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封公开信

2008年，又将有一位新的美国总统来为美国人民提供服务，美国人民需要一个怎样的新总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是布什主义的继续还是别的什么？怎样的政策主张能赢得美国选民的选票？如何结束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准备把依拉克一分为二吗？如何让伊朗停止核计划？如何让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和平共处？能否把以色列变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来确保其安全？如果美国跟朝鲜签署和平协定，怎样使朝鲜最终放弃其穷兵黩赋的先军政治以确保朝鲜半岛的持久安全？能否实现在下一次美国总统过生日时，金正日送上的是一块蛋羔而不是核弹？面对一个日益强大和富裕且未来不可预见的中国，美国准备把它遏制成一个新的苏联还是准备把它拉入美国的阵营？美国准备继续独自承担高昂的世界警察费用还是准备让所有搭便车者一起承担？美国的价值观能否不再让那些美国想要去解放的人民反感？俄罗斯能加入北约吗？
在人类政治生活存在了近五千年的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地球上，人类的不断进化的政治思想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完美的选择吗？本文将要提出的就是一种新的政治思维，一种将超越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思维，一种实现永久和平的新手段，而最现实的是，一种能赢得选票的思想。
要解决非民主国家可能带来的对未来安全的威胁问题，要实现民主全球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民主国家自身的问题，要在民主国家间建立起一个绝对和平的体制，这就是实现民主国家的防务一体化。
在战争已不再作为获得土地和财富的手段的今天，我们开始追求和平。在战争没有最后的胜利者的今天，我们不得不追求和平。但是，在一个由众多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这个世界，和平是脆弱的。彻底消灭对立和战争的手段是什么呢？对于这个答案，许多人并不陌生，那就是人类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下，有一支统一的军队。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还看不到哪个国家愿意和平地移交国家主权给一个全球性的政府。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首先来看人类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的试验，那就是建立欧洲联盟的行动。建立欧盟的实践正是人类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融合的试验。但是，五十年过去了，欧洲的政治一体化进程艰难而缓慢。最新的一次挫折是欧盟宪法被否决。
欧盟宪法在一些国家被否决的原因不是人们反对具有共同防务的欧洲联盟，而是人们对欧盟所拥有的社会政策的权力感到担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给目前高收入国的国民带来危害，也会使得失业问题变得更严重。一个法国人不想为一个希腊人买单，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当然，也有些法国人即使面临着一些损失，也对宪法投了赞成票，这种精神让人敬佩。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都有着许许多多这样的令人敬佩的公民，为了顾全大局而牺牲个人利益。当然，也有许多国家的公民因为反对者只占少数而无法实现自已的选择。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暴力。以这种手段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做法违反了民主的精神，这也就是欧洲建国历程屡受挫折的原因，而根源则是我们对“国家”这一事物认识的不足。
国家是为了实现多种目标而建立的组织的总和，我们知道，现代国家既包括防务目的也包括安全、福利、环保、科研、经济发展、灾害预防等目的，尤其是我们常说到的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更是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内容。所以，当我们谈到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欧洲国家时，我们所要建立的就是这种拥有众多目的的现代国家，社会平等在每一个国家内已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于我们的政治家们在内心深处早已默认了各种社会政策在一个即将建立的欧洲国家中的合理性。