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热血铸固新政权2

　　本章导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胜利发展，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如何接收和管理新收复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项新的重大任务。城市情况复杂，接管任务艰巨，为保证城市接管的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新收复的城市首先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是全党工作中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步骤，对顺利接管城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秩序的确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城市军事管制

　　新的考验
　　1949年，相继解放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这些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解放之初，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时的大破坏，使各大中城市疮痍满目，问题堆积如山。一座座城市虽然回到了人民手中，但国民党潜留了大批特务，反动的党团组织和
　　大批的散兵游勇、盗匪、流氓、银元贩子到处为非作歹。如：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工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入半瘫痪状态。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煤只能烧7天，国民党官兵留散在上海近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还有一批惯匪、流氓作乱，还有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计达60万人，上海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趁新解放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大肆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如：西安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11个师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市反扑。头5天内，发生了170多起抢劫事件。刚解放的广州市，两个月中，发生了831起抢劫案。重庆市刚解放的头1个月中发生各种案件228起。潜伏的特务、反动分子勾结惯匪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进行抢劫，组织暴乱；有的贴布告，自立番号，企图收编残兵败将；有的骚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有的破坏城市交通，抢劫解放军枪支、粮食物资；有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据统计，1950年新解放区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有的纵火、爆炸、投毒、割电线、打哨兵；有的伪装军管人员，打出各种旗号，接管财物，制造混乱。散兵游勇、流氓盗匪也往往流窜街头巷尾，趁机行凶作恶，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共物资，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奸商、金融投机分子，囤积物资，金融投机活动猖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对沿海城市的重要设施等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城市遭到破坏，人员伤亡。如：1949年1月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济南市时，炸死炸伤市民140多人。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飞机4批轰炸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民房被毁，500多居民被炸死。由于敌人破坏和捣乱，好些城市时常出现停水、停电、停工、停课、交通中断、供应困难、人心惶惶等混乱局面，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的安全。
　　解放的这些城市，在新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如何避免混乱，稳定城市秩序，平稳地完成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大难关。对于军队来说，如何接收城市还是一个新课题。一是过去对解放区周围的一些中小城市，往往是边打边接，边接边交，战斗任务结束，部队即撤出城外，现在是既打又管，有的还要长期参加警备和建设，缺乏经验；二是很多城市都是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一进城，当务之急就要先抓好几万、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农村；三是阶级状况复杂，还有一套庞杂的反动官僚机构，处理安置政策性很强；四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敌人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斗争的手段更为复杂；五是将会遇到过去很少遇到的外交外事问题，这就需要按政策处理好外国侨民和外交机构问题，等等。
　　军管制度的确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后，全国大中城市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如何收管好这些城市，如何搞好这一战略转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几乎是毫无经验而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对这一战略转变十分重视。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6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在过去收复的城市工作中，曾发生过违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为了把城市接管好，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必须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为此，可以组织军事管理委员会，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将保护新占领城市的全部责任，交由军事管理机关担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经验，当即转发各地遵照执行。从此，在各新解放城市，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制度。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指出：“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施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文件提出了城市实施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一、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二、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三、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五、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收缴他们的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各级负责人，登记后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六、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没收的官僚资本；七、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八、整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九、在工人职员中、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学生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人民解放军总部相继颁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军事管制条例》和《关于新解放城市军事管制时期的各项政策》等，对军管的性质、任务、方式、期限等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而使军事管制制度不断完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从此，军事管制制度以临时大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军事管制制度，产生于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状况的特点是：敌人的军事集团已被消灭，但残存的武装力量如特务、匪徒和持枪的散兵游勇还大批地存在，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人民的政权还没有系统地建立，尤其是革命的法庭、警察等专政工具还不健全。在这种非常的特殊时期，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就势在必然。所以，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管制的经验中指出：新解放的城市，成立军管会，执
　　行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
　　军管会的优越性有：第一，只有依靠人民解放军这种武装的集团，才能给敌人以巨大的威慑，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摧毁国民党政权，把城市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第二，军事管制又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它既担负着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又为发扬人民民主创造条件，成为大中城市解放初期，打碎反动统治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最好的组织形式。在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同时，对人民实行民主。军管会的许多干部同时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员。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双重任务的完成正是新解放城市走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需要。也只有解放军的军管会才能担负这种双重的使命。第三，军管会作为初级的过渡性的政权形式，还具有灵活性和试验性的特点。正如1948年11月《中央对新解放大中城市管制经验的通报》中指出的：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之下，一方面可成立委任式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置，均可以军管会的命令实行之。行之有效者，将来以法令手续肯定之；行之不便需修改或废弃者，可以军管会命令改变或取消之；行之取得经验而须改进者，或即以军管会命令加以补充，或留待将来在法令上改进。
　　不久，中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中，明确提出：对新收复的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根据工作需要，军管会下设若干机构。采取的组织形式和步骤是：解放一个城市就接管一个城市；中央直辖市和重要的大城市的军管会领导人由中央和军委直接任命；省会城市及腹心地区和交通干线上的重要城市，都由所在各省、专区的兵团、军负责接管；其他中、小城市，则由驻该地区的师、团进行接管；各省会、专区市均成立军管会，由所在的兵团、军的主要领导，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城市接管工作均由军管会负责组织实施。
　　由于军管会对新解放的城市担负着紧急接管任务，因此往往在解放城市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开始了该城市的军管会的组成人选和筹划工作。如北平市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的，1948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任命了叶剑英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天津市是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1948年12月中央和军委就任命了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在总结上海市军管会工作时说：我们在部署渡江解放宁沪时，即已着手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成立了各种专门委员会从事专门研究。由于军管任务之重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管会领导人的选任高度重视，军管会主任都是任命驻军的第一把手或重要军事领导人担任。如：南京市军管会，先是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尔后，粟裕任主任，唐亮任副主任；上海市军管会，陈毅任主任兼市长，粟裕任副主任；杭州军管会，谭友林任主任；西安市军管会，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北平市军管会，先是叶剑英任主任兼市长，尔后是聂荣臻任市长兼主任；太原市军管会，徐向前任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任副主任；天津市军管会，黄克诚任主任，黄敬任市长兼副主任（后黄敬任主任）；武汉市军管会，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张平化任第二副主任；南昌市军管会，陈正人任主任；长沙市军管会，萧劲光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任副主任，福州市军管会，韦国清任主任；广州市军管会，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任副主任；桂林市军管会，陈漫远任主任，何伟、钟伟任副主任；贵阳市军管会，苏振华任主任，曾固、赵健民任副主任；重庆市军管会，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任副主任；昆明市军管会，陈赓任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兰州市军管会，张宗逊兼任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任副主任；西宁市军管会，冼恒汉任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银川市军管会，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任副主任。
　　由于接收和管理城市，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一个新任务，所以执行接管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前普遍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根据陈云1948年11月在东北率领4000名干部接管几个大城市，特别是他担任沈阳市军管会主任，接管沈阳市的经验，军管会入城前，充分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搞好城市的接管工作，第一书记彭德怀和第二书记贺龙在1949年2月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即商量：由贺龙专门前往东北取经，学习东北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等经验。贺龙在就任西安市军管会主任之前，专程前往东北一趟。入城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
　　组织准备和思想政治动员。担任军管会的干部，挑选比较精明强干的干部，政治上、政
　　策上等诸方面均较全面。为使干部懂得城市接管的重大意义，各部队军管会组建后，都十分注重抓好担负城市接管干部的思想工作。如北平市，早在1948年冬，在人民解放军发起的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叶剑英即同彭真一起被召到西柏坡毛泽东简陋的办公室里，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他们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按照党中央的通知，从各地抽调的参加接管北平的干部，先到保定集中。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在市委第一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接管北平，意义十分重大。北平是一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也影响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我们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叶剑英对进城初期的主要任务作了简练的概括，这些任务是：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肃清反革命残余；动员力量，向城市输送煤、粮等生活必需品，力求保证对城市人民的供应；迅速恢复生产。他特别告诫大家：要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防止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影响，防止少数人腐化堕落。12月下旬，接管人员先后抵达北平城西南的房山县。叶剑英和彭真又利用解放军同傅作义谈判的这段时间，抓紧训练接管干部，组织大家学习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和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提高对全国形势与和平解放北平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军管时期的任务和政策纪律。叶剑英给接管干部作了几次形势报告，他说：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反动势力，特别是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武力解决，一是通过和平谈判，将国民党军队和平改编。消灭反革命军队是要消灭作为四大家族支柱的武装力量，而不是把他们个个杀掉。因此，用和平谈判、和平改编的方法，解决反动军队，一样可以达到消灭反动势力的目的，这与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完全一致的。
　　熟悉城市情况。中共中央在转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各城市的指示草案》中指出：在进入城市实行接管之前，应多方收集该城有关材料（事先应特别注意收集该城地图及电话簿），调查该城一切机关、工厂、仓库的具体情况及位置，并针对该城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接收组织和配备干部，以便入城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按系统整套接收。西北局早在西安解放的前3个月，就开始了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西安市的各种情况，研究政策，草拟接管的各种条令、条例等。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提前20多天集中在丹阳集训。各部队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中共地下组织调查的和城市居民提供的有关城市的各种材料，如历史沿革、工商业和金融情况、国民党党政军机构设置、教育文化机构、物资储存，以及民情风俗、文物古迹等材料，收集整理出来，印发给干部战士阅读、讨论。
　　政策集训。各部队为把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同每个城市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办集训班，研究和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比如，如何对待国民党政权机构及其成员，管理市场、货币等，一项一项研究，制定出具体政策和措施。通过这样的集训，使干部掌握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各项政策，也使少数干部克服了无政府无组织状态，加强了请示报告；克服了急躁情绪，避免了把农村阶级斗争的一套办法机械地搬到城市中来。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上海前夕，对凡能想到的涉及政策的各种问题，都作了周密的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对如何保护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人民政府挂什么牌子、如何颁布政府法令、怎样清除垃圾等问题，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就连进城后怎样使用抽水马桶、开关电灯、乘坐电梯等，都派专人上课。一次，仅仅为了讲解保管城市档案的目的和意义，陈毅就给接管干部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课。
　　纪律教育。部队良好的入城纪律，对于稳定人心、打开局面起着很好的作用。所以各部队在入城之前，普遍都制定了《入城守则》、《城市生活注意事项》等规定，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如华东局对接管江南城市的部队干部及接收人员提出必须坚决遵守10项入城守则：第一，一切机关、部队、公营企业人员、采购人员、民兵、民工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或配带军管会特许之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严厉处罚一切破坏秩序、损坏公物及盗窃国家财产的分子。第二，一切接收人员与入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华东军区所颁布的一切命令法规。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第三，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除易于爆炸和燃烧的物资，如炸药、弹药、汽油等，应迅速疏散出城并呈报军管会处理外，严禁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严禁擅拆车辆及零件。第四，除敌方武装散匪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应加俘虏，及重要特务间谍与破坏分子和重要战犯应加逮捕外，严禁乱打人乱抓人的现象。第五，任何部队有收集散在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之责，但无单独处理之权。必须开列清单呈报军管会转报华东军区统一处理。严禁各部队后勤供给人员离开本身职务投机取巧、乱抓物资或抢购物资。第六，一切入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住，服从公共房屋管理处的管理与分配，并教育一切人员爱护公物及使用室内一切新式设备与卫生设备的方法。禁止擅移器具设备及盗窃破坏国家财产。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第七，在战斗结束后除需要维持城市秩序一定数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在撤出前必须将任务移交清楚。一切驻在城内的部队，应制定适合城市生活习惯的制度和规则，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不许在市内无故鸣枪，如需军事演习或练习射击时，必须得到军管会的批准，并须到军管会所指定的郊外地点演习。第八，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所有部队人员及公务人员乘坐公共汽车，或进入公众游戏场所，必须照规买票。所有汽车及其他车辆入城，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通警察之指挥。第九，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第十，厉行奖罚制度，对遵守纪律、遵守城市政策有功者，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资的奖励，对违反纪律、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入城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大城市的接管必须做好适当准备，才能进城。如入上海市时，1949年4月30日，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党军队未作适当准备草率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中共中央还确定了“慎重、缓进”的方针。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1949年5月26日晚，上海市即将全部解放之时，华东局第一书记邓
　　小平率大批接管干部离丹阳向上海市开进，顺利进入上海市。
　　接管城市的方式
　　各部队根据收复城市的不同方式和城市的大小等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接收方法。其基本形式有三种：
　　第一种，对以战斗方式解放的城市，迅速成立军管会，并力求尽快完成以下任务：肃清一切残敌和散兵游勇，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没收官僚资本，收缴一切违禁品；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建立工会、学生会和青年、妇女组织，作为城市人民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第二种，凡是以北平或绥远方式和平解放的城市，可按我与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原则协议，协商具体办法，在适当时机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系统的接管，尔后再按政策要求建立政权。如：云南的昆明市1950年3月成立军管会时，经协商，吸收了三名起义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参加，他们是：曾恕怀（原昆明市市长）、安恩溥（原云南省民政厅厅长）、谢崇文（原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军管会十分重视团结起义人员。军管会主任陈赓要求接交人员都要“破除成见，不算老账，加强团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共产党员要“真正以民主的态度，和各界人士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部队严格遵守纪律，不能擅自进城或接收起义部队，特别要防止因对敌有仇恨情绪，而忽视统一战线和团结改造的政策。
　　第三种，因军事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逃跑放弃的中、小城市，在地方干部尚未跟上、政权一时难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及时支援前线，则采取解放军派出少数代表任专员，监督原政权人员令其为完成一定任务而暂时工作，或协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联合地方有影响的开明士绅，组成解放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先展开必要的工作，待后接管。如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在川东就采取这种方式，在有的专区解放军只派一个有独立工作能力、懂政策的人去担任，仍能照常工作。
　　卓著的成效
　　军管会是城市实现新旧政权顺利过渡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机构，在城市解放之初的一段时间里，直接担负起接收和管理城市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军队完成了对沈阳、济南、北京、上海、天津、太原、西安、武汉、福州、广州、南昌、长沙、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西宁、兰州等中央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接管的同时，还抽出了一部分部队到各省，加强对中、小城市的接收管理工作。由于各级军管会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紧张而有秩序地开展接管城市的工作。军管会所担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作用有：
　　第一，迅速镇压反革命活动，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城市刚接管时，国民党残余势力趁机进行猖狂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抢劫，有的收编建立反动武装，有的纵火投毒进行暗杀活动，有的伪装成军管人员接管财物，还有的行凶作恶，制造混乱。各地军管会入城之初，当即命令：摧毁一切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机构和反动党团、特务组织，收复并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从重从快打击反革命活动的坏分子。据此各地军管会迅速采取措施，认真履行对反动派的专政职能，肃清一切进行武装反抗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人员，镇压一切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管制少数反动骨干分子，逮捕战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收缴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违禁品等。
　　如：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名义发出布告，明确提出要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接着，陆续发布了关于“收缴一切非法武器”、“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以及“一切社会团体均须申请登记”等布告和通知。在发布这一系列布告和通告的同时，他和彭真领导警备部队和公安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和肃清暗藏的敌特，捕捉劫盗匪徒，处理散兵游勇。同时，开展号召反动党团人员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活动。到1949年秋仅半年时间，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6700余名，查处散兵游勇3.7万多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1.4万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上海市军管会在两个月里，扫除市区近郊地雷2.49万余个，拆除碉堡1.8万余座，收容散兵游勇2.2万余人（内军官2739人），逮捕特务、盗匪共427人，其中判处死刑者13人。天津市军管会在短期内就破获了重要特务组织40多个，逮捕首要特务分子306人。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慑面前，各城市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纷纷自首登记。军管会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了管制，并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汉奸、特务和国民党官僚，各地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被肃清，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军管会坚决贯彻这一指示，由军管会军法处和已建立的人民法院负责审理有关反革命案件。其中，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审理的1950年国庆炮击天安门检阅台阴谋案，影响最大。

