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在这里陨落:使宋朝灭亡的厓山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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厓山位于广东新会,依山傍海,风光怡人。千百年来,无数骚客游人来此观瞻,凭吊那一段无数烈士仁人用生命谱写的悲壮历史。七百多年前,经济领先当时世界、文化臻至历史颠峰、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在此亡国;丞相陆秀夫于此背小皇帝跳海,宁死不辱;将军张世杰在此拼尽余力,死而后已;汉人张弘范立碑“张弘范灭宋于此”,以表功绩;后世人在此毁碑立庙,祭奠英魂。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英雄之身与海浮沉,长埋深底,豪杰之事感天动地,史册留芳,庙宇之中香烟缭绕,常年不衰,寄托后人无限哀思……
   
    公元1276年,临安城下,御史杨应奎代表宋宗室,向蒙古元帅伯颜投降,并奉上国玺降书。大宋三百年江山气数已尽,蒙古将士志得气满,以为一统河山,指日可待,几座负隅顽抗的城池,传檄可定,些许南下的宗室将相,唾手能得。万万不曾想到,就是这几座城池、些许将士,竟令他们遭受前所未有的阻力,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爱国将领们,行己有耻,不甘屈膝受辱;士民工商们,挣扎求存,不愿任人宰割、奴役,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民族的尊严,他们结成一体,誓死抵抗蒙古人的野蛮入侵,用自己的生命与热诚书写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篇。
   
    一、君王传北无穷恨,忍看山河变异国
   
    古来君王掌握天下权柄,生杀予夺,呼风唤雨,引无数英雄智谋之士折腰向往。可惜世间事从来没有尽善尽美的,帝王高高在上,占尽风光的同时也失去了最宝贵的自由,一言一行都要记入史书,一举一动皆是万众瞩目。他们大多生在宫禁之中,养于妇人之手,皇帝的地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也无法摆脱,于是,他们中有的纵情声色,任意妄为,弄垮了自己的身体,败光了祖宗的基业,落得万世骂名;有的大权旁落,一生受制于人,充做光鲜的傀儡。个别英武圣主,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毕生勤勉谨慎,劳心苦行,难得一日清闲。如此看来,做皇帝还真是不易,君好做,终将害人害己,众叛亲离,君高山仰止,却要毕生劳碌;庸君受人摆布,心苦只有自知;当然,在这许多皇帝中,最悲惨的还是那些亡了国的皇帝,有的一尺白绫、半壶鸩酒,传车弃市,算是死的干脆,有的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尽敌人的侮辱。如晋怀帝青衣行酒,晋愍帝洗爵执盖,宋钦宗马踏成泥。一朝龙游浅底,便是想做个平民也不行了。如此凄惨难堪的境地,便如李煜词中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如刘宋末帝所叹“愿生生世世毋生帝王家”。相对来说,忽必烈对南宋亡君还算仁慈,不仅不杀不辱,还封爵善养,究其原因,一则赵显年幼,对大元没有威胁,二则忽必烈笃信佛教,想为子孙积些阴德。就是他的一念之仁,竟使数十年后大元帝位落在赵显遗腹子的身上,这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了!闲话少叙,却说宋臣献降后,伯颜入主临安,次日即入宫宣诏,有“免系颈牵羊”之语,谢太后哭着对小皇帝说:“天子圣恩,你应拜谢。”降礼完成之后,元军将小皇帝、全太后、芮王、沂王、度宗母黄氏、一众官僚、及太学诸生等一并押往燕京。太学生徐应镳与其二子、女元娘不愿受辱,投井而死。
   
    押送队伍途径瓜洲,李庭芝与姜才召集将士,慷慨陈词,一句一泣,将士都感动流涕,共同发誓夺回宫驾。于是,李庭芝散尽金帛,犒赏三军,以四万人夜捣瓜洲,历经三个多时辰的鏖战,取得优势,元军被迫簇拥着小皇帝等向北撤退。姜才一路追赶,直至蒲子市,眼看追到,却遇上了阿术的援军,姜才明知不敌,仍坚持邀战。阿术派人招降,姜才道:“吾宁死,岂作降将军耶!”一番苦战,终因众寡悬殊而败归。另外,真州苗再成等都曾出兵争夺圣驾,也都没有成功。
   