政治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国家是经历了数百年时间在不断的讨价还价中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历程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最初的国家只具有防务目的，而后逐步有了发展经济的目的、社会公平的目的、环保科研的目的等等，从防务到货币，从货币到贸易，从贸易到福利到社会平等依次前行。作为现代国家最重要特征的普选权，也是在这几百年历程中逐步扩大的。选举权的获得是从贵族到所有纳税人再到适龄男人再到妇女。现代国家的这种成长轨迹绝对不是因为几百年前的人不比现代人聪明而没能一开始就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而是这个以大家的同意为基础的国家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而今天，我们想要把这数百年的时间缩短为数十年甚至数年，用一句中国话说就叫拔苗助长。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无论是早期的邦联还是后来的联邦，都是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使得来自不同国家的一群人走到一起，那就是安全的需要、拥有强大军队的需要，但如果当初的约定中包含了诸如现代国家的财富再分配内容，恐怕建国就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事了。但当合众国最终变得强大而稳定以后，当国民产生了对这个共同体足够的认同以后，福利国家的政策就水到渠成了。这种现象在东西德的统一中也被充分表现出来。为什么东西德会和平合并而俄罗斯跟德国则不能，为什么一个西德人愿意为东德人承担某种责任但却不可能让他对俄罗斯人也承担同样的责任。这就是国民性在起作用。这种国民性就是从最初的防务共同体发展而来的。
所以，由多个现存的主权国家和平融合而成的联邦，作为一个以共同的同意为基础而建立的国家，不能跳跃式地直接进入现代国家的阶段，而只能首先进入国家的初级阶段，建立只拥有防务功能的国家，即在中央一级只有国防政府的国家。只将各参与国的有关国防安全的机构合并成联邦国防政府，也就是将防务的权力从各国人民手中转移到联邦全体人民手中。各国其他的政府机构保持不变，也就是其他各种权力依旧由现有的各国人民各自保留。不能有了一个共同的国防部长就要求有一个共同的社会保障部长，一个共同的劳工部长，一个共同的教育部长。人们只能合并有共同利益的政府，而将有利益分歧的政府权力保留在原有的国家范围内。有关利益转移的问题决不是刚建立的合众国层面上的公共问题，它只能是利益输出国的问题，否则就构成了一种剥夺。联邦政府可以决定一切防务政策，但它有只有这个权力，它不能去决定一个希腊人能否去法国工作的问题。也不能决定英国人是否要给西班牙人农业补贴的问题。如果过早地在联邦中赋予管理货币、贸易及其它各种事务的权力，则会对防务联邦的扩大带来障碍。
为了实施这种联合，首先必需在一国之内成立独立的防务政府。所谓独立的政府，正如我们现在所处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样，有对应的议会和司法机构，有独立的税收和财政体系。这里，我们把除防务政府以外的其它政府称之为民事政府。这种政府构造依然可看作是一种联邦制的安排。中央跟地方的分权是一种纵向的分权，而以军事为主的防务政府与民事政府的分权是一种横向的分权。通过这样一种横向联邦制的安排，把存在规模优势的防务事务和存在利益分歧的民事事务分离开来，就使国家间防务事务的合并成为可能。而新成立的在中央一级只有防务功能的合众国，也属于联邦制。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把这个新型的人类组织称为防务联邦。正如现在的美国各州所保留的诸多权力一样，加入防务联邦的各国将保留他们的民事权力。
防务联邦在名称需要有一个创新，如果各国保留“国”的称呼，那么，这个防务联邦就不能也称之为“国”或“合众国”，也不能称为联合国。刚开始进入这种国家合并进程时，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比如，欧洲各国的合并可称为欧洲联邦，美洲各国的合并可称为美州联邦，欧洲和美洲的合并可称为欧美联邦，但是，联邦的目标是不断地吸收全球各洲的国家加入联邦，我们不能仅使用“欧洲”也不能使用只使用“美洲”的名字，我们不能使用任何一种带有某个地域特征的名字，因为那将是具有侵略性的名字，不能体现平等的原则，我们不能象古罗马，不能象不列颠，所到之处都冠以自已的名字，挂上自已的国旗，因为那是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的。我们要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名字，但也不能每当有一个新的国家的加入就在“欧美”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简称，那是一种语言的弱智表现。也许，这个名称并不需要我们去创造，她早已存在，那就是“世界政府”。虽说世界政府应是由所有国家组成的，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政府也不是在同一时间就能建立的。我们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人类的统一进程已经开始，在最终将所有国家的军队都统一在一个防务联邦之前，将一个由众多的民主国家的公民选举产生的联邦政府冠以世界政府之名，是当之无愧的，正如历史上许多国家在统一之前就有了现在的名字。
以世界政府的名义，人类统一大业才能更快地为更多的的人所接受，一个缺乏伟大目标的事业是无法取得大众的支持的。一个伟大而神圣的事业不仅能召唤民众，也能召唤众神。