　　第二，迅速接管政权和物资财产。入城以后，军管会的首要工作是迅速把领导权夺过来，彻底打碎旧的政权机构。保证从旧政权到新政权的顺利过渡，减少在通常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的大的破坏。各军管会对政权的接管高度重视，抓得非常紧。叶剑英直接组织并参加对北平旧政权机构的接管。在入城的一个多月时间，即把原旧政权下属的一些主要单位都顺利接收过来。其中，有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系统和伪中央系统在北平的党、特、军、政、警等机关；有四大家族掠夺华北人民的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各银行在平分行；有作为华北交通、联络枢纽的铁路、邮政、电讯全部系统。有石景山发电厂、炼钢厂、兵工厂等重要工业企业。被接管的职工及一些技术人员等，共9万多人。南京市军管会很快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机构的749个单位，地方机构的174个单位。上海市军管会在两个多月间，仅市政系统和财政系统即接管数百处单位、20余万人，在短期内稳定了这个中国最大工业中心的形势，为尔后的城市恢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及特务机关等反动组织，军管会或市政府出布告，宣布解散，没收其所有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活动。遵照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对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对国民党政权机关人员及军事后方机关人员除首要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法办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责成其负责保护各机关资材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
　　迅速接管军事设施。上海在两个月里，接收了原国民党陆军3万多人、营房38处、军事学校几所、两个政工队，接收了原国民党航空12个单位、2600多人、房屋3000多间，接收了原国民党海军18个单位、仓库14个、人员近400人。重庆市军管会刚成立不久，就接收了国民党海军江防司令部之军舰“民权”、“常德”、“永年”、“莫山”、“莫德”号5艘。北京市军管会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收回了美国、法国等国在北京的兵营地产，并征用了这些地面上的兵营和其他建筑物。
　　迅速开展物资接管，防止转移流失。接管各公营企业与公共机关：对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及其他各种公共企业，如工厂、矿山、铁路、邮电、轮船、银行、电灯、电话、自来水、商店、仓库等等，一律接管。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共企业。物资接管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军管会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军管会均下设物资接管委员会（或称接管部、经济处等），具体负责物资接管工作。首先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新中国成立前夕，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中了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和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没收官僚资本，对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具有战略意义。军管会入城之初，即将凡“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企业”，一律予以没收，归人民政府所有。北平市军管会所属的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收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的企业。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物资接管委员会主任戎子和的汇报，及时掌握接管进度，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上海市在两个月中，财经接管工作，计接收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共411个单位，重要资财计黄金2.46万两，白银36万元，金圆券21万亿元，台币2.4亿元，台糖3.5万吨，粮食47万石，汽车1.8万辆，汽油4887万加仑。在上述各机关服务的旧职员工共计15.3万余人。全国到1949年底，共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军管会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后，迅速将所接收的企业交有关部门管理和经营，有的还尽量使接收人员和以后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相一致，从而把企业的接收和生产的恢复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在接收阶段一方面应责成该企业各原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另一方面分别召集该企业各部工人会议，或工人代表会议宣传政策，发动工人群众配合。
　　第三，抓好市政工作，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机构。城市刚解放时，摆在军管会面前的是一个百业待举的局面。如何创业兴业，使全市各项工作逐步建立与开展起来？首先应大力抓好建立人民政权，给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首先建人民政府，再建立市以下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军管之初，市人民政府即宣告成立。市长由上级机关任命或军管会任命。市政府内部一般设秘书、行政、人事、外事侨务等处。下属公安、法院、财政、民政、工商、教育、卫生、公用、工务等局。在市人民政府下，一般设区人民政府和街公所两级。城市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的建立，是巩固革命成果的根本保证。

