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巨人，文化侏儒，能算大国乎？

经济巨人，文化侏儒，能算大国乎？

河清

http://blog.artron.net/space.php?uid=62953&do=blog&id=302870

（这是一篇给世界知识出版社准备出的新书《大国游戏》写的书评，既有评述，也夹带了一点自己的“私货”……）

有幸先睹井底望天君的《大国游戏》，痛快，叫绝。井底君的许多见解，与鄙人所见略同，心有戚戚焉。

凡大学问大才识者，都很谦虚。学问贯东西，只称得“管锥”。才识通五洲，却说坐“井底”。事实上，国内有太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倒真是坐在井底，成日里都在怨骂中国自己历史文化的“愚昧”，自己国家的“落后”，艳羡人家的“文明”，把人家拿来忽悠人的几句口号，当成是“普世价值”……

《大国游戏》首先以一种恢弘的历史视野，尤其以一种“地缘政治”的敏锐感，分析了战后欧亚诸国的历史，做出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这种对地缘政治的特别关注，正是国内一心跟定美国指挥棒的主流“精英”所缺乏的。中国在联合国对制裁朝鲜投了赞成票，可谓这种缺乏地缘政治感觉的登峰造极。（幸好，有关方面终于察觉到了问题，最近一两个月做了紧急补救）。

《大国游戏》对未来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伊朗和俄罗斯在未来大国博弈中作用的描述，令我联想起两年前在巴黎买的一本书：《中央情报局的报告——2020年的世界将是怎么样？》，由法国国际关系史家阿德勒（A. Adler）编著*。这个报告也预言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报告对未来15年的世界前景有四个版本：1. 达沃斯共识的世界 2. 美国治下的和平 3. 新的哈里发统治 4. 恐怖的轮回。美国的智囊谋士们当然希望是前两个版本，而不希望是后两个版本。

世界究竟是否会朝着他们所愿望的方向发展，阿德勒提出了六点灾难性变数：1.美国现今经济模式短期内变得不可支撑 2. 全球化的变乱导致中国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势力的胜利 3. 中国的回头又导致其他犹豫的大国倒向一个反全球化的轴心 4. 欧亚轴心（中国，俄罗斯，伊朗）的强势崛起在西方引起深重混乱 5.极端伊斯兰势力在中东游刃有余 6. 基地炭火愈加复燃……第二第三点，可以让中国欢呼“全球化”的世界主义“精英”深思。而第四点，最是西方担忧的重中之重。地缘政治学的重要人物英国人H.J.麦金德曾提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欧亚轴心地带，是世界的“中原”。世界列强要称霸世界都要在这里“逐鹿”。这个“北京—莫斯科—德黑兰”形成轴心，是最令美国以至整个西方恐怖的。尤其，这三个轴心国家代表了三种与西方文化相异质的文化（亨廷顿）。正因为此，美国千方百计要硬赖在阿富汗，在三个轴心国之间扎入一个楔子，同时千方百计离间中俄、俄伊的关系。鉴于此，中国该怎么做呢？当然要加强“北京—莫斯科—德黑兰”轴心了！

《大国游戏》在这方面的论述，显示了极其难得的清醒。作者丰富的国际关系知识，令人大开眼界。 

不过，《大国游戏》中最让我看重的，还不是国际关系的分析，而是作者对中国重塑文化自尊自信的强调。这与我1990年以来一直倡扬“文化的民族主义”殊途同归。

大国大国，不是地理上、经济上、甚至军事上的大国，最根本的是文化上的大国。一个拥有强大文化自信因而拥有强大文化力量、所谓“文化软强力”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据说一位西方国家领导人（好像是撒切尔）曾轻蔑地说：“中国不是一个大国，因为它不输出价值观。”说得多好！今天的中国不是不输出价值观，而是没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只认人家的文化价值为“普世价值”，自己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价值被认作“落后”“愚昧”。一个没有自己文化价值观的国家，怎么配称大国？铁娘子一点都没有说错：今天的中国还不能算大国。

为什么中国会落到这个地步？那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精英”迷信西方文化价值，迷信美国“民主”。

井底先生说，当年英国在伊朗培养出一批“伊朗的英国人”，“一旦需要为英国利益而动作，他们就积极响应。”太传神了。今天的中国朝野，也充斥了“中国的美国人”（我曾撰文称他们为“一夜美国人”）。

这些人“把自己扮成假洋鬼子，张口托克维尔闭口光荣革命对美国和西方制度一知半解，对实际操作完全一头雾水，只是满足于读完几本民主入门教材，就成日高谈阔论。在既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实践又不了解中国传统深入民心的政治理想的情况下，盲目用西方政治理想来批评中国的政治实践”。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误区在于，现在某些理论派人士对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过高的期望，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这个‘好东西’， 一切疑难杂症都会在这副灵丹妙药之下痊愈。”井底先生提醒人们，这些人将把中国引向灾难。

井底先生清醒地将这些人膜拜的“美式民主”，称作是“这个世纪的新鸦片”，认为“民主、人权和自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精辟！

我曾指出，1949年中国人在国家主权意义上是站起来了独立了，但在文化上依然跪着，依然没有独立。因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信奉西方文化的三个核心概念“人权、自由、民主”，将其奉为“普世价值”。其逻辑结果就是井底先生描绘的景象：“一种事实上的无条件投降，而陷入西方国家的议题圈套……（与西方进行）人权对话，必然是自己把自己绑起来，让西方人打耳光。”

井底先生义正词严：应当“拒绝承认西方国家意图强迫中国接受的普世价值。”中国有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如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正义观：“重公平多于规矩，重人情多于道理，中国社会中存在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观：“中国的民意重点不在于如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民主最大的关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所以，应当明确区别“（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对于现今中国，最重要的是后者，也就是“吏治”：“把问政、听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提高政府管治水平”，做到民意民情畅达。至理名言，完全正确。

井底先生揭示，美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美国总统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是美国金融-石油-军火寡头们事先挑选内定的，就像那位在南方种花生的卡特先生被选定做美国总统一样。井底先生认为“美国的精髓是‘自由’”，与我在《民主的乌托邦》书中强调的完全一致：西方现代政制“只有‘自由’（法制），而没有真正的民主。”

井底先生呼吁：“中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自己用脑子想事情的时候了！”“中国的改革家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就是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让现代化不一定是‘非中国化’）。”“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的崛起，成为世界超强，还必须在文化上创新。”

