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文章

原 形 毕 露
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经常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中国国内的企业，他们对“三井物产”这样的日本综合商社的了解也很肤浅。基本上普遍的认识是，综合商社是一个经营几乎所有商品的贸易公司。他们简单地认为“综合商社”的意思就是“各种商品集合经营的贸易公司”。其实这完全忽视了综合商社更重要的金融和投资功能。所谓“综合能力”，不是指“多种商品贸易”的能力，而是强调贸易、金融、投资、物流、信息和人才的综合运营和协调的能力。而综合商社的真正意义，更在于其代位政府，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
对于普遍接受大学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和美国MBA教育的中国企业家们和经济学家们，日本综合商社的学问也许已经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和争论了。在目前普遍矮化日本经济的舆论导向下，许多研究日本经济和社会学者被排除出中国主流学术圈外，他们的声音早已经被人数急剧扩大的美国经济学博士们的著作所淹没。特别是当今厌日情绪急升的形式下，似乎也不合时宜去提倡研习日本经济模式。所谓“不景气的十年日本经济”更放大了日本经济制度的罪过。这对于隐藏和融化在微观经济世界中的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体系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虽然它们近在咫尺，几乎无所不在，却也无从被中国人关注和发现，更不用担心被中国这样一个竞争对手识破和模仿。当我们为中国各种宏观经济统计数字的高速增长而欣喜若狂时，他们却暗自为大方的中国带给日本的巨额财富而兴奋不已。
有一句话叫作“眼不见心不烦”。可是，我偏偏工作在一个处于日本经济领导地位的最老牌和最有影响力的综合商社中，眼见中国公司凭借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刚刚打出的一片天地，不知不觉中被纳入了日本财团的势力范围。看到周围发生的中日冲突，无不与综合商社或其所关联的财团企业有关。有谁会想过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是日本三井财团的成员呢？从宝钢的资本构成和它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事实，没有人会怀疑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可是，如果宝钢离开“三井物产”涉猎的巴西和澳大利亚铁矿，没有“商船三井”的铁矿石运输和“三井造船”制造的大型矿沙船，不与三井物产和新日铁（三井物产的伙伴）建立合资物流销售公司，没有“丰田汽车”（三井财团成员）和“通用汽车”（三井财团伙伴）这样重要的客户，宝钢能够迅速提升它的产品档次吗？另一个问题，宝钢与外国谈判铁矿价格和合作投资的意志和行为是由中国人自己所能决定的吗？
去年年底，出现了一件震动中国经济界的大事，“中航油”在海外石油贸易和期货市场交易的博弈中，一下损失了5.5亿美元。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一员，拥有世界上很多油田的股权，是这场赌博的庄家(受益者)。在这场赌局中，三井财团有两个重要的关键成员，一个是日本“三井住友银行”，向赌徒“中航油”进行放债；另一个是参股三井住友银行的美国“高盛公司”，通过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阿尔龙”向赌徒“中航油”提供财务管理和期货交易咨询。显然，在一个四人游戏的麻将赌桌前，三井财团占了三个位子，并扮演着不同角色，而另一个位子留给了“中航油”。由于三井物产拥有全球的贸易和情报网络，加上财团另一成员“商船三井”掌握的全球货运订单情报，就可以轻易判定石油价格将持续上涨，提前埋下大量订单。只要“中航油”不断从“三井住友银行”借钱，然后按照“高盛公司”的意见投入赌局。这样一来，三井物产就可以赚到大把的银子。
现在，“中航油”输光了银子，欠了三井财团的成员(伙伴)“三井住友银行”和“高盛公司”的债。他们向“中航油”催债是再合法不过的事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或者他们可以逼迫中航油的后台为他们莽撞和缺少经验的儿子“中航油”把钱垫上。“中航油”实在还不起债，把股份折价抵给债主们也是不错的事情。今后，“三井住友银行”和“高盛公司”成了与中国垄断巨头在一起工作的董事，可以分享超额垄断利润。同时，对于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重大行动，三井财团会更容易地捕获到有价值的情报，这对把握石油市场变化和控制贸易风险带来了更多的好处。即使“中航油”清盘这种最坏的情况发生，三井物产赚取的利润从整个财团看足够弥补“中航油”欠三井财团成员的2千万美元债款。对于三井财团这一年在石油生意中赢利的不止一个5.5亿美元利润而言，这点儿债款损失只是个小意思。
综合商社本身就是一个贸易和金融的综合体，再加上它的财团企业的配合，对于孤军奋战的中航油来说，犹如羊入虎口，必死无疑。我在三井物产东京工作的一段期间，亲身经历向韩国和台湾供应美国粮食的贸易与期货相结合的实战过程，才真正理解了综合商社对大宗原材料的定价机制、贸易实务和风险控制。实际上，对于粮食、油料、糖、棉花、石油、矿产、钢铁和有色金属等具备成熟期货市场的商品，综合商社的操作手法都基本一样。出于商业机密的考虑，我不能在这里做更进一步阐述。“中航油”不过是中国垄断石油企业的代理人，根本不具备从事大宗原料贸易的资源（包括人才、信息、决策机制、风险控制、实战经验等），出现巨额损失只是早晚的事。在旧体制下，由于国营垄断公司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或银行贷款来补窟窿，市场波动造成的风险和损失没有暴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和台湾企业长期与日本综合商社、其它金融大亨和大鳄们对手大宗原料贸易和期货，但它们有一套自我保护的组织系统，非常值得借鉴。
中航油事件只是中日两国在石油领域展开较量的一个插曲，双方更多的冲突和对抗早就不断暴露出来了，而背后总能看到日本综合商社的身影。特别是中日双方在俄罗斯萨哈林油气资源上争夺异常激烈。为争取俄石油管道项目的走向，日本不惜血本，志在必得。此外，中国和日本还在印尼东固天然气项目和靠近钓鱼岛的东海油气田开发上发生强烈碰撞。事实上，日本是一个能源和矿产资源赤贫的国家，所以它把资源保障摆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结合国家政策，日本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积极获取油气田的开采权。
