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魂无处归——读史景迁《天安门》

作者：黄学军            《中国图书评论》 2007-05-18
1898年9月20日，得到友人密告的康有为逃到天津，上了一艘英国轮船经上海直赴香港。第二天下午，京城御林军包围了康有为和他的广州朋友经常聚会的南海会馆，发现康有为已经逃走，便逮捕了他的弟弟康广仁。27日，经过匆匆的审判之后，“戊戌六君子”被推上了刑场。在外面得知此事的康有为用“有折翼之痛”来表达他对弟弟之死的悲痛和愤恨。其实，康广仁并没有参预变法的核心事宜，他的死，完全因为他是康有为弟弟的缘故；近乎无辜，毫无价值。兄弟之间深厚的情谊，使康有为在余生中对弟弟的死一直耿耿于心，难以释怀。他想到父亲临死前的情景：病榻上的父亲把十岁的他叫到床前，指着尚在襁褓中的弟弟，要他以后一定要照顾好弟弟，善待弟弟。他痛悔自己有负父亲的嘱托，没有尽到做长兄的责任。多年后，他把自己的锥心之痛，化入了纪念这次事件的《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八首》；其中有一首：“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神伤处，最是青山骨未收。”黯然情伤，力透纸背。为不使母亲担心，“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的他没有把弟弟被杀的消息告知母亲，而是向母亲谎称弟弟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
这便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他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为我们讲述的一段关于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故事。都说史景迁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作为史学家的他，喜欢剑走偏锋，往往能用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在不经意间，把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生动而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熟悉那段历史的中国人，印象更深的可能还是谭嗣同临刑前的那首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志士的壮烈与豪情。因而，当史景迁给我们讲述康广仁之死以及康有为的揪心之痛时，在久久为之神伤后，前驱者在我们眼中更显得别样的鲜活与激越。
正是在这种让人略感压抑的氛围中，史景迁开始向我们讲述20世纪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故事。他讲鲁迅，讲瞿秋白和丁玲；讲沈从文，讲闻一多和老舍。他讲鲁迅的寂寞和闻一多的热情，讲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向往，讲徐志摩在西风美雨中高呼“叫醒了春”。改良与革命，这两条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线，在他笔下，化为了一张张表情丰富而神情迥异的面孔。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一直讲到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他仿佛不是在讲述历史，而只是在叙说故事，叙说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语言和行为。
他觉得，“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而把这些中国人身上的能力和勇气表现出来，正是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他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清除我们西方主流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当然，这本书能否如他所愿，改变西方人的那种形成已久的偏见，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对于早已把这段历史铭刻在心的中国人来说，这本书让我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熟悉和陌生。
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的天安门，寓“外安内和，长治久安”之意，是紫禁城的正门。明清以降，天安门一直是天朝大国皇权和自尊的象征。随着两千年封建帝制的结束，它又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见证。1912、1919、1926、1935、1949、1976，在天安门都发生了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而与此相联的，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不停抗争。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世浮沉去折射中国革命的进程，是一个难以实践同时又是为众多的历史叙述者所孜孜以求的梦。
史景迁一直在做这样的梦。1965年，他以《曹寅与康熙皇帝》一文获得耶鲁大学史学博士学位，从此便与中国结缘。40年来，他写了14本有关中国的书，如《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1974年）、《利玛窦》（1984年）、《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的中国历史》（1990年）、《中国纵横》（1992年）、《大汗之国：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1998年）、《毛泽东》（1999年）等，也包括这本《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他的书不仅在史学界反响甚大，也常常成为出版界的热门货。据说许多美国青年正是通过他才知道鲁迅、丁玲并了解中国现代史的。
史景迁是美国汉学界中大师级的人物，和孔飞力、魏斐德一道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三杰”。他的治学领域极为宽广，古今兼治，中西双擅；以治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为经，以治西方汉学史为纬，纵横交错，东西兼顾，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上编织出深远的、富史诗般意境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尤为重要的是，他力图把古老、枯燥的汉学带入当代社会。他的著作，文采斐然，趣味十足，在西方社会的一般层面上极大地拓宽了汉学的视野和影响力，开掘了读者群。可以说，汉学这一学科在当代欧美受人注目并日益走俏，史景迁与有力焉。史景迁的叙述方式非常独特，相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更愿意关注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而他的“平民视角”和“人文情结”，也使得他在众多的历史学家中显得卓尔不群。读他的书，首先感到亲切，感到深入浅出言之成理，感到特别有启发性。据说他在耶鲁大学讲课，常常人满为患，听者如云。顾思齐称美国汉学三杰中，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著称，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取胜，应该说是颇为公允的。