虽说联邦的成立能使联邦的人民拥有在地球上无可匹敌的力量，能使人类永久和平的目标变得触手可及，能使更多的资源用于征服自然界的战斗中，能更好的丰富我们的生活，但联邦的成立依然会是一个艰巨的谈判和讨价还价的过程。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在联邦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谁来领导联邦？按怎样的规则决定领导权？也就是作为联邦权力机关的议会将怎样组成，行政首脑怎样产生以及最高法官由谁来选择。在此，我的建议如下：
议会设上下两院，上院议席按人口比例分配，这种安排是体现民主社会的人人平等的代表权。下院议席按各国纳税比例分配，这种安排是体现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否则，富国就会不愿意跟穷国合而为一。议员由各国选民直选产生。下院负责立法和选举联邦防务政府首脑，上院负责选举联邦法院最高法官。这种安排可以确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因为即便少数人的富国控制的下院能决定一个行动，而多数人的穷国则能否定一个不合宪法的行动。而宪法是由每一个加入联邦的国家同意的，这就确保了每个加入者都能看到自已未来的利益。
为了避免在联邦政治中出现当今代议制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寻租行为，需要在可能的领域对联邦权力的使用方式加以界定。政府采购需要以公开竞标的方式进行，这个我们已熟知。在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是诸如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所在地的建设这种更大规模的开支行为，也需要采取竞标的方式进行。如果同时存在若干个能达到同样目标的可选地，那就应该由这几个地方竞标，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所在地。所谓“价”，也就是竞争者为获得选址而支付给联邦的补偿，因为成为军事基地或联邦政府所在地将能长期获得连带经济利益。这样既可避免占投票优势的国家占他国便宜，也可避免象欧盟机构在三个地方办公的浪费情况出现，还可避免互投赞成票的分赃现象。当然，定都在诸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边界地区，以作为对持久对抗的双方加入联邦走向和平的援助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一支无可匹敌的军队也可能会让人产生恐惧。虽然这支军队不是在共同的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不会产生出一位一呼百应的受人崇拜的指挥官，也就不会出现建立专制所需要的个人崇拜基础；虽然士兵和军官在地域和阶层上来源的广泛性以及现代军人良好的受教育程度能确保平民至上和文官治国的原则；虽然联邦的成立证明了民主将是人类最终极的政治方式。但我们依然要防止少数几个控制军队的人在某种未知的突发事件到来时借机发动政变。
如何才能确保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法律和秩序呢？终极的办法就是在军队内部建立一种约束机制：授权所有的士兵在政变发生时履行最高法官的职责。
因为专制的产生首先要取消定期的选举，当选举到来的时候，便是检验将军们对民主的忠诚度的时候。所有的士兵在这一问题上将不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只是以维护宪法为天职。任何试图取消选举的政变行为必将引起公众的抗议示威，政变者在公众面前要么投案自首，要么动用军队镇压。而这一天，也将是士兵们的革命日。公众将持枪权授予了士兵，不能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信守保护公众安全的承诺，但只要有一个士兵信守承诺就够了。他将立即行使最高法官的职能，对政变者处以死刑。政变指挥官们不知道这个被人民安插在军队中的“最高法官”将会是谁，不知道那颗对其执行死刑的子弹会从何方射出。这将是一种终极的威慑力！
世界防务联邦政府是一个单一目的性的政府，只拥有从事联邦安全事务的有限权力，而不是拥有众多权力的一般性政府。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联邦的权力才会逐步进入经济管理和调节领域，建立统一的货币和市场；进入环保领域，建立统一的环境保护机构；进入科研领域，建立统一的科学研究开发机构；进入社会保障领域，使发达国家的人民能为贫困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保障承担一定的责任等等。但未来的联邦政府不会是一个一般性的政府，而是功能性、事务性的政府，也就是说，防务、环保、科研、经济管理、社会保障等机构是各自独立的、拥有各自的议会和行政机构的自治型政府。它们被叫做世界环境保护联邦政府、世界经济管理联邦政府、世界社会保障联邦政府、世界灾害预防与控制联邦政府、世界科研开发联邦政府等。这种安排的逻辑一是基于权力分散防止过度集权，二是基于效率，因为世界政府中单一功能所包含的任务都要大于现在一个大国的中央政府，政府规模过大所带来的不经济是危险的。（相关论述参见《按最小成本原则确定政府规模》http://scepticism.bokee.com/viewdiary.15387456.html）
