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经典优秀散文汇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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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经典优秀散文汇集(上)
 致一千年过后的你

王开林
 

     一千年的长度相当于一条河流的长度,起始两点之间,我们只能遥望而不能相遇。命定在此时,命定在此地,我要写下这篇文章,想象一千年过后,你能读到它,也认定你是我从无一面之缘的隔世知己。读它吧,用你的眼睛,用你的灵智,但愿你不会将它视为一篇写于二十世纪末某个风雪之夜的“古文”,你要感知到一颗搏跳了千年的心犹然未死。
  我从未奢望过你将是异代的红颜知己。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有一首名作,题为《致一百年过后的你》,她在诗中大胆地想象,会有一位手持玫瑰的英俊男子去寻谒她的墓地,那是太凄美太浪漫的念头,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女诗人的念头。
  我手中玫瑰纷纷凋谢了,但内心的情意并未枯竭,真正的爱岂是望秋而陨的木叶?它是深藏于窖底的芳醇,虽逾千岁,漱齿尤香。
  
  我在高山之巅,万年的积雪之上,巍巍然,苍苍然,皑皑然,如一棵子遗的古树,枝柯上挂着朝云的白手绢,晚霞的金丝带,空廓辽远的天地间,只有星星的宝殿和日月的行宫。谁说"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那长柄的杓就在我手中,我醉,天人亦醉,报晓的公鸡也忘了鸣喔。人生短暂,如此短暂的人生,能够有多少欢乐?一入烂柯山,世上已千年,哪是沧海?哪是桑田?只见白发三千丈,红颜一瞬间。在这绝世离尘之处,李太白的《悲歌行》仍然隐约可闻。
  
  悲来乎,悲来乎,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
  

  杜甫诗中多见泪,李白诗中多见酒。诗人,你要御风而去,入广漠之野,乌有之乡,然而,既没有天梯,又没有羽翼,多少挂碍,多少牵绊,不得已让人世留住了骸骨,留住了坟墓,留住了诗歌,又岂能留住那无以羁縻的一缕魂魄?
  我在高山之巅,万年的积雪之上,横笛一曲,吹落五千年的血色梅花,我是迈绝古今的剑客,视人间丑类为蛇鼠蝼蚁,不堪一击,不值一哂。

  这柄龙吟之剑,采自一万年的铁石,炼于一万年的洪炉,经过一万年的锻造,淬于一万年的雪水而成,谁敢引颈以试其刃
?
  在历史的大剧院里,正上演最揪心的一幕又一幕。

  是我,图穷匕首见,血溅秦廷;
  仍是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一击不中,再击不中,并非我真的疏于技艺,失于一念之仁,实为天命不可逆。对此,我无话可说。
  我在高山之巅,心中的积雪更厚。我是大孤独者,如这柄旷世无俦的宝剑,不再饥渴,不再愤怒,只沉静地怀想昔日的荣光。它不愿重返人世,就让这万年的寒雪悄寂无声地埋葬它,也埋葬我吧,死于无人知晓的时刻是最快意的时刻。
  积雪粹白,谁能痛书一纸?
  西风狂悲,我要强求一醉。

  
  我在川上,裁芙蓉以为衣,制芰荷以为裳,至情至性的一江春水呵,你将我带回三千年前《诗经》的首篇,开宗明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莫非我就是那位辗转反侧的多情公子?也是,也不是。说是,我的确来自那水之湄水之垤,三千年前的我,就知涉江采芙蓉,那淑女微微的颔首,就有了千古如斯的风流;说不是,我出生在离风雅颂很远的时代和完全不相邻的地方,那窈窕淑女嫁给了谁?早已无人可知。
  我为情而生,生于三千年前,或三千年后,生于北地,或南方,又有什么两样?我渴饮黄河水,饥食江南蕨,仅在一首国风里活着就是幸福而且幸运的,更何况我是活在一百六十篇国风之中!我体验了三千年前最纯美的情爱,这就够我受用至今。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唱着这支歌,我顺流而下,或溯流而上,不畏三千年九万里的道阻且长。
  我在逝川之上,范蠡也在逝川之上,桂棹兮兰桨,那击水声笑语声犹然在耳。我们曾在某一时刻擦舷而过,我忘了问他:西子是入宫前好,还是出宫后好?是浣纱时好,还是著锦时好?他会如何作答,像他那样旷世无俦的智者,肯将情人去作越王大钓的香饵吗?他竟会出此下策?
  在逝川之上,我就是范蠡,是那解不开的千古之谜。烟波浩渺处,不见扁舟,不见西子,只闻愈传愈奇的传奇。

  
  “若有得选择,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一个朝代?”
   “我不曾仔细想过,也许
……”
  “要少年封侯,你最好是生于大汉,汉武帝好大喜功,远征匈奴,开疆拓土,霍去病十八岁即勇冠三军,荣封为冠军侯,去病固然是少年果毅,肝胆绝人,但也颇颇得益于有一位大将军舅舅--卫青,卫青功烈盖世,则颇颇得益于有一位好姐姐--卫子夫,她是汉武帝宠幸的夫人。卫青早年牧羊,受尽薄待和欺侮,然而,时势造就了他,七击匈奴而为万户侯。

  “历史不尽如此,飞将军李广可谓劳苦功高,大小七十余战,未有封爵,暮年自刭而死。李陵败降,终绝南归之路。汉武帝何等薄情
!”
  “若为文士,生于大唐,乃为至幸。

  “诗人多半抑郁不得志,例皆饥寒穷蹇,李、杜虽为万代宗师,亦非我所羡。

  “那么,宋朝如何
?”
  “只要看看苏东坡的命运,真情至性的文人并没有什么好的出路。

  “其余,元、明、清
……”
  “每况愈下。

  我曾活在历史的每一滴血泪之中,我别无选择。我活在五千年的每一个日子里,是歌,是舞,是哭,是笑,是和平,是战争,是创造,是毁灭,是上升,是沉沦,是生而又死,是死而又生。

  我是一,也是无穷。
  在二十世纪末,我遥望目力可及的远方,你在展读今日的历史,你的疑惑有甚于我对汉唐的疑惑,然而,你更为幸运,通过一些可靠的音像制品,一目了然地看到了历史的过程,可以推翻那些诛心者所下的结论。
  “我绝不违心!”
  我乐意相信这一点,在你那个时代,最高的主义已是人类之善和人类之爱。

  “历史之潮退尽,滩头只剩下美丽的贝壳。
  “贝壳?空空如也的贝壳
?”
  “一切血肉都已荡然无存。

  我已预料到,你将惆怅于千秋之下,不知今日的风,能否吹动你异日的衣襟,不知你彼时彼刻的孤独是否更超过我此时此刻的孤独。

  雪落在我心头,为异代知己而飘撒的玉屑,就这样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一千年的日子逐行逐页地翻过去,恰似蓦然回首,你就在灯光阑珊处。

  作者:王开林 196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著有散文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等。

 

 