更准确地，应当说是一种“文化苏醒”：中国自己的文化是有价值的，中国自己几千年形成的价值观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我曾提出“三个对等”：用中国文化的三个核心概念“仁—义—为民（民本）”，来对等西方文化的三个核心概念“人权—自由—民主”。人家的东西固然好，我们自家的东西也不错，自己用起来还更受用哦！

非常赞同井底先生对70后80后的信任，因为他们“没有三代前辈那种‘百年耻辱’的自卑情结”。我也曾在许多场合说过：那些30后、40后、50后、甚至60后都没救了，他们面对西方、面对美国的文化自卑感已病入膏肓！跟他们辩论是白费劲。井底先生曾在书中说：“伊朗和印度两国都用了二十余年时间才把亲英势力彻底清除。”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亲美势力彻底清除呢？

一个文化自卑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的。这也是井底先生的《大国游戏》除了广博精辟的国际关系论述之外，给读者的最大启示。

附：

大国游戏——看中国如何磕赢世界

（时政版《货币战争》每个中国人都能看懂的世界政治和经济）

作者： 井底望天　著

出 版 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9-1

I S B N ： 9787501236077

定价：￥32.00

编辑推荐

一本书偷窥世界，一本书看透中国；大国血酬游戏，中国逐鹿地球。这是一本被40多家出版社谢绝出版，最终由外交部原新闻发言人沈国放亲自审核，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好书。这里是一个成熟理性的中国公民提供的最不扯淡、最不愤青、最具建设性和参考性的时政观点，书中最具前瞻性的预言一一成为现实，堪称世界上参与该游戏的诸大国之间的预演剧本。看蓄力60年后的中国如何改变，如何玩转未来！

要想赢得世界的新思维——中国必须“磕赢”全世界！

看过《圣经》吗？这本书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圣经，因为它可以预言。

这是国内目前最敢说真话的书。

内文特色：

作者以身居国外的角度，站在美国这个“瞭望塔”上，说的话更真实、对国际局势和大国之间的博弈看得更透彻。

采用新闻图片与示意图相互搭配的方式，让读者更容易了解和把握国际大势。直接引用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中东之行的发言稿、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在“红色清真寺”事件中的电视讲话、尤尼科国际业务副总裁98年2月12日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的证词，更显真实和更具有震撼力，给你一个不曾知道的真实世界。

编辑观点：

作者首先是以博客的形式在网络上连载，没曾想到很短时间就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关注，在我看来，作者在讲述国内政策部分时明显要比国际政治部分写得好，其中不乏暗示过作者是有一些背景身份的圈内人士，以其经历应该是在政策研究界有一定发言资格的。

当国人习惯于旧游戏中的思维定势，聚焦于东南沿海弥漫的寒流之时，作者从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入笔，勾勒从中亚、中东、北非、欧俄的政经大景，提醒我们早做准备，重视我们的西北、西南、华中、中原、东北，走出不平衡的被动现状，打造本国主导的经济自主循环。

回顾本书的写作时间，与天下种种大事的发生日期，读者不难发现，《大国游戏》系列，仿佛真的变成了这世界上参与游戏的诸大国之间的预演剧本。这事很是玄乎，很玄！

新美国基金会（The New American Foundation），这个美国科技新贵手中的思想库，未来奥巴马政府的可能的重要指针策源地，将此作为口号：Big Idea for New America。中国呢？谁来提供“大主意”？谁来为路线的灵活应变提供来源？

很显然，这本书等待着的，一个是希望以民间智慧的力量，以抛砖的手法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见微知著的策略和新思维，另一个是希望引导中国年轻一代的思考。

内容简介

建国60年后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已不同往日，正在以个强大的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融入世界，而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趋重要。尤其在此次金融危机之中，世界看到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欧美等世界主要国家一起重构新的世界秩序。新中国的实力积累，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上的成就，大国、强国应该在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对整个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独立的、克制的社会心态，应成为中国未来的目标方向。

自2008年以来，国际环境出现了很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在机遇增加的同时，挑战的来源更加多元化。归纳起来，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国际安全中的热点问题多数有所缓解。第二，金融安全和各种非传统安全的问题突出。第三，若干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国内政局发生较大变化，牵动着国际政治的变化。第四，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外部挑战。

在上述日新月异的复杂国际环境下，蓄力60年后的中国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崛起？大国血酬游戏下，全新的中国即将出手！世界政经博弈中，今非昔比的我们如何该出招？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学者有哪些观察与思考？本书提供了部分答案，希望借此引起相关部门和普通百姓对中国当前所面对的国际局势的重视，并以抛砖引玉的方式提供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建议。

作者以其固有的独特视角，提供了关于世界形势、全球格局的发展趋势、大国关系以及中国的相应战略与对策的最新观察和思考，作者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视野，通过严谨的论证和理性的探讨，对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国际关系、地缘环境、政治改革、文化软实力、市场化困境等宏观和微观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以生动的笔触、简洁的文字、富有激情而中正理智的思维，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和应对之策，并由此展开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入思考。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基于“为中国策，为大国谋”的宏大思想，在此献上一个中国人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展望和祝愿。

 作者简介

井底望天，贵州人，成长于安徽合肥。自幼对政治、历史、经济有浓厚兴趣，曾参与同日本、韩国等国的科研交流活动。90年代初赴美国，先后在中东、东欧等地工作，后定居于旧金山，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四十余年，研究领域为大国关系、俄罗斯与中亚问题以及国际关系史等，与美国政界和经济界有着密切联系。

 目录

友人代序

友人评序

2008年1—10月大事记

第一篇·回顾

第二篇·中亚

第三篇·中东

第四篇·石油

第五篇·西北

第六篇·亚洲

第七篇·稳定

第八篇·方向

第九篇·崛起

附录

致谢

序言

2008年，是一个将被历史记住的年份。

不是故弄玄虚。

20世纪，英伦有学者，名曰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霍教授在浩瀚史海中蓦然回首，看到了四个年份。

它们分别是：

1789年，发表了《人权宣言》的法国大革命；

1848年，终被镇压的欧洲1848年革命；

1875年，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启动告别世界中心舞台的序幕。

他有幸亲眼目睹另一个重要时刻：1991年，苏联红旗落幕。于是穷尽其后半生，洋洋洒洒，写出四本史证力作流传后人，并以此学识，为不列颠女王封爵。

它们分别是：

《革命的年代 1789—1848》

《资本的年代 1848—1875》

《帝国的年代 1875—1914》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

1991年以后是什么年代？2008年以后是什么年代？

享有当代史学大师之称的霍老先生并没有给出答案，也许，作为历来长于回顾的历史学家，他也不愿意冒风险，为我们远眺蓝图。

奥巴马说：We need change!

