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顾颉刚：谈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

    【作者：张耀杰】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这是晚年顾颉刚在《自传》中用血泪写下的文字。

    在奉鲁迅为“民族魂”的国度里，包括顾颉刚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大半辈子的时光都是在鲁迅“民族魂”的纠缠与压禁下度过的，直到生命终结都得不到解脱，其罪名只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一、鲁迅对顾颉刚的支持与嘲弄

　　重读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意外发现一篇对顾颉刚表示支持的《对于“笑话”的“笑话”》，似乎连吃鲁迅饭的专家也没有提起过，因此觉得很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当年的南开大学国文系教授范仲？，也就是后来在革命圣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御用历史学家的范文澜，在题为《整理国故》的讲演中讲了两则笑话。其一是“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其二是“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象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

　　在罗列了上述两则笑话之后，鲁迅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刀笔，举重若轻地写道：“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算得上一桩大公案。1923年5月，顾颉刚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认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系统，是到汉代才层累伪造出来的。附带着还谈到“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作为讨论对象的钱玄同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有所保留的响应：“先生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先生据《说文》云，……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接着，又有刘？藜和胡堇人着文表示反对，顾颉刚便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发表声明：“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原是一个假定”。

　　至此，一场学术讨论告一段落，胡适在1924年2月出版的《读书杂志》18期上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认为“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胡适"决不会有害于人心"的声明，可谓煞费苦心，其目的就是把现代人道前提上的科学加民主的求真务实，与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单向维度之上，并经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和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步步收紧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分为两谈。

　　在此之前，胡适曾在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对《新青年》同人所开创的新思潮予以说明："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在此之后，胡适还在1929年的《新月》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进行过“评判”：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在胡适眼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是对事不对人的，论争双方所面对的是一个双向维度的科学加民主的人道平台与公共平台，而不是动不动就要仰仗“有害于人心”之类的绝对天理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圈套。

　　《对于“笑话”的“笑话”》发表于1924年1月17日的《晨报副刊》，此时的鲁迅尽管站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一边，却没有能够像胡适那样站在科学加民主的现代人道的立场之上，他所运用的依然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所固有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范文澜就是他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

　　在厦门大学与顾颉刚共事期间，同事顾颉刚又成了鲁迅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1926年10月，他借着《故事新编？铸剑》中的"痛打落水鼠"，对顾颉刚的红鼻子加以嘲弄：

　　“他近来很有些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

　　到了1935年11月，原本支持过顾颉刚的"怀疑"态度的鲁迅，又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极尽“笑话”之能事：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二、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

　　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被顾颉刚奉为导师的胡适大有关系。

　　1926年9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第一次提到顾颉刚时，还没有表现出敌对态度：“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9月26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已经开始一厢情愿地设定敌人：“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两地书》原信五十四）

　　到了10月16日，一向好战的鲁迅竟然流露出不战而败的劣势心态，说是" 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坚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就荐三人，陈乃干，潘家洵，陈万里，他收了；陈万里又荐两个，罗某，黄某，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两地书》原信六十五）

　　鲁迅的信件到了时为国民党员的许广平手里，一下子被拔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说是"研究系之流，专是假道学，外面似书呆子。这回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换句话就是男师大的先生教授，驱逐了（女师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管他妈的，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 ……"（《两地书》原信六十三，1926年10月14日）

　　正在发展婚外情恋的鲁迅，立即在政治上与许广平看齐并有所超越，说是" 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两地书》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 20日）

　　不过，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挺身而出向"研究系"发起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而是暗地里干起夺人饭碗的勾当，说是"顾颉刚在此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昨听玉堂口气，对于这一层却似乎有些觉悟，恐怕他不能达目的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1926年11月1日）

　　鲁迅自然明白，夺人饭碗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甚至会招致许广平的看不起，于是，在下一封信中，他靠着贬损"敌人"来曲曲折折地为自己进行心理化妆和道德包装，说是"先前顾颉刚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是给胡适抄写的，冒充清华校研究生，）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去呢？因为伏园在那寺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挖取这地方。……研究系学者之浅薄，就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两地书》原信七十七，1926年11月3日）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原理，在现实社会中也依然有效，鲁迅对于顾颉刚们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就是在自以为是、层层加码中步步攀升的。比之于与风车决战的堂？吉诃德，鲁迅并不光明正大地把盗甲与面具穿在身上和戴在脸上，而是无休无止地通过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胜利法来武装自己。关于这一点，他在《两地书》中表现得更为露骨：

　　"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若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故意要轻视我和骂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L.S.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两地书》原信一0六，1926年12月12日）