修髯飘飘
——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汪曾祺
    在留胡子的教授里,年龄最长,胡子也最旺盛的,大概要算戴修瓒先生。我在校时,戴先生已有六十多岁。戴先生是法律系的。听说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最高法院(那时应该叫做大理院)的大法官,因为对段祺瑞之所为不满,一怒辞职,到大学教书。戴先生身体很好。他身材不高,但很敦实,面色红润,两眼有光。他蓄着满腮胡子,已经近乎全白,但是通气透风,根根发亮。我没有听过戴先生的课,只在教室外经过时,听过他讲课的声音,真是底气充足,声若洪钟。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稳健的步履、飘动的银髯,想到他从执政府拂袖而去.总会生出一种敬意。戴先生是湘西人,湘西人大都很倔。
  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留胡子的。报刊上发表他的照片,大都有胡子。那张流传很广的木刻像(记得是个姓夏的木刻家所刻),闻先生口噙烟斗,目光炯炯,而又深沉,是很传神的。这张木刻像上,闻先生是有胡子的,但是闻先生原来并未留胡子,他的胡子是抗战那一天留起来的。当时发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闻先生原来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潜心治学,用心甚笃。他的治学,考证精严,而又极富想象。他是个诗人学者,一个艺术家。他的讲课很有号召力,许多工学院的学生会从拓东路(工学院在昆明东南角的拓东路)步行穿过全城,来听闻先生的讲课。闻先生讲课,真是“神采奕奕”。他很会讲课(有的教授很有学问,但不会讲课),能把本来是很枯燥的考证,讲得层次分明,引人入胜,逻辑性很强,而又文词生动。他讲话很有节奏,顿挫铿锵,有“穿透力”,如同第一流的演员。他教过我们楚辞、唐诗、古代神话。好几篇文章说过,闻先生讲楚辞,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是这样的。我上闻先生的楚辞课,他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讲。我记得他讲李贺诗,同时讲法国的点彩派(pointism),这样的东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当时运用的人还很少。他讲古代神话,在黑板上钉满了用毛边纸墨笔手摩的大幅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这本身是珍贵的艺术品)。昆中北院的大教室里各系学生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听这样的课,真是超高级的艺术享受。
  闻先生的个性很强,处处可以看出。他用的笔记本是特制的,毛边纸,红格,宽一尺,高一尺有半,是离京时带出来的。他上课就带了这样的笔记,外面用一块蓝布包着。闻先生写笔记用的是正楷,一笔不苟,字兼欧柳字体稍长。他爱用秃笔。用的笔都是从别人笔筒中搜来的废笔。秃笔写蝇头小字,字字都像刻出来的,真是见功夫。他原是学画的。他和几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从北京步行到长沙,一路上画了许多铅笔速写(多半是风景)。他的铅笔速写另具一格,他以中国的书法入铅笔画,笔触肯定,有金石味。他冶印,朱白布置很讲究,奏刀有力。连他的吃菜口味也是这样,口重。他在蒙自住了半年,深以食堂菜淡为苦。
  闻先生的胡子不是络腮胡子,只下巴下长髯一绺,但上髭浓黑,衬出他的轮廓分明,稍稍扁阔的嘴巴,显得潇洒而又坚毅。
  闻先生后来走下“楼”来(他在梦自,整天钻在图书馆楼上,同事曾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拍案而起,献身民主运动,原因很多,我只想说,这和他的刚强的个性是很有关系的。一是一,二是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心口如一,义无反顾。闻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无半点渣滓的、完整的、真实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人格,是一首诗。
  能为闻先生塑像的理想人物,是罗丹。可惜罗丹早就死了。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在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园中有闻先生的全身石像,长髯飘飘,很有神采。
  闻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抗战已经胜利)。我建议在闻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现在有一块碑),最好是铜像。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
  冯友兰先生面色苍黑,头发黑,胡子也黑。他是个高度近视眼,戴一幅黑边眼镜,眼镜片很厚,迎面看去,只见一圈又一圈,看不清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他常年穿着黑色马褂,夹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他的讲稿。这包袱的颜色是杏黄的,上面还印着八卦五毒。这本是云南人包小孩用的包被(襁褓),不知道冯先生怎么会随手拿来包讲稿了。有时,身后还跟着一条狗。这条狗不知道是不是宗璞的小说里所写的鲁鲁,看它是纯白的,而且四条腿很短,大概就是的。
  我在联大时,冯先生的《贞元三书》(《新原人》、《新道学》、《新世训》)都已经出版,我看过,已经没有印象,只有总序里的一句话却至今记得:“但今贞下起元之时,好学深思之士,乌能已于言哉。”冯先生的治哲学,是要经世致用的,和金岳霖、沈有鼎等先生只是当作一门纯学术来研究不一样。
  唐兰(立厂)先生的胡子不是有意留起来的,而是“自然”长长了的。唐先生很少理发,据说一年只理两次。他的头发有点鬈曲,满头带鬈的乌发,从后面看,像石狮子(狻猊)脑袋。头发长了,胡子也就长了。胡子,也有点鬈,但不利害,没有到成为虬髯公的地步。他理了发,头发短了,胡子也剃掉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唐先生治文字学,教“说文解字”,我没有选过这门课。但他有一年突然开了词选,这是必修课。原来教词选的教授请假,他就自告奋勇来教了。他教词选,基本上不怎么讲。有时甚至只是打起无锡腔,曼声吟诵(其实是唱)了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完了。班上学生词选课的最大收获,大概就是学会了唐先生吟词的腔调。似乎这样吟唱一遍,这首词也就懂了。这不是夸张,因为唐先生吟诵得很有感情,很陶醉,这首词的好处也就表达出来了。诗词本不宜多讲。讲多了,就容易把这首诗词讲死。像现在电视台的《唐诗撷英》就讲得太多了。一首七言绝句,哪有那么多的话好说呢。
  不应该把胡子留起来,却留起来的,是生物系教授赵以炳。他要算西南联大教授中最年轻的,至少是最年轻的之一。当时他大概只有三十来岁。三十来岁而当了教授,可谓少年得志。赵先生长得很漂亮,但这种漂亮不是奶油小生或电影明星那样漂亮得浅薄无聊,他还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很有书卷气,很潇洒,或如同北京人所说:很“帅”。在我所认识的教授中,当得起“风度翩翩”四个字的,唯赵先生一人。然而他却留了胡子。他为什么要留胡子昵?这有个故事。他自身在联大教书,夫人不在身边,蓄须是为了明志,让夫人放心,保证不会三心二意。他的夫人我们当然没有见过,但想象起来一定也是一位美人。没想到,他的下巴下一把黑黑的胡子更增加了他的风度,使男学生羡慕,女学生倾心。然而没有听说过赵先生另外有什么罗曼史。
  赵先生是生理学专家,专门研究刺猖。我离开联大后,就没有再见过赵先生,听说他后来的遭遇很坎坷,详情不得而知。
  可以,甚至应该把胡子留起来而不留的,是吴宓(雨僧)先生。吴先生的胡子很密,而且长得很快,经常刮,刮得两颊都是铁青的。有一位外语系的助教形容吴先生的胡子生长之快,说吴先生的胡子,两边永远不能一样,刮了左边,再刮右边的时候,左边就又长出来了。吴先生相貌奇古,自号“雨僧”,有几分像。
  吴先生的结局很惨。文化大革命中穷困潦倒(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最后孤寂地死在家乡。
  或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些胡子教授?没有什么,偶然想起而已。为什么要想起?这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样的教授现在已经不多了。
  
  载自1991年4月7日、14日《中国教育报》 

 

世间最美的坟墓
——记1928年的一次俄国旅行

 【奥地利】斯·茨威格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快将被后代永远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庇。他的外孙女跟我讲,这些高大挺拔、在初秋的风中微微摇动的树木是托尔斯泰亲手栽种的。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尼古莱和他听保姆或村妇讲过一个古老传说,提到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于是他们俩就在自己庄园的某块地上栽了几株树苗,这个儿童游戏不久也就忘了。托尔斯泰晚年才想起这桩儿时往事和关于幸福的奇妙许诺,饱经忧患的老人突然中获到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启示。他当即表示愿意将来埋骨于那些亲手栽种的树木之下。

  后来就这样办了,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他的墓成了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它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那样不留名姓地被人埋葬了。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围在四周的稀疏的木栅栏是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而通常,人们却总是怀着好奇,去破坏伟人墓地的宁静。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还是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当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不留姓名,比所有挖空心思置办的大理石和奢华装饰更扣人心弦: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留作纪念。人们重新感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素更打动人心的了。残废者大教堂大理石穹隆底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候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司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吟,甚至全无人语声,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无名墓冢那样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

  [注]: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闲读梧桐

孙海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它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其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又是一阵熟悉的树叶婆娑的沙沙声响,亲切地叩击着耳鼓。俯目望去,一个红衣女孩雀跃在那黄叶覆盖的小径,那模样似乎每一片叶子都在为她青春的步履伴奏。此刻,我的窗台上,扑进一阙蓬松的阳光,洒在案前昨夜未曾合上的一卷旧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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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孙海先生有关《闲读梧桐》著作权的声明(节选)
  《闲读梧桐》一文先在《中国文化报》发表,编辑是小说家林白,后来马上被《青年文摘》选做94年9(还是10)月号的头条“每月欣赏”栏目下。文章大多被各种美文欣赏、教材、高中语文试题等选用。不过,大多数把我的名字省略了。网络上竟然出现了“美文欣赏--余秋雨《闲读梧桐》”这样的条目。
  本人郑重声明,《闲读梧桐》是鄙人十年前所作,文中关于树、关于人都是真实的。外祖父九泉之下得知外孙一篇算做纪念他的小文,被如此颠倒,该作何感想呢?

  孙海先生的博客主页  http://blog.sina.com.cn/u/1247899671
  孙海先生有关《闲读梧桐》著作权的博客网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1701701000659.html  

乌篷摇梦到春江(节选) 

叶文玲


  当年,在青海戈壁滩竟日奔波时,被辉煌如火的大沙漠灼花了眼睛的我,曾经大发奇想:假如让富春江泻到这儿,那该多么好!
  那时,我没有到过富春江,却千百次做过关于她的梦。郁达夫“屋住兰江梦亦香”的诗文和叶浅予墨韵淋漓的画卷,早把我对富春江的梦幻濡染得又浓又甜,那绿沉沉的甜梦中,总是悠荡着乡思绵绵的乌篷船。
  我终于圆了梦。回浙江仅两年,两次遂了与她相亲的心愿。两次都是旱路走,水路归。这行程颇使人得其佳妙。
  当你迂回山间不胜引颈张目之苦时,突然一条银练素带在前方闪闪烁烁,你兀的眼前一亮,倍觉这碧波粼粼的一江水鲜活可爱;待盼到日程,荡舟起桨开始真正的春江游时,这荡漾漫流的大水,更令你陶然如醉……
  我始想,富春江俏,恐怕全在于江流的曲折多姿,从她与新安江、兰江的汇合处下行,越见委婉婀娜;行过淹没在水中的乌石滩,行至流急涡回的七里泷,富春江裙裾一闪,又闪出个江中之江葫芦湾。葫芦湾清形毕肖一只毛茸茸嫩生生的青葫芦,壁立湾畔的奇岩崛石,似乎触手可及,掩映在老树青藤中的村舍农居,更添无限情趣。

  我还想,富春江的娇,也在于它的色泽,那江水,活脱脱是天神地母拣尽翡翠绿玉铺就的。乌篷船行在江上,望两岸,只见千嶂染翠,峰峰岭岭都浓浓淡淡的绿进去;立在船头,看江山,水底天上的云絮,一朵朵一团团,俱是深深浅浅绿出来。
  我再想,富春江的美,更在于它无与无伦比的静。电站的建成,益发使江水浪敛波平。它虽然还是千里涧水汇清流,但那汇和流,仿佛是在水底暗处悄悄进行的,“临流鼓棹,帆飞若驰”的光景已不复见,那或顺流或逆行的千舟百舸,亦如动画一般悠悠来去。
  奇山异水的富春江,钟灵毓秀,风物独绝,而七里泷碑文荟萃的严子陵钓鱼台,尤能偏现它扬古启今的魅力。
  我又想,人们到这儿瞻仰、凭吊,大概不在乎已成百丈悬崖的钓台当年是否真能垂钓,而是表达对严子陵不慕富贵不媚皇亲的风骨的敬崇,对今之世风清新的呼唤吧。哦,钓台不仅是一处风景点,更是历史老人垂落在江边的一只巨手……
  丰哉,富春江!乌篷摇梦梦越甜,唯愿年年得相见。

画 虎
朱 湘


  “画虎不成反类狗,刻鹄不成终类鹜”,自从这两句话一说出口,中国人便一天没有出息似一天了。
  这两句话为后人奉作至宝。单就文学方面来讲,一班胆小如鼠的老前辈便是这样警劝后生:学老杜罢,学老杜罢,千万不要学李太白。因为老杜学不成,你至少还有个架子;学不成李的时候,你简直一无所有了。这学的风气一盛,李杜便从此不再出现于中国诗坛之上了。所有的只是一些杜的架子或一些李的架子。试问这些行尸走肉的架子,这些骷髅,它们有什么用?光天化日之下,与其让这些怪物来显形,倒不如一无所有反而好些。因为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着伪有的时候, 决无创造真有之望。
  狗,鹜。鹜真强似狗吗?试问它们两个当中,是谁怕谁?是狗怕鹜呢,还是鹜怕狗?是谁更聪明,能够永远警醒,无论小偷的脚步多么轻,它都能立刻扬起愤怒之呼声将鄙贱惊退?
  画不成的老虎,真像狗,刻不成的鸿鹄,是像鹜吗?不然,不然。成功了便是虎同鹄,不成功时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象罢了。画家他深深入创形的秘密,发见这形后面有一个什么神, 发号施令,在陆地则赋形为劲悍的肢体、巨丽的皮革,在天空则赋形为剽疾的翻翼、润泽的羽毛;他然后以形与色为血肉毛骨,纳入那神,抟成他自己的虎鹄。
  拿物质文明来比方:研究人类科学的人如若只能亦步亦趋,最多也不过贩进一些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既不合时宜,又常多短缺。实用物质科学的人如若只知萧规曹随,最多也不过摹成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重演出惨剧,肥寡不肥众。日本便是这样,它古代摹拟到一点中国的文化,有了它的文字、美术;近代摹拟到一点西方的文化,有了它的社会实业:它只是国家中的画匠。我们这有几千年特质文化的国家不该如此。我们应该贯注物质文明的内心,搜出各根柢原理,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怎样变化的。再追求这些原理之中有哪些应当铲除,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应当加入,然后淘汰扩张,重新交配,重新演化,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呀!麒麟死了,狮子睡了,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支当时伏羲画八卦的笔来,在朝阳的丹凤声中,点了睛,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吗?