或许在潜意识里，史景迁依然不能摆脱自孟德斯鸠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他始终认为自1600年中国进入近代史以后直至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不论那时，还是20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定的现代国家”（《追寻现代中国》）。在这里，“现代国家”的标准，依然是西方的。不过，他注意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本质上的不同，他希望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去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弄清楚这些不同。对以前的西方汉学，他显得有点不屑一顾。在《西方人看中国》中，他认为“从西方人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不管写下了多少关于中国的文字，但可以说西方人一直都搞不懂中国”。同时，对自己的汉学研究成果，他又表现得极为自负：“但不管怎样，毕竟我挖出了一些泥土”（《中国纵横·序》）。在史景迁的写作中，史料并非完美无瑕，坚实可靠，而在史料之上的丰富的想像力，才是他作品腾飞的翅膀。飞扬的文笔和有趣的故事，在严肃的史学家眼里可能不足一哂，但对于普通的历史爱好者而言，却显得那样弥足珍贵。即使在那些对自身历史并不陌生的中国读者眼中，史景迁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叙述者。在中国，史景迁的作品也有良好的市场。六七年间，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有了不错的中文译本，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当然，作为外国人，史景迁在描述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时，难免如雾里看花，隔岸观火，往往给人“隔靴搔痒”之感，似乎既没能做到旁观者清，更没有真正深入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深层。在这本书里，有几个重要问题他没有讲到，或忽略掉了，这里不能不提及。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演变轨迹，史景迁没有看到，也没有在书中有所表述。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四民社会”的中心逐渐走向“断裂社会”的边缘（许纪霖语），特定时空里从革命的引导者变成革命的对象，对这一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现象，史景迁似乎有点漫不经心，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其次，对中国知识分子构成的复杂性，史景迁的理解和思想准备都显得不足。他不仅没有分清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界限，也没有弄清楚康有为和鲁迅对于现代中国的不同含义；更不用说，在自由知识分子中间，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以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细微差别了。读毕此书，首先觉得惊讶和遗憾的可能是，史景迁没有写到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和胡适的路指向两种选择、两种心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钱理群语）。研究中国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论及鲁迅与胡适的关系，不论及他们在启蒙与救亡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就根本无法面对和讨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最基本问题。
或许史景迁觉得胡适身上值得讲述的故事不多，正襟危坐且有“圣人”之誉的他可能本来就缺少可以演绎的生活轶闻。但无论如何，史景迁的这一习惯性“偏见”，大大损害了《天安门》一书的历史价值。我想，这也是该书在中国知识界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再次，史景迁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或者说，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描述过于理想和浪漫了。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一些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在一个危险的、四分五裂的社会中表现出勇气和能力的人；他更愿意以溢美之辞，去褒扬他们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禀性中的弱点和与生俱来的精神缺陷，史景迁谈得不多，也知之甚少。任不寐先生在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时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哲学理性的缺乏、宗教意识的无知和法律精神的淡薄。这固然有些偏激和刻薄，倒也不乏道理，只是过于笼统，大而化之，给人言不及义的感觉。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缺乏的，是独立的人格、自省的精神和平等的意识。
进入20世纪后，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和精神土壤。随着独立的士大夫阶层的解体，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有了一定的依附性。毛泽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的关系，实在击中了中国知识分子性格中的这一致命伤。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宿，努力使自己成为某一社会阶层的代言人，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和怪圈。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不断忏悔并自我菲薄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并非完全慑于外界的压力，也非完全源于个人性格的懦弱。它既源于对自身无所归依的处境的恐惧与不安，也源于摆脱这种恐惧的强烈渴求。这也就是许纪霖先生所说的“自觉但不自愿”。请不要轻易嘲笑过去的人格分裂、不断作践自己的读书人，也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今天的我们比他们更有勇气。放眼看看今天这个言论和行为都相对宽容的社会中一些精英知识分子的某些行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大言不惭地质问过去的人们“你为什么不忏悔”？