　　其次是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军管时期传达政策，联系人民群众最主要的手段。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中指出：“在城市解放后实现军管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帮助各人民革命团体迅速正式建立，使各界代表会议以各人民革命团体为基础，扩大其代表性。各界代表会的代表的任务是进行咨询和协商，因此，重视各界代表会议，发挥民主讨论和民主动员的力
　　量，来协助政府进行接管和建设工作，以便逐步地由军事管理的制度，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使人民民主政治更强有力地更健全地建立起来。代表会议既可以向群众传达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又可以反映群众意见，对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是军管会和市政府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多次发出重要指示并批转了华北局和北平市委关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1949年8月13日，毛泽东还亲自参加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讲话，祝贺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到1951年3月，全国已解放的28个省有23个已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一个正在召开；8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已有7个召开过。有的还代行了人大职权。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四，抓好警备工作，搞好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要使民心向党，安居乐业，必须整顿城市治安，建立革命新秩序。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各城市的警备部队加强城市警卫，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大量收容散兵游勇和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人员。并采取紧急戒严与武装追捕、秘密侦破和公开搜查等方法，严厉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这是一项相当艰巨复杂的任务。在解放初期，警备部队实际上要履行某种政权的职能，有警卫（包括机关、仓库和重要的企事业单位），有反特、剿匪和搜集遣送敌军的散兵游勇，有维护法令政策和交通秩序、纠察军容风纪、纠察缉私、打击黑市等等。上海警备部队在上海440多条街道，全长约820华里，设哨5000个，街道的交通卫兵每人监视区域在1000米以上，勤务时间每人每天有长达8小时者。在两个月内收容散兵游勇近3万人，资助疏散难民30余万人。并排除地雷2.4万个，拆除碉堡1.8万座。南京市军管会查获在南京的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非法隐匿国民党政府的财产笆斗山油池7座，令其全数呈交。重庆市警备部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先后于1950年1月18日和5月19日在全市两次实行戒严，协同地方公安机关收容散兵游勇，逮捕敌特。经过几次整顿，重庆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北平市在半年里处理流散军人3.7万余人，破获各种案件1.4万多件。西安市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西安市警备部队配合公安机关在20多天里就捕获了大批特务，破获了36起抢劫案。并对散兵游勇进行了分别处理，对10万失业人员进行了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处理。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同时，各地还加强同暗藏的敌人做斗争，摸清敌特活动规律，协同公安部门和依靠广大群众，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这是防止敌人破坏城市，搞好城市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
　　安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改革城市的共街政权及公安局派出所。入城之初，由于和平接管的方式，匪特与散兵游勇已事先有计划地潜伏，而工人阶级绝大部分尚无组织，庞大的旧警察机构和人员尚未来得及改造，伪保甲制度亦未摧毁。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联系群众，乃采取以少数老干部和大批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组织工作组，派到各保、各街进行工作，负责调查和了解情况，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反映市民要求，帮助兑换金圆券，发救济粮，肃清散兵游勇，清除垃圾，粉碎保甲制度，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粉碎了保甲制度后，建立新的公安派出所，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任务和建立人民民主革命的社会秩序的任务。
　　第五，接收和处理好反动党团和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这项工作直接牵动着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而且影响着社会安定、生产的恢复和人民生活，因此，军管会坚决贯彻中央规定的“清除少数的首要坏分子，改造多数的有用人员”的方式，尽可能地量才录用，使之成为国家建设人才，防止和克服了那种认为所有旧人员都要不得的“左”的倾向，和不问什么人，一味迁就照顾的“右”的倾向，实事求是地搞好审查，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就是开除或处理回乡的也发给路费，给以生活出路。旧有人员的政治状况，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是特别反动与特别进步的都不多，不大进步也不大反动的占多数，这些人是大部可以争取教育和改造的。采取的方式、原则：企业部门中的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任用；行政机关的职员，量才录用；凡有一技之长，而无显著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经过集中训练审查改造后，分别录用，慎重处理。对于暂时不能任用或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则采用的办法：1、特务分子，送交公安部门处理；2、可以改造教育的，办行政干部训练班集训，或送革命大学训练，或者介绍转业；3、对一般无工作能力的冗员，可资遣回原籍或裁汰。

　　上海市在两个月内，计接管统计、人事、秘书、会计、新闻、外事、总务、交际等10个处，共有旧人员职工计4.9万余人。除调查处、人事处旧职员大部逃跑或转入潜伏外，其余各局、处95%以上留在原职位照常工作，听候处理和录用。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240个单位，人员达2.56万余人。绝大部分人员留职工作。所以，西安市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交迅速恢复，全市社会秩序、生产建设迅速恢复发展。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直
　　接组织并参加对旧政权机构的接管。首先接管旧北平市政府机构。1949年2月3日，叶剑英和徐冰副市长召集旧北平市政府人员，宣布对市政府进行接管，并交代了中共的方针政策。2月4日下午3时半，在原国民党市政府会议厅举行隆重的接管仪式。此后，叶剑英又有步骤地领导接管了各区政权，并先后建立起了各区人民政府。北平市军管会共处理了原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3.9万余人，其中留用数占80%以上，开除数仅占2.2%。诸如警察、中小职员等一般人员，70%以上都留用。由于政策对头，使北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局面很快走上轨道。对一般反动党团、教会、道教会门的处理，因涉及较多的群众，所以采取了极其稳重和分别对待的政策，防止了草率简单的做法。
　　第六，对旧文化事业的接管和改造。文化方面的接管政策性很强，成功地接管和改造旧有文化事业，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中城市的过程中，就注意保护一切文化设施。对学校与文化教育机关（如大学、中学、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科学试验室、体育场所等等），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迅速派人到各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对原有学校（除国民党党校、军事学校外）一概采取维持原状逐渐改良的方针。例如开始在课程方面，除取消其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外，其余暂时照旧。又如在教职员方面，除去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外，其余应一概争取继续工作。
　　解放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时即迅速出报纸及开始播音，广泛宣传我党政策及政府法令、布告等。对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派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一律没收接管。对各个以私人名义经营而有确实反动政治背景的反共反人民的报纸、刊物、通讯社等，没收接管。对其反动政策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处理。对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民营报纸、刊物、通讯社依法登记，在民主政府指导下进行营业。对敌方政府军队及党部管理之电台，全部接收。上海市军管会命令驻上海的美国、英国的新闻处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北平、天津、武汉、南京等地军管会也分别命令各该地美国新闻处停止活动。上海市军管会还公布了《国际电讯检查暂行办法》，规定凡经上海市国际电台发出的电讯、口语广播稿本，均须经军管会电讯检查组的检查。
　　如上海文化接管工作：在两个月中计高等教育方面接管大专校院19个单位，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及职员、工人共2836人，学生共8109人。市政教育方面接管公立学校及教育机关共521个单位，教职员工共8884人，学生17.6万余人。新闻出版方面接管和实行军管的共47个单位，其中报馆、通讯社20个单位，书店、印刷厂等24个单位，广播台及器材厂3个单位。文艺方面共接管18个单位，其中电影9个单位，戏院4个，交响乐队1个，俱乐部1个，美术馆1个，剧校1个，演剧队1个，共计员工907人，技术人员165人。
　　北平市军管会入城之后，一般设文化接管委员会或文教部。以钱俊瑞为主任的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还下设教育、文艺、文物、新闻出版四部。根据党的政策，军管会对旧有文化机关区别不同对象，谨慎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叶剑英对文化接管工作很重视，他定期邀集北平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他们讲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诚恳地征求他们对建设新北平的建议。被邀集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有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叶企荪（清华大学校长）、张奚若、钱伟长等人。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北平市的知识界绝大多数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对接管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不仅完成了对清华、北大、戏剧学校、电影制片厂、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以及新闻出版等30多个重要文化部门的接管，其他文化单位的接管也顺利进行。对凡属于国民党各级反动政府的报纸、刊物及通讯社，一律予以没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新闻出版机构，一律取缔；对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之报纸刊物，则予以保护，并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对大、中、小学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则采取严格保护的政策。
　　各城市这类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很成功。董必武曾对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接管工作做过这样的评价：像伪总统府、伪国民大会堂以及中山陵、各学术研究机关、学校等都相当完整，无重大破坏，这是南京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执行政策正确的结果。各地军管会还开展了封闭妓院、禁烟禁毒的斗争，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了社会风气，使新中国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各军管会在接收后，即开展改造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造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群众的社会教育，特别是教师职工教育。加强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对于各部门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的教职人员加以教育改造，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服务。各城市军管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争取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普遍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同教授、专家、学者交朋友，勉励他们为人民效力，多为国家培养人才。重庆市军管会协助政府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对全市大、中、小
　　学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进的方针，首先复课，同时废除反动的训导制度和反动的政治课本。军管会和市政府利用寒假组织教师研究会，请各校教授、教员参加，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共同研究安排解放后第一个新学年的教学计划。通过一系列工作，学校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多数城市的报纸、广播电台，都在军管会成立三五天后即出版和广播。文化馆迅速以新的内容对市民开放，剧院、电影院、游艺场、体育场等，也很快组织新的演出和比赛。医院、幼儿园、福利院等数日后即展开正常工作。公园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游乐的场所。
　　第七，打击奸商投机活动，保护民族工商业。打击奸商投机活动，稳定市场物价。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融投机活动猖獗。各城市军管会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公布人民币比价和兑换办法，取缔各种证券交易所，打击银元贩子和各种金融投机分子。上海市解放不久，一批奸商大搞银元投机，囤积居奇，百物涨价，人心惶惶。上海市军管会决定由警备部队配合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搜查了奸商和投机分子活动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少数主犯一网打尽，封闭了证券大楼。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苏、浙江乃至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从第二天起，上海市的银元、大米、食油纷纷跌价，使市民安居乐业有了保障。在广州，警备部队、公安总队、工人纠察队一起出动，搜查大搞金融投机活动的地下钱庄和钱档，震慑了奸商。成都市的一些暗藏特务勾结奸商，哄抬粮价，制造混乱。军管会将征集到的粮食交由政府大量出售，很快稳定了粮价，安定了社会秩序。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保护民族工商业，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中国经济又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当时却存在着一些矛盾，既有企业内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又有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矛盾。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中共中央确立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各地军管会认真贯彻这一方针，注意纠正“左”、“右”两种倾向，尤其是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既注意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又积极解决私人工商业存在的问题，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贺龙在西安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他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做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发展起来。这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
　　各地军管会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如上海市军管会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程序》、《复业复工纠纷处理办法》两个草案。在上海市军管会和陈毅的倡导下，各私营企业都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市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各方面恢复生产的积极性。荣毅仁的申新纱厂资金困难，上海市人民银行给予低息贷款，帮助他度过难关。这对于推动上海市工商业恢复生产和营业，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市成立了劳动局，制定了处理劳资纠纷办法，明文规定劳动局有权调解、仲裁一切劳资纠纷；天津市军管会拟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等等。经过各地军管会和市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受到了限制。北平解放一年后，有30种经营生产工具和日用必需品贸易的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户数。天津私营工业在解放后很快全部复工，并且由原来的9837户增加到12311户，职工人数增加了18.92%。南京从解放到1949年9月，人民生活必需品行业增加了100余家。
　　各地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取消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实行了外汇管理，从而使我国的经济迅速摆脱了帝国主义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第八，迅速恢复生产，安定群众生活。城市刚解放时，许多工厂停工减产，学校停课，大批工人失业，学生失学，交通不畅，物资奇缺，群众生活困难。恢复生产是管好城市、稳定局面的关键。军管会在城市中开展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作、工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宣传工作、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和维护社会治安工作，都是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服务。各城市的军管会工作人员，以极大的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积极动员广大工人、人民团体和各阶层群众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恢复生产。