    宗室北行诸事,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见的是,一般平日颐指气使,养尊处优的皇室贵族,历经国破家亡,颠沛万里,任人驱使谩骂,滋味一定不好受。不知这群饱读诗书的人们在北上的路上,会想些什么?是否会想起几年前汪立信所开的那剂救命良药,是否会想起文天祥、张世杰坚守都城以待勤王之师的铮铮谏言,还是后悔当初谄事奸相贾似道,以权谋私,排害忠良。早知如此,不如联名抵黜奸相,任贤选能,励精图治,不如勤修边防,用良将,信赏罚,励士卒,不如薄役轻徭,与民同舟共济,不如……可惜,一切都太迟了,国将破灭,家已殆亡,此身幸否,也要仰人鼻息。唉,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有权有势的人,真该居安思危,慎小杜渐,不要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骄奢无度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失去一切,落得进退维谷、生杀由人的悲惨下场。

饥餐露宿,饱历风霜,一行终于到了燕京,前日出使被扣留于此的家铉翁前来迎谒,他趴伏在地,痛哭流涕,自言奉使无状,不能保存大宋宗社。太后、群臣相顾无言,唯有默默垂泪。之后,小皇帝和太后被押赴上都。乙巳日,元世祖忽必烈授小皇帝赵显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从行的安康硃夫人、安定陈才人,在赴上都的路上,悬梁自尽,有血字留于裙带:“誓不辱国,誓不辱身。”后人有诗赞曰:
   
   
北向山河改颜色,君臣相对涕泪多。
   
   
哪如红颜知此恨,不辱清躯不辱国。
   
   
北边的太后、小皇帝已屈膝受封,南方的诸将却还在苦苦支撑。许是上天也觉宋祚未尽,就在小皇帝封为瀛国公的前一天,宋陈宜中、张世杰等奉益王昰在福州即帝位,国号景炎。这一旗帜的树立,重新唤起了众多守将、义军的斗志,而日趋统一的指挥部署,也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南宋政权在蒙古大军如巨石压卵般的威迫下,仍顽强的活着。
   
   
二、恨此夷狄多兽性,锦似繁华转头空
   
   
近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叫民族融合,这些人认为蒙古与华夏王朝之间发生的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民族内部的统一战争,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彷佛没有文字、不事农耕的野蛮民族征服了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反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成为历史的重大进步。彷佛只要冠以统一的名义,任何野蛮、血腥与罪恶都可以变得神圣。殊不知统一固然重要,却也需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形势,符合人民内心的迫切需要。比如秦、汉、晋、唐、宋、明的统一,都是在诸国军阀长期混战后,因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所以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出现,结束战乱,重建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而元与宋的时代显然不是这种情形,当时的南宋朝廷确是权奸当道,腐败横行,死气沉沉,但高度发达的工商业,足以保证人民的物质需求,没有内乱、兵变,也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和农民起义。虽有种种弊端,但完全没到非要外人插手不可的地步。蒙元入侵南宋,根本就是垂涎汉地的肥沃和财富,是游牧民族弱肉强食贪婪本性的延续。
   
   
古的祖先生活在中亚和蒙古高原一带,是世界最大的草原地带,生存条件恶劣,常常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他们的文明处于半饥半饱的粗陋和低下的状态,没有成形的礼法规范和道德约束,只是简单的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了争夺水源和草场,部落之间互相斫杀,胜者为王,败者为奴,胜者占有失败者的所有妻儿财物。儿子可以收继父亲的妻妾,杀掉无用的老人。游牧民族与汉族地区的富裕文明形成了巨大反差。宋以前的蒙古族从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与以汉文明为主的华夏文明都没有相通之处,是截然不同的种群,毫不相干的民族,其间的差别比现代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差别还要大。

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时候完成了部落的统一,并空前强大,他们南侵西征,给华夏各民族以及西方伊斯兰、基督民族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杀人盈城,劫掠一空,涂炭殆尽,哀鸿遍野。很多人都不明白,如果他们还是人,怎么可以真的将所有善良、温顺平民百姓杀的一个不留。在现代一些历史学家把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征服世界描写成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让人们知道,那些宣称”要把青天覆盖之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的人所进行的民族融合,到底意味著什么。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造成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触目惊心。金国4500万以上的登记人口,在各地屠城以后,剩下不到700万,除去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至少也有50%以上的人被屠杀。据历史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西征,同样残酷,许多弱小的民族从此在历史上失踪,阿拉伯学者依本-阿特在札记里讲:”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伶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可以说,蒙古帝国的发迹史也正是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血泪史,其滔天罪行,累累血债,罄竹难书!
   