  注:朱湘(1904—1933),现代诗人,作家。

长  城
鲍 昌


  因为深秋的季节已至,下山的时候已晚,我看见落日熔金,照得你如火嫣红。在猎猎西风扑刺下,砖缝间的野草开始黄枯,基石下的酸枣变了颜色。这时,听不见秋虫之低吟,却在仰天一瞥时,看到了黄云间的归鸿。
  那是沿循昭君出塞的老路吗?那是飞向苏武牧羊的北海吗?在伫立的凝思中,我想象那飞鸿乃是悠悠岁月的见证。曾几何,黑云掩没了月色,雨雪纷纷地袭来,胡马长嘶,觱篥(注:bìlì,汉代从西域传入的一种管乐器)哀鸣,狼烟在山头升起,矢刃在石间摧折;当将军战死、燕姬自刎、旌旗横倒、死尸相撑,战场上的一切声音沉寂之后,只有红了眼睛的野犬在吞噬谁家的“春闺梦里人”了。
  所以我说,你是一卷凄婉的历史,长城!
  于是,在人们的一种执拗的幻想里,你被建造出来。那是自我保护、自我心理平衡的幻想。墙高六七米,墙厚四五米,随山就坡,险峻万状,自渤海之滨,绝荒漠,蜿蜒竟达六千七百公里。戌楼高耸,斥堠(注:斥堠,瞭望敌情的土堡。堠,hòu)连绵。你用一座座雄关,卡住咽喉古道,构成北门锁钥。这使得互市的商旅,为之蹙眉;却又使历代的皇帝心中安泰,他们自以为统治下的“中央之国”固若金汤,无求于人,万寿无疆。
  所以我说,你又是民族封闭的象征,长城!
  但幻想毕竟是幻想,封闭终不能封闭。几多和番公主的幽魂,带着环佩的响声在月夜中归来了。几多寒霜冻硬的弓弦,射出了断喉的利箭。蓟门被踏平,燕台被摧垮,呼啸着风声的宝剑,掀翻了太液秋波。由是人们发现:边墙不再是屏障,紫塞(注:指长城)不再是奇。它变得可笑,仿佛受尽了时间与空间的嘲弄。在风沙剥蚀下,它过早地衰老了。(最后两句划线)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文化愚钝的标志,长城!

  正因为如此吧,现在你敞开胸襟了。你毫不羞怯地迎来了四面八方的亿万游人。他们之中有总统,有商人,有教师,有学生,有开心的演员与体育明星。照相机咔嚓咔嚓响着,但响声又被哗哗地笑声淹没。我不知道他们各自的目的,但是他们来了,来了。他们的来,使你显得十分开放,而又充满自信。我看到一位风姿潇洒的外宾,踏上烽火台的顶端,向什么人频频飞吻,接着高举双臂,做成一V字,仿佛向着美好的未来,发出爽朗的笑声。
  哦,长城!我不知你对此作何感想。你那虽然古老但仍坚固的躯体,愿意接待异域殊方的杂色人流吗?你能承受住历史的再冲荡和新世纪的胎动吗?
  你不语。你扎根的纠墨(注:绳索。这里形容俯瞰群山像粗大的绳索)。群山不语,并晴洁气爽的长天也不语。
  但人们告诉我: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惟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你呵,长城!  


【瑞士】赫尔曼•黑塞


  树木对我来说,一直是言词最恳切感人的传教士。当它们结成部落和家庭,形成森林和树丛而生活时,我尊敬它们。当它们只身独立时,我更尊敬它们。它们好似孤独者,它们不像由于某种弱点而遁世的隐士,而像伟大而落落寡合的人们,如贝多芬和尼采。世界在它们的树梢上喧嚣,它们的根深扎在无限的大地之中,唯独它们不会在其中消失,而是以它们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成为独一无二的自我;实现它们自己的,寓于它们之中的法则,充实它们自己的形象,并表现自己。再没有比一棵美的、粗大的树更神圣,更堪称楷模的了。当一棵树被锯倒并把它的赤裸裸的致死的伤口暴露在阳光下时,你就可以在它的墓碑上,在它的树桩的浅色圆截面上读到它的完整历史。在年轮和各种畸形的枝干上,忠实地记录了所有的争斗,所有的苦痛,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幸福与繁荣,记录了瘦削的年头、茂盛的岁月,经受过的打击,被挺过去的风暴。每一个农家少年都知道,最坚硬、最贵重的木材年轮最密,在高山上,在不断遭遇险情的条件下,会生长出最坚不可摧,最粗壮有力、最堪称楷模的树干。
  树木是圣物,谁能同它们交谈,谁能倾听它们的语言,谁就能获悉真理,它们不宣讲学说,它们不注意细枝末节,只宣讲生命的原始法则。
  一棵树说:在我身上隐藏个核心,一个火花,一个念头,我是来自永恒生命的生命。永恒的母亲只生我一次,这是一次性的尝试,我的形态和我的肌肤上的脉络是一次性的,我的树梢上叶子的最微小的动静,我的树干上,最微小的疤痕,都是一次性的,我的职责是,赋予永恒以显著的一次性的形态,并从这形态中显示永恒。
  一棵树说:我的力量是信任。我对我的父亲们一无所知,我对每年从我身上产生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也一无所知。我一生除了为这传种的秘密以外,再无别的操心事。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相信我的使命是神圣的。由于这种信任我活着。
  当我们不幸的时候,不能再好生忍受这生活的时候,一棵树会同我们说:平静!平静!瞧着我!生活不容易,生活不艰苦。这是孩子的想法。让你心中的上帝说话,它们就会缄默。你害怕,因为你走的路引你离开了母亲和家乡,但是,每一步,每一日,都引你重新向母亲走去。家乡不是在这里或者那里,家乡在你心中,或者说,无处是家乡。
  当我倾听树木在晚风中沙沙作响的时候,对流浪的眷念撕着我的心,你如果静静地,久久地倾听,对流浪的眷念也会显示出它的核心和含义,它不是从表面上看去那样,是一种要逃离痛苦的愿望。它是对家乡的思念,对母亲、对新的生活的思念。它领你回家。每条道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步都是诞生,每一步都是死亡,每一座坟墓都是母亲。

  [注]本文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士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散文。  

杂  言
——关于著作的
钱钟书


  作者遭人毁骂,我们常能置之不理,说人家误解了我们或根本不了解我们;作品有人赞美,我们无不欣然引为知音。但是赞美很可能跟毁骂一样的盲目,而且往往对作家的心理更坏,因为赞美是无形中的贿赂,没有白受的道理,我们要保持这不该受的赞美,要常博得这些人的虽不中肯而颇中听的赞美,便不知不觉中迁就迎合,逐渐损失了思想和创作的主动权。有自尊心的人应当对不虞之誉跟求全之毁同样不屑理会——不过人的虚荣心总胜于他的骄傲。
  在斯宾诺沙(Spinoza)的哲学里“心”跟“物”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他给“物”的定义是:只有面积体积而绝无思想。许多言之有物的伟大读物都证明了这个定义的正确。
  任何大作家的作品,绝不能每一部都好,总有些优劣不齐。这当然是句老生常谈,但好像一切老生常谈无人把它挂在心上。我们为某一部作品写得好因而爱好他的作品,这是人之常情。不过爱上了作者以后,我们每每对它起了偏袒,推爱于他的全部作品,一古脑儿都认为是《圣经》宝典,催眠得自己丧失了辨别力,甚至不许旁人有选择权。对莎士比亚的bardolarty就是个例。这可以算“专家”的职业病,仿佛画师的肚子痛和女佣的膝盖肿胀;专门研究某一家作品或某一时期作品的人,常有这种不分皂白的溺爱。专家有从一而终的贞节,死心塌地的忠实,更有卑士麦所谓,崇拜和倾倒的肌肉特别发达,但是他们说不上文艺鉴赏,正像沙龙的女主人爱好的是艺术家,不是艺术,或影剧迷看中了明星,并非对剧艺真有兴趣。
  “文如其人”这句话靠不住。许多人做起文来——尤其是政论或硬性的学术文学——一定要装点些文艺辞藻,扭捏出文艺姿态,说不尽的搔首弄姿。他们以为这样才算是“文”。“文如其女人”似乎更确切些;只希望女人千万别像这种文章。

  (选自《观察》周刊第四卷第二期,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  

黄  土
邹志安


  我的父亲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民,劳动一生,默默死去,像一把黄土。黄土长了庄稼,却并不为太多的人注意。全中国老一辈的大多数农民都是这样。
  他死于肺心病。这是严重威胁劳动人民健康的疾病之一。中国农民在平时,是不大主动去医院检查身体的,即有病躺倒,还要拖磨。我父亲民国十八年遭年馑时去南山背粮,走冰溜子,回来时冻掉了十个脚指甲,并且扎下了病根。以后一直半声咳嗽,而从不看病吃药。直到死前几个月,在我强迫下才去医院作了平生第一次心电图。医生打比方说:“机器运转一生,主机已经磨损,太缺少修复和保养了!”为了挽救,吃“心脉宁”一类比较贵的药。他问:“一瓶多少钱?”听说有三元多,半天沉默不语,后来就说:“不要买药了,我不要紧。”当我不在时,就偷偷停止服药。他一定计算过:一瓶药的价值要买近二十斤盐,要让儿媳们劳动好多天。
  他平生也就只知道劳动。繁重的劳动使他累弯了腰。不知创造了多少财富,自己却舍不得乱花一分钱。有一次我给了他两元零用钱让他买点好吃的,半年后他还在身上装着。在重病期间他出现了谵语,净念叨“把猪喂了没有”、“把锄头安好”。“麦黄了就快收”之类。临死时他默默流泪,留恋这个世界 ——他为之洒尽汗水然而仍不富裕的世界。
  父亲从来无是无非,关心而弄不明白各种国家大事,可以说在精神上是贫困的。富有者被给与,贫困者被剥夺,那么他是被剥夺了:从前因为贫困而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后来倒是不断地接受各种政治教育,而终于都没有弄明白。但他显然没有遗憾过,因为他有劳动,因此而填补了一切缺憾。巧者劳矣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但他还有所求——祈求世事不乱,有安稳的日子。
  他现在去了!黄土上劳动一生,最后回到黄土里去。黄土是博大宽容的,无论善与恶,最终收容了所有的人。
  那时我跪在泥水里为他送行。我曾经想到过:他活了七十七岁,已很不易;而我们周围能活七八十岁的老人又实在太少。不是老人们不想活,也决非儿女们不孝顺,实在是因为生活水平太差。那么,尽快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则是儿女们挽留老人多驻一时的最符孝道的方法了。哭也徒然,哀也无助。死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力。
  将军和领导人死了,会有无数悼文,固为他们功勋昭著。一个普通劳动者死了,我们撒下这一把黄土,并期望世人能够容纳。


