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出身特别共产党人：周佛海陈布雷子女都是

核心提示：中共历史上有许多特殊党员，其中有这样八个人，他们的家世，身份，还有地位，似乎与倡导工农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相干，可他们恰恰是坚定的中共党员。

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9年第10期，作者：王树人，原题：《八位出身特别的著名共产党人》

张作霖之子张学思

张学思（1916～1970），辽宁海城人，生于奉天（今沈阳），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第四子。张作霖早年在辽西一带当土匪，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1924年打败直系军阀后，控制北京政府。1926年6月组织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退回东北，途经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死。

1928年，张学思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1931年初到北平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3月参加“反帝大同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1934年7月，经长兄张学良介绍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获释继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为争取释放张学良进行活动。

1938年2月，营救张学良的工作失败后，张学思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对张学思说：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武汉也保不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诱降，蒋介石已有所动，东北军中已有些爱国将领被捕失踪，你在这里有危险，党决定让你马上从西安赴延安。分手时，周恩来亲笔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绝对保证张学思的安全，派人派车将他护送到延安。

1938年10月，张学思到延安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队队长。1940年率队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任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1943年起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第一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1944年调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参谋长、第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49年4月受命创建海军学校，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思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3年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海军将领，张学思被拟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但苏联方面却提出异议，说他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不同意接收他去留学。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向苏方提出：张学思在青年时代即背叛了家庭，追求进步，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共产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成长、经过考验的优秀军事干部，我们党一直很重视对他的培养。经过周恩来说明，苏联同意了中方的决定。1958年，张学思毕业回国后任海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

“文革”中，林彪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张学思逮捕关押。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当周恩来看到张学思的病情报告时，立刻批示：“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他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周恩来的批示尽管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尽管医院领导和医生及时进行会诊并提出多种治疗意见，但由于张学思被李作鹏一伙折磨得病情太重，再加上他们的抵制阻挠，还是于1970年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张学思被迫害致死后，毛泽东、叶剑英指示要认真查清，以便正确处理。周恩来几次指示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和海军党委给张学思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杨虎城之子杨拯民

杨拯民（1922～1998），陕西蒲城人，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长子。杨虎城，曾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12月12日，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于贵州息烽、重庆等地。1949年9月17日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杨拯民1922年出生时，其父杨虎城已经是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军司令了。“拯民”的名字是杨虎城起的，取自孙中山的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表达了对儿子的殷切希望。1937年，杨虎城被迫以国民政府军事考察员的身份出国。临行前，杨虎城在上海专门和前来送行的杨拯民进行了彻夜长谈，嘱其努力进取，将来为国家出力。这次见面，是他们父子的最后一次相聚。

1937年，杨拯民在北平中华中学上学时，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杨拯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十分关心杨拯民的学习生活情况，多次请他到家作客。后来，杨拯民曾任中共米脂县委统战部部长，关中军分区、延属军分区副司令员，大荔军分区司令员。曾参加了智取华山等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杨拯民立志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甘肃玉门油矿工作。1950年，原起义的杨虎城旧部集体转业，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之师，开赴玉门。组织上调杨拯民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玉门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杨拯民举家迁往西北高原。1957年底，杨拯民领导的玉门油矿由新中国成立初的年产量十几万吨，发展到年产100万吨，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向周恩来打报告要求调杨拯民任副省长。从此，杨拯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不久，杨拯民被关进“牛棚”。1967年，杨拯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周恩来写信。没过一星期，杨拯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到家中。粉碎“四人帮”后，杨拯民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调入全国政协。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逝世后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杨虎城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