   
当时的蒙古人对自己的兽行又做何感想呢?也许大元太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原来如此,杀戮、抢夺、奸淫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世界上所有抵抗他们侵略的,干涉他们行乐的,都是拒绝统一,拒绝融合的历史罪人,理应被灭,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民也都是他们的敌人,活该被杀,这就是强盗的逻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蒙古当权者的处事方式发生转变。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元世祖忽必烈,由于他长期经营汉地,受汉文明影响较深,曾先后招揽了赵璧、僧子聪(即刘禀忠)、张文谦、元好问、窦默、姚枢、许衡等一大批贤人儒士,为其出谋划策。在争夺汗位以及建元称帝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忽必烈虽然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但多年与汉族士人接触,耳濡目染,使他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充满敬畏。他深知文质彬彬的汉文明中蕴藏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血性;外表温文尔雅的汉人骨子里却透着不甘屈服、不甘压迫,宁为玉碎不做瓦全的刚毅。单凭武力很难征服偌大的中国,更不可能摧折汉人的意志,只有推行儒家思想,在文化层面与汉人取得一致,才可能达到统治汉人的目的。于是他开始大量任用汉官汉将、修建孔庙、兴学办校、减轻赋税,推行了很多休养生息的善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改善了诸色人等的生存境遇。公元1274年6月,忽必烈认为时机已然成熟,以贾似道扣留元使为借口,大举伐宋。誓师之际,忽必烈宣布“将士勿得妄加杀掠。”7月,伯颜等陛辞,忽必烈对他说:“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你要体会朕意,效法曹彬。”他要充分利用儒家大旗,以仁者之师、吊民伐罪的姿态南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蒙古当权者的处事方式发生转变。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元世祖忽必烈,由于他长期经营汉地,受汉文明影响较深,曾先后招揽了赵璧、僧子聪(即刘禀忠)、张文谦、元好问、窦默、姚枢、许衡等一大批贤人儒士,为其出谋划策。在争夺汗位以及建元称帝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忽必烈虽然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但多年与汉族士人接触,耳濡目染,使他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充满敬畏。他深知文质彬彬的汉文明中蕴藏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血性;外表温文尔雅的汉人骨子里却透着不甘屈服、不甘压迫,宁为玉碎不做瓦全的刚毅。单凭武力很难征服偌大的中国,更不可能摧折汉人的意志,只有推行儒家思想,在文化层面与汉人取得一致,才可能达到统治汉人的目的。于是他开始大量任用汉官汉将、修建孔庙、兴学办校、减轻赋税,推行了很多休养生息的善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改善了诸色人等的生存境遇。公元1274年6月,忽必烈认为时机已然成熟,以贾似道扣留元使为借口,大举伐宋。誓师之际,忽必烈宣布“将士勿得妄加杀掠。”7月,伯颜等陛辞,忽必烈对他说:“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你要体会朕意,效法曹彬。”他要充分利用儒家大旗,以仁者之师、吊民伐罪的姿态南下。

不管出于何种用心,忽必烈止杀抚民的号令达到了预期目的,许多南宋兵将由于不满朝廷奸佞当国,残害忠良、赏罚不明,纷纷投诚,甚至反戈一击。于是,蒙古大军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击溃了贾似道的大军,摧枯拉朽般攻城破寨,顺利占据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连续的大胜,使军队变得娇纵,蒙古人骨子里残暴贪恋的本性逐渐显露,破坏城市,焚烧建筑,杀人放火,抢劫平民,奸淫妇女,屡禁不止。暴行不断生机,人民流离失所,许多原本富庶繁华的城镇,空余断垣残壁。而其中最令人发指的还是元江南释放总统嘉木扬喇勒智,他纵容部下挖掘南宋历代皇陵,掠尽珍宝,其后竟将诸帝骸骨,杂置于牛马枯骼中,弃于荒郊,并拆毁宫殿修成“镇南”塔,史称“杭人悲感,不忍仰视”。
   
   
此时的蒙古朝廷以为南方战势已成定局,为笼络立功的将士,宣布解除军中的禁酒令,默许将士将战争中获取的财宝妇女占为己有。同时,以立法的形式公然将各民族按照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北方的乣汉,包括契丹、女真)为第三等,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人民)为第四等。不同等级的民族享有不同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极不平等。为了保证蒙古贵族的优越地位,防止民族被同化。忽必烈制定推行蒙古文字,使蒙古族拥有多种特权,同时,他还重用色目佞臣阿合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弄得民情鼎沸,怨声载道。
   
   
从此,南下的元军再也不提什么吊民伐罪,有的只是占领、掠夺和屠杀,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纵火、屠城、虐杀、奸淫……不愿做奴隶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南宋虽然组成了新的朝廷,但各支反抗力量被蒙军隔散,各自为战,在战略上处于绝对被动的状态。面对凶残暴虐的敌人,层出不穷的叛徒,无援缺粮的窘境,生存还是死亡,抵抗或是屈服,是所有宋人必须做出的抉择,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广大爱国将领、义民烈士在血与火的考验下,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向异族侵略者屈膝投降。他们以必死的信念,与侵略者展开惨烈至极的搏杀,哪怕希望渺茫,也绝不放弃……
   