美国需要，改变！

于是，在危机乌云中的2008年11月，他，一个有色人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最终当上了美国总统。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能力，像他引以为榜样的民主党先贤罗斯福一样，救美国于危情之中，我们更不知道他是否有能力，能够在最长八年的任期里还他的选民一个让他们怀念的肯尼迪的60年代。

需要改变？改变什么？为什么要改变？

在美利坚举国喊变的时刻，中国正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但是，对经济萧条的忧虑正四处蔓延，已经弥散在中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这个过去的“经济明星”的上空。

霍老先生停笔的年代，是1991年。大概从更早的1980年起至2007年，可以被称为“资本的年代20”，而其中从加速到繁荣再到狂欢的年岁，就是1991至2007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与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宛如两个齿轮，相互咬合。美国的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对应的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

第二个“资本的年代”，与一百多年前的第一个“资本的年代”（1848—1875）相比，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百年前的那个资本狂欢，很大程度上是各个国家内部的狂欢和社会分化，尽管英国的资产阶级日益成为资本输出者，但在那个年代，除了跨国的证券认购以外，产业的跨国转移，跨国的阶层分化，尚不明显；而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和发达的航运、信息技术的辅助下，这15年的资本狂欢却是一个跨越国界的盛宴，今天美国的浮华化，远远超出了富裕阶层的范围，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制造了大量的货币，而亚洲，或是发疯地追求这些“货币财富”——美元，或是不由自主地卷入这个跨越大洋的游戏里去。

当然，奢靡的生活，终究会有偿还的一天。尽管世界各国主流媒体在想方设法掩盖各种矛盾——2006年8月26日，正是“流动性（货币）过剩”充斥全球财经媒体的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在高喊：钱，太他妈的多了，不识趣的美国财经评论家彼得•希夫（Peter Schiff）警告：好日子快要结束了……各路专家神棍，包括第二个“资本的年代”的启动人——里根政府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拉弗（Arthur Laffer）哈哈大笑：彼得是个疯子，彻头彻尾的精神病。尽管彼得•希夫开出的药方让人不敢恭维，然而还是要钦佩他在危机面前的勇气。至于那个拉弗，当时还敢在电视上和希夫打赌，到了两年后的2008年仍然嘴硬，不肯服输，顾左右而言他，成为美国全国的笑话。

一年以后，金融连环爆炸炸响；两年以后，哀鸿遍野。

游戏崩盘了，资本的年代2.0，终结了。

1848年至1875年，“资本的年代”;

1991年至2007年，“资本的年代 20”。

1875年至1914年，“帝国的年代”；

2008年至 ???? 年，“??的年代 20”?

很多事物是呈螺旋状上升的。国际格局也一样——从经济到政治，再到军事。

在19世纪“资本的年代10”的30年里，世界的中心——欧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德国力量崛起的前奏。

在21世纪“资本的年代20”的15年里，世界的整体——全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前奏。

1830年，“德意志”只不过是个地理概念；1875年，德意志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1992年，中国只不过是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中和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并列的一员；2008年，从伦敦《经济学人》到纽约彭博财经频道，到处是对China的呼唤、议论、念叨、诅咒，或酸，或妒，或羡，或盼，或捧，或损。

不同的是，德国人是有意为之，中国人呢——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19世纪，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勾勒了亚欧大陆桥，他的思想上的学生们勾勒了以德国为中心，从土耳其到中东的经济体系的庞大构建计划，并且扩张到沙俄、波斯湾诸国。

中国人呢？似乎，尚未有可比肩者。

人类的生活，归根到底是经济生活，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

世界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生产与消费在五大洲之间的转移。

什么是世界的变化，很大的变化是产品的来源地的变化——无论这些产品，是华为、中兴、比亚迪把东洋、西洋打得落花流水的拳头产品，还是或蚂蚁型或山寨型工厂昼夜输出的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人的“低端”产品。这个变化，一层带一层，带动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潮流的变化，以及——军事焦点的变化。

这种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中国这个大象踩进世界这个澡盆，去参与、塑造，或被动接受，或主动促成的结果。

这个世界巨变所编织出来的经济网络，又直接作用于它的编制者——现在的中国，并在发生麻烦的时候，有可能在短期内带来负面冲击。

巨变后的世界体系，再次走到下一个巨变路口的时候，下一轮游戏怎么玩儿，将取决于中国的选择。

30年前，15年前，在美国的邀请下，中国参加了游戏，西方把它称为全球化、市场化；

在这个游戏中，中国成长了，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今天，游戏被客观的经济之力终结了，但是，游戏后，更多的话语权落在了中国手里；

是继续被动适应，乃至功败垂成，还是化被动为主动，参与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这是崛起的前奏，记住，仅仅只是个前奏。

高潮或者走调，还要看后头。

2008年的年初到年中，我们有大雪，有“火炬保卫战”，有大地震，有奥运会。

也许正是经历了磨难，才使国人更加团结，才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加增强。

奥运会有如巨大的磁场，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继续为民族复兴团结奋斗的决心。

一位身处海外的中国人，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政治经济笔记。

有感于70后、80后的中国年轻人护卫火炬的激情，按捺不住心中纠缠的那一丝丝忧虑与欣慰。他决定用高中生也能接受的通俗语言，来诠释国际政治与经济。

《大国游戏》第一卷的写作时间始于“火炬保卫战”和汶川大地震后的2008年5月23日，终结于奥运会前夕的8月5日；第二卷起始于奥运会揭幕的8月8日，终结于华尔街山崩地裂的10月4日；第三卷起始于美国朝野慌乱的10月5日，终结于金融危机开始发酵并蔓延世界的2009年1月17日。第四卷和第五卷目前尚在编写中（截至本序写作时）。

当国人习惯于旧游戏中的思维定式，聚焦于东南沿海弥漫的寒流之时，作者从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入笔，勾勒从中亚、中东、北非到欧、俄的政经大景，提醒我们早做准备，重视我们的西北、西南、华中、东北，走出发展不平衡的被动现状，打造本国主导的经济自主循环。

回顾日记的写作时间，与天下种种大事的发生日期，读者不难发现，《大国游戏》系列，仿佛真的变成了这世界上诸大国之间游戏的预演剧本。

玄乎？事实也。

美国华盛顿特区智囊团（The New American Foundation）这个美国科技新贵手中的思想库，奥巴马政府的重要策源地，将此作为口号：

Big Idea for A New America。

中国呢？谁来提供“大主意”？谁来为路线的灵活应变提供指导？

What Idea? What China?