综合商社作为投资中介组织，主要利用其长期稳定贸易经营建立起的全球信息网，为财团内部的生产型企业寻找市场定位或投资伙伴。在与财团内的生产企业共同确定投资意向后，通常由生产企业占有支配股份，综合商社以10%左右参股。综合商社为生产企业投资提供中介工作的真正收益来自于未来长期的为该投资企业提供的贸易和物流服务的收入。日本式的以综合商社为中介体主导财团成员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为，是金融与商业有机结合的具有战略前瞻性的长期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投资企业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的控制权，从而实现其财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长期化。必须提高警惕，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由于掌握着大量国有资产，他们的“投资银行业务”潜在着成为被外国大资本（财团和基金）利用的工具。外国大资本渴望获得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资产，从而最终瓦解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当大家看到电视剧《小兵张嘎》和《白求恩大夫》中的日本“零式”战机投下的印有“三井”（“井”字中有个“三”字）标识的军需品被八路军缴获时，是否意识到“零式”战机和“三井”军需品是由三菱财团和三井财团的企业制造的呢？虽然二战已成为历史，重新组建的当今日本财团还是沿袭了战时经济体制的很多重要内容，其当前所属企业通常是军民两用型企业。日本的实际军事力量并不是用军费开支来衡量的，而是看其财团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装备水平，以及企业之间的综合配套能力。随着日本财团的产业外移和海外资产的迅速增长，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保护其不断膨胀的海外利益成为财团的一种迫切要求，这也是他们急力修改教科书和相关法律，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内在原因之一。名义上的日本政府，还会为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系争取最大利益，确立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台湾问题牵动着海内外每个中国人的神经。在历史上，日本旧财阀是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的真正主角。目前，台湾企业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事业体系。但是，它们又与日本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业分工和合作关系。特别是，近几年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高速成长，引起日本综合商社高度重视。为了带领日本财团的成员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商社非常需要既了解中国市场而又按照国际商业规范进行经营的合作伙伴。由于台湾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和行为方式接近日本企业，并且拥有在大陆的销售通路，自然成为日本商社将其纳入自己财团体系的首选目标。面临生存和发展的抉择，可能会有更多的台湾企业投入日本财团的怀抱。不由的感触道：没娘的孩子象根草，这是台湾在大陆发展起来的企业的真实写照。中国自己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系在哪里？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否应该从实现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的统一开始呢？
我们的企业家和经济领袖们能否重新研究中国微观经济的管理模式，尽快行动起来，组建和运转自己的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从而确立自主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支柱体系。否则，我们国家的大量关键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就象是没娘的孩子一样，将会一个一个被日本财团领养走。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那些以经济改革为名义实行管理层持股的国有企业往往容易成为日本商社的重点猎取目标。因为当管理层个人持有大型国有企业股份时，日本商社可以投入很小的资本与该企业管理层建立紧密的人脉联系，从而影响和间接操控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层个人可能会为了自己股权价值在短期内最大化并兑现为现金，以很小的代价将战略性国有资产转给日本商社或其财团企业。当中国联想收购美国IMB股份时，美国政府立即出面干预和审查，这应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需要说明的一点，战略性资产的价值不等于企业的净资产。
