最后死在美国，她非常失望。很多新的学者那时候都是教会学校出来的。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圣约翰大学收费怎么样？

　　董鼎山：收费当然非常高，像一般小资产阶级家庭还是付得起的。那时候根本没有穷人上大学的事。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有公共学校，那时候中国根本没有公共学校，就是上小学，自己也要付钱。

　　南方都市报：1945年毕业之后，你干了两年新闻记者？

　　董鼎山：对，那时候非常兴奋，抗战胜利了，伪政府已经去掉了，国民党回来了。那时候上海热闹得不得了，许多报纸都开起来了。我考进《申报》，同时还在一张政治性的小报《辛报》，还有一张国民党办的《东南日报》，两年之内在这三张报纸做过事。那时候两年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每一天做很多事，精力很好，写东西很快。

　　南方都市报：做报纸这两年对你写东西有什么影响？

　　董鼎山：我最喜欢报纸了。后来我读了新闻学的硕士。当时在中国写东西不能吃饭，出名的作家非常少，所以要找一个职业，就做新闻。我是对文学发生兴趣，后来想到职业问题，就到报馆做事，兴趣就转移到新闻学方面。

　　南方都市报：你在上海还用“令狐彗”这个笔名写小说？

　　董鼎山：这些小说当时在上海出版了，后来我的朋友沈寂又在上海帮我出了，书名叫《最后的罗曼史》。我是1945年到1947年写的，和李君维一起写。在柯灵的《万象》、沈寂的《幸福》上写。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受张爱玲的影响吗？

　　董鼎山：当然，我们认识的。她是香港、上海来往走，中文写得好，英文也写得非常棒，我们都对她很佩服。我们在柯灵底下写文章，自己说是“柯灵的小喽罗”。柯灵办《万象》，张爱玲在上面发表几篇小说，柯灵把她抬出来，他后来对我们这些“小喽啰”说：“你们写文章，应该向她学习。”她就比我们大一两岁，她那时候常常关在家里，不大见人。我那时候觉得张爱玲这么年轻，写得这么好，非常佩服。她不仅有西洋文学的功底，对《红楼梦》也看得很熟的，所以她的小说写出来有西方文学的风格，又有《红楼梦》的风格，这种方法非常奇特的。她去世以后大热，现在香港、台湾红得不得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老朋友很多？

　　董鼎山：每天都在一起，同学、朋友，进进出出，一起去看戏，看电影，上咖啡馆，回家还要写东西，精力丰富，出产很多。

　　南方都市报：在上海看的都是美国的原版电影？

　　董鼎山：美国放映的同时也在上海放映。我们看的都是外国电影，对中国电影非常歧视，演戏都做作得过分。现在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非常出名的。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在上海的生活很洋派吗？

　　董鼎山：那时候上海是中国唯一洋派的城市，上海受到西方影响，慢慢传到别的地方去。1978年，我头一次回上海，看了很感伤，因为那时候上海破破烂烂的。

　　在图书馆泡得很开心

　　1947年，董鼎山到美国留学，先后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曾在纽约《联合日报》主持过国际新闻版。后来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任资料部主任，成为英美文学兼亚洲部分的资料专家和资深教授。

　　南方都市报：怎么想到要出国留学？

　　董鼎山：我一直想到美国去，像现在年轻人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哪一个不想到美国去？我们那时候读书非到外国留学不可，最吃香的地方当然是美国了。抗战胜利两年后我就到了美国，只想在美国待两年，因为在国内的报纸上有点小名气，新闻界很熟的，我想我回去前途很大的。1949年解放了，就没有回去。从1947年到现在，我一直住在美国。

　　南方都市报：1947年是到密苏里大学读新闻学硕士，那时候对新闻学还是那么感兴趣吗？

　　董鼎山：我是做新闻的，想到美国学完以后，回到中国继续当编辑，这是年轻时的梦想。我虽然喜欢文学，可是那时候写东西根本没有稿费的，怎么可以维生？现在国内恐怕还是这样，像余秋雨、王安忆这些出名的作家还可以，一般的作家还是没有办法维生。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学新闻学比原来在中国做新闻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董鼎山：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语言的关系，我在国内根本无所谓学的，都是自学的。我在国内学的都是死邦邦的英文，在这里学的都是活的英文。在美国学新闻，最重要的是所谓的lead，最主要的一点，头一句就出来，将新闻最主要的、让人难忘的，第一段第一句就点出来。我们没有时间看报，头一段看了以后，至少有点眉目了。比方说政府开会，美国是把最主要的内容放在前面，让读者看明白。这完全是不同的。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开始的生活习惯吗？