　　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当时上海的1.2万家工厂，有70%停止了生产。有的资本家将资金带到香港、美国。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有些人资金短缺，甚至发不出工资，劳资矛盾较大。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进驻147家工厂，调查和协助解决困难，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增强了军民团结，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重庆市的几十家大工厂，都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破坏。军管会接管后，在工人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下，根据人力、物力、财力情况，首先使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大厂逐步复工，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私营工厂从资金、原料等方面给予扶持。通过这些措施，大部分工厂逐渐恢复了生产。西安市军管会对不少私营企业，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如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锭，但由于资金问题，生产停顿，贺龙主持军管会讨论决定，资金由人民政府筹集，支持恢复生产。同时，对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但不管采用哪种办法，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
　　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沟通城乡联系，促进经济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各城市军管会和各地驻军抽调施工力量，努力恢复交通，保障了运输。广州是华南门户，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横跨珠江的广州海珠大铁桥炸毁。广州解放后，广州市军管会和广东军区，在财政困难、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决心修复这座铁桥。1950年4月，抽调铁道工程部队第三支队和铁路员工担负修复任务，经过6个半月的奋战，使大桥在当年11月8日正式通车。贵阳市军管会抽调工兵部队，带领铁路、公路员工，大力抢修铁路、公路桥梁，到1950年5月，修复公路桥73座、铁路桥13座。
　　安定人民生活是城市稳定的关键。衣食住行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方面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所以在摧毁国民党旧政权的同时，各地军管会十分注意恢复城市功能，关心衣食住行，安定人民生活。沈阳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工业城市。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军管会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紧紧抓住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大问题，即首先恢复电力供应；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旧有警察必须收缴其枪支，又必须用其徒手服务，协助维持秩序；利用报纸，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人工资问题；迅速处理俘虏与疏散弹药，对散俘首先是收容好，有饭吃，有房住，次一步是分散处理。这些方法与措施，使接管工作进行得快而完整，也使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做到“比较稳定而无多大波动”。中央适时转发了这一经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干部，一开始就抓紧了安定全市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军管会和市政府在进城前，叶剑英和彭真就指示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华北其他地区调运和储备了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进城后，采取各种方式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保证他们的生活需要，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金融货币政策。市政府按照中央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北平市本位币，以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冀钞）和东北银行发行的流通券（简称东北券）为辅币，对伪金元券实行收兑办法，并在市民中进行宣传动员，让工人、学生及其他劳动人民享受优待兑换。不久，又对银元实行了禁止流通、买卖的政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逐步稳定了北平市场物价，人民生活得到稳定并有所改善，从而安定了民心。
　　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燃料、肉类、蔬菜、原料等的供应，军管会作了极大努力。为保证各城市的粮食供应，各部队普遍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征粮。广东是缺粮缺煤的省份，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后，便立即输送足够的粮食、燃料到城市去，以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军管会进城后重要的工作之一。部队的征粮队经常遭到土匪的袭扰，一些干部战士为了给城市人民征粮，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贵阳市解放时，全市的粮仓只剩下25万公斤粮食，仅够全市23万人吃两天，盐仓存盐也所剩无几。贵阳市军管会和第五兵团派出大批征粮队，还派3个连队护送100辆车，到四川重庆运盐。路上，运盐队打退了土匪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为贵阳人民运回了宝贵的食盐。第138团第2营连长杨殿元在运盐途中，与土匪遭遇，英勇护盐，壮烈牺牲。第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带领一个班在成都市郊区征粮时，遭土匪伏击，全部牺牲。许多参加征粮队的地方干部、教师、学生，也同部队指战员一样，不避艰险，忘我工作。刘胡兰式的英雄丁佑君，1950年9月18日在四川西昌盐中区协同部队征粮时，不幸落入土匪手中。土匪用极其残忍的手段百般摧残折磨丁佑君，她坚贞不屈，拒绝向土匪吐露区里存粮和解放军的任何情况，惨遭枪杀，时年仅19岁。根据她生前要求，中共西昌县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她牺牲的地方，军民一起修建了纪念碑。在她的家乡四川五通桥建起了烈士纪念馆，为她立了半身铜像。