是时候了！

大国，大国民，大主意，大思想，才能玩得起大游戏。

大国游戏。

逐鹿地球。

 媒体评论

专业书评

国庆与中秋节期间，朋友寄来《大国游戏》一书，说此书不错，并嘱托我为写一篇书评。我一直拖到节后，才有时间拜读，其间，已有另一位正在学习国际政治的年轻朋友向我推荐此书，说书中有很多国内并不常见的信息，很值得一读。我便抓紧时间看了一遍，觉得确实是一本不错的书。

——知名时政评论家 王小东

如果把一流高超的功夫看成是当今世界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经济水平，那么，在一流高超的功夫之外，当今中国更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一种中国自己的价值观，它不仅应该能使中国人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还应该能够成为全世界公平、自愿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在这个方面，《大国游戏》一书并未充分论述，有蜻蜓点水的嫌疑。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在一本书中完成所有我们希望完成的工作。总的来说，《大国游戏》一书还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知名时政评论家 刘仰

《大国游戏》中最让我看重的，还不是国际关系的分析，而是作者对中国重塑文化自尊自信的强调。这与我1990年以来一直倡扬“文化的民族主义”殊途同归。

大国大国，不是地理上、经济上、甚至军事上的大国，最根本的是文化上的大国。一个拥有强大文化自信因而拥有强大文化力量、所谓“文化软强力”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此书值得一读。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留法博士 河清

我相信中国读书人绝大多数都对自己的社会和国家怀有深切的感情，他们长期以来之所以在许多问题上站在洋人立场说话，表现出洋奴面孔，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不知底细。导致这种局面的，部分责任在于我们的教育资源过于狭窄，没有给这一代读书人打开世界视野。具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大国游戏》，正好可以承担给他们补课的任务。如果中国出版界每年都能出版一批《大国游戏》一类的好书，持续不断地给不成熟的中国读书人补课，这些人终将会像李鸿章和梁启超那样恍然大悟的。

——知名时政评论家 摩罗

与《中国不高兴》比起来，《大国游戏》更像是一本谋士之作。前者的畅销在于情感的鼓动，“持剑经商”“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等几个理念，还是一个意识层面的东西，呐喊的成分多于理性的分析，里面不乏各种政策建议，但因为情绪化和绝对化而不免令人生疑。相比之下，后者似乎理性平和得多，读起来会产生某种愉悦感。

——知名媒体人士 老愚

网友评论

叙述方式比较“主旋律”，不特偏向意识形态语言，亦不特偏向滥情。不要笑这个标准低，现在很多同类网文都有这两大通病。 　

——新浪网友：在云深处 　

以点带面，从2008年的几个重大事件切入，扩展至背景层面，最终使得这些切入点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全局图景。

——新浪网友：山河鸿图

在国际政治部分，作者和国内相关学界的“主流意见”保持一致，即美国独霸是冷战后各种麻烦的总根源，而国际政治的趋势是“多极化”，即世界将要从美国这个“单极”转向多个政治力量可以平起平坐的“多极”。作者判断，2008年是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从攻势转向守势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军事上的收缩，标志性事件是系列反恐战争的“事实失败”，5年来在伊拉克一直看不到底；经济上面临“经济自由主义”信念的动摇，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政治上是“普世价值观”输出，在东欧共产阵营瓦解后持续至今的政治动荡，使很大一部分曾经的“普世价值”的支持者产生怀疑甚至抛弃该价值体系。在第一卷部分贴到水木以后，也引起一些网友的异议，比如有人认为作者是在鼓吹“丛林法则”。要我说，国际政治本来就有很大的忽悠成分，而作者很可能并不是搞这行的，当然就更不能套出什么“独家密闻”，至于说忽悠得有没有道理，看什么？看现实，现实印证了，说明忽悠得有一定道理和水平。 　

——凤凰网友：中国崛起

书摘

一

2008年，对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一定是个代表着分水岭的年份。

这一年，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逐渐形成，全球的大国和准大国们都在这一年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重新洗牌，审视自己在尔虞我诈的国际丛林中合纵连横的策略，为自己辨清当前的这一刻，谁是盟友，谁是敌人。

也是在这一年，西方对世界持续了400年的统治地位开始衰落，世界重心完成了它从东至西的漂移，开始向东亚转移。自哥伦布时代起，从东亚，到西欧，到北美，再回到东亚的历史大循环，开始走向收笔。

这一年，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变的数个大国和国家集团都发生了重大变更，为未来的国际社会和全球体系埋下了又一轮明争暗斗的伏笔。

其实，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已经在前一年发生：2007年，世界第一经济强权美国已经不再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这一地位已经被古老而新兴的中国取代。以前只要美国打个喷嚏，全世界就要患重感冒的情形已成了明日黄花。凡是经济上变得相当依赖中国的国家，就不需要喝感冒茶。虽然流传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关于美国和世界各国经济脱钩（Decoupling）的预言，还有些言过其实，在美国转成肺炎的时候，全世界也还会被严重地传染。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兴起，有能力保持住一定的增长率（8%以上），国际的经济格局其实已经有了里程碑式的变革，只是，这一变革的主角——中国，似乎还尚未自觉。（中美经济脱钩论“Decoupling”）是在2007年危机刚刚从美国次贷业务爆发时流传的一种说法，意思是中国可以摆脱美国而独立进行经济增长。由于中国的股市在当时还处于最高位，所以这种说法风行一时。由于中国经济对于美国以及欧洲的需求依赖过大，这种提法还为时尚早，到2008年3月，风行一时的脱钩论变成了“重新挂钩论”（Recoupling）。但是当美国经济危机后迫使中国转型，此时，脱钩会真正开始。——作者补注

其实，相比于经济数字，2008年的新闻标题和全球发生的种种事件，更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分析家们兴趣盎然。