　　董鼎山：开头不习惯，非常想家。那时候中国人到美国很少很少，在纽约还好，到小城里连中国人都没有，就想家：我为什么出来呢？在国内可以写文章发表，出去吃饭。到这里是当学生，半年以后就完全同化了，尽量地想和美国生活融合起来。我在小城市里，用不着几个中国人每个星期一起吃饭。我完全是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学得很快，学他们的生活习惯，学他们的话，学他们的行止。现在留学生有一样不好，就是中国学生挤在一起，结果有许多人跟美国有点隔离。

　　南方都市报：原来是想着1949年回国的？

　　董鼎山：本来是准备1947年到1949年拿到硕士学位就回去的。两年以后，中国解放了，什么都断了，美国把我们当难民看待的，每个月给我们钱。到1952年，周恩来通告中国留学生回去为人民服务。中国大学生要回去的话，可以免费坐印度的飞机到中国去，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很多学生回去。

　　南方都市报：1949年10月，你在美国听到中国的消息，有什么感觉？

　　董鼎山：非常高兴！我们是反对国民党，现在听到中国站起来了，高兴极了，开会。慢慢地，我们从加拿大的报纸看到关于中国的报道，后来反右一开始，那我们绝对不回去了。像乐山是吃了二十年苦，从1957年到1977年。我国内的朋友，像冯亦代都在吃苦。最可悲的是，我两个戏剧界的朋友，一个是石挥，还有一个是沈浩，都自杀了。石挥是跳海，当时他是中国第一名的演员。

　　南方都市报：你当年在美国是如何了解中国的消息？

　　董鼎山：一般都是加拿大的记者报道转载过来，偶然有一两个美国人到中国去，都是倾向好的一方面，因为中共能够让你一个签证进去，至少你是同情他们的。一般在这里的中国人很苦闷的：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文革”发生以后，共产党几个带头的人物戴着大帽子被人家拉去游行，怎么会这样子呢？不要说回去的人，就是国内的青年一代，都浪费时间了。年轻的时候充满理想，“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多好啊。

　　南方都市报：跟家人怎么通消息？

　　董鼎山：很多年没有通信，至少有二十年没有通信。“反右”是可恶之极。开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口号了，后来将那么多人打下去，我觉得这是最可恶的事情。中国人多么聪明啊，开放以后，中国很快发展，中国的人才多极了。这三十多年被压下来，牺牲多少人哪！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把学位读完的？

　　董鼎山：我是1952年才拿到硕士学位，因为没有钱，我打工，洗碗，什么事情都干过，每个学生都一样，不以为耻。开始我们小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要穿白衣服去端盘碗，真难过。后来一看，每个学生无所谓的样子，那我何必这样呢？

　　南方都市报：毕业以后做什么？

　　董鼎山：毕业以后到纽约，拿着硕士学位到《纽约时报》找工作，根本没有人理你。第一，你是外国人，第二，你是中国人。你讲话还有口音，怎么会用你呢？那时候我学新闻主要是想到国内去发展的。你想从中国到美国一个小城市读书，再到大城市来，有什么资格到外国去采访新闻呢？后来我就找到一家中国报纸，叫《联合日报》。

　　南方都市报：这份报纸发行量有多大？

　　董鼎山：最多的时候一两万份。现在像《世界日报》发行量相当大，因为现在华人多。我那个时候非常不开心，在纽约华人这么少，干得这么好，有多少人会欣赏？是没有前途，薪水又不好。我是主持国际新闻，就是每天新闻翻译一下，没有多大意思的。现在《世界日报》办得像国内大报一样，《侨报》也办得很好的。

　　南方都市报：在这份报纸做了多久？

　　董鼎山：做了11年。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在美国报纸杂志打不通，别的机会又没有。这个报纸我觉得没有很大前途。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毅然辞掉工作，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图书馆学。那时候哥大图书馆系是美国最好的一个，我喜欢书，虽然我在新闻方面不能走下去，至少可以看看书。毕业以后到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后来当了教授级。那时候我觉得生活相当安定，我会看书，所有的书都经过我，每年进货，进了好几千本书。他们有人挑书，都要经过我鉴定，这本书要不要，所以新书来的时候我可以进去看，尤其是文学方面的书。就这样开始，我给《读书》写文章。

　　南方都市报：在图书馆工作，很幸福啊。

　　董鼎山：是很幸福啊！（笑）那时候我对美国、中国文学都非常有兴趣，看了很多书，美国所有的新书都从我手里经过。在图书馆泡得很开心。

　　在《读书》杂志开了一扇窗

　　从1978年起，董鼎山开始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文学，为中国文化界推开了一扇“西风窗”。此后，他评介欧美作家与作品的文章在两岸三地和美加地区的中文报刊上频繁出现。