    三、时穷方见豪杰士,灿若繁星列银河

   
   
扬州:元阿术统领大军,驻寨围城,久持不下。扬州城内弹尽粮绝,死者枕籍满道,而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始终坚守不屈。阿术许以大官,让兵败被俘的宋将赵淮前往招降,赵淮一口答应,待到扬州城下,却大声呼道:“李庭芝,尔为男子,死则死耳,毋降也!”阿术恼羞成怒,当即杀死赵淮。临安朝廷投降后,阿术以宋谢太后手诏,令李庭芝出降。庭芝登上城楼,对使者说:“奉诏守城,未闻召谕出降也。”谢太后以为李庭芝不懂她的意思,再次下诏:“前次下诏,令卿家投诚,久久未见回报,莫非不懂我的意思吗?如今我与皇帝都已臣伏,卿家还为谁坚守?”庭芝不答,命发弩射杀使者。阿术派兵断绝了扬州的粮饷通道,驱赶淮西降卒来到扬州城下,向庭芝示威。有幕客劝李庭芝早图后计,庭芝道:“吾惟一死而已!”阿术再次派遣使者来招降,庭芝斩杀使者,将招降诏书在城头烧成灰烬。粮食吃光了,城里军民就煮牛皮、啃树皮来充饥,甚至有人吃掉自己的儿子,山穷水尽之际,忽必烈降诏赦免庭芝焚诏、杀使的罪责,令他尽早归降,又被庭芝拒绝,扬州上下始终力战不屈。此时,福州行朝来使相召,庭芝命副将朱焕镇守扬州,自己与姜才领兵七千入海前往福州。庭芝刚走,朱焕便献城投降。阿术分道追及庭芝,杀死步卒千馀人。在泰州,将李庭芝团团包围,并驱赶将士们留在扬州的家眷到城下招降。姜才背疽发作,不能出战;泰州裨将孙贵等乘机开北门,引元军入城。庭芝见大势已去,跳进莲花池自杀未遂,与姜才一起被擒,押送扬州,阿术责骂二人不肯投降,姜才道:“不降者我也!”愤骂不已。阿术爱惜二人,犹豫不决。朱焕怕李庭芝被重用,对自己不利,进言道:“扬州自用兵以来,积骸满野,都是李庭芝和姜才造成的,不可不杀!”阿术于是下令斩杀二人。扬州百姓闻悉,无不泣下。

抚州:都统密佑率众迎敌,元兵呼道:“降者乎?斗者乎?”密佑道:“斗者也。”指挥人马突进,至龙马坪,被元军重重包围,矢下如雨。密佑身中四矢、三枪,仍然挥舞双刀,率死士数十人突围南走,渡河时,桥断被擒。元将想招降密佑,可他始终不屈,痛骂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为卖国小人,使自己的志向不得伸张。元将赠他金符,以高官相诱,密佑不受。又令其子前来游说:“父亲死了,孩儿怎么办?”密佑斥道:“第云密都统的儿子,即使街头行乞,又有谁不怜惜关照?”于是,他怡然解衣,慷慨赴死,元兵也为之动容。
   
    常州:伯颜围城多日,知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降,陈说利害,始终不听。伯颜大怒,命降将王良臣驱逐城外的居民,运土筑成小山,又杀死这些百姓,煎尸熬油,配合火砲,焚烧外城的牌杈,日夜攻城不息。形势危急,而姚訔等人坚守的志向愈加坚定。伯颜叱令帐前诸军,奋勇争先,四面并进。两日后,终于攻陷常州。姚訔死于乱军。陈炤与王安节浴血巷战,有人对陈炤说:“城北的东门可以出城。”陈炤道:“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次日中午,蒙古大军入城,陈炤殉国,王安节被俘,不肯屈服,也被杀死。伯颜入城后,余怒未消,下令将城内军民全部屠杀。
   
    江坊:元军入侵江西,江西制置使黄万石帐前都统米立,兵败被俘,关在狱中。黄万石举军投降后,劝米立道:“我的官衔一个牙牌写不下,如今也投降了。”米立道:“侍郎是国家大臣,米立是无名小卒。但我家三代食赵氏的俸禄,赵氏灭亡,不愿独生!身为阶下囚,只求一死,与投拜者不同。”黄万石再三劝谕,不屈,遂遇害。
   