2008年8月，中国通过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了30年的经济成就。对于中国来说，给自身进行一个总结归纳，提炼经验和教训，及时调整整体的经济思路，为来临的世界经济暴风骤雨做好充足准备，打造出真正有内容的“北京共识”，这是当务之急。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来说，目睹了对中国30年来的飞速变化，如何与中国共同学习、修正、发展真正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并和中国合作，把中国的发展经验活学活用在他们本国的经济发展上，拒绝西方提出来却被事实证明是发展“毒药”的“华盛顿共识”，当成是他们观赏奥运会的第一感叹。而对于经济逐渐衰落的西方大国来说，看到中国的欣欣向荣和生机勃勃，却充满了嫉妒之心，以至于图谋利用奥运会作为人质，搞烂中国的名声和形象，以此来达到要挟和勒索中国的目的。西方人打的是普世价值——（美式）*自由*的旗号，出的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请帖，要的是中国用其日益增长的大国影响力，为西方的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服务。

早在2001年国际奥委会授予中国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西方就开始对这个事件进行计划。具体的例子，如美国重要政治经济类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07年11月/12月期发表文章《北京战场》（The Battle of Beijing），摘录了若干自2001年以来一些组织准备在2008年夏天北京奥运会上捣乱的筹备过程。中国似乎被逼上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向西方妥协让步，在许多国家的核心利益上让步，以保证奥运会顺利进行；要么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承受西方毫无道理的挖苦和攻击。

可以想象的是，世人将看到两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以自身巨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将会对今后近百年的世界发展带来深远和长久的影响。

二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上一次国际秩序的大洗牌。

那便是发生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强权英帝国和法帝国在与纳粹德国的苦战中势力衰落，但仍然想保住自己在全世界的殖民地，继续保持在全球的影响力，以图重新崛起。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美国经济独大，苏联军事强悍，世界强权两极化开始显现。世界仅有的几个大国中，德国和日本是战败国，当然没份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他的接任者杜鲁门，将当时的中国当成大国之一的外交政策，也被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袖斯大林强烈反对。二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提出“四警察”方案，即将美苏英中作为联合国四大警察维护战后世界秩序。此方案遭到了历来轻视中国的英国和把中国视为待控制对象的苏联的反对。在罗斯福等人的坚持下，中国入围，后来再拉上法国，奠定了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格局。但以当时的世界局势，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对付苏联的辅助性的平衡力量，是美国的主要政策考虑。

当然，美国的用意是以那个*来制衡苏联，同时由美国驻军压制日本，来维护美国在东亚的独霸地位。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瞬息即变的局势超出了美国的掌控。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在这二十多年里，被美国扶持起来。

图11左上和右图：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占领运河北部

地中海入口的萨义德港口的英、法、以色列联军

左下：英国率领的联军打着联合国旗号

借英法不支之机进入中东 图12左：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地图本书中的所有地图均为示意图，实际情况请参考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册》。——编者注

右：埃及人民簇拥着纳赛尔热烈欢庆七月革命胜利

而在中东，美国开始取代英国势力，成为该地区的唯一霸权。美国在1953年通过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伊朗政变，推翻了*独立的伊朗摩萨台政府，扶持美国傀儡的巴列维国王，从而取代了英国在二战前在伊朗的统治地位。加上对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控制，美国已经在战略重地——世界经济能源仓库中东形成三把钳子的姿势，控制住居于其中的*人。

苏联想伸一脚进来，就利用以巴冲突，通过当时的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提供可以和以色列先进武器抗衡的苏制武器。于是美国和西欧便以停止向埃及的阿斯旺大坝提供贷款为威胁，这刺激了埃及总统纳塞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用它的过路费收入来保证进口设备和建造大坝所需的外汇资金。

英法两国以此为借口，联络以色列，在1956年对埃及展开军事入侵，并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但是，当时英法两国还未从二战的废墟中恢复，经济上无力支持这场战争，于是两国向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这一要求立即受到美国的要挟，美国以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运河区和英法军队退出作为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经过痛苦的煎熬，英法不得不退兵，从此将中东的统治权完全交给了美国。

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和法国作为世界霸权的彻底终结。英国在1948年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让以色列独立之后，还控制着埃及。但是在1952年，埃及爆发七月革命，纳塞尔上台，推翻国王统制，建立共和国。本来美国支持英法在埃及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最后却变卦，转而在联合国安理会鼓吹停火协议，被常任理事国英法否决后，又通过联合国大会运作，最终逼迫英法退兵。在英国势力受此打击之后，伊拉克的一帮军官在纳塞尔的激励下，发动政变，推翻费萨尔国王，也成立了共和国。

英国的艾登政府因此而倒台。至此，英国人明白了：从今往后，谁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老板。此后英国外交政策一直唯美国马首是瞻，亦趋亦行，直到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而法国就此走上与美国分道扬镳之路。开始和德国（当时的西德）和好，为最终的欧盟成立建立基础。直到后来的越南（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独立了，他们才真正明白大势已去。

三

在这之后，美国就成了世界的主导力量。也许有人认为，一个大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必须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其实并不尽然。当时的美国在经济上确实是世界超强，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发了军火财，又没有在战争中受太大损失。除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和殖民地菲律宾经受了一点战火洗礼外，美国本土丝毫无损。虽然在战争中人员伤亡巨大，但比起其他国家，还算是比较少的。但是，当时美国在军事上其实并不占优势，在朝鲜战争中还被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了个下马威。在欧洲，美国军力比苏联要弱，需要通过核威慑来抗衡苏联强大的陆军。在外交上，如果扣除傀儡台湾当局和新收编的英国，其影响力和苏联基本是半斤八两。在文化上，美国就更要稍逊一筹。

通常来说，一个霸权的影响力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恐吓力。我军事实力强，你不听我的，就打你个鼻青脸肿；或者是我掌握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对你实施经济制裁，让你有了上顿没下顿；或者我朋友哥们儿遍天下，把握着世界喉舌，看你不老实，一起骂你个狗血喷头。

二是收买力。和我站一边，你有好处；如果还能帮我干一些事，就有更多的奖金。总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利益而行，每个国家都是如此。

