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理之副总理时期

历史有大小之分，大历史是人类的历程，小历史是个体的生命历程。小历史容易为他人左右，大历史则如这个词语的最著名的使用者黄仁宇所言：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

因为现世总比来世实在，所以尽管政治人物大都在意自己在大历史中的地位，但又往往为小历史中的名利所累。因此，百般努力试图赢得小历史的，往往失去大历史，此为政客；无私无畏不在乎失去小历史的，常常在不经意间赢得大历史，是为政治家。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变革时期，一是战国至秦汉，二是三国至隋唐，第三次开始于1840年，何时完毕尚难预料，但是可以肯定：那将是一个连小历史也不容易为他人左右的中国。

相对于平稳时期，大变革时期的政治人物有条件对历史的运动曲线施加更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政客式的，还是政治家式的，则只有书写大历史的后人方可定论。

中共第三代执政集体主要成员之一的朱镕基，正是中国这样大变革时期的政府首脑。近十二三年，中国大地展开了加速市场化的雄壮戏剧———开放到加入WTO、改革到破冰攻坚、发展到国力空前———而这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也正是从副总理到总理的朱镕基。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一例外都是这出戏剧的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并迈上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路向。

□特约撰稿凌志军□本报驻京记者马克邓科

1989年到1991年，古老的中国在她的变革路上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但是很快，88岁的邓小平把她扶了起来，并且给她的几个领路人指了指方向。几个月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0月19日，邓小平出现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他的身后跟着政治局新当选的7位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朱镕基十四大之前仅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大多数党代表对他出现在常委行列中并不感到吃惊，因为现在又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而轨道的设计者邓小平对朱镕基有过这样的高度评价：“我们党选干部不光要政治可靠，还要懂经济。我党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朱镕基是一个真正懂经济的。”

连续两年4%左右的GDP低增长之后，尽管高层的提法还是“保4争5”，但1991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当年的增长率比上年高了一倍半，达到9.2%。“南方讲话”和十四大之后，各地更是大干快上，犹如一个饿了几顿的少年在狼吞虎咽。

1992年的中国人热血沸腾，GDP增幅飞涨到14.2%，官员们的审批前所未有的松快，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到处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银行的资金哗哗地往外流，全然不顾收不收得回来。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数目空前，但是实际上投出去11829亿。

进入1993年，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深圳，中央政府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开进了广西小城北海，因为人们相信这里将是大西南的出海口；海南省的房地产比北海更热，因为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特区。

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泻千里。国家统计局1993年4月份的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

可是中国脆弱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经济扩张，飞机票一般人根本买不到，货运列车每天短缺5万辆，造成损失11个亿，客车则总是超载，每天有80多万人站在车厢里度日如年；原材料的价格还是双轨制，但是钢材水泥的价格先是每月、后是每周上涨几百元，各种“倒爷”又开始漫天飞舞，连大学校园里那些“板材”、“线材”都弄不清楚的半大孩子也在琢磨着哪儿能搞到货源和车皮。

很快，1980年代后几年令人心悸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992年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43%；燃料价格上涨69%；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5%，到1993年春天，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但是很少有中国的高级官员看出苗头不对，这也正应了邓小平一年前的话：“我党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

64岁的副总理朱镕基是看出苗头不对的高官之一。两年前，他在上海顶着“姓社姓资”的压力鼓动加快改革，如今，他决定冒着被指责为拖改革开放后腿的风险给经济降温。

当年的4月1日，朱镕基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可是地方大员们却都不买账，一位省长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另一位省长接过话头，“连你们都不热，我们更不热”；第三个省长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第四个省长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第五个省长倒是表了态，但他的态度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第六个省长更加干脆：“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都说自己被越甩越远，追还追不及呢！末了，省长们达成共识：1993年是“大干快上的一年”，要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

显然，省长们对面前这位政治局新常委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他们没想到，这位副总理虽然言辞谦虚，但踩刹车的决定早已作出。

这也难怪，朱镕基是个个性十足的人，他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1993年他64岁，却仍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30位。他还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还有人说他：从“右派到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

由于李鹏总理病休，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就成为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等等。

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7个指示，把国务院的10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增加了7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上下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特色”的一幕，是他强力收缩银根，迫使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回收贷款，这是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的釜底抽薪。

经济过热的直接诱因是投资过度，投资过度是因为金融失序，到1993年春夏之交，金融混乱达到了顶点，下面几个例子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一个姓李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万元，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纵股价牟取暴利的“苏三山”事件；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把100亿美元交给了两个在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一个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资10亿，自己贪污200万。

银行是中央垂直领导，一向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国务院接连7次发文，结果全然无用。

7月，朱镕基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人总行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紧接着召开，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厉声说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从此以后，朱镕基就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朱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

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以此为储备，银行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在10年之后评价道：“朱镕基最漂亮的杰作就是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虽局部地区受了影响，但中国经济防止了更高程度的、全局式的恶性泡沫。如果不是当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的损失将是极其惨重的。对于朱的这个功劳，怎么说都不过分。”