    潭州:元军游骑进入湘阴、益阳,主力军筑垒围城。城中守卒不满三千,湖南安抚使兼知州李芾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城中百姓自发结成义军,帮忙守城。李芾每天以忠义勉励将士,水源断绝,便饮血止渴,伤亡惨重,仍殊死做战,有来招降的,即刻处死,以示绝不屈服。拒守三个多月,大小战数十次。死尸填满了沟壑,鲜血染红了河水。元将阿里海牙下书道:“速速投降,州民可保,否则屠矣。”不答。阿里海牙便决隍水灌城,亲临城下,督促将士猛攻。诸将流泪请求:“势急,我等可为国而死,如百姓何?”李芾骂道:“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等,为今日也。有复言者,先戮!”几天后,城破,元兵如蚂蚁般登上城楼。城内外火光冲天,杀声四起,衡阳令尹穀却坦然的在自家院内为二个儿子行冠礼,有人问:“此何时,行此迂阔事?”尹穀道:“正欲吾儿着华夏衣冠见先人于地下耳!”冠礼行毕,尹穀身穿朝服,望阙揖拜,然后在房屋周围堆满柴薪,举家自焚。邻人来救,火势猛烈,难以靠前,只远远见烈焰中,一个伟岸的身躯正冠危坐。李芾祭拜尹穀道:“尹务实,男子也,先我就义矣!”夜里,李芾对部将沈忠说道:“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被俘受辱,汝尽杀之,后杀我。”沈忠含泪应允,他先灌醉了李芾及其家人,尽数杀死。接着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将妻儿一一杀死,最后,痛断肝肠的他在熊熊烈火中,引刀成快。除此以外,幕僚陈亿孙等皆自行了断。潭州的百姓听闻城破,多举家自尽,城里的井中填满死尸,在树林上吊的人两两相望。
   
    杭州:宋宗室赵孟枀,在绍兴图谋举兵,事情泄露后,被擒送临安,宋降臣范文虎质问他谋逆的情形,赵孟枀骂道:“贼臣负国厚恩,共危社稷。我是大宋皇族,欲一刷宗庙之耻。竟成谋逆吗?”文虎恼羞成怒,下令将其推出问斩。途经宋室宗庙时,驻足呼道:“太祖太宗之灵,何以使孟枀至此!”杭州百姓皆为之落泪。
   
    福安:宋知军事陈文龙发动民兵固守城池。元阿喇罕两次派使者来招降,都被陈文龙斩杀。有人劝他投降,陈文龙道:“请降者,怕死而已,不知世上有谁人得以不死?”叛军献降,引元军入城,陈文龙被擒,元将劝他投降,并百般凌挫,陈文龙指着肚子说道:“此皆节义文章也,何必相逼!”元将无奈将其械送临安,文龙绝食而死。噩耗传到福安某尼姑庵,陈文龙的母亲当时病得奄奄一息,左右伤心垂泪,陈母说道:“吾与吾子同死,又何恨哉!”言罢,嗑然长逝。众人叹道:“有是母宜有是子!”
   
    合州:行朝远在闽、广,号令不达于四川,而川中诸将仍然为宋坚守。宋制置使张珏驻守合州,迎击四处剽掠的蒙古兵,捷报频传。元将布哈兵临城下,营造云梯、鹅车,欲大举攻城。李德辉遗书张珏:“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忠于所事,不亦惑乎?”张珏不答,双方展开鏖战。蒙古援军接踵而来,合击之下,宋兵大溃。合州沦陷,张钰被擒,不屈而死。

兴化:宋将陈瓚闭城坚守,射杀来使。索多攻陷兴化后,将陈瓚车裂。犹忿忿不平,下令屠城,血流成河,汩汩有声。
   
    静江:邕守马成旺献城出降。部将娄钤辖及所部二百五十人却仍坚守内城。阿里海牙笑道:“是何足攻!”围攻十馀日,内城粮尽,娄钤辖从壁上呼道:“我等饥饿,寸步难行,不能出降,如能赐些粮肉,一定听命。”元兵将数头牛,数斛米置于城外,由一兵卒领入。元军登高,见宋人分米下炊,未熟即食,脔割生牛,吃得精光。少顷,号角战鼓声勃然兴起,元将大惊,纷纷备好武器,等待迎战,忽然,一道厉闪划破长空,炮声如雷,惊天彻地,城堞皆被震崩,烟气涨天,靠近城边的一些元兵竟被吓死。待火熄了,元军入内,见满地灰烬,才知一众宋军竟是燃炮自焚,壮烈殉国了。阿里海牙盛怒之下,下令将静江城里的百姓尽数坑杀。后来怒气稍平,使人往西山招降七百多在逃的百姓,并承诺不杀。七百人闻讯全部自杀,没一个投降。广西提刑邓得遇,听说静江陷落,朝服南拜,书云:“宋室忠臣,邓氏孝子,不忍偷生,宁甘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
   