【美】克里斯托弗·莫利



  开门和关门是人生中含意最深的动作。在一扇扇门内,隐藏着何等样的奥秘!
  没有人知道,当他打开一扇门时,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即使那是最熟悉的屋子。时钟滴答响着,天已傍晚,炉火正旺,也可能隐藏着令人惊讶的事情。也许是修管子的工人就在你外出之时已经来过,把漏水的龙头修好了。也许是女厨的忧郁症突然发作,向你要求得到保障。聪明的人总是怀着谦逊和容忍的精神来打开他的前门。

  门有各种各样。有旅馆、商店和公共建筑的转门,它们是喧闹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还有古怪的吱吱作响的小门,它们依然在变相的酒吧间外面晃动,只有从肩膀到膝盖那样高低。更有活板门、滑门、双层门、后台门、监狱门、玻璃门……然而一扇门的象征和奥秘在于它那隐秘的性质。玻璃门根本不是门、而是一扇窗户。门的意义就是把隐藏在它内部的事物加以掩盖,给心儿造成悬念。
  开门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当侍者用托盘端给你晚餐时,他欢快地用肘推开厨房的门。当你面对上门推销的书商或者小贩时,你把门打开了,但又带着猜疑和犹豫退回了门内。彬彬有礼、小心翼翼的仆役向后退着,敞开了属于大人物的壁垒般的橡木门。牙医的那位富于同情心然而深深沉默的女助手,打开通往手术室的门,不说一句话,只是暗示你医生已为你作好了准备。一大清早,一扇门猛然打开,护士走了进来:“是个男孩!
  门是隐秘、回避的象征,是心灵躲进极乐的静谧或悲伤的秘密搏斗的象征。没有门的屋子不是屋子,而是走廊;无论一个人在哪儿,只要他在一扇关着的门的后面,他就能使自己不受拘束。在关着的门内,头脑的工作最为有效。人不是在一起牧放的马群。

  开门是一个神秘的动作:它包容着某种未知的情趣,某种进入新的时刻的感知和人类烦琐仪式的一种新的形式。它包含着人间至乐的最高闪现:重聚,和解,久别的恋人们的极大喜悦。即使在悲伤之际,一扇门的开启也许会带来安慰;它改变并重新分配人类的力量。然而,门的关闭要可怕得多,它是最终判决的表白。每一扇门的关闭就意味者一个结束。在门的关闭中有着不同程度的悲伤。一扇门猛然关上是一种软弱的自白。一扇门轻轻关上常常是生活中最具悲剧性的动作。每一个人都知道把门关上之后接踵而来的揪心之痛,尤其是当所爱的人音容犹在,而人已远去之时。
  开门和关门是生命之严峻流动的一部分。生命不会静止不动井听任我们孤寂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怀着希望开门,又绝望地把门关上。
  一扇门的关闭是无可挽回的。至于另一扇门是不存在的。门一关上,就永远关上了,通往消逝了的时间脉搏的另一个入口是不存在的。  

鲁迅不应离我们远去
杨曾宪


  有人说,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我却并不以为然。我是31年前读的鲁迅,1年前读的周作人,中间隔了30年。但鲁迅仍然离我很近,周作人仍然离我很远。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首先读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时代,是提倡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对于今后整整一代人也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对今日中国青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还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
  周作人与鲁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是从文学史角度的评价,而且是就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的。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鲁迅所批判的不仅是那一种制度那一个阶级那一派文化现象,而且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酱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笼”扭曲中霉变畸形的民族灵魂。鲁迅积其一生之力铸造国人的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的不朽灵魂。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的发言人,也曾是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者。但很快,新文化只沦为他的工具;他仍然以传统士大夫心态用冲淡的白话语言去娴熟地把玩起中国的器物文化来。悠悠5千年,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匹;吃喝玩乐衣食居行,随手拈来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这自然使周作人大有用武之地——今日提倡“玩文学”的青年哪能玩过周作人呢?玩物丧志,周作人最终几乎是自愿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民族的罪人并不偶然。如此一个周作人如何能与鲁迅相比呢?
  今天的周作人可以摆在地摊上大畅其销,因为它好读——茶余饭后,躺在沙发上,借周作人之笔触,摩挲一些小摆设品位一些小感触体验一下昨日的民族风情,未必不是一件乐事。何况今日玩风甚盛,有闲者甚众呢?而鲁迅是不能躺着读的,重读鲁迅,我仍然时时如针芒在背,为自己的灵魂所承受着的拷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应经受鲁迅的拷问——因为鲁迅本人已经千百遍地拷问自己。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积淀形成的某些劣根性,是难以自省自察自知的。但它却是妨害我们民族进取现代文明的痼疾。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卑自负又自慰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虽然今日中国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据说已经到了可以说“不”的时代,但从器物文明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暴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论争和学术命题所暴露出的盲目的民族自卑与自傲文化心理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嗅出阿Q主义的味道——今日之新国粹主义不正在国学热国故热中疯长么?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培育出刚健峻拔的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的民族精神,最终,精神的贫乏将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崛起。
  当然,我并不排拒周作人。今日中国毕竟处于歌舞升平的时期,有些人欣赏周作人也很正常。但不能以此排拒甚至贬低鲁迅。尤其作为民族精神体现者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不能媚俗从众丧失操守地靠作翻案文章靠出卖民族的良知哗众取宠谋利发财。在鲁迅的伟岸形象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抔黄土。

不被消化掉的人
张曼菱


  现在似乎更崇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了。但我想说:“不被消化掉的人”亦是真俊杰!
  八月,李政道来北京三天,相约给我半天接受采访。千里外带了一盒云南的中草药,想送给他。有人好心劝我道:“人家这些人已经是洋人了,拿了也会扔掉。”一席话说得我乡情大伤。但我仍是拿去了,固执地想要和他认这个“同”。
  与李政道相对一早上,感觉首先是“老师”——他先接过我的采访提纲,用笔在上面划划,说:“这样你的重要内容时间才够。”然后是“学长”——他亲切融洽得像长你几班的大同学。最后是“朋友”——我说,想拍一拍这个“国际科技中心”的房间,不知您是否愿意带我们看看?他说:“我非常愿意。
  他喜形于色地向我们做介绍。书架上,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以中国画为封面,以中国文化的古意为书名。在那些具有世界性成就的科学论著封面上,画着老庄故事和垂鬏的牧童等。

  李政道特别喜爱那首“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的画意。他先和我推敲“光阴”一词,他说:“光和阴,是两个意思。”我说:“昼与夜乎?”他说:“有一点接近,还不完全。”他认为,在“光阴”这个中国词的含意中,就已经包含了现代世界科学对“时间”、“光速”的“相对论”等很多内容的领悟。
  李政道的这种悟性,这种中国文化与现代科学融会贯通的精英式思维,这种丰美的人格,令人倾倒。一盒云南的中草药,顺理成章地拿出来和被接受了。我感觉到的是,他和我们没有“断”。他没有像那些从另一个世界上来的人,像外星人一样地看待他的故土故人与草木。
  我看见的李政道是一个亲手做一切事情的人。包括如何布置那些办公室。当他妻子活着的时候,曾亲自为她设计写字台,他就在这张台上为我们题词。
  为给中国办事,李常常亲自向国外名大学名学者写几十封信,并到邮局亲手发走。在李的身边,助手们也是科学家,没有什么“女秘书”型的人。李政道的排场还不如今天国内的一个县长。
  我不管他的护照是什么,我只知道李政道是一个没有被强大的西方物质文明与文化消化掉的中国人。我想到:西南联大对我们民族的最大功勋,就是培养了一大批 “不被消化掉的人”。消化,有各种各样的。例如:被完全地同化,忘却“来处”。例如:被腐化,忘却初衷和使命。例如:汉刘阿斗就是一个“此间乐,不思蜀” 的,可随他人肠道消化做渣滓的东西。
  中华民族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东方文化所以成为人类的一大板块或一大救援,就是因为不被任何力量消化。只愿意自身去消化其它,从而强大起来,屹立天地之间。
  “起来,不愿意作奴隶的人们”,是否就是:“不愿意被消化掉的人们”?