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虽说改革总是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要让强势阶层让出既得利益又谈何容易

“十六条”里有十三条是经济手段，只有三条是行政手段，因此，本次宏观调控与过去行政收权式的治理整顿是有本质区别的，也不会重蹈过去“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覆辙。

这是报纸上对1993年6月下发的中央六号文件所作的解释。

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没有手持尚方宝剑的督察组在后面虎视眈眈，如果不是上升到党纪高度，如果没有对丢乌纱帽的恐惧，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当局和实际上受控于地方大员的银行系统对六号文件的执行就要大打折扣。

中国那些为数不多的懂得西方市场经济原理的经济学家此刻向中南海建言：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他们说，加速发展首先要加速改革，只讲发展不讲改革，肯定要出乱子。他们还说，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只有彻底改革中国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价格体制，中央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拥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手段，中国经济才有可能走出计划体制下的治乱循环。

经济学家的意思很清楚，六号文件无疑是一剂猛药，但是长治久安靠的是制度建设。

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朱镕基。“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朱镕基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没有条件干的改革。”这话要是不加署名，人们会认为是哪位40岁以下以敢言著称的经济学家说的，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出自这个固执、强悍，甚至有些专断的政府的副总理之口。

可是当时这样说话的人还不只是朱镕基，还有江泽民，还有李鹏，他们连续发表加快改革的长篇讲话时，党的另外4位常委也全都在场聆听，即使在中国这样充满了会议和讲话的国家，这种局面也是不多见的。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经济纲领宣布，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1994年后来被称为“改革年”。元旦刚过，国务院的高官们就放下架子主动约见记者，党的宣传机构则表现出一贯的高效率，大家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朱镕基的“改革新政”内容如下：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虽说改革总是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要让强势阶层让出既得利益又谈何容易。

最难办的财税改革，朱镕基要推行的是分税制，就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种，目的是把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财政格局掉个个，而这简直就是在割地方大员的肉。

可是说话口气有多粗从来都跟腰包有多鼓成正比，不改财税体制，中央政府就无法主导新经济体制的建设。经过十几年的放权让利，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4%，能源交通通信等需要全局考虑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却没钱上马，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凸显；诸侯经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各地封锁市场自造财源，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富省愈富、穷省愈穷，中央却无力调剂；公款高消费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里的中坚分子，朱镕基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这个调停人强硬而不失灵活，尽管如此，分税制的确立也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朱镕基后来回忆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

从那时起，“朱老板”的称谓就不限于银行系统了，而另一个为朱所不喜欢的称谓也不胫而走———“经济沙皇”。

分税制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分税制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1995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到了谷底，10.7%，自那以后稳步上升，2001年达到了17.1%。

加强中央政府财力也许是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路，这一思路贯穿了他的副总理和总理任期，使得中央政府办了大量长期以来应办想办但没钱办的事情，成效立竿见影。还在他的副总理末期，中国经济的瓶颈制约已经得到解决，经济发展的平台初步搭成。

1994年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汇率并轨。1994年之前，官方牌价是1美元兑5元多人民币，但是外汇调剂市场是1比8元多，黑市价更高，在1992、1993年投资高涨时，1比10你都换不到美元。

这就给“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间，1987年的外汇价差是500亿，1993年这个数字可能翻了1倍。

可以想见，朱镕基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的消息引起的震动有多么大，断了的财路有多么多。

经济学家吴敬琏1997年回忆道：“那时既得利益者进行广泛的公关活动，宣传汇率并轨将引起巨大混乱，甚至导致人民币崩溃。可是中国政府顶住了压力如期实现并轨，虽然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而有过短期的小混乱，但是现在人们不得不承认，总的结果是好的。”

汇率双轨制的结束减少了经济运行的中间成本，人民币从此迈出了按市场定价的脚步，中国的出口则立即受益，外贸在当年就由赤字转为黑字。

更长远的影响还在后面。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一些国家的经济遭到摧毁性的破坏，但是中国成功避过风暴。评论者看到的多是中国政府当时的举措，只有少部分人指出：1993年的宏观调控和1994年的汇率并轨，使中国得以提前补漏，这是中国后来避免危机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也有论者指出汇率并轨的副作用，比如新华社高级记者、经济学者杨继绳就始终认为，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之所以高达24.1%，人民币因汇率并轨而大幅贬值是最重要的原因。

1994年的另一项影响全局的改革是银行改革：目的是让银行摆脱地方政府干预，把人民银行办成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成立独立的政策银行承担政策性贷款。这项改革之所以紧迫，是因为1980年代以来历次经济过热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但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银行，都毋需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