　　二、全国大剿匪

　　剿匪部署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举行大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残余军队在纷纷被歼的同时，国民党却有计划地留置下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他们在美蒋反动派支持下，负隅顽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垮台之前夕，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和贵阳市创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土匪、特务武装的领导骨干，共达4700余人。后来
　　，这些人秘密潜往各地，积极网罗骨干，建立土匪、特务武装组织，企图扼杀和颠覆人民民主政权。他们趁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反动组织，“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这批反动残余数量较大，活动猖獗。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股匪、特务武装曾发展到上千股，总数百万计，广布全国各省。尤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新解放区最为严重。
　　这批特务武装的基本特点和主要成分是：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反动军官为领导，以惯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一种武装反革命集团。土匪的组织成分大体可分为四种：（一）政治土匪，政治上最为反动。这类土匪中，一部分是国民党的溃散部队和有计划留置下来，进行破坏的特务组织；另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其中包括伪专员、县长和乡、保、甲长掌握的武装。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或间接操纵、指挥下，专以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和各项建设事业为目的股匪。（二）惯匪，即所谓职业土匪，也称经济性土匪。这类往往是为生计铤而走险、落草为匪者。他们或以抢劫为生，或为报私仇，多无政治目的，而容易被特务所诱惑利用，活动比较狡猾，有较长期的东抢西劫的经验。（三）游杂武装。这种武装成分复杂，多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兵痞、流氓、惯匪之类，态度游移不定，多为生活所迫被特务收罗。（四）封建土匪。特务利用封建迷信团体，胁迫、欺骗来的贫民，独霸一方或“占山为王”者，这类土匪的特点，是思想顽固，具有浓厚的地域性，有很深的社会基础。
　　这些武装匪特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破坏的重点和采取的较普遍的活动方式及斗争手段是：
　　（一）破坏新生的人民基层政权，杀害基层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农村。仅在1950年头3个月内，广东、广西地区的基层人民政权机关遭受土匪袭击就有170余次，有68个乡政权被摧毁。福建省的东山、明溪、泰宁、光泽、建宁、永安、清流、屏南、安徽省的立煌（今金寨），云南省新平、易门、牟定，贵州省的正安、道真、沿河、雷山等37个县城曾一度被土匪占领。安徽大别山区的14个县，基本上被土匪武装控制。
　　（二）破坏城乡交通，抢劫运输物资。仅在1950年初的一个月内，蓉雅、川湘两公路的桥梁全部被土匪破坏，成渝、渝筑两路的运输车辆也时遭土匪袭击，人民物资财富受到严重损失，并造成交通中断，致使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度出现困难。华东地区解放初期，上海至南京、浙江至江西的铁路也时常遭受土匪的破坏。
　　（三）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扰乱社会秩序。1950年1月，华东苏南地区被匪袭击乡、区、县人民政府时，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云南、贵州地区先后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广东地区，1950年春，人民政府机关遭土匪袭击近百次，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围攻，86个乡政权被摧毁。四川内江县，1950年2月，土匪袭击了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10多人，抓走工作人员38人，轮奸了10名女干部。土匪还抢劫群众财物，致使无数群众倾家荡产，仅四川遂宁、资中两县，就有上万名群众流离失所。匪特还放火投毒，四川仪陇县一次土匪投毒，竟使3800人中毒。湖南邵阳的陈光中匪首，亲手杀过200多人，奸淫妇女400多人，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张平及其股匪，曾杀害过3000多名无辜百姓；杀人魔王龙云飞更是凶恶残暴，手段毒辣：挖眼睛，破肚子，活剥人皮，无所不用其极。
　　（四）骚扰与阻止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湖南石门大匪首侯宗汉，在解放军解放石门时，曾立下“见解放军不跑者杀，为解放军送信送粮者杀”等“十杀”禁条。1950年初，仅宁夏军区部队遭匪特袭击即达26次，人员伤亡170余名。一个司务长途经四川灌县竹瓦时，被匪徒抓去活活煮死。
　　（五）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发展武装，组织暴乱。广西解放后，土匪活动非常猖狂，在许多地区曾一度煽起全面性的暴乱。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新疆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土匪利用民族隔阂及反动会道门，煽动和组织了大规模地区性暴乱。四川、西康地区的土匪，也曾煽起反革命暴乱。同时，华东地区的海上匪情也十分严重。据统计，1950年5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1万多人，盘踞在靠近大陆的40多个岛屿上，抢渔船，抓渔民，不断进行破坏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剿匪斗争是肃清反动势力任务的核心，是解放战争同国民党正规军战斗胜利之后的特殊武装斗争形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捍卫新中国执行对内职能的首次重大行动。过去解放军长期是以游击战争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军，这时却要居于统治地位来对付进行游击活动的国民党残匪，在作战中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剿匪斗争高度重视，指示解放军在与这些恶匪的作战中，要继续运用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并根据匪特的新情况新特点，对剿匪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战术作了明确指示。制定
　　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在匪情严重的地区，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等项工作结合进行，以求从根本上消除匪特生存活动的条件。规定了对匪特斗争的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一系列政策，以此达到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彻底消除匪特之目的。
　　遵照上述指示，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约150万人的兵力。在新解放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从1949年5月至1953年执行剿匪肃特等任务。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至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共大约10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另20个团和海军一部等主力部队，约150万人的兵力，执行剿匪和工作队的任务。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地方武装、民兵（民兵参加剿匪斗争185万余人，参加战斗10.7万余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协助下，结合建立人民政权、土地改革、减租退押、镇反清霸、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剿匪肃特斗争。整个剿匪过程，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军事进剿。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匪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军事行动，给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第二，分兵驻剿。大股土匪被歼灭和击溃后，小股土匪因慑于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不敢公开对抗，乃缩小目标，分散活动，避开解放军的锋芒，保存实力。有的窜入各省边远的山区；有的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利用深山密林、云崖隧洞等条件，与解放军继续顽抗；也有的重整旗鼓组织暴乱。针对上述匪情，解放军采取分区驻剿、分片包干的办法，加强对面的控制，使其分散的土匪无法集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进一步消灭分散活动的匪特。第三，清除潜散匪特。结合农村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中心工作，深入发动群众，清除潜入深山密林，藏入地沟，逃往邻省、邻县隐伏、隐蔽的匪特分子。
　　剿匪部队在这场极其艰苦复杂而又特殊的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剿匪斗争，创造性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大股土匪实施军事进剿，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奔袭、全围、追击等战术，给股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在大股土匪被歼和击溃后，对小股或分散活动的土匪，采取分兵驻剿、分片包干的办法，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加强对面的控制，加强交通要道的控制，加强重点地区的控制；以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的灵活战术，打击土匪。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匪属、匪众和匪首，进行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对潜散匪特，深入发动群众和组织捕捉小分队或小组，清除潜入深山密林、藏入地洞、逃往边沿山区隐伏隐散的匪特分子。由于解放军采用了多种多样新的战略战术，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剿匪战绩，全国大规模的剿匪肃特斗争，到1953年下半年基本结束，先后共歼灭匪特270万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物资。
　　华北剿匪
　　解放前后，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华北地区潜伏了大批匪特，组织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解放之初，已发现的匪特达3万人，分为股匪（数千数百数十人不等）和伙群（三五成群）等组织形式，活动十分猖獗。以绥远地区为最多，且多为骑匪，危害极大。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隐蔽、时而出现，跳跃式地远距离流窜，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危害社会治安。其大股土匪，多活动于绥远、察哈尔、平原等省一些解放较晚的地区；其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平原省之新乡和安阳地区较多。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首长对剿灭土匪斗争十分重视，于1949年5月，即召开了全区剿匪工作会议。会后，广泛发动群众，于当年下半年开始，则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与各级人民武装密切结合，根据剿匪斗争需要，采取时集、时分的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城乡统一行动，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等诸省之股匪展开进剿。由于华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至1951年9月，将土匪、特务基本肃清，共歼匪特5.3万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各种枪8800余支。
　　华东剿匪
　　1950年初，华东地区发现大小土匪850余股（大股千人以上，小股数百或数十不等），分布于苏、鲁、皖、浙、闽各省。其中以浙江、福建为最严重。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先后抽调5个军部、19个师、1个旅又15个团以及海军一部参加剿匪作战。