显然，防务联邦只能是人民的联邦，只能在公众拥有自由选举权的国家之间实现。对于各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已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现代公民的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把军队作为获得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民主国家的人民之间，他们的内心已实现了共和，一个德国人与一个加拿大人无论从制度上还是精神上，都已不再是敌人，而是有着共同的和平的目标，这种目标是一种公共事务。政府，作为人类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发明的组织，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当前所有代议制国家均可在防务上联合成一个防务联邦政府，从英国到美国，从南非到印度，从澳大利亚到俄罗斯。只要其政府是由公民或公民代表自由选举产生的国家，人民掌握着对军队的控制权的国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表达自身意志的国家，这种联合就是可能的。而且，联邦还将带给人民一系列的好处。
首先就是更强大的更无可匹敌的国防力量。当联邦包括了当今世界军事和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时，这将在美国现有的无可匹敌的力量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作为联邦的公民所拥有的人均实力将会是现在的好几倍！这就好象两家有规模优势的公司的合并带来的每股收益增加一样，是一种效率的提高。
其次就是更安全的地球。力量增加的同时，潜在的敌人也变少了。虽从理论上说民主国家间的人民互为敌对的可能性很小，但只要是存在由不同的主体掌控的军队，未来就是不确定的，无法把握的。特别是象俄罗斯这样的新生民主国家，有太多变数。正如一些未知的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民主国家的政变可能一样，突发事件也可能导致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有将美英法俄印的核武器纳入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下，未来才是安全的。
另外，因为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挑战者就会更少，不战而胜的机会就会更多，对抗和战争的危险会因为民主国家的联邦化而消失。中东问题主要是部分阿拉伯国家无法容忍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小国存在的事实，这里，“小国”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过仇恨，试想，当古罗马大军的铁骑践踏欧亚大陆的时候，谁敢说“我们要消灭罗马”。所以，要使中东实现和平，就是要使以色列变成大国。当然，我们不是要以色列去臣服中东，而是要让以色列加盟世界政府。这样一来，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的矛盾就转化成阿拉伯人跟世界政府的矛盾。这会成为矛盾吗？阿拉伯人会试图与世界政府为敌吗？肯定不会。那些阿拉伯人跟所有其他伟大的人民一样，是聪明且能审时度势的人民。伊朗的领袖们也就不会再以消灭以色列来感召其人民，而哈马斯组织也不能再以消灭以色列的主张来获取巴勒斯坦人民的选票。以色列不会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但以色列人民将跟美国人民一道选举他们共同的领导人。
同样地，当韩朝边界成为世界政府与朝鲜的边界时，金正日的“先军政治”也将失去基础。
日本成为联邦成员之日，也就是中日矛盾化解之日。
伊拉克的内战问题也可从防务联邦的设计中找到出路，当伊拉克作为防务联邦的一员后，其民事政府可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使不同派别的成员拥有各自的政府，从而避免兵戎相见。
第三就是更低的防务费用，因为一支最强大的军队所需的费用将由更多的公民来分摊。
第四就是使民主全球化运动广泛地获得非民主国家人民的认同。人民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好和平的，而永久和平的唯一保障就是全球各国军队的一体化，而军队一体化的前提就是军队的民主化也就是军队领导人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这样，以追求和平的世界政府的名义要求那些非民主国家实行自由选举的政策就不会再被包括那些非民主国家的许多公众在内的人认为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霸权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恶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伴随着殖民主义而来的西方民主思想一直未能得到广大的受压迫民众的认同，就是因为其缺乏一个伟大而正义的旗帜。今天，世界政府将是这样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会比斯大林的所有的师更具战斗力。