　　一个人一旦在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上的胜利"上走火入魔，竟然会把自己的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本身当作一种优势与美德加以炫耀，这种事情在阿Q 身上发生过，说是"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 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比之于阿Q，真正称得上登峰造极的，非鲁迅莫属。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一方面要到广州中山大学谋取新饭碗，一方面又要对付原本与自己在同一战壕里的高长虹的发难，不得不放松了对于"颇注意我"的顾颉刚的反"注意"。被鲁迅一厢情愿地树为敌人的顾颉刚，也从来没有过与鲁迅发生正面冲突的记录。

　　到了辞职离校时，此前抱着"我在此地其实也是卖身"的消极态度的鲁迅，反倒反客为主，找到了"像一个皇帝"的感觉，并且把势不两立的敌人由顾颉刚们身上转移升级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身上，说是"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两地书》原信一一九，1927年1月2日）

　　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最后关头，已经在中山大学的鲁迅，于半推半就中披露了自己登峰造极的峥嵘之相：

　　"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自画招供，自说消息，……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 （《两地书》原信一二四，1927年 1月11日）

　　一个人既要保饭碗、追女人又想当"皇帝"、"偶像"、"中心"，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事情，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被撤职、被通辑，正是他既要追女人又想当"中心" 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横竖种种谨慎"的鲁迅，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付出"被人逼得不能做人"的代价，却偏要对所谓的"敌人"一再发起自以为绝对正确的神圣挑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

　　三、替党行道的罗织罪名

　　怀着诸如"皇帝"、"偶像"、"中心"之类的主人翁意识，鲁迅于1927年1月18 日抵达广州，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初来乍到，鲁迅自然不便也不敢以"皇帝"、 "偶像"、"中心"之类的嘴脸示人，而是在中山大学1月25日的欢迎会上，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朱家骅所授予的封号，说是"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语出《而已集？通信》）

　　做定了"战士"的鲁迅，在国民党随后针对中共的清党中并没有做出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贡献，而是假公济私，把自己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目标，锁定在夺过自己饭碗的敌人及其同党身上。

　　1927年3月15日，鲁迅在致莽原社同人韦丛芜的信中明确表示："《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4月10日，他又写下一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借着歌颂北伐胜利的名义干起告发仇敌的勾当："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

　　正在这时候，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偏偏提出要聘请自己北大时期的同窗好友顾颉刚来广州担任史学系教授，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鲁迅拼出自己被封为"战士"的强势身价横加干涉。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朱家骅出面调停，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依然不依不饶，于1927年4月21 日丢下饭碗辞职离校。

　　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并不就此放弃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天职，而是效法林纾当年对《新青年》同人借刀杀人的旧伎俩，于 1927年4月26日致信孙伏园，再一次加顾颉刚以反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沉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由厦门大学追随鲁迅来到广州的大学生谢玉生，也配合鲁迅致信孙伏园，说是"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

　　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把两封来信加上诸如"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的党报副刊上。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大肆清党，"反对民党"与"反动势力"恰恰是足以杀头的罪名，迟至7月22日才见到这张报纸的顾颉刚，写信给滞留广州的鲁迅，表示 "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鲁迅则在回信加以嘲骂，说是"江浙俱属党国所治，……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在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干脆摆出阿Q式的无赖嘴脸："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四、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顾颉刚自知不是鲁迅的对手，"听候法律解决"不过是一时间的愤激之辞。好在有恩师胡适可以诉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保存下来两封弱势一方的一面之辞。

　　"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的信仰的，……于是刘楚春（理科主任）与鲁迅乃同时出校。……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

　　"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辞退之后，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两相对照，被鲁迅骂为"浅薄"、"阴险"、"专门荐人"、"反对民党"的顾颉刚，反倒显得太过厚道也太过迟钝，直至一年之后还不知道，党同伐异的鲁迅与他势不两立的根源，只在于他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异党"。借用鲁迅的话说，顾颉刚所犯下的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可恶罪》一文写于1927年9月14日，鲁迅自己是以受到迫害的苦主自居的，而在实际上，他自己恰恰是莫须有的"可恶罪"的制造者。鲁迅所谓"新的世故" ，无非是从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到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一直在奉行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把戏；换言之，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连最为赤贫的无产者阿Q都会把玩的那种抢占一元绝对的精神制高点来置对手于死地的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把法。鲁迅此后面对"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的圣战围剿，不得不投身于"惟我是无产阶级！"的左联阵营，同样是出于这种"新的世故"。换一种角度说，也就是对于自己《新青年》时期一度支持过的"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的"新思潮"的彻底放弃。

　　相反地，一再被鲁迅加以形形色色的"可恶罪"的胡适、顾颉刚们，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过多少的妥协与让步，打从《新青年》时期就培养成的民主加科学的"评判的态度"，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关于这一点，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的鲁迅，是永远也不会真正理解的。奉鲁迅为绝对神圣的"民族魂"的人们，自然也难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这样，开一代学风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偏偏被"层累伪造"的历史打入另册，一生一世都没有翻过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