　　渡江战役结束前后，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即开始抽调部队在新解放地区展开了剿匪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9年7月，苏南、浙江大陆全部解放后，华东局于29日发出剿匪指示。指示要求，凡是有大股国民党匪帮和土匪活动的地区，各军区和军分区应迅速定出全盘清剿计划部署，指定坚强的军政干部并结合有关部门组成统一剿匪指挥机构，以便协同动作统一步骤，达到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武装的目的，特别是要注意对各地区结合部之山区和湖沼地带的清剿；野战军应以团、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农村进行清剿。指示强调，各地区要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欺骗、谣言，每个干部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是肃清匪患取得剿匪胜利的关键。8月9日，华东军区下达了秋季剿匪命令。决定在进军福建和浙江沿海岛屿的同时，抽调第25、第24、第35、第23军和第20军各一部，在各地地方武装配合下，以浙皖边区和皖北、大别山之立煌（今金寨）地区为重点，尔后视情向浙赣边、闽浙赣边地区清剿。其具体部署是：第25军2个师共7个团，在浙江建德、临安军分区和皖南宣城、徽州（今屯溪）军分区的协同下，以杭（州）徽（州）公路两侧地区为重点，负责剿灭浙皖边之宣城、广德、安吉、余杭、桐庐、建德、淳安、歙县、宁国间股匪，尔后视机转向浙赣边清剿；第24军第71师和野战军骑兵团统归皖北军区指挥，协同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重点清剿立煌地区股匪；苏南军区附华东海军炮艇队，以剿灭太湖匪特为重点；第20军抽调部分兵力协助苏州军分区清剿苏州至上海铁路沿线股匪；第23军抽调部分兵力，协助浙江第1军分区重点清剿嘉兴、吴兴、海宁、海盐、平湖和嘉善地区匪特，并派出1个团控制吴兴、长兴地区，防匪南窜；钱塘江以南、浙闽赣边及浙江沿海地区的剿匪，以第35军为主，由浙江军区统一部署；其他各地土匪由各地方武装负责清剿。
　　根据上述部署，从8月27日开始，各剿匪部队按预定计划，在各自责任地区对大股匪特展开重点清剿。担负进剿大别山股匪任务的第24军部队，在湖北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与中南军区各剿匪部队密切配合，从9月5日开始到10月，集中兵力对立煌地区进行重点清剿，先后歼灭股匪6724人，其中击毙128人，俘获臭名昭著的“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王宪，副司令樊迅、袁雁英以下1565人，投降5031人。
　　担负浙皖边地区进剿任务的第25军部队，在浙江军区第4、第9军分区和皖南军区宣城、徽州军分区的协同下，采取以部分兵力控制要点，主力部队对股匪老巢，采取“拉网合击”战术，全歼主要股匪“皖浙边区游击纵队”，击毙“纵队”司令徐振东，生俘副司令徐建中，并于钱塘江以北地区剿灭股匪洪国顺部。据统计，在9、10月的进剿作战中，浙江地区剿灭股匪1.58万余人，苏南地区剿灭股匪1000余人，皖南地区歼灭2800余人，苏北和山东地区歼灭近400人。缴获各种小炮53门、掷弹筒和枪榴弹筒47具、重机枪31挺、轻机枪287挺，其他长短枪1.24余万支、炮弹5793发、子弹61万余发。到1950年1月，华东地区共歼灭匪特5.4万余人，除山东、苏北因解放较早已无大股土匪外，苏南、皖南、皖北和浙江境内主要大股匪特基本被剿灭或击散，社会秩序已趋稳定。
　　1950年初，在大股匪特被剿灭以后，华东解放军主力转入解放闽浙沿海岛屿。由于地方政权及武装初建不久，特别是在刚解放地区，地方工作更是比较薄弱，台湾国民党当局趁机向大陆及沿海回派武装特务155股，3700余人。在国民党特务煽动、操纵下，各地土匪利用春旱灾荒，乘势又起，华东股匪迅速发展到700余股，5.7万余人，尤以福建地区最为严重，发展到200多股，3.5万余人。这些股匪组织爆破队深入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地区，破坏铁路、公路、桥梁、工厂、仓库、机场、码头和军事设施。在宁沪杭地区，交通遭股匪破坏，仓库被抢劫，地方政府和武装被袭击事件增多。这些股匪还利用大刀会等封建迷信组织进行反革命暴乱。仅1至3月间，华东各地被抢走公粮1000万公斤，发生反革命暴乱210余起。
　　针对股匪势力重新回升和活动猖獗的情况，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于3月决定，除加强沿海地区的警备，阻绝股匪陆、海联系外，以闽浙边和闽浙赣边地区为清剿重点，对匪情一般的地区，以地方部队为主开展清剿。同时决定，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并抽调一部分连队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在各省边界地区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统一指挥边界地区的剿匪作战。在3至6月间，华东地区又剿灭了福建的“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中华民族自救国闽北总指挥部”、“漳厦游击司令部”，浙江的“国防部第3纵队”，苏南的“苏皖军区第3纵队”，皖北的“青年反共救国军”等股匪2.7万余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又叫嚣反攻大陆，加紧派遣特务武装窜入大陆，使华东匪特活动又呈猖獗之势，土匪人数又有回升。根据这种情况，华东军区于1950年8月召开剿匪作战会议，会议总结和交流了一年来剿匪作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重申了剿匪的方针、政策，要求各剿匪部队切实做到军事清剿与政治攻势、剿匪与反霸紧密结合起来；首先打掉主要股匪，然后再消灭边沿地区的土匪，华东军区决定再抽调第22军第65、第66师分别进驻浙江穿山半岛清剿，第23军第67师进驻天台地区清剿，将福建剿匪兵力由8个团增加到12个团
　　。各清剿部队灵活运用奔袭、合围、伏击、搜捕等战术，积极开展剿匪斗争。1950年10、11月间，第32军第95、第96师部队，在福建闽北地区歼灭“突击司令部特务团”和“闽北自救军第2支队”等重要股匪10余股。第29军第85师第253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在连城地区连续进行19天清剿，歼灭“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歼匪400余人，活捉匪首中将总司令唐宗。
　　为保证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使东南地区的剿匪牵扯太多的精力，尽早完成剿匪任务，11月17日毛泽东指示陈毅、饶漱石：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并说：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福建剿匪兵力增加到5个师，并从各部队抽调了1.2万余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乡村宣传发动群众，加强地方武装，扩大民兵队伍，使剿匪和土地改革以及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华东地区剿灭大股土匪的斗争，于1951年6月基本结束，共剿灭大股土匪16.85万人。华东地区，全区结合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区内残匪进行了有力的清剿，到1951年5月底，又歼灭土匪3.5万余人，其中匪首1570余人。
　　从1951年下半年，华东地区整个剿匪工作已由集中兵力剿灭股匪，进入肃清散匪、潜匪时期。6月，华东军区确定清匪工作主要由地方武装、公安部队和民兵承担，主力部队转入整训，并下达了《深入贯彻肃清散匪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清剿部队必须坚持长期作战思想，克服松劲情绪；各地党组织应加强对清匪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强地方武装与公安部队、民兵的密切协同，实施有效地搜捕挖根；认真发动群众，坚决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做好匪属工作，订立清匪公约，组织好清匪联防，杜绝匪特赖以寄生之点。指示还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的整训，纯洁内部，不断提高战斗力。
　　在清剿散匪的斗争中，各地区清剿部队采取分区包干和区间联防的办法，普遍建立了群众性的情报网，组成“飞行组”和武工队，配合公安部门对残匪进行追踪缉捕。并从各部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在福建地区，部队先后抽调1万余名干部参加地方工作；驻浙江部队则帮助地方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建立了316个武工队。由于组织严密，打击有力，无论土匪流窜到哪里，都逃脱不了被歼的命运。到1953年底，华东地区的陆匪被全部肃清。
　　与此同时，华东地区还进行了清剿海匪的作战。海上剿匪较陆上难度大。由于该地区海岸线长，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历史上就是海匪盘踞的地方。这些海匪，专以在海上及沿海地区抢掠为生，大陆解放后由于受条件限制，解放军未能立即进驻，许多大陆逃亡的地主、恶霸、漏网的土匪和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趁虚进入，勾结岛上的海匪继续作恶。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将这些岛屿和海匪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和武装力量，对他们加紧进行编组和训练，不断进行海上袭扰和登陆破坏。据1951年统计，浙闽沿海尚有海匪1万多人，占据大小31个岛屿，抢走渔船110艘，抓走渔民800余人，给渔业生产、海上运输和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针对海匪活动的情况，华东军区指示沿海各地区部队，把清剿陆匪与消灭海匪结合起来，采取分区包歼登陆窜扰之匪。在各自防区内，以海防警备部队为骨干，地方武装和公安部门与民兵相配合，仅在1951年1月间，全区就歼灭登陆海匪120股，数千人。在歼灭登陆海匪的同时，海军舰艇部队和海防巡逻部队还积极开展海上斗争。在1951年上半年，先后在海上与海匪作战33次，歼灭海匪近千人，缴获匪船26艘、步机枪170余（挺）支。海军舰艇部队进行海战56次，歼灭海匪数百人，击沉、击伤和缴获海匪船只52艘。到1953年底，剿匪部队共解放沿海大小岛屿50多个，歼灭海匪近万人，为巩固海防、发展渔业生产和海上运输做出了贡献。
　　到1953年，华东地区共剿灭土匪（包括海匪）24.6万余人，缴获各种炮400余门、各种枪1.2万余支。
　　中南剿匪
　　1949年底中南六省全部解放。但该区内，在国民党有计划的“展开大陆游击战争”的策划下，全境普遍发生了匪患。1949年6月，华中军区统计在已经解放的河南省有土匪424股，约3万人；湖北省有110股，约2万人；江西省有100余股，3.5万人；陕南地区有30股，1.2万人。解放较晚的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匪情更为严重。据194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土匪20余万人。