中国原有的经济体系似乎完全按照美国经济教科书的指导，在跨国公司的巨大压力下，如同苏联解体一般，正在走向终点。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帮助我们打破了原有的官僚经济体制结构，引入了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但是，当一种旧的经济体制被破坏后，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经济体制才能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使中国尽快走上富强之路？日本综合商社和其财团企业在中国的大量经济活动也有着积极的一面，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活力，培养出一批重视实践和经验积累的综合性人才，也是制衡欧美企业在华谋取超额利润的重要因素。日本企业带给我们更多集体主义的文化和作风，这完全区别于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理念。而且，与日本公司的近距离接触，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那种以股票市场和基金管理为中心的、拜金主义的、美国式经济改革方案是否可以真正造就一个富强的中国？也许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 重商主义的、日本式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
明显感到，随着美国金融寡头（基金机构）在宏观领域（汇率，期货）的强大压力，和日本商业巨头（商社财团）在微观领域（资源，物流）的激烈争夺，中国经济正在受到外国势力越来越多地控制。当我们为以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军团在世界比赛中屡见战功而欢喜雀跃时，日本国民早已习惯于自己的经济军团（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在国家间的经济竞赛中所向披靡。美国的好学生南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地区已经成为日本财团的属地；不可一世的美国必须承认其制造产业正在被日本财团企业蚕食；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和中东的丰富资源正在成为日本商社的囊中之物；毫无疑问印度和非洲正在被列入日本财团的新战略目标。唯有欧洲是个例外，因为那里是与日本经济组织模式类似的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财团很难有空子可钻。另外在东亚，韩国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国家，因为韩国有着从日本学来的以综合商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财团产业。在国内，温州是仅存的一块不被外资沾染的净土，因为它们有着类似日本人的商业行为和儒家理念，但组织方式还很原始。我禁不住要问，中国的未来将会如何？
刚刚提到中国乒乓球队称雄世界的奇迹，可是多少青年人知道他们崛起的秘密：正是以日本为最强大的对手，不断地研究日本、敢于与它们竞争与对抗，最终成为世界乒坛的主宰。中日争端的实质是争夺东亚主导权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利益的博弈。如何与日本搏击，建立怎样的中日睦邻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让我们通过《中国乒乓球五十年辉煌历史回眸》的历史记录，重新感受一下那激动人心的年代吧：
1961年4月4日，第26届北京世乒赛开幕了。4月9日，男、女团体决赛开赛，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决赛首先开始，日本女队经过五盘鏖战，以3比2获胜，实现了她们在世乒赛女团比赛中五次夺魁、三次蝉联的梦想。女团决赛尚未结束，男团大战便在万众瞩目间开始，中国队的决赛阵容是庄则栋、徐寅生、容国团。日本队应以星野展弥、木村兴治、荻村伊智朗。中国队终于以5：3击败了世界乒坛的天皇-日本队，第一次捧得斯韦思林杯。这枚男团金牌凝聚着中国乒乓球队九年的梦想、九年的汗水、九年的付出。男团、男单、女单金牌相继入帐，在26届世乒赛上大丰收的中国乒乓队震惊了世界。
1963年4月，第27届世乒赛中国男队继续保持优势，夺得男团冠军、包揽男单前四名、获得男双金银铜牌。中国队此番出征，派出了秘密武器--直拍削球手张燮林。张燮林，江苏镇江人，曾进入上海队，1959年参加了国家队集训。在26届世乒赛中，他的这种新打法一亮相，就削倒了日本队的星野和三木。从此，他被中国队雪藏起来，直到27届世乒赛。在团体决赛中，他又展示神削绝技，击败了日本队的三木和木村，为中国队蝉联斯韦思林杯立下大功。
1965年4月，第28届世乒赛由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组成的中国女队顺利杀入团体决赛，对手正是宿敌日本队。时任女队教练的容国团排出奇阵，用林慧卿、郑敏之两员削球手出战，打了日本队一个措手不及。最终她们以3：0战胜了蝉联四届冠军的日本女队，首次捧得考比伦杯。接着，林慧卿、郑敏之又在女双比赛中夺魁。中国女队连夺两金，从此吹响了崛起的号角。在女队打响翻身仗的同时，男队也连奏凯歌，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组成的团体阵容在决赛中击败了由木村、小中健和高桥浩组成的日本队，再度蝉联斯韦思林杯。
可惜的是，同样是60年代，以日本综合商社和主力银行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军团（财团）重新组建之时，中国却没有一只象中国乒乓军团一样能够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与日本对抗的经济军团。唯有韩国人在70年代学习日本经验建立了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成为一只抗衡日本的有生力量。日本式的财团体制实质上是面对经济自由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的一种对抗外国经济霸权，巩固和发展本国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一种战略选择。根据目前中国人均GDP、人均收入，城乡差别，教育水平和企业组织等各项综合指标，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中国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日本六十年代中期极其相似和接近。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摆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拉美和东南亚道路，一条是日本和韩国道路。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可以说将取决于中国国民对建设富强国家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