                       (《散文》海外版2001第1期,有删节)  


【日】东山魁夷


  古老的装饰着墙板的房屋。城门钟楼的尖塔上是鹳鸟的巢。广场上的泉水。马车通过暮霭沉沉的石板路。马蹄下火花迸射。这是拜恩州②的古城。
  从品川车站穿过灯火管制的黑暗街道,到区公所领取应征通知书。走在雨后的道路上。
  灼热的瓦砾、断落的电线、倒毙的马匹。黑烟。日蚀般的太阳。空袭下的熊本的街道。
  拖着母亲的灵车走在荆泽的道路上。风猛烈地吹着,初雪闪亮的富士山,浮现在澄碧的天空。
  道路的回忆是无尽的。此后还要经历怎样的道路呢?舒伯特的歌曲集《冬日旅程》是根据缪勒的诗创作的,全篇描写了一个旅人在冬日的道路上踽踽独行的身影,咏唱着人生的寂寥。那首有名的《菩提树》则是一首乡愁之歌,通过一系列诗句,表现游子在冬天的旅行中,回忆起城门泉边菩提树叶子下面那令人销魂的场所。另一首《路标》描述了徘徊旷野的旅人见到路标,知道自己是走上了一条难以生还的路。旅人来到“旅馆”,这是坟墓,“旅馆”的标记是送葬的蓝色花朵。他想在冰冷的卧床上休息一下疲惫的身体,然而遭到了旅馆老板的拒绝:“走,或者永远留下。”于是继续徘徊。这是一条令人绝望的冬日之路。此后,我艰难的踏上了缀满朝霞的初夏草原的道路。
  那年秋天,我把《路》送到第六届“日展”上展出。纵长的画面,中央是一条灰黄的路,左右的田野和山丘一片青绿,天空狭长,呈现蓝色。我考虑这三种颜色在分量上的比重。作为展品,这是幅很小的画面,如果再放大开来,画面就会失掉紧凑感。我想使这幅画的画面得以充实,对这幅画来说还是必要的。
  经过孜孜不倦努力的圆满而细致的制作,终于完成了。
  这年我首次成为“日展”的审查员。这幅《路》的展出,受到众多的好评,获得了画坛和社会的承认。
  人生的旅途中有许多歧路,比起自身的意志来,我受到了更大外力的左右,这种情况至今未曾改变,正因为我心中孕育着这种意志,要走过这条路,所以我才完成了这样的作品。不是吗?可以说它在我心中的地位、它的方向是早已定了型的。然而,这条路既不是被光芒炽烈的太阳映照的路,也不是被阴惨的暗影包裹的路,这是一条在熹微的晨光里默默地呼吸着的永生之路。
                            (略有改动)

  注:①东山魁夷,1908年7月生于横滨,画号魁夷。193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1934年留学德国,攻读美术史。②拜恩州,德国最大的一个州,首府是慕尼黑。  

安于途中
连玉基


  从起点到终点,其距离就是途中。
  感觉生命总是在途中。就像候鸟,总是从南飞到北,又从北飞到南;就像泉水,总是从溪流入河,又从河流人海;就像花草,总是从春长到夏,又从夏长到秋。是的,自从离开起点以后,生命就总是在途中,在时间与空间的途中。而且不管情愿与不情愿.总是在日渐靠近某个可知的或未知的终点。这很自然——有花开就有花谢,有日出就有日落,有起点就有终点。但对一些具体的生命而言,似乎出发就是为了抵达,似乎付出就要有结果,于是必经的过程被视作漫长的等待,总是在途中就感受到生命最大的煎熬和无奈。
  然而,抵达真的那么重要吗?终点真的那么美好吗?等待或许会是一种煎熬,然而生命总是在途中真的就只有无奈吗?
  水气抵达天空或许就成了彩虹,蛹到了生命的尽头或许就成了蝴蝶。但并不是所有的抵达和终点都具有终极辉煌。花朵的终点是凋谢,道路的终点是绝境,生命的终点通常是死亡。即使水气是因为抵达天空才成为彩虹,蛹是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成为蝴蝶,它们也是分别经历了一定的转化和蜕变过程,才各自化为虹和化为蝶的。是过程成就了它们最终的美。
  其实,过程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体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过程即生命;或者说,生命就是一个个过程的完整体现,是无数生活细节的集结。而终点不过是生命的界限,主要用于喻示生命体的完结;它有可能构成生命的升华,却绝不会是生命的目的。
  但我们往往将最美好的愿望寄于终极。仿佛最美好的风景只在彼岸,而此岸只是一种过渡.是一段抵达某处的旅途。因此对此处的风景常常忽视,并习惯于生活总是在别处。当然,每一个至美的终极愿望当然都必须受到肯定,但是生活不是只有这些,也不该只有这些。活着,也不能只是追求刹那的辉煌和完成某种使命,或是为了去到某一个地方而赶一段路——如果生是为了死,就像花朵是为了凋谢才盛开,这样的生命,存在的意义还有多大?
  生命不是一次简单的奔赴死亡之约,每一个高品质的生命,或者有高品质愿望的生命,都必须首先做到安于途中。因为生活并不总是在别处,生命也只有在途中才成其为生命。就像候鸟,只有在不停地从南飞到北,又从北飞到南,才构成其一生的迁徙;就像泉水,只有不断地从溪流入河,又从河流入海,才体现其自身的运动。
  生命也不完全是为了抵达。就像泉水,并不是非要到达怎样的地方才算完成使命;就像花草,并不是非要到达哪个季节才算实现价值。因为生命中绝大部分的风景总是在途中。生命主要是为了经历。就像候鸟,不停地迁徙就是为了经历季节和风雨;就像泉水,不息地流动就是为了经历交汇和起伏。尽管具体的经历总是显得那样琐碎、那样平凡、那样漫长又是那样不胜其烦,但是,恰恰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个真实的精彩的人生。这才是生命最弥足珍贵的状态。
  每一个安于途中的生命都将尽享人生。
                           (本文作者连玉基,内容有删改) 

 

上帝的花园
佚 名


  我一直对树这个意象非常迷恋。随便的一棵树,都是那么自然地站在那里,无论在山野、广场、路边,永远那么潇洒大方。人类的姿势要挑拣环境,不信你到舞台上走一圈,会发觉自己竟然不会走路!就算那些整天呆在台上的时装模特儿,就我看还是矫揉造作,远不如一棵树优雅。一棵树并不把自己的一切呈现出来,而是谦虚地隐藏一半在地下,变成根系,从而形成了树的深度。只有最智慧的人才明白这个道理,不去夸耀自己的全部。树的枝条向所有方向延伸,树叶密密麻麻敞开,只要能接收到阳光,并没有特别的忌讳。有多少人能珍惜来自宇宙的每一点营养呢?我们不是担心食物有毒,就是担心消化不良,深怀戒心,结果戒心影响了吸收。一棵树全身没有累赘的东西,每一棵树形态上都有不同,却同样简洁、完美,这正是许多思想家理想中的人类,一种保持了个性的完美。
  现在,我看着自己停在键盘上的两只手,可以自如地伸展、弯曲、合拢,十个指头都能灵活地打击键盘。最大的奇迹是,手能从地上拣起一根针,能挤牛奶,能写字画画,能举杯、握剑、摘花,能接住一个远远扔来的球;它还能表达意见和感情:同意或拒绝,依依不舍,无限温柔地抱起一个婴儿,拭去对方的眼泪……有一次,看到小孩在搭积术,我对朋友说:“不要把这双手看成只有几年的历史,它是在上百万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人类的祖先留给我们的远不止是火、铁器、文字和婚姻制度。孩子没有创造自己的手,他只是在复习,发现一双现成的手的各种意义。
  古人每恨海棠无香,鲫鱼多骨,觉得天地间有许多憾事。我的儿子也说:“鱼为什么长这么多刺!兔子为什么有皮,我不爱吃!”我瞪着眼说:“它们不是生来给你吃的!”万物有它们自己生存的理由。鱼的生理结构对鱼来说是合适的,它的生活目的不是为人类提供食物。我们觉得世界有缺陷,是因为它不尽如人意。上帝的目的和人类的目的原本不同,所以你看到园丁修剪树枝,遗传学家随心所欲地篡改生物基因。上帝的花园对人来说既然有缺陷,那么人类自己去创造一个自己的花园好了。于是某国就有科学团体建立人工生物圈。尽管里头借用了不少旧世界的材料,试验者们还是呆了两年就赶紧逃了出来。

  有时,我们能从没有目的的活动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从前我常去野外,只是胡乱走走。见到四周长满青草的池塘,池心一平如镜,手痒痒的,就捡块石子打“水漂”,石子仿佛蜻蜓点水,在水面上激起一串涟漪。树林子空荡荡的,没有野生动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松针和腐叶,踩在脚下,充满弹性。偶尔能见到一两朵明艳的小花,像幽静的美人,自开自落。透过浓阴的一缕阳光打在一丛什么厥类植物上,逆光看去,叶绿得透明,仿佛可见叶脉中汁液在流动。我就这样在林子里逗留几个小时,把攥紧的骨骼和灵魂摊开,仿佛一朵花、一棵草,被宏伟的自然环绕并轻盈地托起,矫健、灵敏而单纯。除了上帝的花园,我们在哪里还可以这么自由地徘徊,充满惊喜和依赖?在哪里还能如此深切地体会生命中的美感,像宇宙一样深沉?
  (选自《散文天地》,有改动)  


祝 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阕《关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生命的源头,出现在华夏文明的源头。每当读罢《诗经》,我常常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斑驳的岁月并未使《诗经》里锃亮的意象生出铜绿,无涯的空间更未令远古诗歌包含的丰富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蒙受损失?当暗黄的纸页间错落的诗行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当代诗歌,又为何离我们这般遥远?
  与诗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应当说是我们的幸运。诗,使灰暗变得多彩,使短暂变得永久,使有限成为无限,使腐朽化为神奇;诗使生命中许多不可能成为可能;诗使人类充分体验到情感的欢畅与智慧的奇谲。无数的新诗正散布在我们周围,如星雨,如花瓣,飘散在我们的日子深处。它们与我们相距那么近,身手可触,然而又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呢?是因为李白李贺李商隐都已在历史的烟尘里隐退,而浮华的现世,不再造就王勃王维王昌龄了吗?现在就下这样的结论,未免太勿忙了点。唯一的解释,就是它们未曾经历过时间的淘洗。一首诗若成为绝唱,是不能省略这一手续的。于是明白了,好诗的诞生,是天才与时间共同的结果,而读诗,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距离的。
  因为有了时间的距离,古诗里的字句,才化成水底的珊瑚,美丽而持久。所以,《诗经》里的蒹葭、白露的痕迹依稀可辨;骆宾王的“西陆蝉声”,依然如丝如缕;陈子昂的幽州台温庭筠的五丈原,慷慨悲凉之气未改;而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与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将同一个凉州锁定在心灵的地图上。古诗如酒,存放得久了,便经历了一场美妙的发酵。我们要感谢酿酒师,同时更应对时间产生由衷的敬意。
  既然诗是诗人灵智的闪光留下的痕迹,那么,构思的机巧,应当只有一次效用。就像对一部悬念小说的欣赏,应当是“一次性”的,谜底揭开后,再去重读,恐怕就会失去初读的那份奇妙的感受。按说,诗也一样。名诗佳句,通过千遍之后,熟稔到了不假思索便可脱口而出的程度,理应不再有新鲜的刺激了,这似乎是旧诗的劣势、新诗的优势,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比如李太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刘禹锡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每次品读,心灵都如初读一般悸动,每次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些诗中名句是在诗人高度敏感的情感酒窖里酿制的,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心灵的麻木。于是,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一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诗歌最终成为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读诗,赋予我们生命以更深厚的意义,同时也使诗歌本身的魅力一次次地深化和升值。地老天荒,美人迟暮,只有诗,常读常新。诗不会老,就更不会死。在诗歌的低潮时期,我从未对诗失去信念,原因也正在这里。
                    (选自《在梦中搁浅》)