第五、防务联邦的思想将消除民主国家之间的某些政策分歧。在独立国家时代，在对外政策上会因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产生分歧，比如北欧国家和地中海国家因地缘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就会有不同的中东政策，他们在各自的不同背景下对安全会有不同的判断，同样的道理，西班牙人跟立陶宛人在对白俄罗斯的安全外交政策上也会不同。而有了防务联邦的思想，判断一个非民主国家行为的错对就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其正朝着有利于全球防务一体化的方向前进还是后退，如果是后退，那不管彼此间有怎样的历史渊源和地缘关系，其行为都将受到反对。
即便民主国家之间存在某些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也不至于使其因加入联邦后可能失去政策主导权而拒绝加入联邦。因为加入联邦是事关全局和未来的重大问题，而与某国的一些利益关系只是一个局部和短暂的事情。
虽然各民主国家的人民认同要将民主的旗帜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了永久的和平要在地球上彻底消灭一切不人道的政府，但在所使用的手段上，各国之间还将会有很多的分歧。比如伊拉克问题就曾使美国和其盟友的友谊受到损害。正如对联邦权力要进行合理的分配以取得共识一样，对于联邦成立以后的对外政策方向也需事先明确，以减少人们对联邦可能在未来实行不被自已所认同的对外政策的担忧。有些人会主张以武力直接去解放所有非民主的国家，也有些人会主张以封锁和制裁来迫使那些国家进行政治改革，也有些人会主张在那些国家策动叛乱和政变，而一些人则会主张对其人民进行思想渗透来推动政治改革。
这里要提出的第二个政治思维就是，一切非民主国家都具有和平走向民主社会的可能。那些统治者并非具有性本恶的倾向，从而使得其非要使用强制和欺骗的手段来统治其人民。他们尚未能带领国家走向民主的根源是因为其未能找到一条既能把国家带向民主又能保障其自身利益的道路。今天，我们就要给他们提供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包括四个步骤：
第一是步建立完全市场经济。
有人一直以为，建立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于权力分配的问题。当邓小平允许中国农民承包土地并获取剩余产品的支配权时，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因为农民获得了为他们自已生产粮食的权力。基本人权是什么，是经商的权力，是选择工作的权力，是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权力，是投资各行各业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权力，是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贸易和合作的权力。当人们可自已决定给哪家企业工作的时候，当人们可在众多的有竞争的商店里选购自已喜欢的商品的时候，当农民获得了土地工人获得了工厂的所有权后，他们就在经济上获得了自由，当人们获得了这些经济权力，他们就可摆脱对统治者的全面依附。
消除国家对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垄断和对各种企业经营权的垄断，在使人民从私人物品供应的无效率国家垄断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国家通过税收获取的收入将要比旧体制下的经济总量还要大，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人民有了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有了购买产品和服务的自由，这种个人基本权力的解放将释放人的巨大潜能，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在所谓的计划经济下，人民只能选择由国家任命的国有企业的官员所供应的产品，人民只能等待国家分配工作机会，人民也不能对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发挥创造力。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失去了活力，国家通过层层的计划控制着一切，这是以牺牲和浪费大量的资源为代价的。所谓的“计划经济”的真正含义并不是科学地按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有计划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以个人意志来制定“计划”，再让消费者和生产要素去适应这个计划。所以，“计划经济”的正确定义是“垄断经济”。垄断使社会失去活力，从而使国家变得脆弱，这种损人不利已的事情只能是无知的产物，而不是那些领导人故意要用这种手段来统治其人民。
当人民获得了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力以后，经济领域的对外贸易和合作就会发展起来。这就意味着这些人民将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员。私人物品供应领域的全球化是公共物品供应领域的全球化的基础，在封闭和强权下产生的对国家的忠诚将被世界主义所取代。私人物品供应从竞争性的市场中带来的好处会使人民对公共物品供应领域也需引入竞争的意识觉醒，也就是通常说的政治民主意识的觉醒，这就将带来下一步的改革。
