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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以本义qq    发表于 2010年08月04日 17:48 阅读(114) 评论(0) 分类： 采访 追求GDP增长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经济增长是否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否也在增长
还GDP以本义
2010年08月04日 新财经   文/本刊记者 李 斌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毋庸置疑，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三。然而，GDP增长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没有同比例增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单纯追求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是以破坏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得不偿失；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浪费了资源和能源，使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GDP高涨的背后，是各种问题的凸显。如今，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追求GDP的高增长？国富了之后，如何解决民富问题？用什么办法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何时才能解决？未来，我们如何在GDP与环境之间找到平衡？
就这些问题，《新财经》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晓。（博主注：赵晓教授已不在国资委工作，我在清华也是兼职。原文如此）
追求GDP过犹不及
《新财经》：高增长的GDP代表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追求GDP的高增长？
迟福林：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时期。过去，我们的产品严重短缺，很多人吃不饱饭，为了解决贫困人口问题，我们做大了GDP，通过提高国家实力来解决贫困问题。
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温饱阶段进入到了高速发展阶段。这个时候，社会矛盾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生产产品短缺变成了公共产品短缺。这种情况下，再以GDP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发展形势了，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的必然出路，要从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转变为追求国民收入为目标。
追求GDP总量不利于解决社会总需求问题，反而使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今后，我们必须进入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阶段，迅速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要让老百姓有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通过社会鼓励政策，解决消费预期问题；通过提高国民收入，解决消费能力问题。只有增加了国民收入，才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
李 实：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本身没有错，GDP的高速增长会带来很多积极的效果,但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中国追求GDP高增长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缓解就业压力，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把就业问题始终放在优先地位。没有高速增长的经济，就不可能保持高水平的就业率。所以，缓解就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追求GDP增长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地方官员追求GDP，一方面是出于就业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GDP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高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有更多的财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基础设施工程、民生工程，当然还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更多的财政收入有助于地方官员提高自己的政绩水平。当然，不排除有些地方官员对自身利益考虑得多，相对应的，对民生等其他问题就考虑得少。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上了为了增长而增长的道路。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不应该成为忽视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借口，不应为了经济增长而忽视民生问题。
管清友：GDP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全世界通用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提高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定要通过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发展，GDP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不能把手段当成目标，追求GDP只是一个手段，根本的目的是要实现民富国强，不能把追求GDP的手段当成目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改善政府考核体系，更加重视环境指标、就业指标、公共服务指标，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思路。在保证GDP增长的前提下，促使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矫正片面追求GDP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财经》：如果按李实老师所说，追求GDP增长是为了解决就业。过去，靠出口拉动经济的确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现在出口已经萎缩，2009年以后变成了以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而投资基本上是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相比，民间投资解决的就业人口应该更多。
李 实：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失业现象，很多人下岗。再加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给城市的就业带来了一定压力。当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政府大规模投资，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从而缓解了就业压力。
其实，经济增长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还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密集程度，增加投资强度，特别是增加对高附加值行业的投资，也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样就会使用更多的劳动力。不同的增长方式，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而言，保持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经济增长的第一原则。如果背离了这个原则，就会带来一定问题。
城市化使百姓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新财经》：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结合下半年预期，全年财政收入可能实现8万亿元。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六十年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近1000倍。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仅增长了不到20倍。国家财富增长了，如何让老百姓也能在经济增长中受益？
李 实：财政收入是名义收入，居民收入是实际收入，本身没有可比性。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确实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这是事实。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收入差距问题。政府的收入要比居民收入增长快，GDP每年大概以10%的速度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率保持在7%～8%左右的水平。但重要的问题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异在拉大，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少数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远远大于低收入人群，这是问题的关键。
未来，政府应该在支出结构上做出一些调整，使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工程，用于社会保障，用于资助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这是最重要的。
赵 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不能指望企业给职工涨工资，因为大多数行业的利润率只有3%～6%，让企业给职工涨工资，等于逼着企业关门。政府要调整整个制度体系，调整利益分配关系：
第一，政府要让利，对重要的行业应该减税，让企业有更高的利润，这样，职工工资才能上涨。
第二，政府要加大就业保障体系建设，这相当于间接给老百姓口袋里送钱。
第三，政府要加快国有经济的转型，过去，收入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是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与普通企业的收入分配距离不断拉大的结果。
第四，政府要约束自己的权力，政府拿走了太多的权力，权力越多，政府的收入越多，百姓的收入越少。
迟福林：发展导向是一个大前提。要实现发展导向的转变，第一，城市化应该是一个重大选择。中国有7亿农民，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很大，但现在，真正的消费主体在城市，所以，实现城市化，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只有当一部分农民逐步转移到城市中，才能扩大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就意味着可以缓解很多社会矛盾。也许五年以后，“农民工”就可以成为历史了，我们不再把农民工当成是城外人了。