  祝勇,著名青年作家。1990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曾任时事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副主任。现任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旧宫殿》、《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遗址―废墟上的暗示》、《与梦相约》、《用心灵守候你》、《忧郁扎成鲜花》、《文明的黄昏》、《驿路回眸》,作品集《祝勇作品集》(含3卷《被思想惊醒》、《智慧的痛苦》、《在梦中搁浅》),主编《布老虎·散文卷》、《休闲书屋,中外精短文学选萃》、《新锐文丛》、《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重读大师》,散文《北京之死》、《老毛》、《文明的黄昏》、《记忆》等。  

 

航  船
【乌拉圭】何·恩·罗多


  看,大海的寂寥。一道无法穿越的线封锁着它,这道线与整个穹隆连在一起,只在海滩处留下空隙。一艘船,意志高昂,带着隆隆的轰鸣驶离了海岸。西斜的太阳,温和的云朵,阵阵海风催人远行。船在前进,在空中留了黑色的烟尘,在海上留下白色的浪花,前进,行驶在平静的波涛上。它驶到海天交接处,穿越那道界线,只剩下高高的桅杆依稀可见;这最后的迹象也终于消失了!那无法穿越的线又变得神秘莫测!谁能否认它的存在呢?它就在那里,那是实实在在的分界,那是深渊的边沿。然而它的后面仍是茫茫沧海,浩瀚无垠。大海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在它的另一端,是将它与别的海面隔开的陆地,太阳为它们涂上了不同的色调,那里生活着不同的种族;神奇、宽广的土地,高尚、完美的世界,或者已被开拓,或者荒无人烟。在这浩瀚之中有些船舶起锚的码头。它们或许在那里停靠,然后便在无限宽广的天地中各奔前程,而且一去不复返,如同那条已经通过的大海的界线一样:虚无飘渺,一切都在那里消失……
  总有一天,注视那同一条神秘的线,你会看到一缕袅袅升起的青烟,一面旗帜,一根桅杆,一个似曾相识的船体……这是那返航的船只!它回来了,犹如一匹忠于牧场的骏马。它或许比离去时更加可怜,体重减轻了;或许被肆虐的波涛伤害了。然而它也可能平安无恙并满载珍贵的收获凯旋。在它强劲脊背上的褡裢中也许带来了热带的奉献:醉人的香料,甜蜜的柑橘,像太阳般闪光的宝石或者柔软的、光彩夺目的毛皮。作为远去的货物的代价,它或许带来了心地更加淳朴、意志更加顽强、臂膀更加粗壮的人们。光荣和幸福属于航船!如果它来自勤奋之邦,或许运来了制作好的铁器,用来武装劳动的双手,要么它运来的也许是织好的毛线或者贵重金属制成的、用来装点世界的完美的饰物;或者是一块块青铜和大理石,人类的艺术为它们注入了生命的气息,或者是一沓沓纸张,通过微小铅字的痕迹,引来具有思想的人民。光荣和幸福属于航船!

  请你稍加注意,一个思想,你将它排除,或者它自行消失,你再也望不见它;天长日久,它又在你心灵的明媚的阳光下出现,然而已经变成和谐、成熟的意念,变成了能以整个辩证法的力量和炽热的激情来展开的说服力。
  你曾阅读过一本令人深思的书,你又置身于人群和事物的纷纭混乱之中,你想起了那本书的内容与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终于明白,尽管是无意地、不假思索地翻阅,那本书也在你的心灵中发挥作用,以致你整个的精神生活都受它的制约并按照它的要求而改变。
  你在体验一种感觉。它对你是匆匆过客,其他的感觉要抹掉它的余味和记忆,宛如一个海浪冲去前面的海浪留在海滩上的痕迹。总有一天你会感到一种巨大而又令人折服的激情从你的心灵中溢出,你会意识到那一连串的内心活动来自那被遗忘的感觉。正是这内心的活动将这个感觉变成你自身的全部力量所遵从和依傍的中心,如同茂盛的藤蔓顺从地缠绕在一条桑软的绳索周围一样。
  这一切事物都恰似航船:起程,消失,然后又满载而归。  

 

那  树
王鼎钧


  那棵树立在那条路边上已经很久很久了。当那路还只是一条泥泞的小径时,它就立在那里;当路上驶过第一辆汽车之前,它就立在那里;当这一带只有稀稀落落几处老式平房时,它就立在那里。
  那树有一点佝偻,露出老态,但是坚固稳定,树顶像刚炸开的焰火一样繁密。霉黑潮湿的皮层上,有隆起的筋和纵裂的纹,像生铁铸就的模样。几丈以外的泥土下,还看出有树根的伏脉。在夏天的太阳下挺着颈子急走的人,会像猎犬一样奔到树下,吸一口浓阴,仰脸看千掌千指托住阳光,看指缝间漏下来的碎汞。
  鸟来了,鸟叫的时候,几丈外幼稚园里的孩子也在唱歌。
  情侣止步于此。于是那树,那沉默的树,暗中伸展它的根,加大它所能荫蔽的土地,一厘米一厘米的向外。
  但是,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延伸得更快,柏油一里一里铺过来,高压线一千码一千码架过来,公寓楼一排一排挨过来,那树被一重又一重死鱼般的灰白色包围,连根须都被压路机碾进灰色之下,但树顶仍在雨后滴翠,经过速成的新建筑物衬托,绿得很深沉。
  计程车像饥蜂拥来。“为什么这儿有一棵树呢?”一个司机喃喃。“而且是这么老这么大的树。”乘客也喃喃。在车轮扬起的滚滚黄尘里,在一片焦躁恼怒的喇叭声里,那一片清阴不再有用处。树旁的公共汽车站搬了,树下的水果摊搬了,不远处的幼稚园也要搬——看何处能属于孩子。只有那棵树屹立不动,连一片叶子也不落下。那一蓬蓬叶子照旧绿,绿得很。
  树是没有脚的。树是世袭的土著,是大地的效死者。树离根,根离土,树即毁灭。它们的传统是引颈受戮,即使是神话作家也不曾说森林逃亡。连一片叶也不逃走,无论风力多大。任凭头上已飘过十万朵云,地上叠过廿万个脚印,任凭在那枝丫间跳跃的鸟族已换了五十代子孙,任凭鸟的子孙已栖息青山。当幼苗长出来,当上帝伸手施洗,上帝曾说:“你绿在这里,绿着生,绿着死,死复绿。”啊!所以那树,冒死掩覆将失去的土地,作徒劳无用的贡献,在星空下仰望上帝。
  这天,一个喝醉了的驾驶者,以60英里的速度,对树干撞去。于是人死。于是交通专家宣判那树要偿命。于是这一天来了,电锯从树的踝骨咬下去,嚼碎,撒了一圈白森森的骨粉。那树仅仅在倒地时呻吟了一声。这次屠杀安排在深夜进行,为了不影响马路上的交通。夜很静,像树的祖先时代,星临万户,天象庄严,可是树没有说什么,上帝也没有。一切预定。一切先有默契,不在多言。
  尸体的股解和搬运连夜完成。早晨,行人只见地上有碎叶,叶上每一平方厘米仍绿——它果然绿着生、绿着死。清道妇一路挥帚出现。她们戴着斗笠,包着手臂,是都市的寄生者,是树的亲戚。扫到树根,她们围着年轮站定,看那一圈又一圈的风雨图,估计根有多大,能分裂成多少斤木柴。
  两星期后,根被挖走了,为了割下这颗生满虬须的大头颅,刽子手贴近它做成陷阱,切断所有的动脉静脉。现在,日月光华,大道如砾,已无人知道有过这么一棵树,更没有人知道几千条断根压在一层石子一层沥青又一层柏油下闷死。 

 

古村的雨
费振钟


  这样的村庄,已经不多了。它们的日渐消失,几乎必然。无论人们再怎样刻意保护,还是敌不过时间的力量。当然,古老的村庄现在在江、浙、皖还有几座,但是它与周围的一切显然已失去了时代的联系。它的存在,只有一种标本的意味。它陈列在那儿,每一块砖瓦,每一块石头,甚至每一棵树,都表达了某种静止和停滞的含义。
  沿着兰江南行,不久就可以到达郭洞村。村庄周围有石头垒成的围墙,出人村庄需要通过一道石门,这是村庄设置的关隘,不仅说明村庄在过去为了安全而壁垒森严,而且说明村庄封闭式的生活特性。村庄与外界的关联是隐藏的,采用一种不敞开的保守姿态,过着自足的生活。掩藏村庄的还有围墙外繁茂的树木。这些树木中不乏千年以上的棒、槐、榆、松,它们对村庄长年累月的遮蔽,使村庄更加隐秘在一种古老氛围之中。这是某种具有审美性和理想的乌托邦式的遮蔽,它让我们想起当年的武陵桃花源。古木环合,泉水夹带着野花流过去,只有一道小小的门与外面世界交通,这不是“桃花源”的范式吗?难怪这个村庄又叫做郭洞村,所谓“洞在青溪何处边”,外面的人要想走进村庄,莫非亦要打探哪儿才有幽密的通道?
  不过,我们走进村庄毫无困难,而村庄的情形也并不像桃花源。它里面是一群精心修筑的明、清风格的民居,大多白墙青瓦。高高笔直的风火墙,连成一片,隔断了村庄上面的天空,下面则是狭窄的巷道,巷道连接了村庄每一座门户。由于这些门户总是长久关闭着,巷道便空虚而冷寂,因此在村庄我们能够看到“屋舍俨然”,却不能看到“黄发垂暑并怡然自乐”的生活情景。人们固居在高墙和重门后面,这样一来,村庄无疑增加了更多的私密性质。于是,我们只好将眼光流连在村庄的外表形式上。我们的手指指着自墙上面各种形状的漏窗,还有镶嵌在一座座门楼上的砖雕,以及无数的缕花术刻,我们完全明白了,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通过能工巧匠的机杼之心,在乡民们封闭幽深的心情和趣味态度外面装饰了一层“艺术”,从而借了这精致典雅的形式,来蕴藉他们自己紧闭的生活理想。也许,我们就这样不经意地走进了村庄的本质。
  实际上,自从这里成为外来者观看之地,村庄的功能就日渐萎缩了,它不再具有生活价值,而成为观赏对象。似乎这一二百年的精雕细作,全为了今天观看和欣赏的需要。甚至连村庄自身也愿意将村庄当作一件古旧的艺术品,连同隐藏在它背后的心情和趣味态度,一起博得一种叫做“文化”的评价和青睐。因此,它不会主动拒绝外来者的进入,这不仅说明它与“桃花源”不好相比,而且也与它那幽闭的本质产生了矛盾。因此,我们最后将看到,人在这样的村庄中,已不像往昔那样被隐藏,而是退出了村庄之外。没有气息,没有生活表情,没有人的日常活动,村庄就蜕变成空壳和废墟。这时候,村庄正好以“文化”的名义,命名为“原始生态村”。外来者为了一种 “文化”而来,他们长驱直入,到处探头探脑,然后带着震足的心情,回到现代世界中打几个文化饱嚼。
  只有那个春天的早晨,村庄上空,开始飘落微雨,通往村庄的石子路上,一位穿裴衣戴箬笠的老农民,牵扯了他惟一的那条耕牛走向村外时,身后留下了一串湿漉漉的蹄声,村庄才真实得让我们多一点感动。
                     (选自2001年第9期《散文》,略有改动)  