第二步是建立地方自治。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私人物品，其次便是地方性公共物品。集权国家垄断一切，自然也包括地方性公共物品，修桥铺路、城市建设、住房教育、治安秩序、环境保护、供水供电、废物处理、医疗保健等等。对这些事务的垄断也就是由国家来层层任命各级地方官员，跟管制经济一样，没有竞争的体制导致地方性公共物品供应的严重不足和本来就短缺的社会资源的低效率利用。这一切也在不断地消耗着国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忠诚度，而国家对这些负担只能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把这些事务的管理权交还给各地民众，使得人民有选择为他们服务的地方官员的自由，使城市管理等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在竞争的基础上获得，不但能使国家从繁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也能促进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而最重要的是，当人民从经济改革中获得好处并进而要求政治改革时，给予人民以地方自治的政治权力将使现存统治者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的延续，他们将成为改革的领导者而不是革命的对象。
第三步是建立中央一级民事政府官员的直选制。所谓民事政府，就是国防和军队以外的政府各部。很早以前的君主就已经懂得，统治国家就是要掌握军队，而且只有集中精力去管理军队，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意味着国家不能过多地去干涉本可以由人民自已管理的民事事务，否则只会给自已带来麻烦和负担。控制了军队，君主已经拥有绝对的权力，以类似国防政府主席的角色为国民提供安全服务的君主，其合法性也能得到人民一定程度的认可。如果君主任命众多的官员去管理本来可以通过人民自已去选择的管理者，就免不了会浪费大量资源，就免不了会出现大量的昏官污吏，就会使君主树敌更多，从而危害自已的统治。所以，正如地方自治的逻辑一样，中央级的民事政府应与军事政府分离出来实行人民自治。民事政府的民主化也将是地方自治的必然结果。人民从地方自治的好处中得到的认识会自然地延伸到对整个中央政府民主化的认识。而这时，分步让权的改革艺术就是中央民事政府的自治，这能使现任领导者继续保留对军队的控制而不受到革命的压力。而如果一个统治者领导其人民进行了以上三部骤的改革，其地位已不容动摇，人民也将深深地爱戴他。
第四步是军事政府的民主化。虽然人民会同意领导他们进行了一场伟大变革的领袖享有终身任职的荣耀，但并不意味着人民会同意其继续选择一个接班人来进行统治。人民终将会要求获得所有的权力，也就是控制军队的权力。军队的民主化，不是要求现任国家领导人跟地方政府领导人和中央民事政府领导人一样，在一定时间内引入竞争机制，使自已成为一个候选人的角色，而只是对他们的继承人引入普选制，也就是说，现任领导人为他身后谁来执政所作的决定是选择一个候选人而不是一个接班人。
军队的民主化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政府成员的前提条件，国民拥有对自已国家军事政府领导人的选举权才能成为世界政府的选民。而成为世界政府成员是一个国家未来生存的唯一选择。这是大势所趋。即便现任领导人拒绝国家的民主化，其所指定的接班人也必然会最终违背其意志，走向民主化之路。与其让别人来批判自已，不如顺势而为，把握先机。
统治者总会希望流芳百世，而这一结果最终是由人民来决定。所以统治者也需要选择一个能被人民认可的接班人，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选择和监督的权力交还给人民。当然，促使传统国家统治者走向改革的主要动力可能不是来自建功立业的欲望和野心，因为那种能主动开创新时代的伟大的领袖人物要几百年才能出现一个。
促使现认统治者走向改革的动力将是生存的需要，因为在世界政府主导下的国际环境中，一个拒绝友好的帮助和进行和平的改革的统治者将成为世界政府的敌人。一个对付这种敌人的理论也将产生，这种理论就是把那些统治者定性为人类的敌人，时至今日依然在进行压迫和掠夺，因为在国家产生以前，人民是自由的，不受压迫的，经过近几个世纪的斗争，许多国家的人民终于从统治者手中夺回了本来拥有的自由，而世界防务政府正是为了解放所有的被压迫者而建立的，是为了还所有人以自由而建立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压迫，在世界人民的法律中，这些国家是非法的，那些拒绝改革的统治者跟前面所说过的政变者的角色是一样的，他们是数千年前从自由的人民手中夺去权力的政变者的继承人。一种解放者的理论所具有的能量是惊人的，以致于在那些顽固的统治者的身边就可能产生这种理论的同盟军，也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精神的力量会比斯大林的所有的师都更具有战斗力，甚至能使士兵们掉转枪口，这一点，在前苏联崩溃的过程中曾得到很好的验证。而在当今通讯高度发达的时代，要想控制自由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统治者们别无选择，接受前面提出的按四个步骤进行的改革才是最明智的做法。（相关论述参见《企业型政府》一文http://scepticism.bokee.com/viewdiary.15387613.html）
