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被幸福了以后又被“受到尊重”了——美国盖洛普公司洋闹剧登陆“神州大舞台”

若是到国家大剧院去看一场悲剧或喜剧，99.99……%的中国人买不起那昂贵的门票。不过，可以不花一个子儿到网上去看看那精彩纷呈的各种流派的闹剧，倒也赏心悦目。

这不，今年年初刚欣赏了“京派”闹剧“2009中国教育总评榜暨60年教育成就奖评选”，四月初“苏派”闹剧“江苏卫视2009中国幸福指数调查发布盛典”又粉墨登场，发布了一项60年不遇的伟大成果——中国人幸福指数得分69.84，和中国人比较幸福的结论，使中国人被大大地“幸福”了一把。没多久，上个月神州大舞台上又上演了一出具有西南边陲地方特色的“滇剧”—— 昆明市所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13万人）交350元培训费（实际是由纳税人买单），用三天时间学习包括缅甸语、越南语在内的五门外语，每门外语考5句话则过关。

以上说的是闹剧的“大制作”，那些只能算“折子戏”的小闹剧，何止成百上千？

真得要感谢党的好政策，要不是改革开放，咱们这些草民哪有机会看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洋闹剧呢？

六月末，美国一家据说是“全球民意调查公司鼻祖”，名叫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公司，经过四年的辛勤耕耘，把“在中国的民调成绩单公布于众，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比2008年提升了两个百分点，高于87%这一全球平均比例”。（引自《盖洛普拿什么衡量中国人的尊重感》——《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8月3日，该文以下简称《尊重感》）。

《尊重感》称“这一‘好成绩’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反而招来不少质疑。有媒体称，这跟现实感觉不符，建议盖洛普对自己的民调结果再做一次民调。”。

这出闹剧的集策划、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于一身的是一个有七十五年历史的美国“老字号”。这个“老字号”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董事长兼CEO吉姆·克里夫顿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有人问全球的民生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我想我们的数据可以代表全球。”

吉姆·克里夫顿还说“公司一直都保持着第三方机构的独立状态，不受任何一方的财政支持，因此，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研究是完全独立的”，并且“调查结果……不需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由此看来，盖洛普公司已经达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境界。

这个盖洛普在中国已经经营有年，目前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均有分支机构。中国子公司的管理层内，大量的还是话剧《日出》里乔治张或准乔治张一类人物。这些人对中国的国情和政治风云了若指掌。他们深知要想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上，分得一块比较大的蛋糕，必须入乡随俗，必须投其所好。在《尊重感》文中，就有“分析人士把这份调查结果（指“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高于87%这一全球平均比例”）看作是盖洛普抛出的‘橄榄枝’，是‘政府公关’”的说法。

精明的美国商人和中国的“乔治张”们，不仅了解中国领导人近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扬要让民众生活得“和谐”、“幸福”和“有尊严”，而且深知中国官员非常看重政绩，非常好面子，喜欢正面的赞扬，尤其是喜欢外国人的赞扬。你不是“瞌睡”吗？好，咱就给你送上一个“好枕头”。于是“耗费了大成本，而且并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一个“大礼包”——“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比2008年提升了两个百分点，高于87%这一全球平均比例”，就送上门来了。报告称，美国2009年民众受尊重比例为89%，比中国低了3个百分点；日本及韩国的民众受尊重比例更不值一提，才区区的62%和69%。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毛泽东也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盖洛普送来这么一个“大礼包”，其目的用该公司一名高管的话说，是“为我们在中国的其他业务带来品牌影响力”。

列宁的这句话还是正确的，叫“真理再向前跨越一步，就变成谬误”。盖洛普公司急功近利了可能有点过分，以致利令智昏，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仅从《尊重感》一文的扼要介绍中，就显露出许多破绽，其 “成果”和数据令人难以置信。

首先，像“幸福”、“尊严”、“尊重”……等是人的一种感受和心理体验，属于精神层面的内容，是难以甚至无法进行量化的，也不好像GDP和CPI那样搞什么排行。

就一般人来说，首先是要吃饱肚子，然后才谈到“尊重”、“尊严”。但也有的人宁可饿死，也不愿失去“尊严”，例如中国古代的伯夷、叔齐。所以说，面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其感受相差何止万里。对是否受到“尊重”的感受和标准，与一个人的年龄、个性、文化、素质、学历、经历、经济和社会地位、家庭影响……等许许多多因素有关。例如，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来自同一个村子的农民工，对包工头的一声呵斥，一个“穷一代”的农民工丝毫没有感到包工头对自己不尊重；而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穷二代”农民工则有可能对工头的一个鄙视的眼神，都会感到伤害了自己的尊严，更别说呵斥了。再如，年龄、学历、经历基本相同的二位政府官员，一个对下级不称呼自己的官衔，或是会议主席台的座次往后排错了一位，就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而另一位则丝毫不介意这种官场陋习。这说明了即使个人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大体相同，对“尊重”的感受也会判若云泥。此外，“尊重感”不仅不好量化，而且也难以用预先设计好的问题，要求被采访者做出回答，因为“尊重感”这种人的内心感受有时是隐藏得很深的，在接受采访时往往会口是心非。例如一位官员因为开会时在主席台的座次被排后了而认为受到了“不尊重”的对待，并为之耿耿于怀。但是在接受“尊重感”的采访时，他则会表现出一派雍容大度、心胸豁达的架势。所以，搞这种“尊重感”民意调查的劳什子，完全是一种瞎掰，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劳民伤财。