三是亲和力。我的行为让你佩服，你心甘情愿地和我套近乎。当然，如果套完近乎后，又有利益可分，自然是锦上添花。有的人认为这种亲和力跟文化价值是一回事，其实是大错特错。现在西方的一些人，整日以为自己掌握着*自由的普世价值，就具有国际舆论的控制权和道德仲裁人的身份，就在世界上具有亲和力，这其实是一种意淫的想法。对一些小国家或曾被殖民和欺负的人民而言，如果一个大国对他们尊重，平起平坐，不会动辄教训他们，其实可能会更具亲和力。 美国的强大，主要在于其收买力。二战以后通过开放国内市场，使很多国家发了财，不仅包括北约圈子里的欧洲国家，还包括了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

四

当然，在战后的三四十年里，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两方面的强大挑战：

一是苏联的军事挑战，二是日本的经济挑战。

苏联的军事挑战主要是以冷战的方式进行，唯一的一次“热战”可能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其实在两强的对抗当中，持续的冷战和军备竞赛对经济实力较弱的苏联肯定不利，因为军力强大的苏联在战场上取胜比在经济竞赛上取胜的机会要大得多。当然，如果能够既让对方陷于战争泥坑，又无须自己直接出手而是在旁边四两拨千斤，那就更是上上之策。所以说美国入侵越南和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各自的大败笔。在新的武器系统装备下，即双方都具有完全毁灭对方的核武器而同时又没有保障自己不被毁灭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对峙下，两大国直接“热战”的机会比较小，因为凡是有矛盾，一般都可以通过调动、牺牲自己的马前卒——各附庸国的利益而达到平衡。

这一军事挑战最后以戈尔巴乔夫盲动的公开性（Glasnost）和新思维（Perestroika）带来的苏联解体而告结束。当然，冷战中的中苏分裂和中美友好都削弱了苏联的实力，但是只靠军事一条腿，而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苏联的胜算本来就不大。

苏联的麻烦始于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其实经过成本昂贵的军备竞赛，苏联和美国双方的经济资源都消耗很大。这之后的十年，苏联在阿富汗浪费军力和经济资源的同时，美国开始面临来自日本在经济上的强大挑战。美国的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都在日本的竞争下处于劣势。日本人挟高位的楼市和股市，凶猛地出口工业产品和变成巨无霸的各家银行，以一个超级暴发户的姿态在美国展开购买狂潮，将美国的标志性建筑和象征，如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加州的圆石海滩高尔夫球场，以及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一扫而空，刺激得美国民间掀起了强烈的反日浪潮。

图14苏联1988年发行的邮票，

左为公开性（Glasnost），右为新思维（Perestroika）

但是，日本对美国的挑战无法带去真正的威胁，因为日本在现实上还是美国的殖民地。一旦美国在苏联陷于阿富汗泥坑后松出一口气，就会立即逼迫日本在对其最为关键的外汇兑换率上做出让步。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西方各大央行对日元实行干预，让日本为美国经济衰退买单，使美国的赤字从占GDP 35％的水平降了下来。在短短两年之间，美元兑日元汇率下跌了一半以上。从表面上看，日本的经济实力按美元计，几乎接近美国。但由于货币增长过快，国际游资强进日本的股市和楼市，造成固定资产的泡沫化。到1990年，仅东京都一地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地价总和。最高价的银座，更是卖到150万美金每平方米（约合139美元每平方英尺）。不明就里的日本人民自尊心高涨，觉得自己可以和美国较较劲。于是就有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出书《日本可以说不》，对美国的权威进行挑战。

五

在《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两位趾高气扬的作者认为日本应该从商业到外交上都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寻求独立的国际地位。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而只是两位作者平时作演讲的讲稿集。

石原慎太郎的主要观点是，日本在高科技上，尤其是半导体方面要比美国先进，因此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日本要强硬点，不要老是卑躬屈膝。日本应该用高科技作为一个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不惜和政治敌国苏联做交易合作来迫使美国让步。他认为日本应该换掉不会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官，改让在商场上打得美国人落花流水的日本企业家参与并主导贸易谈判。他还主张日本结束与美国的安保条约而改由日本自卫队保护自己，这样可以少花钱（因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费用由日本政府出）多实效（因为他对美国军队的效率表示怀疑），并且结束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石原慎太郎还认为美国和基督教传教士实行文化帝国主义，每到一处，就毁灭当地文化，代之以西方文化。并认为美国人充满白人的优越感，自以为现在西方统治世界就不可一世，将来会为此付出代价。有趣的是，他用一种日本人的优越感来攻击美国人的优越感，认为日本工人的教育程度高，竞争力强，而美国工人水平低，产品质量差。甚至日本以前的殖民地如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也高速增长，而美国以前的殖民地如菲律宾则充满问题。

图15左：1962年《时代》周刊带有松下幸之助肖像的杂志封面

右：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的日本国内版封面

当然石原忘记了一点，台湾地区和韩国，乃至日本都是处于重视教育和提倡勤劳吃苦的中国儒家文化圈内，而菲律宾不是。只不过从他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黄种人和亚洲人对白人世界的欧美人一贯趾高气扬的一种反感。

而盛田昭夫就有些不同。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并在纽约住过，所以他对美国企业界的看法还是比较中肯。比如说，他觉得：

——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商界太热衷于合并和并购这类金钱游戏，而不重视真正的产品创新和制造能力；

——美国企业太重视短期利润而牺牲长期的企业整体生存，比如将制造业移到海外；

——美国公司高层收入太高，对公司伤害大；

——日本公司员工的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亲密，所以总的生产效率要比美国高；

——美国公司在基础研究上比日本强，但是在产品的市场推广上比日本弱。

他还提出一些提高日本国际形象和地位的建议，也许对于今天的中国都具有参考意义：

——美国的反日情绪与日本企业在海外没有和本地人交往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有关；

——日本人需要更多地接受西方文化和语言，以便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不被误解；

——美国对日本的轻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不利；

——日本需要明白自己世界领袖的角色，做好支持世界经济应尽的责任；

——日本必须帮助亚洲发展，从而确立起日本在亚洲地区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日本需要提供更多的海外援助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

六

这两位日本精英其实代表了日本两种不同的民间情绪。一种是对日本自身国际和地区角色的反思，希望回归本身的东方文化，并不惜为此与美国发生对抗，从而达到国家人格独立的目的；另一种则是加强向西方靠拢融合，希望在以西方为主的体系中担当更大的领导角色。

