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褚国飞：美国中国史研究模式呈现多样化-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20:45:34
本报记者围绕美国东亚研究的现状与变化，专门采访了被誉为“美国新一代中国研究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的罗威廉教授。罗威廉（William T. Rowe）简介：1967年获得美国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英文文学学士学位，1980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以来一直执教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现任John & Diane Cooke中国史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同时他也是美国《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美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
他的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与《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以翔实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中国没有形成成熟的城市共同体”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上述第二本著作还荣获1989—1990年度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Best Book on Non-North American Urban History），并引发了中国研究关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激烈争论。
中国史研究应强调中国本土的变化
记者：您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学家，然而，“社会”和“近代”这两个词所包含的内容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十分宽泛——包含几个世纪的文化、思想、经济、政治、历史等。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和如此广的研究领域中，请问您如何找到时间和主题上的切入点与彼此之间的联系？您能概括一下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吗？
罗威廉：我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关于14世纪至20世纪这个时间段内的历史，借用欧洲史中的一个术语，即“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在这里，我所指的“近代早期”始于16世纪中叶农业、商业以及长距离的境内贸易集约化阶段，终于1895年马关条约后中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因此，我的划分方法与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将鸦片战争前划分为“前近代”中国、之后则划分为“近代”中国的做法不一致，这两者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我不赞成过分强调来自西方的影响。西方的影响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我的这种划分也避开了以朝代变更为分界点的做法。这段历史还有很多其他重要方面，包括人口的快速增长、巨大的地域间人口流动和因军事占领导致的人口流动、边疆地区和中心地区的新移民、对资源的严重争夺以及商会、行业协会、宗教组织、慈善机构等强大而又形式多样的地方性组织的建立。
对美国学者而言，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此前，费正清及其哈佛学生们的研究方向是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反应，这种路径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具有压倒的地位；而其他很多方面，特别是中国本土历史的变化进程都被忽视甚至被否认。法国历史期刊《年鉴》（Annales）强调一种名为“社会历史革命”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早已被用于对欧洲史和美国史的研究。这无疑给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以新的启发。当时，日本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强调中国史中“社会经济”这一主题，而且美国学者也越来越多地接触这方面的研究著述。台湾清史档案也开始向外国学者开放，为其研究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十分有效的一手材料。此外，中国各级档案的进一步公开，使得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变得更可行、更活跃，也越来越有意思。
谈到对自己的定位，我依然认为自己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史学家”，我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十分感兴趣。但是我也对这一结构层次下的经济结构、官僚机构以及文人在社会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他们的文化态度，还有其他一些被排斥在“社会史”范畴以外的方面感兴趣。
麻城：集中反映了中华帝国末期暴力的一面
记者：目前您开始研究农民战争模式，并以中国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县为案例，前后跨度长达7个世纪。您能具体谈谈该项目的研究吗？
罗威廉：之前我没有对中国乡村做过广泛的研究，特别是由于此前我对汉口的研究以及对陈宏谋个人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了中华帝国末期和谐与和平的一面。但是，它也有非常血腥和暴力的一面，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我感到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因此，近年来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并于2007年出版了《红雨：中国一个县七百年的暴力史》（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我的研究集中在湖北北部的麻城，研究时间始于元末的起义，中间经过了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直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我之所以选择湖北麻城作为研究对象，有几个原因，一是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麻城频繁地被卷入这些暴力冲突和战争；二是这里本身就是一个习惯性冲突暴力多发之地，即使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之时，这里依然冲突不断；三是由于其高度紧张的阶级结构，在这里，奴役关系比其他大部分地区更深。
但是，暴力不仅仅是局限于阶级之间的一种工具，在精英宗族之间，以及麻城不同地区之间也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我认为，其中一个理由是这里超乎寻常的地理和社会结构。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因此，清政府对麻城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唯恐这里发生大规模反清骚乱。这种战略地位使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方文化，即对战争的歌颂和对起义英雄们的尊崇，当地人为战争和起义英雄们树纪念碑。此外，地方戏对以往发生过的战争加以传颂，对青年男子的思想教育中也强调这种精神。这种造反精神与大众文化和大众宗教相联系，并与集体记忆、地方史的记载有着密切联系。所有的一切导致了该地区的暴力斗争倾向在各个时期和朝代都异乎寻常地强。
我希望考察这个县从元末到抗战爆发700年间的长时段历史，能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把中国革命与其所萌生的土壤联系起来，从而追寻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
对陈宏谋的研究：窥探“盛世”官僚治世态度及政策
记者：最近您刚完成一部讨论18世纪清代政治精英觉醒的著作《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您可否简单谈谈该书的主要观点？
