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草木虫鱼”文字 湖泊 　　　　　　　　　＊＊＊＊＊＊＊＊＊＊＊＊＊＊＊＊＊＊　　也许，如果周作人没有“附逆”投敌，下一个令人争议之处就是他的所谓 “草木虫鱼”文字了－－对此，反对者谓之消极，

周作人的“草木虫鱼”文字 湖泊 　　　　　　　　　＊＊＊＊＊＊＊＊＊＊＊＊＊＊＊＊＊＊　　也许，如果周作人没有“附逆”投敌，下一个令人争议之处就是他的所谓 “草木虫鱼”文字了－－对此，反对者谓之消极，赞赏者谓之深刻。其实，如果考察一下他产生此动机的历史环境，就会发现：这一选择其实是再自然不过了。　　　　　　　　　＊＊＊＊＊＊＊＊＊＊＊＊＊＊＊＊＊＊ 　　所谓“名士气”，不外乎“放达”与“隐逸”两类，这与周作人关于“叛徒” 与“隐士”的说法有些类似。“五四”退潮后剧烈的社会动荡，使“浮躁凌厉” 的“叛徒”周作人在中国这片纷乱的沙滩上痛苦地搁浅了一段时间后，做出了隐入草木虫鱼的选择。 　　1930年，他写了一组总题为《草木虫鱼》的文章，文章的《小引》中说： “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在1932年出的第一本小品文集《看云集》中，他进一步谈道：“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即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简直说世间无不可言，也很可以罢，只怕此事亦大难，还须得试试来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们此刻还觉得省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 　　这里不能不提到周氏三兄弟与草木虫鱼的渊源：鲁迅少年时喜欢读《花镜》，直到晚年，还依然收集购买《南方草木状》、《释草小记》、《昆虫记》等书籍。周建人虽然在作品甚至人品上无法与乃兄比肩，但他在生物学科普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另外，三兄弟都在日本生活过，那里独特的民俗与文化与自然十分贴近，这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周作人还写道：“我很惭愧老是那么热心，积极，又是在已经略略知道之后，难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迹”么？实实是大错而特错也。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苦茶随笔·后记》 1935.6.1）他的理由是：虽然草木虫鱼“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看云集·草木虫鱼小引》） 　　然而，事情果如所料吗？在钱理群的《周作人评传》里有一个“写猫”的故事泄露了天机。1932年11月15日周作人在给俞平伯信中，首次透露：“此外还想写一篇关于猫的小文，搁在心上已久，尚未能下笔，实因还未想熟（有如煮熟也）”。半个月后（1932.12.1）在致俞平伯信中，又报告“难产”消息：“虽胸中尚有一‘猫’，盖非至1933年未必下笔矣”。 　　到了1933年2月25日，还是写给俞平伯的信中，周作人仍然报告：“一年前所说的猫亦尚任其在尾上乱叫，不克提到纸上来也”，原因是虽“颇有志于写小文，乃有暇而无闲，终不能就”，“世事愈恶，愈写不进文中去（或反面走往闲适一路），于今颇觉得旧诗人作中少见乱离之迹亦是难也”。对这只“难产的猫”，他的解释是：“欧洲的巫术案，中国的文字狱思想狱，都是我所怕却也就常还想（既然想了自然又怕）的东西，往往互相牵引连带着，这几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压迫之一”（《秉烛谈·赋得猫》） 　　“草木虫鱼”之文，据说可能在两种时代出现：一是天下升平，真正盛世，人们不愁生计，有闲情逸致来摆弄。二是政治高压，精神钳制，人文精神已捉襟见肘，便只好谈谈草木虫鱼甚至天气了。但也有异于二者的时候，例如“文革” 十年，“草木虫鱼”之书也归入危途，烧毁殆尽。 　　其实，在“文革”之前的57年“鸣放”和58年“大跃进”期间，周作人都有相应配合政治形势的文章发表，比如195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的《谈毒草》和58年《新民晚报》上的《谈除四害》（《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联想到他曾是“五四”时期令人敬佩的启蒙者，后来成为令人痛心的附逆者这一历史轨迹，这样两篇文章更让人感觉一言难尽。建国以后周作人所写草木虫鱼文字为数仍然不少，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周作人这样评价自己的此类文字：“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苏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中认为：周氏有《镡百姿》、《法布尔昆虫记》、《草木虫鱼》、《金鱼》、《虱子》、《两株树》、《苋菜梗》、《水里的东西》、《案山子》、《关于蝙蝠》等文字，即其好事家态度之表现。这是因为周作人 认为“好事家”“仙人掌似的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的路，即使近于现在为世诟病的隐逸。” 　　　今人对他有两种相反的评价，一是称：周作人文字零碎、琐屑，貌似花鸟虫鱼无所不谈，实际所谈局限很大，例如现实社会、政治生态、民生疾苦等等重要课题，在他笔下鲜有明确涉及或关切，哲学思考并不深刻。二是：1928年到1937 年，周作人文章的题材多取草木虫鱼之类，在平和冲淡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鲜明的艺术特色。分别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散文小品，便以迥乎不同的风貌，构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两大奇观。 　　周作人读书之多，世有定论。他的全部思想来源，取之于杂学，迥别于他人的地方也源于此。读他的介绍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的文章，这些博杂的文化背景，无不反映出其精神厚重、静穆的一面。他的平和的理性所发出的声音，对世人的启示应该是很大的。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