其次，退一步来假设这种“尊重感”的调查是“利国利民”之举，那就更不应该“偷工减料”。

　 那盖洛普的数据是如何得出的呢？据自称：“抽样选择了4200人进行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采用电话访问，而其他中小城市和农村则采用入户面访的形式进行”。

江苏卫视的那场“幸福指数”的闹剧，还在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95个城镇和96个乡村区域，抽取了15801个样本。这个样本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类社会调查的面必须非常广泛，涉及到几乎所有的成年人，要按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职业、经济和社会地位……，分成数量很大的样本组。即使在同一个大城市，不同的区之间，即便同一个年龄段，同一个职业群，其调查结果也会迥然不同。而盖洛普的样本数竟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一左右（4200个样本），能调查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吗？但是盖洛普中国公司的一位首席顾问吴涛先生却有高论：“从统计科学上来讲，用3500人～4000人的样本量就足以代表13亿人的想法，统计上最大的误差不超过正负3%”。

咱这草根，没学过《统计学》，不懂统计学科学，但知道一些统计学的常识。“用3500人～4000人的样本量就足以代表13亿人的想法”，这话不觉得有些离谱吗？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最离谱的，使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昏话：

　 对于中国民众受尊重感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这位顾问先生解释说，“人们对尊重的感知与经济是否发达无关，而是与生活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以及未来能否得到进一步改善有关。”

按照顾问先生的解释，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民众“尊重感”比中国民众低（分别低3、29和22个百分点），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改善和“未来能否得到进一步改善”的预期比中国人要低，而且低很多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昏话又是什么？

想不到这位首席顾问先生连“人们对尊重的感知”究竟与哪些因素有关都没有搞清楚。或者他心里很清楚，只是出于某种需要，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是前者，可怜；如果是后者，可恶！

诚然，“人们对尊重的感知”确是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发达程度。例如中东石油输出国富甲天下，经济不可谓不发达，可是那儿的男尊女卑却是世界有名的。妇女过着一种完全没有尊严的生活，即使是披金戴银的贵妇，也概莫能外。但是，“人们对尊重的感知”也并非与经济是否发达完全无关。一个经济很不发达的地区，一个经济非常贫困的人，要获得人们对自己的尊重，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些因为经济贫困而被迫做了“性工作者”的妇女，能有受到尊重的感知吗？一些因为经济贫困卖血而不幸染上了艾滋病的人，能有受到尊重的感知吗？这充分说明顾问先生 “人们对尊重的感知与经济是否发达无关”的说法，至少是片面的和欠妥的。

然而，在盖洛普的报告中只字未提，而恰恰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各个群体之间是否能够做到基本上相互尊重，民众中绝大多数人有基本上受到尊重的感知，最根本的是公权对私权——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尊重，是否能得到保障。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什么“尊重感”、“尊重感民意调查” 统统都是扯淡，都是“逗你玩”，都是拿民众开涮。

无数铁的事实证明，只有践行了公民社会的人人生而平等，做到官为民所选，权为民所授，把“总统关在笼子里”，各级官员在选民们面前诚惶诚恐，而不是老百姓在“送温暖”的官员面前，拿了一桶油和一袋米而热泪盈眶地“感谢×”、“感谢××”，民众才能受到真正的尊重。

当今，农村教师维权要下跪；举报村干部腐败要下跪；小区建筑红线内土地被政府强行侵占，业主维权要下跪；不堪忍受化工园区排放的有害气体和化工废水的侵害，村民维权要下跪……。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哭诉无门，以跳楼欲引起社会的重视。暴力拆迁，家园被毁，最终以死抗争，结果也没有“感动上帝”，而策划和执行暴力拆迁，致使被拆迁人自焚，产生严重恶果的官员则在官位上岿然不动，活得依然潇洒滋润。如果要来一次“与国际接轨”，记者应该是“无冕之王”，然而在中国，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竟敢到天子脚下来抓记者；一个县公安局可以随心所欲地通缉记者；应该是最讲法制的时间、最讲法制的地点——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记者的采访器材（录音笔）公然被封疆大吏抢走而竟然没有个说法。被广州人贬称为“走鬼”的各地流动摊贩，在城管的驱赶下，时时刻刻如惊弓之鸟，生存权都难以保障。更有甚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省政府悬挂着天安门国徽的大门口，一名厅干夫人竟无端地被警察打得遍体鳞伤……。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下，民众如何能有“受尊重”之感？

盖洛普的“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高于87%这一全球平均比例”，比美国高3个，比日本、韩国高29、22个百分点的这个集瞎话、胡话和昏话之大成的报告，如果仅仅是作为“上山”的“觐见之礼”，为了“在中国的其他业务带来品牌影响力”，让中国的×××和××××××，再来一次“精神崛起”，倒也罢了，但如果真要把这极不靠谱的玩意儿当做盖洛普预期的“为中国政府提供研究数据”，那咱老百姓就要出一身冷汗了。

不过咱们还是相信中国领导人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中央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且不遗余力地来实施这一方针。如果“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都达到91%了，还用“压倒一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