城市化还要与区域布局联系起来，比如，上海如果不尽快建成一个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大都市，上海就很难带动长三角地区发展。城市化的特点就是突出一座大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城市化还要与经济结构调整联系起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提高服务业比重，但总是上不来，为什么？因为不在城市化趋势下的结构调整是很困难的。还说上海，如果上海再不加快城市化进程，做好大城市金融和现代服务业，转变重化工业，上海只是上海的上海，不是区域的上海，也不是全国的上海。所以，城市化更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第二，在城市化发展的前提下，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以消费主导的需求。我们提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仅是要解决公平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三，坚持民生优先，民生优先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就业。解决了就业就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通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缓解形成社会总需求。所以，“民富国强”应该是我们要走的新路。
《新财经》：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问题还是高房价，别说农民买不起，城市人也买不起。如果不解决高房价问题，城市化的阻力会很大，房价问题如何解决？
赵 晓：现在，很多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子，最后还是回到农村。农民工挣的钱变成了储蓄，大多数没有变成消费。如果这些农民工能够住在城市里，能够拥有一个70平方米的房子，融入城市生活的话，这是很大的消费需求。所以，中国要走低房价路线，这样，可以让很多人住在城市里，通过低房价来释放消费能力，拉动更多的产业发展。现在很多人认为，调控房地产不能稳定经济，其实恰恰相反。
目前，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走低房价路线：一是政府介入到大量房屋供应中，走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就是80%的住房都由政府提供，房价是很低的。剩下20%的住房交给市场，建造高档房，完全由市场来调控，不影响普通住房的供应。二是通过大量的土地供应，使土地市场化，走欧美模式。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有4.5亿人进城，他们可以释放出6300万亩土地的需求，未来十年，中国政府做出的土地供应计划才2300万亩，如果4.5亿人都进城的话，相当于政府供应的土地至少要增加3倍。在耕地不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大量土地的增加和提高住房容积率，就可以确保低房价道路，通过房地产供应来平衡城市化的住房需求。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从过去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依赖内需的增长方式，实现内需的增长方式一定要通过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不会产生内需。
GDP增长还有动力
《新财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相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越发失衡。未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让经济结构更合理？
管清友：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比如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汇率问题、低能源、资源价格等。解决失衡问题，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从改革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汇率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三方面入手。
较低的资源、能源价格，会导致能源、资源流向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同时，激励型政策也会流向这些领域，造成产业失衡。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出口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告一段落，再依靠出口拉动GDP增长也比较难了。
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在国内储蓄中，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的比重较大，居民储蓄比例很小，所以，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很低。造成政府和企业高储蓄的原因，主要是财税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不合理。现在看，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分税制，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从政府储蓄的角度，中央政府必须向地方政府让利，改变土地财政的局面。从企业的角度，要加强对企业分红的管理，把国有资本的收益转化为公共财政。同时，要改革各种税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现在，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在劫贫济富。
要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需要全方位的财税体制改革，也就是让利于民。居民有了足够的消费能力，内需才能增加。所以，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和企业要向居民让利，中央财政要向地方财政让利，企业中让更多的国有资产收益要转化为公共财政，用结构性减税来提高居民实际收入。
《新财经》：以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的GDP还有没有持续高增长的动力？
迟福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太高的GDP增长是有问题。但中国现在又是高速发展的国家，如果经济结构调整导向正确，转型方向对头，未来，GDP保持在8%以上还是有可能的。中国的需求潜力非常大，中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释放出来。
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的城市化会处于快速上升期，如果城市化对GDP的贡献达到3%～4%，用城市化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没有问题的。目前，中国经济还处在较快增长时期，政府必须注重结构调整问题，不能拖得时间太长，否则我们会失去很多机会。即使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也不见得是坏事，调结构是为未来的较快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赵 晓：最近，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是看空的，国外有很多重量级人物都在看空中国经济。A股的暴跌，更加重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悲观预期。但我的看法不同，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未来，中国经济在十至十五年还会保持每年9%的增长速度。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速度。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大多数经济体的城市化率都在50%以上，中国台湾和韩国是75%，而中国大陆只有不到50%；如果按人口来计算，中国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3%。所以，城市化在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
第二，在2003～2008年期间，安置一个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人民币配套资金。未来五至十年，我们面临着4.5亿人要进城，与之配套的就要有225万亿的投资资金。这些投资足够保证中国经济每年9%的增长速度。
管清友：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潜在的增长率是动态的，增长速度不宜过快。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仍然保持超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重工业与轻工业、产业结构内部、投资与消费、地区之间失衡都会加剧。这些失衡都需要矫正，如果政策执行得好，转型顺利的话，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8%的水平还是非常现实的。
李 实：在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保持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是有可能的，各种条件也是具备的。因为中国人不怕吃苦，不怕干活，而且有非常灵活的经营头脑，再加上政府也有很强的发展冲劲。另外，中国现在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完成这个过程还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应该说，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还应该看到，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还会保持一些年头，出口增长仍会保持较高的速度。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保持经济高增长完全有可能。
《新财经》：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的应该是老百姓收入的高速增长，但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国富”与“民富”并不同步，中国高增长的GDP到底是谁需要的？
迟福林：政府需要GDP，老百姓也需要GDP，我们不能放弃GDP，因为GDP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中国的GDP增长过程中却伴随着结构问题、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等等。所以，经济增长要和社会变革、环境保护等结合起来，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
李 实：要看谁是GDP增长中的实际受益者：第一，如果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那么，广大的就业人群，包括农村流动劳动力应该是实际受益者；如果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就业增加，而且带来的工资水平提高，那么，工薪阶层是实际受益者；相反，如果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和工资增长不发生影响，那么，实际的受益者只能是政府官员、资本投资者或者投机者。第二，要看GDP的增量是如何分配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谁是实际获利者。我们希望实际获利者不是少数人，是全社会成员。只有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了公平分配，它才是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才具有了原动力。
管清友：应该说，大家都需要GDP，只是中国在创造GDP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享受的GDP成果比例不协调，蛋糕没有分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原来我们主要是以增量改革为主，以存量改革为辅，也就是说，先把蛋糕做大，分配先缓一缓。现在应该做一个调整，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尽量把蛋糕分得公平。现在的调整是为了给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做大蛋糕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同样可以给经济带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