话说知音
林 非


  两千多年前的这个关于知音的传说,已经深深地珍藏在无数华夏子孙的心坎里,有时发出细微的声响,让人们欣慰地咀嚼和回味;有时却又像飓风似地咆哮,催促人们赶快付诸行动。神往和渴求充满了崇高友谊的知音,是一种多么纯洁而神圣的情操。
  说的是春秋时期的俞伯牙,他在停泊的小舟中专心致志地鼓琴,樵夫钟子期竟会听得出神入化。当他将仰慕着高山的情思注入音符时,钟子期立即慷慨激昂地吟咏着:“巍巍乎若泰山!”当他挥舞手指弹出浩荡迸涌的水声时,钟子期又像是站在滚滚的江河之滨,禁不住心旷神怡地叫喊起来:“汤汤乎若江河!”对这变幻无穷和神秘莫测的琴声,怎么能感应得如此丝毫不差,竟犹如从自己心弦上盘旋着飞翔出来的?如此神奇地领悟和熟稔伯子牙弹奏出来的袅袅情思,真像是变成了他的化身一般。这怎么能不让伯牙万分地兴奋和感激?因此当钟子期死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心思触摸琴弦了。知音难觅,怪不得唐代的诗人孟浩然,要反复地感叹“恨无知音赏”和“知音世所稀”了。
  我偶或在黝黑的深夜里浏览着《吕氏春秋•本味》和《列子•汤问》,思忖着知音这两个字的分量,想得心驰神往时,眼前似乎笼罩着一阵阵飘荡的云雾,在惝恍和朦胧中超越了时间的阻隔,觉得伯牙老人隐隐约约地从这两本典籍的字缝里走出来,矍铄地站在我身旁。当我向他衷心地致敬时,多么想唐突地劝慰他,依旧要不断地奏出震撼人们灵魂的声音,其中自然应该有悼念那位知音的悲歌,让人们更透彻地理解,智慧的灵魂和丰盈的情感是多么值得怀念和尊重。像这样美丽动人的乐曲,难道就不会熏陶出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知音?而如果不再去弹奏这迷人的弦索,哪里还能引出心心相印的知音呢?知音总是越多越好啊!
  更何况伯牙学习鼓琴的道路实在是太艰辛了,我曾在《乐府解题》里看到过这样的记载。据说他整整三年都困苦地弹奏着,琢磨着,冥想着,手指都开裂了,鲜血直往外冒,浑身消瘦,憔悴得像奄奄一息的病人。但是,琴弦上总是蹦出一丝丝浑浊和粗糙的声响。于是,苦心孤诣的恩师带领他奔向波涛汹涌的东海,整日整夜在沙滩上踯躅。狂风吹肿了眼睛,暴雨淋湿了衣衫,烈日晒黑了皮肤,黯淡和凄凉的月光又使他迷失了道路,险些儿溺死在奔腾和呼啸的海浪中。那铺天盖地怒吼着的波涛,茫茫无际蔓延着的天涯,扶摇直上哀号和翱翔着的鸥鸟,霍地使他开启了紧闭的心窍,琴声突然变得悠扬而又壮烈,清冽而又浩瀚,刚劲而又缠绵,悲切而又欢乐,我似乎瞧见他无法遏止自己的泪水顺着脸颊滚滚流淌。像这样花费千辛万苦学得的技艺,轻易放弃了是多么严重的损失,艺术的追求必须不懈地坚持下去,不能动摇和沉沦。
  大凡能用声音、图画或文字去打动人们的艺术家,往往会历尽沧桑,甚至闯过多少生死的关隘,还得在日后反复地揣摩,昼夜都不能停歇。既然已经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工夫,确实就应该永不停顿地奋斗下去,将自己美好和高尚的憧憬始终存留在人们心中,获得更多更多的知音。 

 

一片树叶
刘 杨


  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因为自然是活生生的,它在不断地变化。而且,眼望着风景的我们,也在天天变化着。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无限的欣喜。这不只限于樱花,即使路旁一棵无名小草,不是也同样如此吗?
  现代文明的急速发展,破坏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平衡。人类的妄自尊大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危险性。世界有必要恢复和谐的感觉。自然和我们都连接在一条根上,应当珍视清澄的自然和素朴的人类,要制止人类着了魔一般的贸然的行为。人应当谦虚地看待自然和风景,体会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就在我们住地周围,哪怕是庭前的一棵树,一片叶子,只要我们用心观察,也会从中深刻地领悟出生命的涵义。
  我注视着院子里的树木,更准确地说,是在凝望枝头上的一片树叶。而今,它泛着美丽的绿色,在仲夏的阳光里闪耀着光辉。我想起当它还是幼芽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情景。那是去年初冬,就在这片新叶尚未吐露的地方,吊着一片干枯的黄叶,不久就脱离了枝条飘落到地上。就在原来的枝丫上,你那幼小的坚强的嫩芽,生机勃勃地诞生了。
  任凭寒风猛吹,任凭大雪纷纷,你默默等待着春天,慢慢地在体内积攒着力量。一日清展,微雨乍睛,我看到树枝上缀满粒粒珍珠,这是—枚枚新生的幼芽凝聚着雨水闪闪发光。于是我感到百草都在催芽,春天已经临近了。
  春天终于来了,万木高高兴兴地吐翠了。然而,散落在地面上的陈叶,早已腐烂化作泥土了。
  你迅速长成一片嫩叶,在初夏的太阳下浮绿泛金。对于柔弱的绿叶来说,初夏,既是生机旺盛的季节,也是最易遭受害虫侵蚀的季节。幸好,你平安地迎来了暑天,而今正同伙伴们织成浓密的青荫,遮蔽着枝头,任鸣蝉在你的浓荫下长啸。
  我预测着你的未来。等一场台风袭过,天气也随之凉爽起来。蝉声一断,代之而来的是树根深处秋虫的合唱,这唧唧虫声,确也能为静寂的秋夜增添不少雅趣。你的绿意,不知不觉黔然失色了,终于变成了一片黄叶,在冷雨里垂挂着。夜来,秋风敲窗,第二天早晨起来,树枝上已消失了你的踪影。等到新的幼芽绽放绿意的时候,你早已零落地下,埋在泥土之中了。
  这就是自然,不光是一片树叶,生活在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一个相同的归宿。一叶坠地,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这片片黄叶,换来了整个大树的盎然生机。这一片树叶的诞生和消亡,正标志着生命在四季里的不停转化。
  同样,一个人的死关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死,固然是人人所不欢迎的,但是,只要你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珍视他人的生命,那么,当你生命渐尽,行将回归大地的时候,你应当感到安宁。这就是我观察庭院里的一片树叶所得的启示。不,这是那片树叶向我娓娓讲述的关于生命的要谛。 

 

让香格里拉发现自己


  第一次接触香格里拉(Shangri-la)这个词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本简易英语课外读物中,“香格里拉”即世外桃源。但事实上,香格里拉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它就在中国滇西北一带。纳西话叫香格里;拉,只是词的后缀,中旬一带康巴藏民称它香巴拉。它开始被世人关注,是缘于一位俄国导演1937年拍的电影《被遗忘的王国》。影片中这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有高原雪山、蓝月亮峡谷、森林牧场牛羊,还有与自然和谐依存的民风。它激起了世人寻梦的热情,人们这才发现了一个名字: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
  洛克1884年出生于维也纳,1905年去美国求学。1922年他以植物学教授的身份到云南丽江采集植物标本。这一方水土立刻迷住了他,从此他把灵魂融入了这方水土,一住就是二十年,从事纳西族民风、民俗、文化、宗教研究。和以往一些西方探险家不同,洛克对他的考察对象不只是充满好奇,更没有白种人的偏见和野心,而是充满感情。他有过“与我的纳西族朋友共存亡”的诺言,并带着偏爱称纳西人是“纯朴的大自然之子”。
  洛克无疑是可敬的。但是香格里拉是一个客观自然的存在,洛克到来之前,纳西就有了自己的学者和文化人。换一个角度讲,正是香格里拉的一方水土,改变了一个西方学者的命运,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洛克,为什么不能说香格里拉发现了洛克呢?我看就像他评价他的纳西兄弟一样,称他是“大自然之子”更平等一些,更合适一些。由此,我们得到一种启示:香格里拉发现了洛克,也同时发现自己。
让香格里拉发现自己”,这是套用了一个现成句式。拉美的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写过一篇散文《让美洲发现自己》,他是有感于西方世界数百年的偏见而写的。在哥伦布的船队到达美洲之前,那片大陆就自然地存在着,后来者占有了“发现”的专利权。“从此以后,印第安人就一直被判为终身有罪”,遭到灭绝性的杀掠。所以他说“1492年,美洲被入侵,而不是被发现”。而美洲的希望则是在它“自己发现自己的时候”。同样,“让香格里拉发现自己”,也是把香格里拉当成主体,而不是被动面对世界的客体。因而,对于香格里拉来说,问题关键就在于,它是不是真是一个美好的真实的存在,这也许是“自己发现自己”的含意。
  人们通常把美好的地方都比做世外桃源,可见人类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抱有怀疑。人们说世外桃源,就是说世上没有,这说法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的批判。“世外”,可以理解成人类还没有实现的理想,若说哪里是世外桃源,就是说哪里已接近或实现了理想的蓝图,那它其实就是世上的桃源了。一旦回到世上,就是人类的势力范围了。那么世上桃源还可以叫做世外桃源吗?或者说世上可能有真正的世外桃源吗?
  如今的香格里拉是行进在通往理想境界的路上。什么时候,人们的精神世界能够做到和那里的自然风光一样美丽,“恢复人和大自然之间和谐一致的关系”了,什么时候可以说它真是,或接近香格里拉了。
  到那时香格里拉的词义应该发生变化,无论英语还是汉语,都可以把它译做世上桃源。 

 

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
凌仕江


  西藏的天,天天都是蓝的。
  天天,天蓝,白天黑夜地“蓝”着地球之巅的人们。
  我头顶的蓝天,一直处于静止状态,它当然是无声的,一只鸟便可以划破它的宁静。天,把心情蓝得很高,很畅,像天边的经幡,随着风的节奏而摇曳。
天天,天蓝,像一块蓝丝绒,把全部答案裹起来,让人们以各种姿势在天底下猜测它为何蓝得让人生疑。你常常会看到,有人满腹狐疑地盖上相机镜头,说:“我不相信天能蓝到这种地步。”也有人一下飞机,抬头就会问:“西藏的天干吗这么的蓝呀?
  我说:“当然是因了你的远道而来。你一定会爱上它,对吗?