　　华中局和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949年12月分别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从1949年6、7月开始，先后抽调4个兵团部、12个军部、1个纵队（两广纵队）、46个师，以划区包干的办法，对中南地区的土匪展开大规模的清剿。
　　7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以第42军第125、第155师和第58军第173、第174师1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首先对豫西股匪展开清剿，经2个月的多次合围追剿，第42军部队于卢氏、朱
　　阳镇及崤山以南地区歼灭土匪新1个师、保6旅及“黄河”、“绥远”2个特务支队。第58军进剿部队给予土匪新2师和新3师以歼灭性的打击。接着，进剿部队东移伏牛山区开展清剿。至10月，大股土匪被基本歼灭，共歼匪3万余人。
　　湖北军区于7月27日至8月5日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并做出了具体部署。7月30日，湖北军区奉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指示，在黄岗地区组成鄂豫皖边区工作委员会和剿匪指挥部，由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任书记兼剿匪指挥部总指挥，皖北军区政治部何柱成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42军第126师、第24军第71师、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安徽警备第1、第2旅3个团，以及各有关军分区地方武装，对大别山股匪展开围剿。9月上旬，进剿部队由商城、罗田、滕家堡地区，以分进合击战术向匪巢金家寨压缩，股匪力避与剿匪部队作战，因此大部逃脱。9月下旬，剿匪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采取内线控制要点，外线严密封锁，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驻剿；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经反复追歼、搜剿，至1950年3月，全歼大别山地区股匪1.5万余人。与此同时，湖北军区独立第1、第2、第4师等部队分别在兴山、秭归、宜昌以西、通山等地开展剿匪，9、10月间歼灭“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2军直属纵队等股匪。
　　江西军区于7月7日召开高干会议，具体部署了剿匪工作，确定进剿的重点是：赣东北地区的鄱阳湖和南浔铁路两侧地区，兼顾赣西北地区等。7月15日，各剿匪部队采取湖内进剿与陆地截击相结合的战术，先后对盘踞各地的股匪发起进剿。至月底，各剿匪部队先后于幕阜山、棋坪山区和永新、永丰、泰和等县，歼灭“湘鄂赣边反共自卫军第6纵队”、“赣西绥靖司令部”、“青年救国军”第18、第20支队等股匪1100余人。9月，担负赣南剿匪任务的第48军第144师，经周密侦察，严密部署，对长期盘踞翠徽峰地区的“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股匪展开进剿，全歼土匪1800人。到1949年底，共歼灭股匪7500余人，活捉主要匪首黄镇中、萧家璧，受到中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湖南剿匪作战开始于1949年8月，湖南军区以收编的方式解决了4.3万余人的游杂武装。10、11月间，第46、第47军部队分赴股匪猖獗的湘西、湘南地区开展重点进剿。经过近1个月的积极进剿，先后歼灭国民党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部“湘南纵队”、保1师谢声隘部和匪首陈光中所率的“湘赣反共救国军”等，共2.1万余人。到1949年底，湖南军区部队共歼灭股匪12.6万余人，其中收编8万余人，歼灭4.6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湘南和湘东北地区的社会秩序，为下一步开展湘西剿匪打下了基础。
　　中南大陆基本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于12月29日发出《关于1950年上半年剿匪指示》，决定从1950年1月起，所属各部队开展剿匪斗争。要求各军区根据当地匪情及本军区的兵力，制定剿匪的任务、计划和步骤。1950年3月上旬，中南军区又召开了高级干部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全区剿灭股匪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政军工作配合不力和松劲情绪。会议强调指出，剿匪斗争是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逾越的一步，必须把剿匪当作一项战略任务去完成。会议决定，各剿匪部队划地区包干剿和打破省、地界限，组织边沿区会剿。中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的召开，对端正剿匪指导思想，开展剿匪新局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月29日，中央军委向各大军区转发了中南军区清匪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并告诫各地区“要防止大股土匪剿灭之后，轻视散匪、潜匪并满足于一时平静现象的麻痹思想生长”。
　　根据中南军区指示，中南各省在1950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1至3月，湖北军区剿匪部队在川陕鄂边、兴山、房县、巴东地区及鄂西长江以北大巴以东地区歼灭“川陕鄂游击纵队”、湖北绥靖第1师、第18旅等股匪近万人。基本肃清了湖北境内的大股土匪。
　　1950年1月，湖南军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确定，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灭股匪的斗争，在半年内歼灭全部匪特武装。会议以后，湖南军区集中第46、第47军和第38军第114师等部队及各地方武装，共20万余人，先后对八面山、长田湾、芷（江）怀（化）黔（阳）边区、麻阳、古丈、兴隆场、大（庸）永（顺）桑（植）边区、江垭、武岗之股匪展开多次大合围作战。经过3个月的进剿，歼灭股匪2.2万余人，解放湘西8座县城及广大农村。4月上旬，根据中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精神，湖南军区又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总结了前一段剿匪工作，决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地区的进剿，以湘西的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等为下一阶段的剿匪重点地区。会后，第47军等部再次对湘西地区的股匪进行了大规模会剿，至6月底，相继剿灭暂编第2、第4师等股匪1.5万余人，活捉暂编第1军军长陈子贤等匪。从展开会剿，到1950年底，先后歼灭了“湘鄂川反共救国军”和“华南反共救国军”等股匪2.3万余人，捣毁“湘鄂川黔反共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在湘南剿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第46军等部对湘南地区的股匪展开了重点清剿，歼灭“交警东南办事处”、“湘赣边区反共救国军”、新编第8军等股匪1.2万余人，俘中将办事处主任王春晖、中将司令陈光中等匪首。至此，湖南地区的大股土匪基本被剿灭。

　　1949年11月8日至11日，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党代表会议，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要把剿匪肃特、巩固治安作为广东当前军事工作的重要任务。12月12日，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联合发出《剿匪指示》，明确规定了剿匪第一阶段，以军事进剿为主，配合政治争取，对土匪开展分化瓦解工作的方针。1950年1月20日，广东军区又下发了《1950年剿匪计划》。遵照华南分局、广东军区的部署，第41、第43、第44军和第48军剿匪部队，在10万民兵的配合下，从1949年12月份开始，集中兵力，先后对西江、北江、东江及潮汕等匪情严重地区，展开
　　重点会剿。到1950年5月，相继剿灭“交警教导第2纵队”、“西江反共救国军”、“粤中师管区第1纵队”、“粤南工作站”、“粤西忠义救国军第7支队”等股匪共5万余人，基本平息了广东地区的匪患。
　　广西是中南地区解放最晚、匪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3日，中共广西省委和省军区下发《关于肃清匪特的指示》，明确规定“搜剿匪特，迅速安定社会秩序为全省工作的重点”。29日，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决定抽调第45、第49军和第38、第39军各一部担负广西境内剿匪任务。广西军区随即做出了剿匪的部署，从1950年1月起，各部队对盘踞各地的股匪展开全面进剿，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至4月，共歼灭国民党军残余武装1.5万人，收降国民党残余武装20余股1.4万余人。5至7月，广西军区又集中第45军及5个军分区部队对桂东南的大容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天堂山等地的股匪进行重点清剿。但由于没有正确运用“奔袭合围”、“匪变我变”、进剿与驻剿相结合的战术，结果未能给股匪以歼灭性的打击。广西军区在这一阶段的剿匪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广西军区和剿匪部队对中南军区1950年3月高级干部会议精神理解不够深透，贯彻不力，以致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对土匪过于宽大，甚至出现了五擒五纵的情况。同时由于对匪情掌握和研究不够，过早地将主力用于守备城市周围及交通线两侧地区，形成分兵把口，分散守备之势。使得一些匪首得以喘息，重聚匪众，助长凶焰，组织暴乱，进行全面反扑。在桂北地区，不到1个月的时间，土匪就疯狂地杀害区村干部和群众数百人，烧毁民房1000余间。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1月14日致电叶剑英和中共广西省委，严肃指出：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要求广西省委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并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南局和中南军区要求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应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一切工作皆应服从剿匪的利益要求。为加强广西地区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11月中旬，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达广西帮助工作，随后，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也到达广西指导工作。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为落实毛泽东和中南军区的指示精神，召开了第3次剿匪工作会议，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深刻总结了广西剿匪工作中的失误，决定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全力以赴，首先消灭十万大山、大容山、大瑶山地区股匪。为加强广西地区剿匪力量，11月27日，中南军区决定抽调第21兵团由湖南前往广西剿匪，使广西剿匪兵力达到15个师、12个独立团，共约20万人。1950年12月至次年5月，广西军区剿匪部队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大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和灵山、永淳、钦州等重点进剿地区，歼灭“粤桂边反共救国军”、“两广反共救国军”、“广西游击联军”等股匪33万余人，胜利完成了剿灭股匪的任务，得到了毛泽东的嘉恪
　　在此期间，广东、湖南、湖北地区的剿匪部队，在歼灭股匪的作战中，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中南全区共歼灭股匪47.8万余人。
　　大股土匪剿灭后，中南军区于1951年5月1日发出《关于今后清匪肃特的指示》指出：大股土匪被消灭后，对潜伏残余匪特的斗争仍然是一件艰苦复杂的工作，全体指战员必须深刻认识匪特和反动封建会门的阶级性，在土改未完成前，应时刻警惕匪特再起，防止麻痹思想的产生。指示还要求清剿部队继续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瓦解匪众，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认真贯彻一元化的领导，对流窜边沿区的散匪，认真组织会剿，要主动配合公安部门深入了解与掌握匪特的活动情况，有准备地对阴谋暴乱之匪进行有力的打击。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从6月份开始，中南各剿匪部队先后抽调了2.7万名干部和3000名老战士，组成若干精干工作队，深入各地区，进行发动群众，开展全面清匪反霸斗争。同时，组织若干“飞行”捕捉小组和便衣队，捕捉匪首、散匪。对潜入深山密林中的散匪，各清剿部队结合政治攻势进行有重点地搜山清剿，将他们歼灭在封锁圈内，并争取部分胁从分子缴械投降。一些通匪、知匪的落后群众，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协助捕捉潜匪，规劝土匪亲属向人民政府自首。通过群众性的清匪反霸斗争，歼灭和捕捉了大批的散匪和匪首。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3月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歼灭土匪11万余人。在搜捕作战中，各省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了很多重要的捕捉任务，独立作战2900余次，捉拿潜伏匪首2500余人。清剿潜散匪作战结束后，普遍成立了以地方武装和公安机关为骨干的“清匪治安委员会”，结合土改镇反开展清匪肃特运动，巩固剿匪成果。

　　在3年零1个月的剿匪斗争中，中南全区先后共战斗9.2万余次，共歼灭国民党土匪和反动武装115万余人，缴获火炮1278门、各种枪103万支的伟大胜利，为全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各项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南剿匪