    大都:宋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与元丞相博啰等相见于枢密院,蒙古欲使其跪,天祥道:“南人作揖,北人跪拜,我是南人,当行南礼。”博啰叱问:“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言?”天祥道:“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尽忠于宋以至此,愿求早死。”博啰道:“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日,几帝几王?”天祥道:“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如今并非经义科考,何需泛泛空谈!”博啰道:“弃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饮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博啰道:“晋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立位不正,是篡也。”天祥道:“景炎乃度宗长子,德祐亲兄,不可谓不正,即位于德祐去国之后,不可谓篡;陈丞相对太后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谓无所受命。”博啰等无言以对,只以无所受命为辞。天祥道:“天与之,人归之,虽无传受之命,推戴拥立,亦何不可!”博啰怒道:“汝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道:“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博啰道:“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天祥道:“父母有疾,虽不可为,亦当尽吾心,不可救,则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不在多言。”忽必烈不死心,又派降元的瀛国公赵显来劝降,文天祥一恭到地,泣道:“陛下请回!”反复再三,赵显无言以对,只好退出。忽必烈无可奈何,只得将文天祥收入牢中。五年后,土星犯帝坐,蒙古客僧推说与文天祥有关,忽必烈这才下令将其处决。临刑之际,文天祥非常从容,对吏卒说:“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终年四十七岁。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的名言,千百年来被广大儒家弟子奉为圭皋,可予以实践的凤毛麟角;“大丈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亦孟子的名言,历代士人将它视为理想的人格境界,可真正做到的也如过江之鲫。物以稀为贵,但少不表示没有,难得也非不可得。前文所述的英雄们便以自己的行动为孟子名言注入了活的灵魂。朝廷投降了,他们便拥立新帝,组建行朝;他们对已降太后的招降诏书置之不理,对已降皇帝的劝降无动于衷;明知投降不仅免死,而且高官厚禄,他们还是选择忠诚与坚持,即使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他们特立独行、光彩照人,是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的与众不同呢?其一,宋、元之间的战争不是普通的朝代交替,而是征服与反征服、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对异族侵略者的仇恨、对异质文明的排斥,容易激发出“血战到底”的反抗意识,以及“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民族尊严。其二,南宋中后期,理学兴盛,教育发达,学术氛围宽松,允许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士人们从小深明大义,弘信笃志,明辨是非,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什么叫有所不为。其三,在宋朝的行政制度中,朝廷起草的诏书,皇帝、太后盖上玺印,要丞相、六部官员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南宋朝廷降元的诏书缺少丞相及部分官员的署名,不合宋朝祖制,陈宜中、张世杰组建新朝,李庭芝、张钰、文天祥拒绝投降有据可依。
   
    死亡有多可怕,没有直面过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已是俎上鱼肉,却被诱以锦绣前程,这样的诱惑有多大,我们更加难以体会。宋末的英雄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有“鼎镬甘如怡,求之不可得”的从容,面临巨大的诱惑,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抉择。可以想见,在他们的心中,一定有比政权与世俗更高的价值标准,有比生命与利益更崇高的人生追求。他们的坚持来自对山川故土、亲友宗族炽热的爱恋,对本民族信仰、文化、血统深切的认同。面对异族的屠刀,有人识时务,选择背叛、选择生存、选择荣华富贵,也有人为民族之繁衍生息,文化之继往开来,以及做为一个人起码的自由与尊严抗争到底。而只有那些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守死善道,百折不挠的仁人志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当宋之末,元之兴,四海动荡,神州各地风起云涌,英雄辈出。许多和平年代怀才不遇、茕茕孑立的士人,报国无门、郁郁寡欢的武人,沉沦世俗、默默无闻的凡人,在纷纭的乱世中粉墨登场,或以忠义、或以气节、或以行事、或以文章,尽情展示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让自己的名字常留史册,成为后辈心中永远的英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青葱,雪落然后觉梅花之芬芳,雨过然后见彩虹之绚丽。不经历腥风血雨,沧海桑田,又岂能真正认清人性的美和恶。小人攻于心计,擅长作伪,巧于迎合,柔美的言词、温顺的举止、圆滑的处事中布满了陷阱,总在算计,总在钻营,利之所在,不怕背信弃义,隍论礼义廉耻!君子光风霁月,诚正无邪,刚毅木讷,笨拙的言词、随意的举止、自然的处事中充实着真诚,不愿算计,不屑钻营,义之所在,情愿舍己为人,何惧烈火焚身!可惜,世人并不晓得实质性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识人目光短浅,做事急功近利。虚伪做作,巧言令色的小人往往比真诚无私、直言不讳的君子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真、善、美被假、恶、丑掩盖、混淆甚至取代,长期以假乱真,假的反而成了真,长期以恶为善,恶的也就成了善,于是,国之公器,逐渐落在小人手中,人民道德每况愈下,社会风气一蹶不振,直至万劫不复。蒙古入侵是中华的劫难,但对于那些生在混沌不清,是非颠倒的“和平年代”里,壮志难酬、悒郁不平的君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遇,只有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下,真诚、勇气、道义这些本真的东西才能放射光芒,让一切的懦弱、虚伪、卑鄙无所遁形!唉,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无奈,永远会在兴亡交替时重复着类似的故事“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四、代有才人伤往事,不变崖石伴海潮
   