笔者在1988年曾听到日本战略界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日本帮助美国的话，可以把美国的强权延长50年。如果日本帮助中国的话，可以使中国的崛起提前50年。而当时的笔者，认为中国崛起就是50年内的事。看来当时日本学界对美国和日本实力的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实力的估计过低。

当然，日本人以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口吻指点江山，论天下大势，是和当时的形势分不开的。那时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在世界上光芒四射，无比辉煌。只可惜，当时的日本精英们无法面对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每次日本人的风光都来得快，但持续力相当差。当年的大日本帝国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太阳经济帝国也是如此。不知道经历了经济帝国沉没的日本人，是不是长进了些。

最关键的是，石原们忘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日本就算是一个经济大国，也没有强大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实力。正如苏联的军事一条腿不能和美国二分天下一样，只有经济一条腿也是没有资格和美国叫板的。结果到了1989年年底，日本的楼市和股市泡沫爆破，从此日本走进经济萧条中，一直到今天，过了20年仍然没有从谷底中走出来。也许，本为右翼的石原慎太郎今天却仿佛开始亲中，可能是看到日本没有资格对美国说不，而只有中国才可以这样做的缘故吧。

就在日本威胁消除的同年，苏联黯然地从阿富汗撤军，并在短短两年后土崩瓦解。从1991年开始，美国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意气风发，一枝独秀，堪称世界唯一超强霸权。那时候，美国的军事实力打遍天下无敌手，将不老实的伊拉克变成了展示美国高科技武器实战表演的舞台，为美国军火商赢得滚滚商机。俄罗斯在美国不怀好意的哈佛休克专家的折腾下，几乎破产。中国的*在1992年艰难地南巡，为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竭尽全力，又转身交代中国的年轻一代领导人要学会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美国的经济也在日本的崩溃下，恢复生机，开始了由互联网商业化带动的创新浪潮。而美国鼓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风行，无坚不摧，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导致了多国的颜色革命。

而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于是，有几位中国年轻学者仿照日本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对中国*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过分热衷于西方价值的心态提出批评。当然，和日本学者不同的是，中国说不的资格并不是简单地由几个学者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用生命赢来的。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想说不，却没有这个实力。而中国有说不的能力，但没有做这个选择。

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如日本，军事实力不如俄罗斯，并不是和人叫板的时候。于是中国选择了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避免与美国对抗，尽一切可能广交朋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七

其实，那几位年轻学者的强烈反美情绪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部分人强烈崇美情绪的一种非理性的反弹。这种反弹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世界许多国家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些精英，或出身权贵，或有机会去美国大学深造，从而对美式生活和美国价值极其推崇，认为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可以当政，实践那套价值观。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觉和美国外交官、政府官员、企业大亨们打交道时充满屈辱，被傲慢和无礼地对待。然后，其中一些人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和以前的强权一样，都不是好东西！

不要以为在中国骂美国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话说当年亲美的蒋介石，娶了个完全美国化的宋美龄为妻，还被老婆彻底改造成了个基督徒，对美国的*自由充满仰慕之情，但在史迪威事件后，此人也大骂：娘希匹，美国也是个帝国主义。

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缺乏文化底蕴，很难不让自己变成骄横跋扈、趾高气扬的“暴发户”。虽然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5—1909年任美国总统，美国对内安抚，对外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领导人。有著名口号：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曾引用西非俗语“手持大棒，说话温和”来描绘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但大多数执行美国旨意的“小暴发户们”，通常就会把意思弄成“手执大棒，恶语相向”。

图161904年的一幅漫画，手持大棒的老罗斯福总统漫步在加勒比海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几乎全世界的反美情绪都源于对美国全球外交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对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本身的鄙视。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精英们本来带着一种谦虚的态度，努力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体系学习，渴望走出从前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但是冷战的结束，立即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增添了不明朗因素。

图171983年代表里根总统的拉姆斯菲尔德在巴格达游说

萨达姆，20年后两人兵戎相见

以1991年为分水岭，世界开始了美国一霸天下的短暂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来临，必须要有人成为美国勇武出场的祭旗。这个倒霉蛋就是伊拉克强人萨达姆?侯赛因。

本来二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是抓住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把夹在中间的富有的*人按住，保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绝对权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79年，伊朗革命成功，推翻了美国傀儡巴列维国王，并扣住美国外交官为人质（因为1953年伊朗的反革命政变就由美国大使馆策划，所以美国使馆人员当然是要赶快关押的外鬼），一举打破美国的原有战略布局。于是美国转而支持伊拉克，希望用伊拉克来削弱伊朗的势力。结果萨达姆以领土争端为由，挑起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对自己的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于是伊拉克转而想用武力收回1961年图18中东石油产区战后40年地缘政治演变图

在英国保护下独立的科威特以增厚自己的腰包。结果正好给即将踏上超霸舞台的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得美国一展雄风，忘掉了越战失败的梦魇。

其实萨达姆还是挺冤的，当年和伊朗在出海口争执不下（伊拉克自从让科威特独立后，出海口就是一个大问题），不料伊朗人捏住其软肋，以支持库尔德人独立为要挟，逼着伊拉克签订对自己不利的领土和水资源协议，后来被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最年轻（第一次任期1975—1977年）和最年老（第二次任期2001—2006年）的国防部长。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萨达姆来往密切。二十多年后支持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到巴格达怂恿一番，就欣然将两伊战争扩大化，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想收复科威特，而且据说事先还向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请示过，并得到了批准，没想到却被美国拿来当祭品了。

八

以当时美国的强大军力和广泛的同盟，可以想象战争的结局。

当然，美国军队在高科技的战争理念和武器装备下，其指挥系统、各兵种协作、投放能力、战地信息交换、导弹精度等，都令世界耳目一新，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其他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手心里捏把汗，认为和美国军事能力比，自己是不图19高科技美军在海湾战争中无坚不摧

得不甘拜下风，也就开始有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

美国在伊拉克的动武算是打出了军威，把越战失败之后的一股晦气，总算舒舒服服地吐了出来。这次战争美国一改西方传统的军事行动战术，由其战地最高指挥官施瓦兹卡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当年在越南战场学到的东方战术活学活用，采取了大范围纵深，从侧翼迂回的方法，几日内就把伊拉克军队横扫千军如卷席。施瓦兹卡夫将军在其自传《无心插柳成英雄》（It Doesn't Take a Hero）中，对自己当年出任南越军队顾问时从东方人军队（主要是对手——北越军队及其南方支队越共游击队）身上学到的东方军事艺术赞不绝口。

