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能告诉我的是：后来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时，曾曾祖父的哪一块田地分到了邻村甲，哪一块划给了邻村乙，又有哪一块分给邻居某某家。而我家三口人，则分到了不知原来属于谁家的三亩地。

　　我爸爸至今还藏着一张土地承包证，上面写着承包年限50年。“50年啊！”我爸爸一边强调着，一边揸开五个手指。

　　“可现在政府要收回了，有什么办法，田本来也不是自家的。”我妈妈又一次在一旁提醒他。

　　我曾曾祖父的子孙们苦苦盼了大约10年，终于等来这样一次机会，可以将最宝贵的资产，作一次“变卖”，尽管“买家”只有一个

　　其实村里人早就对土地失去了亲近感。

　　当不久前各家的耕地被统一征收之后，拆迁的消息变得确凿时，好几个邻居叔伯都打电话来北京“报喜”，奔走相告。隔壁的邻居还给我爸爸发来一条短信：“在大都市生活很精彩吧？……我们终于不用再种田了！哈哈哈”

　　那几天爸妈也乐得咧开嘴笑：“这回总算要拆了！”

　　村里人盼拆迁已经盼了不下10年了。我大学还没毕业那会儿，爸爸听了消息后就回家眉飞色舞地说要拆了。每年过年回家，爸爸也都要告诉我，快了，快了，规划早就做好了，你看几里地外的某某村已经拆了，马上就轮到咱们村了。而到了今年，终于确凿了。

　　在我爸爸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对土地的记忆主要是我奶奶起早贪黑的劳作和他们弟兄三个挥之不去的饥饿阴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奶奶和生产队其他社员们首先要保证将耕种的粮食贡献给国家和城里人，然后才是填饱自己的肚子。

　　事实上，“队里”生活开始之前，我奶奶曾经进城在一个医生家当过一段时间的奶妈。不算长的一段时间干下来，我奶奶带回家一只沉甸甸的金戒指和一副金耳环，都是用攒下的工钱买的。这样的收益远远超过土里刨食。我记忆里，奶奶直到老了，有时还会津津乐道地提起：“我在城里帮人家(注：方言，意同做保姆)的辰光……”

　　但是有了“生产队”之后村里人就不得不待在土地上，哪怕勒紧裤腰带。大概直到包产到户了，他们才对土地恢复了一点热情，因为终于可以敞开肚子吃饱饭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选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外出谋生，或进入小作坊式的乡镇企业，或当个体户，或做小生意……

　　从我记事起，村里人就以走出土地为荣。因为长得漂亮能够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区也好的姑娘，出去当兵转业到了城镇的，考上了大学从此跳了“龙门”的……每个走出村子、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的人，恨不得背后都盯满了全村女人和男人们艳羡到红了眼的目光。

　　我拿到城里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傍晚，爸爸站在家里的阳台上，跟斜对过的一位邻居拖长了声调一问一答。我约略记得邻居问：“户口也是要迁出去的吧？”

　　“嗯，要迁的。”爸爸故意回答得很淡定，但我知道他心里的骄傲。

　　城里，那是村里人多少年的渴望。我妈妈听说拆迁的消息后，几乎要拍手欢呼，说：“啊呀，总算能住上公房了！”

　　“公房”，那是过去单位和国家分下来的房子，在村里人的眼中，就是体面、有保障的城市生活的图腾。虽然现在早没有了这种说法，并且城里人也要掏钱买房沦为房奴，但我妈妈还是坚贞地使用几十年来总是盘旋在村里人脑海和嘴边的这个字眼——公房。

　　谁家也不指着土地生活。人们越来越不在乎土地。以前精耕细作，插秧要一株株一排排对得笔直，近几年人们竟然尝试着将秧苗就那么往水田里抛，叫做“抛秧”。有些田地干脆转给外地来的种田大户了。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视作命根的土地，就这样变得轻贱了，像鸡肋。他们只有耕种的义务和权利，却无法享受更多的价值。他们都不能像祖辈那样，将田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更别提直接变卖给开发商，或自己盖上房子去售卖了。