事实上，同时推开的投资体制和计划体制改革，想解决的正是同一个问题。

至于价格体制改革，则是要完成1988年物价闯关的未竟之业。如同审批制在2001年，价格双轨制在1994年已经是千夫所指，人神共愤。统计数字显示，1992年仅利率双轨制一项，就有2200亿以上的寻租空间。

朱镕基在1994年的一揽子改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是中央的集体决策，不要把功劳挂在某一个人头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今年76岁的杨启先回顾说，“但是朱镕基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从1980年代就开始酝酿，但是一直没敢作决策，为什么朱能作决策？

因为他有魄力、他敢于改革。1994年的改革非常关键，没有这次改革就没有日后软着陆的成功。”

1993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作为政坛的后起之秀，朱镕基主导中国经济将近10年，他的经济政策和他的个性一样鲜明，也和他的个性一样褒贬不一。

在他推行的诸多政策中，争论最多的也许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争论最少的，则是他自1993年7月至1996年末带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

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但是经济增长率则只从1..6%回落到9.7%。

那时候美国1990年代的长期繁荣才进行到一半，美国经济还没被叫做“新经济”，而自1970年代以来，凯恩斯理论失灵，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难题一直困扰各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

因此，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朱镕基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极少有人对软着陆提出质疑，而国内经济学界一直被戏称为“十个人能提出十一种说法”。

1993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但是怎么才能既让这匹瘦马停下来又不心肌梗塞，国内的领导人并无成功经验，失败的教训却近在眼前——1988年底开始的“治理整顿”固然让通货膨胀率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

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4.7%，已经向1988年的最高记录逼近。老百姓则再次萌发出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

刹车在1993年下半年已经狠狠地踩了下去，但是1994年的情况看起来却更加糟糕，GDP增长率下跌了一个点，通货膨胀率则上窜了6个多点，达到24.1%，一举刷新了1988年的记录。

行政命令的老办法固然见效快，可是既伤筋动骨又只能收效一时，况且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刚刚宣布了要搞市场经济。

朱镕基决定当一回探路人，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的探路人。

袁钢明回顾说：“他总结了80年代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力图既控制住泡沫经济，又要让经济保持足够的增长，因此软着陆就成了他明确的方针。

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不要一下子降下来，调控要逐步进行。1994年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比1993年还厉害，因为这就是软着陆的方式，不会立竿见影，通货膨胀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加热的趋势已经得到缓解。

“紧缩把投机倒把、房地产泡沫的资金来源彻底断掉，但是朱镕基对基础性生产，尤其是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的正常生产还给予保证。宏观调控把集中到沿海的过热过多的资金返流到原来的地方去，这种做法既降低了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的必要增长。”

1994年底，朱镕基自己作了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去年6月中央下发六号文件，7月开始宏观调控。首先是整顿金融秩序，过去的既往不咎，7月7日开始，超出贷款规模乱拆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结果(乱拆借)一下子就刹住了。

“第四季度中央又把银根放松了一些，对企业的流动资金放松了一些，这个放松是大有好处的，否则企业就没法继续生产，就会大起大落。这说明，中央对宏观调控力度的掌握是恰到好处的。”

1996年12月，袁钢明的两个上司、社科院经济所名誉所长刘国光和现所长刘树成在人民日报联名撰文，总结3年半来的宏观调控。据说，看到这篇文章后，朱镕基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篇文章把软着陆的经验总结为4点：第一，及时削峰，而不是等到经济扩张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被迫调整。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从紧而不是全面紧缩，在结构上则做到有松有紧，对低水平无效益的企业紧，对泡沫经济紧；对高水平高效益企业松，对国家重点项目松。第三，适时微调，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微调和预调。第四，自始至终抓住软着陆的主线。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加快增长扩大就业为先，一度是争论的焦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则明确提出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并且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任务。

正如这篇文章写到的那样，在软着陆的问题上，经济学界并非自始至终都在用一个声音说话。事实上，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学界就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

袁钢明回忆说：“当时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于是经济学界的分歧开始明显，以吴敬琏、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从紧，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朱镕基当时的看法是还是要防止过热，他还公开批评过厉以宁，提出要继续适度从紧，防止过热、防止通胀回潮。”

“从执行效果来看，”袁钢明评论说，“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下半年非常成功，软着陆的成果有目共睹。当然局部问题也有遗憾，比如粮食问题没有处理好；财税制度的改革结果是发达地区受益更多，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有所恶化；金融过于集中，金融工具收得太死，民间金融彻底关死了，农村金融明显矫枉过正，还有就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很正确，但国企改革没跟上，所以不得不在贷款上对国企开口子，这就使银行改革打了折扣。”

1997年，中国的通胀率剧降到0.8%，经济增长是8.8%，这出乎国内大多数观察家的意料。这里有国内经济政策的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从当年7月份爆发了席卷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致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第四季度突然发生下滑，也使包括朱镕基在内的国内各界人士全面彻底地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增长环境和经济政策。

1998年3月，69岁的朱镕基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几个月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转向，一个新阶段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