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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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亚里士多德
从追求到幻灭
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一段讲中国人如何寻找革命真理的话。他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象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革命才面貌一新，取得胜利。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那时，我是一个新参加革命的干部。在大学时，我也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寻找着真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把这个理论当作救国救民的福音，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那时国家的情况是一团糟，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我们认为这都是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日本人虽然被赶走了，但中国还没有自由和民主；中国还需要一次革命，而革命的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我和许多同学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我们以共产主义的信徒而自豪。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民主的、自由的、繁荣富强的中国就在眼前，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用这个学说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时间过了四十多年，毛泽东那一段描写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的话，现在可以移用来描写马列主义了。在建国以后，多次运动，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翻天覆地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因此很自然，“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描写我们的心情。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恩格斯说到18世纪法国的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自认为代表永恒真理和普遍正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法国革命胜利了，结果如何呢﹖新的制度诚然比旧制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丛生，充满罪恶。所谓“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不过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我读到这一段话很有感概。共产党也曾用豪言壮语向人民做过一次又一次的许诺，指点着那宏伟美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图景，后来呢﹖谁都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毛泽东逝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体系竞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千疮百孔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重新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经济的道路。这期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于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20世纪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在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到这个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的红旗落地。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实践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也是一个问题吗﹖到底是我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误导了我们﹖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一个象我这样被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生的知识分子，这不能不是一个需要痛苦地反思的问题。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
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我们跟着苏联人说“马列主义”，好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一个东西，谁违背了列宁主义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未想过，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尽管它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过去习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一样。实践的结论果真如此吗﹖其实，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点只是证明了列宁的思想。但是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应当是在社会生产力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时候发生，这时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无法克服的危机，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已经壮大起来。俄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当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生产过剩的危机的时候，在俄国，资本主义还刚刚起步。俄国仍然是农业国，贵族地主的农奴经济占主要地位。沙皇政府到1861年才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根据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的1897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全国人口中，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六分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经济的落后。列宁把革命前的俄国称之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列宁全集>21卷285页)。
在二十世纪第一年代，列宁断言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在1905年的<两种策略>中批评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1卷541页)上世纪末，有些俄国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政治活动家的请求，探讨了俄国由于农业公社制度的存在而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前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持谨慎的态度，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是有可能的，但必须有适当的外部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马恩选集>3卷761-775页)。“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恩选集>1卷251页)对马克思这个论点，恩格斯实际是持不同看法的(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亚里士多德
从追求到幻灭
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一段讲中国人如何寻找革命真理的话。他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象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革命才面貌一新，取得胜利。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那时，我是一个新参加革命的干部。在大学时，我也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寻找着真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把这个理论当作救国救民的福音，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那时国家的情况是一团糟，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我们认为这都是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日本人虽然被赶走了，但中国还没有自由和民主；中国还需要一次革命，而革命的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我和许多同学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我们以共产主义的信徒而自豪。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民主的、自由的、繁荣富强的中国就在眼前，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用这个学说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时间过了四十多年，毛泽东那一段描写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的话，现在可以移用来描写马列主义了。在建国以后，多次运动，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翻天覆地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因此很自然，“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描写我们的心情。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恩格斯说到18世纪法国的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自认为代表永恒真理和普遍正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法国革命胜利了，结果如何呢﹖新的制度诚然比旧制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丛生，充满罪恶。所谓“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不过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我读到这一段话很有感概。共产党也曾用豪言壮语向人民做过一次又一次的许诺，指点着那宏伟美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图景，后来呢﹖谁都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毛泽东逝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体系竞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千疮百孔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重新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经济的道路。这期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于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20世纪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在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到这个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的红旗落地。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实践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也是一个问题吗﹖到底是我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误导了我们﹖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一个象我这样被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生的知识分子，这不能不是一个需要痛苦地反思的问题。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
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我们跟着苏联人说“马列主义”，好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一个东西，谁违背了列宁主义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未想过，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尽管它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过去习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一样。实践的结论果真如此吗﹖其实，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点只是证明了列宁的思想。但是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应当是在社会生产力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时候发生，这时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无法克服的危机，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已经壮大起来。俄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当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生产过剩的危机的时候，在俄国，资本主义还刚刚起步。俄国仍然是农业国，贵族地主的农奴经济占主要地位。沙皇政府到1861年才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根据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的1897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全国人口中，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六分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经济的落后。列宁把革命前的俄国称之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列宁全集>21卷285页)。
在二十世纪第一年代，列宁断言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在1905年的<两种策略>中批评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1卷541页)上世纪末，有些俄国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政治活动家的请求，探讨了俄国由于农业公社制度的存在而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前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持谨慎的态度，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是有可能的，但必须有适当的外部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马恩选集>3卷761-775页)。“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恩选集>1卷251页)对马克思这个论点，恩格斯实际是持不同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