《天安门》中史景迁讲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止步于上世纪80年代，希望他能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变迁作出准确评价，未免求之太苛。不过，史景迁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性格弱点缺乏足够的认知，却是毋容置疑的。比如，他写到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交往，写到他们之间的合与分，情与怨，命运的起与伏，穷与达。他成功地把握了丁玲与沈从文在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路途中不同的心路历程，但对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的剖析却不太令人满意。这样的不足，在书中并不少见。尤其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的是，本书虽以“天安门”来命名，以天安门来象征中国革命的用意也非常明显，但书中对天安门与中国革命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却没有更多的叙述与说明，而这恰恰大有文章可做，能大大提升作品的历史和文化品位。难怪陈平原先生在读了此书后觉得不太过瘾，认为作者没有在“天安门”上下足功夫是一大遗憾。这也算是《天安门》的一大瑕疵吧！
上世纪80年代初，钱锺书先生访问耶鲁时，曾称史景迁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虽是戏谑之言，钱先生话语中的褒贬，还是灿然可见的。在美国汉学界，史景迁的这种“野路子”风格，也颇受诟诘。即使在史料的掌握上，《天安门》也存在相当多的最基本的史实错误。例如，他弄错了康有为的死期（202页），称鲁迅在1918—1923年创作的是长篇小说（182页），把伯夷叔齐隐居山林的原因归结为不愿接受“暴君”的统治（131页）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我们在阅读史景迁的这些史学著作时，对史景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误解，倒不妨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在这里，乐黛云先生的观点值得关注。她认为，两种文化相处时很容易有“误解”，“误解”不一定符合被看的一方的本来面目，但能开拓人的思想。她特别强调：“史景迁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有了这样的心态，《天安门》中的种种在我们看来的缺陷，也都无足轻重，无损于作品的整体价值了。
尤为难得的是，在《天安门》中，史景迁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最精华最值得珍视的品质，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与执着追求。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有“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信条，有“经国济世，与时俱进”的抱负，更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进入20世纪后，在时代和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在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先贤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精髓，在把中国从一个保守落后的封建帝国导向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挺身而为中国的脊梁。这是最让我们欣慰和自豪的。史景迁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并把它作为本书的主旋律予以褒扬，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称得上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异国知音！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史景迁眼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无一例外地对社会和国家充满了强烈的责任感；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史景迁看来，从康有为到鲁迅再到丁玲，中国知识分子都在重复同一种生活，同一个故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史景迁笔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与“启蒙”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困惑与矛盾。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命题，曾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并深入人心。但现在看来，这个命题是有些问题的。至少，作为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例如自由主义等都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都是西方启蒙主义的产物，两者并无必然的对立与矛盾。中国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何尝不是中国人摆脱蒙昧、走向现代的一部分？史景迁对这一命题悄然跳过，仔细想想，对我们还是有相当的启发的。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指出，知识分子在现代生活中，往往更像漂泊者和局外人，他们的身份更接近异乡人和边缘人，但在他们身上，却蕴藏着几乎共同的精神特征，那就是“反对的精神”。这与当年陈寅恪所倡导的“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如果说在理智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或许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某些独立性，以便追随某个阶层或某种主张，“听将令”，去实现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的理想，那么在灵魂深处，他们的那种失落和孤独是永远不会淡化或消失的。他们永远都在追求一个远大而美好的目标，但在追求的过程中，他们会痛苦地发现，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经常未如人意。
游魂无处归！这是俞可平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界定，也许是现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