 “但是你必须回答我,它干吗如此的蓝?

是呀,天之蓝总得有个答案吧。

  我习惯地将两手放入衣袋,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紧张地思虑,让腾起风暴的脑海去筛选一个最精确的解答,一时感觉满眼全是正确答案。稍顷,一切又恢复了静止。抬头望天,天还是那么蓝。丝毫没有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变化。面对无限的蓝,瞬间,想好的答案又全部消失了。
  多数时候,我们会刻意去找寻一个完美的答案,以便对自己和对方的疑问做个解释。可实在是困难。初来西藏的人时常会为诸如天为什么那么蓝等问题冥思苦想而导致大脑缺氧,反不能轻松享受天然风光的美丽。所以你不必过分去深究太多问题,在你抵达之前,西藏的天就这么蓝,在你离开之后,它还将依然蓝下去。我在西藏看了八年天,只求与蓝共度,以免亵渎了天天天蓝的纯洁和真诚。
  反过来,我倒想问你了:天蓝点儿有什么不好呢?天天天蓝,多么美好的生活呵,难道你还担心它这样蓝下去不是件好事?难道你真不知地球原本就是一个蓝色星球?我不否认天空的不同色彩会带给人不一样的情绪,特别是成都那座成天灰得一塌糊涂的城市,灰得十潮湿,潮湿把小伙们潮得一个个细皮嫩肉,看上去很“白”。严格地说,这就是自然的作用,它很容易左右一个人的审美视野,感觉习惯,心理情绪,思想态度,影响着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制约着人的生活状态。
  天天天蓝,与谁都无关;天天天蓝,与谁都有关。人在天下看天,天在天上看人,俯瞰着天底下悲欢离合的戏剧表演,包容着大千世界的纷纭变幻。
  我常常爬上大地的阶梯,看见闪电划过天边,雷声惊走天的睡眠,一丝忧蓝之情裸露心底,我想去看看天——
  天天,天还蓝吗?

  请不要问我。

  凌仕江,西藏军区某部三级士官,1993年入伍来到西藏边防,训练之余他潜心读书写作。为了更真切地体验雪域高原的艰辛和边防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他抓住一切机会深入边防一线。在他笔下,西藏的美丽风光和边防军人是不变的主题。入伍10年来,他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000余篇共100余万字。1 997年底,他出版了诗集《唱兵歌的鸟》。1999年,他的散文《徘徊青藏》被多家广播电台制作成散文朗诵诗播出,散文《昌都姑娘》被中央电视台制作成电视散文播出。
  凌仕江现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西藏作家协会会员。《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一文,集中表现了他对西藏的观察和思考,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探讨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发表后入选“2002年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并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21世纪散文精华(2002卷)》。 

 

流浪的二胡
陈荣力


  有一个精灵,漂泊如三春之水,清冷似冬夜之月;有一个精灵,惆怅如初夏细雨,幽怨似深秋桂子;有一个精灵,它注定了永远都在流浪——二胡,江南,流浪的二胡。
  蒙古包、轱轳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注定了是马头琴的摇篮;红高粱、信天游,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黄土高坡天生就是唢呐的世界,而杨柳岸、乌篷船,小桥流水绕人家的江南则永远是二胡生生不息的磁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情孕育着一方乐器的生长,只是我们不知那当初的当初,是江南选择了二胡,还是二胡选择了江南。这样的选择费思量,难端详。
  二胡之于江南,恰如杏花春雨之于江南一般地诗意和绵长。虽然高山流水,我们只见过俞伯牙的那具焦尾琴;浔阳江边,我们也只闻见白居易的那把琵琶。虽然众多的唐诗、宋词、元曲、明剧之中,我们很难听得二胡的那一声低泣,触到二胡的那一脉无奈,但是谁能说,倘无焦尾琴和琵琶,二胡就不会在江南寂寞地流浪呢?
  六朝金粉、王谢侯府的秦淮,有太多的声色犬马,那不是二胡弦线上开放的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塘,有太浓的绮丽繁华,那也不是二胡琴弓中跳动的律。纤道、乌篷、台门、廊棚、雨巷、石桥、茶肆、谷场这才注定了二胡流浪的行止。本不属于墨客骚人,显贵官宦,流浪的二胡注定只是在百姓黎民、俗子凡夫中开放的花,流淌的画;流浪的二胡天生就是贩夫走卒、商贾戏子开心时的道具,潦倒间的支撑。
  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二胡开始在江南流浪,我只知道当如水的月色浸淫深秋桂子,稠密的细雨婆娑河边的芭蕉的时候;当多情的晚风掸拂台门石桥,散漫的炊烟缭绕乡野谷场的时候,二胡的流浪便开始了。当流浪的二胡宿命地遇上了那个人,它的流浪被无端的浓缩聚集了,被无限地扩散放大了。那叫瞎子阿炳的人,像一个巫师,二胡遇上了他,从此便再也停不下流浪的步伐。
  《二泉映月》的音符如泉眼汩汩洇漫,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该是一种无奈;《病中吟》的曲调如泪水缓缓流出,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分明是一种悲凉;《良宵》的节拍如思念浓浓笼罩,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更是一种彻骨的沧桑。二胡流浪着一种悲苦和困顿、一种沧桑和无奈。不是二胡的流浪、音乐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灵魂的流浪,一方水土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时代的流浪,一个民族的流浪。
  流浪的二胡总要催生众多流浪的心灵,催放众多流浪的花,瞎子阿炳便是一个极致。然而在江南,在青石小弄台门深,乌瓦粉檐廊棚长遍地市肆的江南,在春草池塘蛙鼓稠,莺雏声里碧禾浓处处乡野的江南,类似因了二胡而流浪的心灵和生命又何止阿炳呢?在我的故乡,四岁失明,自幼父母双亡的孙文明,十二岁时便从故乡的曹娥江边出发漂泊江南,颠沛流离中,他的二胡声响彻了大半个江南。《流波曲》、《四方曲》、《人静心安》,使他由一个民间流浪艺人,走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讲授二胡的讲台。而流浪了一辈子的孙文明,最终还是积劳成疾地客死于异乡上海。从阿炳到孙文明,到江南市肆和乡野里众多生生灭灭的流浪的灵魂,都体现了一种忍耐和坚韧、一种奋进和抗争。我伤感地承认,在江南的丝竹中,二胡也许最具有悲剧性格。
  一方水土的精灵,一盈风情的血脉,器乐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魂魄。而流浪是生命另一种鲜活的姿态,这种鲜活的姿态永远都不能消解。
  
  [注]阿炳(1893——1950):原名华彦钧,民间音乐家,无锡人。 

 

夜雨诗意
余秋雨


  几年前我在庐山上旅行的时候,常常能在荒岭草径边看到房屋的废墟,断壁残垣显示出它们曾经是一座座精雅别墅的所在,而不是当地山民的居舍。不知是哪些富有的雅士诗兴突发,要在这儿离群索居,独享自然。然而,他们终于没有住久,我想多半是因为无法消受荒山夜雨时可怖的氛围。但毫无疑问,此间的诗意却是无与伦比的充沛。
  去年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闲谈间竟也提到了夜雨。教授说,他也深深迷恋着这种诗意,所以特意在城郊的山顶造了一间考究的白木房子,只要有夜雨袭来,他就立即驾车上山。
  他邀请我到他的白木房子里住几天,我至今未去,但完全能想象,他对夜雨的领受与我的感悟大为逆反。苦旅的狼狈不见了,荒寂的恐怖不见了,只是在紧张生活的空闲,读一首诗,亲抚一下自然,一切是那样的轻松和潇洒。
  在这里,我们显然遇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麻烦。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当现代交通工具和营造手段使夜雨完全失去了苦涩味,其间的诗意也就走向浮薄。我至今还无法适应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加上火车、汽车和高压电线,尽管我对这种文明本身毫无推拒之意。去一趟四川恨不得能买到当天的飞机票,但家里挂的却要一幅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蜀山行旅图”。在灯光灿烂的现代都市街道上驾车遇雨,实在是谈不上多少诗意的,只有一次在一个海滨,天色已晚,瓢泼大雨就像把我们的车摔进了大瀑布的中心,司机完全认不得路了,一路慌乱地在水帘和夜幕间转悠,事后倒觉得有了点诗意,原因也许正是碰到了自然所给予的艰难。
  在与自然周旋的漫漫长途中,有时自然的暴力会把人完全吞没,如地震,如海啸,如泥石流,人一时还很难从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在这种对峙中,有时人明确无误地战胜了自然,例如汽车、电灯、柏油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松快愉悦的美;有时人与自然较量得十分吃力,两相憋劲,势均力敌,那就会产生峻厉、庄严、扣人心弦的悲剧美。由于这种美衬托了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考验了人类终极性的生命力,因此显得格外动人心魄。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异,但这种终极性的体验却有永久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历史上一切真正懂艺术的人总会着迷于这种美学形态,而希腊悲剧乃至种种原始艺术总是成为人类不衰的审美热点。过于整饬、圆熟的审美格局反射了人对自然的战胜状态和凌驾状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方便感和舒坦感,却无法对应出一种生命考验。为此,欧洲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不赞成法国古典主义的大一统,不赞成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都处理成凡尔赛宫园林一般的规整。他们呼唤危崖、怒海、莽林,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生命状态。这便是他们心中的诗意,狄德罗甚至直捷地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难道是他们在抵拒现代吗?不,他们是启蒙者,分明启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代。现代,本不是一种文质彬彬的搭建,而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创造力的自然发展。
  因此,再现代的人也愿意一再地在“蜀山行旅图”中把延绵千年的生命力重温一遍,愿意一再地品味苦涩的夜雨,然后踩着泥泞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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