    公元1279年,厓山,夕阳西下,一颗巨大的陨石落在南宋行朝的附近,声震如雷,久久不歇……
   
    自从陈宜中、张世杰等在福州组建行朝以来,宋军屡战屡败,由福州撤到泉州,再到秀山、井澳。宋朝皇帝赵昰在井澳乘船时,遭遇突如其来的飓风,被掀落海中,惊悸成疾。加上连日航海颠簸,身体虚弱,几天后竟在冈州病逝,死时只有十一岁。群臣大多想就此解散行朝,陆秀夫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于是与众人一道拥立卫王赵昺,时年八岁。当时宋丞相陈宜中领军驻扎在占城,朝廷日夜盼他回来主持朝政,他拒不受招,后来还遁入海外,一去不返。从此,张世杰独力支撑残局,陆秀夫等人被委以重任。招募军队、筹集粮饷、调配工役的文书都由陆秀夫亲自草拟。即使造次流离,他仍然每天抄写《大学章句》,讲学不辍。
   
    南宋行朝沿海南迁,直至广东新会的厓山。厓山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大海中,与石山隔岸对立,从前曾有镇戍。张世杰认为有天险可守,便在此建行宫、葺军屋。造舟楫,制器械,休养生息,以图进取。当时行朝共有官、民兵二十馀万,大多住在船上。
   
    蒙古方面,忽必烈任命江东宣慰使汉人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赐上方宝剑,以李恒为副将。统领水陆之师两万,分道南下。李恒在清远大败宋广东守将王道夫、凌震,进驻广州。张弘范麾下先锋张弘正(张弘范亲弟)于五坡岭,擒获宋丞相文天祥。张弘范亲自为文天祥松绑,以客礼相待。文天祥一心请死,张弘范执意不肯,他把文天祥的亲族、部署全部释放,财物如数归还,还将文天祥留在自己的船上。
   
    张弘范由潮阳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门,擒获一将,获知行朝所在。于是会合全军进逼厓山。有幕僚对张世杰说:“北兵以舟师堵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不如先行占据!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张世杰道:“频年航海,何时能已?今须与决胜负。”于是尽焚行朝草市,将千艘大船,用铁索穿连,一字排开,碇列海中,四周建起楼栅,如城堞一般,供宋朝的小皇帝及朝廷官员居住。厓山的君臣将士都已抱定必死的决心。
   
    张弘范水军由山东转南,逼进厓山,入大洋时,与张世杰的军队相遇,元军以奇兵切断宋军供汲线,点燃载满茅茨,涂满膏脂的小船,乘风冲向宋军。张世杰已有准备,战觇都涂满灰泥,绑着水桶,火势虽旺,却始终无法烧及船身,张弘范对此无可奈何。只好派部将韩某,也是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劝降,晓以祸福。张世杰不从,道:“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也!”他在给张弘范的回信中历数古代忠臣,做为答复。张弘范又让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道:“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以武力威胁,文天祥遂提笔写道“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无奈摇头苦笑。他又派人向厓山士民喊话:“陈丞相逃了,文丞相被捉了,你们还能干什么,不如尽早投降!”士民亦不为所动,无人背叛。

张弘范占据海口,将宋军困在银州湖。宋军被迫吃干粮,饮海水,海水又咸又苦,宋军喝过大多上吐下泻,困顿不堪。张世杰为了突围,帅领苏刘义、方兴等昼夜大战,僵持不下。几天后,李恒由广州率兵在厓山北与张弘范会合,决议正面对宋军发动总攻。
   