这次战争也标志着高科技战争的成形，为世界军事思维带来了革命性的变更。美国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强大的科技整合能力、信息利用能力，几乎就是好莱坞未来科幻大片的场景。而这一次战争，也向世界所有的国家发出了警告：不要以为你可以和美国叫板，挑战美国敲定的全球秩序的后果——伊拉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虽然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在日本的欢迎宴会上昏倒，被人们解读为帝国的老迈，但随后美国在克林顿的管理下经济重振，就证明了那种说法太过天真。

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出手，也改变了其战略行为模式。即从越战后通过军事威慑，由代理人出手的方式，改变为亲自上阵，大打出手。但是，军事打击伊拉克，再加上驻军沙特*，这都刺激了*极端分子，这些人开始了以美国为敌的恐怖活动，最终导致了“9?11”事件，乃至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坑不能自拔的结局，为美国独大时代的终结埋下伏笔。

就在美国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其在东亚的军事布局却受到重创。菲律宾国会拒绝同美国续约，在1992年11月24日把美军赶出了苏比克海军基地，这使得美国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完全中断。这一事件不仅为中国海军南下南沙群岛，监视马六甲海峡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印度海军在印度洋的扩张减轻了压力。

图110美军航母撤离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降美国国旗，升菲律宾国旗

图111美国在亚太的岛链布局及20世纪90年代后的发展

美国的第一岛链北起阿拉斯加，经阿留申群岛，到日本本土和韩国，再到冲绳，把俄罗斯的东面和中国北部海岸线堵得严严实实，其南段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过程中，美军撤出中国台湾而从中间被切断。当年在菲律宾的撤退，就使整个南段军事布局形同虚设。

美国对此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与新加坡签订协议，在樟宜海军基地新建一个深水港，为美国军舰提供停泊、补给和维修服务。另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不间断的联合军事演习和“9?11”后的反恐合作，采取非固定条约的形式，在菲律宾保持事实上的军事存在，并通过巴拉望岛和马来西亚婆罗洲岛的北部领土（沙巴和沙捞越）增加对南中国海的围堵。当然，这些行动都是2000年之后的事。

九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992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日本经济因为泡沫破裂难以自拔，亚洲实力格局变化的同时，苏联的解体令欧洲国家发现了机会，迫切渴望填补这一新的空间，于是在1992年2月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这是欧洲联盟成立的基础。同时，巴尔干半岛上南斯拉夫分裂，开始了历时数年的民族战争。

图112苏联崩溃后，欧共体在1992年正式签订《马约》。

1993年《马约》正式生效，当时被视为挑战美国的欧盟正式诞生

当时的中国正确地确立了国内的经济改革发展是最重要的国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中国无力也无心在世界事务上挑战美国的霸权，相反还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态度，于1992年3月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对美国来说，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投资机会都是巨大的诱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成长为大国的潜力，又令他们担心。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根据他们不同的商业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是“交往派”（Engagement）。这一政策派别主张美国通过与中国进行更多的交往，来确保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按照美国设计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政策的设想中，美国的企业界既可从中获利，而中国又会在美国的影响和压力下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像经济发达但政治、军事和外交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国。这一政策要求外国对中国的经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让外国资金在中国的金融等关键行业里控制相当的比重。但同时又意欲逐渐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甚至不惜暗中支持中国内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国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另一个阵营是“围堵派”（Containment）。这一派别主张对中国进行围堵，以确保中国的发展不会对美国的强权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战。这个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然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完全控制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的威慑，比如对中国分裂力量的支持，来迫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

这两个政策本身都包含各自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他们都只是考虑到双边关系中自己一方的的予取予求，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意愿，因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的“二十四字方针”指“冷静观察，守住阵地，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二十四个字。为基点，尽量低姿态，少露面，除了牵涉中国关键利益的事务，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为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种“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匪浅的时候，其他的意识形态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口头空话。而与此同时，当中国的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此时，中国在应对压力上进行策略上的调整，在*问题上提出“生存权”的观念，让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作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考虑因素。至于美国国防工业比较支持的“围堵派”政策，同样存在问题，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的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的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小心翼翼，埋头苦干，国力变得越来越强，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十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第二次世界*会议上推行其“*大于主权”的理念，试图以此彻底颠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原有的联合国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大国横行，但《联合国宪章》最起码能让大国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而一旦“*大于主权”这一“*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随心所欲地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对于大国如美国，小国家却没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推行“*大于主权”的政治企图遭到了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同年，为报复中国在*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破坏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当时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里，对此事件有详细描述。

1994年，原本扬言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同“*问题”脱钩，美国政府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策略逐渐失效。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基金会美国国家*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是美国官方背后支持的渗透机构，在最近二十年来取代了过去中央情报局在颠覆外国政府中的许多职能。策划了在南斯拉夫（2001）、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吉尔吉斯斯坦（2005）、乌兹别克斯坦（2005）、白俄罗斯（2006）、缅甸（2007）、巴基斯坦（2007）等多次成功或未成功的“颜色革命”。的拨款，并创立了不少美国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对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重点地区，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的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有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1995年，美国允许*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问题的不稳定因素。

1996年，美国以台湾地区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美双方在台湾海域的军事对抗，并引发了关于中美可能为台湾问题而战、并引发局部核战争的猜测。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加强。同年，由美国风险投机家索罗斯领头的西方金融资本家在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谋下，对金融政策失误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动了经济掠夺战。而中国以全国之力为后盾，在香港击退西方风险基金，并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经济，使其他受到重创的各国能够幸存，从此确定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军在南联盟“误炸”中国大使馆。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军队加快现代化进程，并让中国看明白了美国（至少在国防工业和军界）在战略上已经开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转变。

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后，突然变成了一波三折的局面。

随着小布什入主白宫，美国由那些在对外策略上激进的“新保守派”当权，形成了小布什上台初期对华强硬的态度。然而，随着本?拉登的战士们将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美国的首号敌人变成了中东的*激进组织，而中国则从美国的监敌雷达中暂时消失。

接着，美国以其一霸独大的超强实力对中东进行美国式*改造，遂陷入伊拉克战争。这使中国在其权力真空中站稳脚跟。等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几年以后再次回望中国时，已经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无可奈何，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希望能够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面出击，抵消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