罗威廉：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晚期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比如中国史学家的“闭关自守”论，黑格尔的“一个没有历史的文明”论，马克思的“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论等。这些观点都认为中国处于王朝兴替的循环中，没有什么进步，对此我认为值得商榷。
《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是一本研究陈宏谋（1696—1771）的专著，与清代其他地方官员相比，陈宏谋任职时间很长（从1733年到1763年整整30年）、任职地点很多（历任不同区域的10余省的道台、巡抚、总督等官职）。而且，作为一个官员的他不仅有着骄人的政绩，也有着标杆性的意义，堪称典型。我希望通过对陈宏谋仕途的研究，找到一个“窗口”，使我们得以窥探身处所谓“雍乾盛世”官僚们的态度及其政策，了解造成这种盛世局面的因素，尤其是探究正统精英的思想状况，从而回答一些诸如在天子统治下的社会中什么才是恰当的角色这一类基本问题。
陈出生在非常偏远的桂林。他一直崇尚理学，抱有十分务实的思想，胸怀着“经世”之道，希望世界变得更有序。他撰写了53篇著述。虽然他从政生涯及能力与同时代的其他官员并无太大差别，但是陈的经历和对自己使命的理解却胜人一筹。他在不同地区任职期间，都采用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政策以满足帝国快速的人口增长的需求，并努力实现经济繁荣。具体包括通过技术及国家投资使农业增产，主要有用于旱涝期间保证灌溉的水利工程，将劳役改为雇佣劳动力，允许土地、劳动力、私人资本及其他资源转向产出最大的领域。在为商人提供更大对外贸易空间方面，他是一个谨慎的倡议者，这不是简单的“放任主义”。陈十分积极地寻找有效途径，将国家资源投资于市场，从而影响市场，使之为公益服务。
在文化方面，他反对冒险地向内地扩张，同时，他却又积极地在诸如云南、贵州及其家乡广西等地推行一项“文化任务”（特别是汉化）。在他看来，这些地区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在性别问题上，陈一方面持传统保守观念，但同时他也强烈倡议实施妇女教育，并且十分反对买卖妇女。当时存在妇女被商业化的现象，即族内长者买卖妇女，这在他看来是对基本个人人格的侵犯。
简言之，我认为陈既代表道德保守主义，又代表他所处时代进步的社会经济思想。
美国东亚研究空前兴盛
记者：您在维思里安大学接受了本科教育，该校以通识教育著称。请问您如何评价这种教育方式？它对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有帮助吗？
罗威廉：维思里安大学的通识教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一直名列前茅，我很赞同这种教育方式，而且我这些年在学术上的发展也得益于本科时所受的通识教育的影响。本科阶段我主修英语文学，同时也修了很多关于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课程。虽然当时我没有学习过中文，也没有修过有关中国的课程，但通识教育对我之后的再学习和从事中国研究，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它教会我如何精读、如何抱着批判性的态度阅读、如何分析观点和论证以及如何简明扼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等。在当今以技术性知识为主导的世界中，或许有很多人并不认同这种教育方式，或者认为这是一种供养不起的奢侈。他们这种看法也许并没有错，如果是这样，我只能说这很遗憾。
记者：您如何评价美国当前的东亚研究？
罗威廉：美国的东亚研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盛过。目前的东亚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初期，这是“起飞”阶段。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以及此后中国经济和亚洲其他地区经济的大发展，美国学者对东亚研究的兴趣空前高涨。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的中国史课程的变化也是一种侧面的印证。在80年代，听课的学生有三四十名，如今已近百名。同样，我们开设的日本史课程也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现象。其中，一个关键的变化是语言训练质量的飞跃。过去，学生们有些甚至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学习中文，这十分吃力，我自己就觉得当时学习中文很吃力；如今，很多美国本土出生的本科生的中文就能说得相当地道，他们从高中甚至更早阶段就接受中文课程——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过去30年间中国（政府与普通民众两个层面）对外界看法的变化？
罗威廉：我第一次访华是在1980年，现在我依然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我们两国政府关系刚刚开始好转，但是中国政府依然对美国抱着批判态度，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却发现中国民众对美国有着强烈的友好意愿，尤其是中国老一代是在拥护共产党的环境下长大、而年轻一代一直深受中国政府反美宣传影响，这一发现让我非常诧异。此后，随着大量中国人来美访问和学习，中国大众对美国的看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存在民族主义、反美这样一股潮流，这应该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人不再不加区分和批判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十分自然的现象。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我有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即两国政府正在向互相尊重、更多地看到双方的共同利益方向发展。
“走出去”有益于增进中外友谊
记者：从历史回到现实，您如何看待中国都市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罗威廉：这一挑战确实是非常棘手的——人口数量剧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可能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政府对地域流动性控制放松而导致的人口流动。20世纪80年代早期，北京可以说是我最钟爱的中国城市，但是由于其日益拥挤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近年每次来中国我都尽量避免去北京。但都市化也使部分城市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比如武汉。我曾于1981年在武汉呆过6个月，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在那里生活十分不便。最近我又去了一趟武汉，这次给我的印象完全变了。又如南京早在8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城市，如今这种魅力依然没有改变。对中国大多数城市而言，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这需要持续的繁荣，我相信它们能够做到。
记者：软实力和中国文化“走出去”近年来在中国谈得比较多，孔子学院也因此在海外很多城市先后成立。您如何评价这一战略？
罗威廉：我没有接触过孔子学院，在我们学校也没有设立孔子学院。总体而言，我认为对非华裔人士而言，尤其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无论他们对中国政府看法如何，他们都深深为中国文化所吸引，并且喜欢和尊重中国人。至于孔子学院的作用，我认为在增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理解与认识方面，应该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正如德国的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和法国的法语培训中心（Alliances Francaises）——它们只会增进中外友谊、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花絮
罗威廉本科一毕业就作为美国通讯军官在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服了两年兵役。在菲律宾期间，他深为当地落后的农耕社会震惊并决心研究亚洲农村社会。服役一结束，他走访了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以及南亚其他几个地方（由于时值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他作为一名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军官，无法访问中国大陆），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回到美国后不久，罗威廉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