   
张弘范分兵四路,与诸将道:“敌东附山,潮退必南遁,南军急攻勿失之。西北军闻吾乐作,乃战。”又道:“敌有西南舰,闻其将左大守之,必骁勇也,吾自当之。”不一会儿,厓山西面黑气弥漫,张弘范认为是吉兆,下令进攻。元军来势汹汹,张世杰不敢怠慢,率领精锐水师,殊死抵抗,银州湖内矢石蔽空,硝烟弥漫。中午时,海水涨潮,元南路军顺流进攻,腹背受敌,宋军愈加奋战,双方伤亡惨重。张弘范见势下令奏乐,宋军以为元军将进午餐(闻乐进食是元军的惯例),稍稍懈怠。此时,海水退潮,水流南泻,李恒率兵从北面顺流冲击,张弘范以主力舰队进攻左大的栅营,战舰用布障蒙着,将士手持盾牌埋伏在船里,左大下令放箭,矢如雨下,全部射在布障、桅杆上。张弘范度其矢尽,下令撤下布障,伏兵四起,矢石俱发,一举夺下左大的战舰。接着,又一鼓作气,连夺宋军七艘战舰,元军士气大振,诸路军并力进击,呼声震天。宋军坚持了几个时辰,直到有一艘战船的桅杆倒下,一个接一个的桅杆跟着倒下。张世杰心知事不可为,将精兵抽调至中军,预备撤退。
   
   
日暮时分,斜风细雨,昏雾四塞,咫尺不能相辨,张世杰派人来接小皇帝。形势纷杂,陆秀夫既怕被人出卖,又怕被俘受辱,坚决不肯登船。小皇帝的乘船很大,且与诸舟连在一起,元军四出,杀声溃耳,烈焰熊熊,陆秀夫忽然感到天地虽大,已无路可去,于是,他将自己的妻儿推入大海。对小皇帝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罢,背着小皇帝,跳入茫茫深海,赵昺时年九岁。后宫诸臣,见皇帝跳海,个个心如乱麻,万念俱灰,他们中的大部分便跟着跳入海中。宋朝兵将、自发前来助战的义民见此情形,也都乱了方寸,战局本来就呈败势,经此巨变,瞬间便已溃不成军,绝望的士兵、百姓纷纷跳海,一发而不可收拾。张世杰见大势已去,率领余部,在昏雾中夺港溃去。
   
   
硝烟散尽,银州湖上只剩八百余艘残破的战船仍留有宋朝的痕迹,不久后,也尽被张弘范掠获,换上元朝的旗帜。七天后,十馀万宋人的尸体浮上海面。元军发现其中一具尸体,幼小白皙,身着黄衣,怀带诏书之宝,于是将宝物上献。张弘范命人去寻尸体,竟不可得。只好以宋广王(小皇帝旧日的封号)溺死上报元廷。宋杨太妃闻之,抚鹰大恸:“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止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于是投海而死。张世杰将其葬于海滨。宋军残部随张世杰顺海南下,在南恩之海陵山,遭遇飓风,将士劝张世杰登岸,张世杰道:“无以为也。”他登上柁楼,焚香祷告:“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言罢,风涛越来越大,张世杰堕水溺死。宋遂亡。正是:
   
   
碧血涤波情未尽,激浪穿空起怒涛
   
   
代有才人伤往事,不变崖石伴海潮
   
   
宋、元之间的战争,以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十数万不屈的宋人用生命,奏响了古往今来亡国的最强音。厓山之后,神州陆沉,残存的宋人再也无力反抗,只得忍辱偷生,做起大元的下等公民。中华大地静静蛰伏,等待凤凰涅槃,飞龙在天!
   
   
尾声
   
   
中华历史网七百多年过去了,宋亡了,元也亡了,一切恩怨情仇已作轻烟散尽。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知道,胜利不能代表正义,统一无法弥合仇恨,开疆扩土的荣耀属于当权者,“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却可能是所有人不可避免的灾难。土地属于全人类,不是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私物,人们何不安于现状,利益共享,和平相处,为什么非要诉诸武力?为什么非要吞并、侵略和统治明明独立的民族、国家?真心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愿国与国不再开战,愿民族与民族不再仇杀,愿天下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长命百岁!
   
   
谨以此文献给七百年多前,为国为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爱国者。难忘他们“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难忘他们抛头洒血、粉身碎骨的惨烈,难忘他们痴心不悔,生死以之的执着。难忘他们无法无天、孤心泼胆的壮志豪情……
   
    人生惨淡,寂寞如雪,心渐麻木,知音难觅,不甘与世浮沉,情愿神游史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