　　他们几乎没有别的机会，只有等着“公家”来征收。听凭“公家”拿去卖个高价，从中抽走大头。

　　现在“公家”来了。当城镇化飞速蚕食着土地，当一幢幢高楼日渐向村庄逼近包围过来，我曾曾祖父的子孙们苦苦盼了大约10年，终于等来这样一次机会，可以将最宝贵的资产，作一次“变卖”，尽管“买家”只有一个。

　　无论如何，他们似乎已经比北边的邻村丙村幸运多了。听说丙村不在此次拆迁范围之内，但是那个村庄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大门，殷勤地拉那些前来丈量平方的工作人员进屋。据说在他们的要求下，“公家”顺带就将他们村也拆迁了，人们管这叫“带拆”。自然，他们的补偿最后比我们村少得多。

　　我们村里或许还没人注意到事情的逻辑其实很诡异——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土地，竟是年年在折旧的房屋

　　我们村里人的表现可要矜持得多，否则拿什么去谈价呢？

　　尽管拆迁办来丈量核实房屋之前，他们为了多挣些面积，一窝蜂地请来瓦工将三楼用水泥板隔出个阁楼来，以至搞得一时请瓦工都得排队，但多出那点面积并不值多少钱。

　　其实早在两年前又一次传闻要拆迁时，我们村里人就一股脑儿地将副房、天井甚至猪舍什么的都往上盖到三层。那股风潮如此火热，那些天夜里都能在村里看到建筑工人们在灯火通明中添砖加瓦。

　　而几里地外的丁村传出的故事更为传奇。为了能多得一套安置房，好多对夫妻竟然假离婚了。

　　我们村里或许还没人注意到事情的逻辑其实很诡异——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土地，竟是年年在折旧的房屋。他们无法为土地去议价，所谓“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这些年的城镇化浪潮中为各地的各级政府贡献了丰厚的“土地财政”，却只给予集体和个人极其低廉的补偿。耕地被征收，对于我爸妈而言，仅仅意味着一万多元的青苗费之类的补偿，以及只要活着便可每月领取的200多元的生活费。如此而已。

　　那么村里人可以费尽心思为之博弈的，只有房屋了。

　　从稍早一批拆迁的其他村民那里，我爸爸托人探听到，房屋各项补偿零零总总算下来，能折合到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于是他不知来来回回跟我算了多少遍的账：我家老房子总共500多平方米，能补60多万，刨去一套120平方米和一套80平方米的安置房，手头还能富余二三十万。每次算完，他就呵呵笑着说：“够我们老夫妻养老啦，不用再当你们的累赘啦。”

　　那阵子，老两口动不动就说：“等我们拆了迁……”

　　结果等到拆迁告示发下来，我爸妈有点傻眼了。按照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标准，我家只能补偿20多万；为了鼓励人们当月25日之前签字走人，告示上列了政府开出的奖励，哪家迁得早，得的奖励就多。即使算上最高等的奖励，也就是说最配合政府工作，马上签字搬走，也只不过再多得10多万。我妈妈叫道：“怎么付安置房的钱都不够啦，还要倒贴？！”

　　我爸爸也嚷了起来：这肯定是胡来，没按照政府的拆迁文件办。“回去谈得拢还好，把我逼急了的话就去告他们违规！”这个老党员气哼哼地说。可是当我从网上找来所谓的拆迁安置文件，细细看下来，发现按照这份几年前制定的文件，我家房子“价值”更少，也就10多万吧。

　　当我把账算完，我爸爸的脸色一下子惨然，半晌说不出话，只在那儿摇头叹气。

　　从那时起，爸妈开始不安了。我妈妈还是会说：“犟一犟总会多得些吧。”但明显没有底气了。

　　拆迁办的人打了几次电话来，劝说他们回去签字。我爸爸起先推说火车票不好买，或者坚持要在电话里谈个大概价钱再回去，还没几个回合，就接到了我堂叔夜里打来的求助电话。而在此之前，也听说邻村戊村有个拆迁户不肯签字，被打折了一条胳臂。

　　其实在我爸妈决定回家谈判时，就已经调低了心理预期，从原来的60多万，调成了40多万。“差不多就行了，”我妈自我安慰般地说，“哪里能弄得过政府呢？”

　　他们一点儿也不想当“钉子户”。“我们也不想太多，但也不能太少，在村里中不溜也就行了。”这就是老两口的底牌，只不过只能亮给自己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