　　南方都市报：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你每年都给加拿大使馆写信，申请中国的签证？

　　董鼎山：我一直想回去。尼克松一访华，我马上想到回去，美国没有中国大使馆，人家告诉我可以到加拿大去申请，我每年都写一封信去，从来没有回音的。到了1978年，华盛顿已经有中国代办处，从那里寄给我一封信：你的签证已经准了。我当然非常兴奋，那时候我们家三个人已经买票到瑞典去，就退票，买了去中国的飞机票。那时候还没有飞机直接来往，从香港到广州。到广州是头一天回国，广州人看见我有一个外国太太，以为我是外国人。到了上海就不一样，董乐山还有家里人来接我，住在国际饭店。当时街上还是破破烂烂的———上海以前是多漂亮的一个城市，我到上海一看，就像小村庄一样，店铺的招牌都是旧的。到了上海以后，我主要想到北京去。

　　到了北京，我住在华侨饭店，老朋友像冯亦代、李君维来看我。我觉得很奇怪，三十多年里面，他们什么都没有改变，坐一下，谈了五分钟，我就觉得跟以前一样。冯亦代说，他们要办一份《读书》杂志，让我报道美国的情况，这里对美国情况不熟悉的人太多太多了。我说，我出来这么久，恐怕写不出来，白字很多。他说，没有关系，他和乐山可以替我改。我就开始写，一写就不可收，又回到作家的行列。一写就发现《读书》上我的读者很多，就继续写。刚刚开始的《读书》真开放！有一篇文章我记得是《读书无禁区》，我觉得读书应该是这样的，完全自由，所以我非常高兴替他们写，从来不缺的，每期都有。

　　南方都市报：我去访问过丁聪、范用和沈昌文，他们都谈了《读书》早期的情况。

　　董鼎山：现在《读书》不行，太学究化，看不懂。文章不应该这样，好像要表示我们的学术高，每一篇文章都像博士论文一样，谁愿意看呢？文章要写得很轻松，将人引进去，给人很多兴趣。沈昌文也跟我说过：可读性最重要。我说：你说得一点不错。当编辑要有这个水平，没有可读性，谁要读你的东西呢？你写的东西要精而明，不能深深奥奥的，好像卖弄学问一样，我最讨厌这种文章了。开始的时候，沈昌文他们在编，我回去，他们总是请我吃饭，那是最高兴的事。后来发现内容已经有变化了，我就不写了。他们现在还寄给我，我一看里面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看了，就不看了。后来冯亦代慢慢不写了，许多老人都慢慢停笔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读书》杂志上写的文章是开了一扇窗户。

　　董鼎山：我主要是介绍美国文化、文学。那时候读者多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美国非常有兴趣。我尽量写得很轻松，讲美国的文学，好像讲故事一样，所以有人愿意看，不是深奥的，不像看报告一样。据说当时年轻人都看《读书》，很多人知道我，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我的名字了。（笑）我有一次到上海，汪道涵还特地到旅馆来看我，他非常想知道美国的情况，他的思想很开放。我们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有一个秘书敲门进来，有另外的事，就告别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文章影响了一代人。

　　董鼎山：是一代人，这一点我觉得很高兴。在这以前，我用中文写信还可以，真正写文章就很少。

　　南方都市报：能重新用中文写作，兴奋吗？

　　董鼎山：当然！冯亦代约我写的时候，我说：算了吧，我也没有时间，同时也写不好，四个字的成语老是记不起来，别字很多。后来写多几次以后，记忆就回来了，我很高兴，甚至后来有读者写信通过《读书》杂志转给我。有一次在苏州车站，有人听到董鼎山的名字，马上问我要书，我说没有书。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介绍美国文化的情况，意义主要在哪里？

　　董鼎山：我的主要意思是，中国年轻人这么久没有知道外国的情况，我尽可能帮一点忙，让他们知道一点。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了嘛，他们对外国情况一点都不熟悉。如果在这方面我有什么成就，就很高兴了。我自己有兴趣写，别人有兴趣看，不是像讲道理一样。

　　董鼎山小传

　　1922年生于宁波，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7年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曾任报刊编辑、纽约市立大学教授，1989年退休。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著有《纽约客书林漫步》、《天下真小》、《纽约客闲话》、《最后的罗曼史》、《西窗漫记》等。

　　本报特派美国采访/摄影：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