世界政府的存在也为这些统治者的利益提供了保障，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便有些统治者认识到其制度的缺陷和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也不敢实行变革，因为公开化和民主化伴随的往往是对过去的黑暗的清算，而一个统治者能位及人君，总免不了留下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对旧制度的革命可能是一场现任领导人的灾难。象台湾的李登辉那样能顺利当选首任民选领导人的事恐怕只是特例。这样，即便有人想放下屠刀，也会因无法立地成佛而不得不放弃。但在一个由世界政府主导的时代，这个问题就可以完满解决。因为世界政府拥有确保契约执行的力量，而分四步走的放权改革可视为统治者跟人民之间的一种契约，人民也不能过份地要求在一夜之间改变一切。事实上，任何激进的革命所带来的都是两败俱伤，对于人民没有丝毫好处。
当民主全球化运动可以通过上述和平有序多赢的方式实现时，封锁和制裁、支持分离主义、策动政变、先发制人的打击等暴力手段就将被放弃，永久和平的局面将提前到来。
要消灭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成为他们的朋友。消灭敌人并非只有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种极端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改变思维方式，那将是不战而胜的最高境界。即便我们的善意最后得不到认可，消灭一个熟悉的敌人也比消灭一个一无所知的敌人要容易。
基于防务联邦及和平变革的设计，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将由实现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转变为实现永久和平，稳定只是暂时的，永久和平才是终极的安全。具体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在对待盟国和伙伴国的态度上，在一切涉及到共同安全的问题上，应放弃单边主义的做法，应谋求以联邦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利益，当无法获得这些民主国家的执政党的认同时，就诉诸其反对党。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也将由联盟和受保护的关系转变为防务联邦的关系，建议北约盟国成为联邦的第一批成员。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也将转变为由联邦主导的世界秩序。在全球推广民主转变为推广世界防务联邦，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放弃对韩国和日本的安全保障，取而代之的是建议他们成为联邦一员以谋求永久的安全。
2）、在对待伊朗和朝鲜等所谓的敌对国家的态度上，放弃一切对抗性及先发制人的政策，帮助其统治者以政治改革来巩固权力。要使其放弃对抗，只有先给予其安全的保障和选择的自由，使其失去发展核武的理由。只有跟这些国家建立全面邦交，才能帮助现政权改革以走向民主并获得人民的真正的认同，只有使美国及现政权都得到其人民的认同，和平才有希望。
在对待其它非民主国家的政策也将由“压制大国的掘起”、“推广美国的制度”等带有侵略性的措施转变为和平变革四步骤的亲善措施。中国要建航空母舰和核潜艇，我们应该从一个近百年来饱受欺凌的国家的角度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不是表示担忧和猜疑，取而代之的是声明中国是世界防务联邦最为期待的重要成员，在除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外，应放弃对所有的独立运动进行支持的对中共及许多中国人而言有敌意的政策。就目前看来，尚未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共带领中国和平地走向民主道路。
3），恐怖份子要袭击美国，我们应在表明拥有绝对报复能力的同时也表明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的态度，作为一个以和为贵的新时代，甚至可以实行暨往不究天下大赦的政策来感化和分裂恐怖主义的追随者。
通过帮助政策和大赦政策，美国可实现“敌人确认”，只有那些拒绝这两大亲善政策的人才是真正的敌人，而目前被美国列为敌人的数十个国家和许多组织，不少是因为美国的敌对政策而产生的，是美国为自已制造出来的敌人，这种因强大而变得更危险的结果是一个大国的悲哀。随着世界防务联邦政府的产生，实施这两大政策的主体将从美国转为联邦。
对于未来的美国总统，要带给美国人民的不仅是一个新美国，而且是一个新世界。美国人民终将跟日本人民、俄罗斯人民、中国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防务联邦下，和平的获得不是靠压制和克制，而是靠一个共有的制度。这是一个还人类以本来自由的制度，这是一个集人类共同的力量去面对自然界这个人类终极的敌人的制度。
放眼宇宙，人类的渺小不是因为地球太小，而是因为人类在如此渺小的星球上相互敌对。如果人类无力解决自身之间的问题，必然会在未来的一场天火中难逃浩劫。而今天，作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将带领美国人民向所有其它各国人民发出一份新的契约，一份共同去躲避那天火的契约。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