　　西南地区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地区。蒋介石在西南面临崩溃的前夕，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开设“游击干部”训练班，派遣大量特务，发展西南地区土特武装，匪情为全国最严重地区之一。云南境内有土匪148股，滇南匪特统一组织为“云南人民自救剿共建国军”，辖5个纵队。贵州省有股匪541股，瓮安、余庆、湄潭、金沙及石阡西南地区土匪气焰嚣张。西康省雅安和西昌地区、总岗山区及大渡河两岸亦有大量股匪活动。四川省是全国匪患最严重地区之一。四川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避难地，又是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在大陆作垂死挣扎的基地之一，反动势力基础雄厚。1950年初即发现土匪300多股（大股数千人）。2月，匪特开始大规模暴乱，逐步发展至四五十万人。
　　为迅速平息匪患，西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先后调集第3、第4、第5、第18兵团和西北军区第2兵团第7军，共13个军部、37个师另2个团的兵力，采取划地区包干办法，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具体部署是：第18兵团负责进剿川西、川北和西康地区之匪；第3兵团负责清剿川东、川南地区股匪；第4兵团及桂滇黔边纵队负责进剿云南地区；第5兵团除第18军担负进军西藏任务外，其余部队进剿贵州股匪。各进剿部队从1950年1月下旬开始，在各自地区对股匪展开围剿，到2月初，歼灭股匪2.3万余人。
　　1950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邓小平总结了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以来的情况，提出了今后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会议认为，剿匪已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农村工作的心中任务是“剿匪生产”；剿匪工作应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剿匪部署上，会议确定，加强对各主要交通干线的守备，采取分段包干办法，集中兵力首先歼灭平原富庶地区大股土匪，尔后逐步向边沿山区扩展；迅速净化四川腹地，以保春耕生产，不误农时。会议以后，西南军区根据会议精神，对各进剿部队进一步明确了清剿重点。3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根据指示要求，各军区和军分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各级剿匪委员会，并将一定数量的野战部队改为地方武装，大力开展地方工作。从1950年3月起，各进剿部队按部署对各地股匪展开重点进剿。
　　川东军区部队首先集中兵力围剿了涪陵、巴县、南川地区的股匪，在1个月的作战中，歼灭股匪2.3万余人。接着又对武隆、彭水以南地区和贵州桐梓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对黔江、彭水、荣昌、永川、泸州等地组织了会剿。到7月底，川东清剿部队共歼灭股匪9.5万余人。9月以后，川东部队主力转向黔东北地区清剿，在各分区部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对川黔边区的道真、正安、务川、德江、沿河和印江、思南、江口、铜仁、松桃及梵净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和会剿，歼灭“黔东北人民自卫军”、“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和“西南剿共总指挥部”等股匪3.2万余人。在追剿作战中，由于粮食供应困难，部队经常吃不饱饭，没有鞋袜，就用草捆脚或干脆赤足爬山涉水，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到1950年底，共歼灭匪特19.3万余人，基本肃清川东股匪。
　　川南军区部队，1950年3月集中兵力对兜子山、螺观山、古楼山和桐子林、马边股匪展开重点清剿，经过1个月的积极作战，歼灭匪特1.6万余人。接着，又经过半年的作战，共歼灭股匪14万人。从9月上旬开始，川南军区与调入泸州至宜宾线的第15军部队，联合对川康黔滇边的股匪展开清剿，歼匪2万余人，到12月底，川南地区共歼灭股匪29.3万余人。
　　川西军区剿匪部队，于1950年4月间，镇压了龙潭寺、西板滩地区的两起大规模的匪特暴乱，歼灭匪特1.9万余人。随后，又对邛崃、大邑、总岗山区和双流地区股匪组织多次围剿作战，至7月底，共歼灭股匪5万余人。8月以后，川西剿匪部队转向汶（川）灌（县）彭（县）边和川康边的羊儿岗、天台山以及懋功、抚边、绥靖（今丹巴）地区清剿，歼灭股匪2.6万余人。到12月底，川西军区全年共歼股匪8.3万余人。
　　川北军区剿匪部队，在三四月份歼灭股匪9305人，基本平息川北腹地的匪乱，但北部地区的匪情仍较严重。5月以后，川北军区采用分区包干清剿，经过3个月积极作战，歼灭股匪1万余人。到1950年底，川北大股土匪被基本剿灭，共歼灭匪特8万余人。
　　西昌战役后西康军区部队便集中兵力对雅安、西昌、康定地区之土匪，采用分区包干办法清剿。各清剿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任务，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明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在1950年的剿匪作战中，西康军区部队共剿灭股匪1.5万余人。

　　贵州军区所辖范围宽广，兵力不足，开始时又未能集中兵力对大股土匪进行重点清剿，因而开始阶段剿匪成效不大。1950年3月，军区召开剿匪会议，调整了剿匪部署，并决定主动撤出27个县，集中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及经济富庶地区的股匪。4月份即歼灭股匪1.08万余人，取得较好成绩，到5月底，共歼灭匪特3.9万余人。从7月开始，贵州军区剿匪部队对盘踞石阡、雷山和黔南长顺、紫云、惠水地区的股匪展开合围进剿，到1950年底，先后歼灭了“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黔东南绥靖司令部”和“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川黔湘反
　　共自救军”、“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等主要股匪。在全年的剿匪作战中，共歼灭股匪19万余人。
　　云南是采取和平方式解放的，开始由于对土匪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加上起义部队不断发生叛乱，致使土匪数量迅速增加。楚雄地区的新平、易门、牟定、广通县城先后被股匪占领，玉溪地区的征粮工作被迫停止，蒙自、文山以及滇缅公路两侧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据1950年5月份统计，云南地区的股匪人数已达4.5万余人。针对这一严重情况，云南军区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分片包干的办法，以第13军9个团、第15军第43师和第14军第42师等部，分别对楚雄、玉溪、新平、昭通、华坪、永胜等地股匪展开重点围剿。各进剿部队按照统一部署，在积极开展军事清剿的同时，大力进行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部。到1950年底，全省共剿灭股匪6.2万余人，收复被股匪占领的县城10余座。残存土匪大部转向省县边沿和国境线附近地区活动。
　　西南地区军民，经过1950年的积极进剿，共剿灭股匪85万余人，社会秩序和人民生产、生活趋于正常。毛泽东在收到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后，非常高兴，于1951年1月28日复电说：你们1月6日送来的1950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万余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0年，西南地区主要股匪被歼灭以后，大量残匪流窜在省县结合部山区和滇缅（甸）边境地区。在四川西北、大小凉山及云南边沿少数民族地区，溃散土匪利用边区地形险要交通不便以及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潜伏，以伺机建立新的反动组织。他们挑拨民族关系，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分子，有的还混入人民政府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据川东地区统计，在此期间，新发现反革命组织59个，破获反革命暴乱50余起，发生暗杀解放军人员及地方干部157次，投毒223起，纵火事件316次。各地土匪在扩充实力的同时，还极力与台湾国民党联系，争取空投补给，妄图在四川边沿山区建立所谓“陆上台湾”。在1952年内，他们就接受台湾空投10次，除补给物资以外，空投特务14人、电台13部。活动于黑水地区的傅秉勋和川甘青边之马良匪部，在此时期均发展到数千人。这些土匪四处骚扰破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重建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匪情变化。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看了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后指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剿匪命令，要求各剿匪部队认真学习川西军区的经验，普遍成立各级清匪组织和捕捉队，追捕匪特。并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加强对重要点线和城市的守备，保证党在各地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1年上半年，贵州军区协同云南、广西部队，对黔桂滇边、黔桂边组织了会剿；西康军区围剿盐边、盐源地区的土匪；云南军区对滇西南之镇康、耿马、双江和滇南之红河地区进行了清剿。在清剿作战中，各地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组织联防联剿，在1至4月份的清剿作战中，歼灭土匪7万余人。到1951年底，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匪特20万余人。从1952年至1953年，剿匪部队在大力剿灭散匪的同时，还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会剿股匪战斗。1952年7月至9月间，剿匪部队继在川西北歼灭懋功地区股匪后，又以9个多团的兵力发起黑水剿匪战役，剿灭直接受台湾特务机关指挥和接济的傅秉勋股匪3600余人，毙俘匪首傅秉勋和黑水地区反动大头人苏永和等人。6月20日至9月底，云南军区用3个多团，对滇越（南）边花龙地区股匪周光禄部展开清剿，全歼该匪2200余人。
　　1953年3月至5月间，西南军区除以4个多团兵力配合军区剿灭草地股匪马良部外，还争取阿坝大土官华尔功成烈交出窝藏流窜于川康甘青地区的“川康反共救国军”第3路中将总指挥、军统特务周迅予，中统特务何本初，“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主任、“川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主任、“川南游击总指挥”、军统特务王旭夫等匪首。据不完全统计，经过1951年至1953年的清剿斗争，西南军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土匪24万余人，基本肃清了西南地区的土匪。

　　至1953年西南地区，先后共歼灭匪特116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0余门、各种枪60万余支。
　　西北剿匪
　　西北地区解放后，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骨干分子，伙同国民党特务
　　勾结，纠集溃散官兵、惯匪、流氓、地主和反动会道门头目，组织土匪武装，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袭击城镇，抢劫仓库，阻绝交通，捕杀干部，残害人民。为剿灭西北地区的土匪，1949年至1953年，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多次召开会议和下发指示，部署剿匪事宜，规定了剿匪方针和政策，先后调集了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8个师和1个旅、3个团共10万余人，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陕西小剿匪。1949年5月，西北军区召开了关中6个分区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部署剿匪，接着各分区部队对各地股匪开展清剿。至12月，共歼匪4000余人。1949年12月23日，第19军奉命对陕南川北股匪发起进剿。28日，第55师2个团以长途奔袭手段，突然包围通江、万源两城，守匪不战而降。1950年1月，第55师又兵分多路，先后对平溪坝、长坪、苦草坝、鸡背梁股匪展开搜剿，歼灭国民党残余及投匪8300余人，其中生俘“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以下6485人，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等1800余人被迫投降。21日，第55师又于南江官路口地区，歼灭国民党第127军第301师1700余人。与此同时，第19军第57师和汉中、安康军分区部队，先后在孙家坪、黄官岭、元木沟地区，歼灭股匪“西安绥靖公署第3纵队”、“川陕救国军”、“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保安第4旅等匪部共1.7万余人。陕南进剿部队在清剿作战取得初步胜利后，遵照第一野战军前委的指示，采取军政兼施、区别对待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先后剿灭“忠义救国军”、“反共救国军”等股匪，并争取6000余名匪徒投降。到1950年8月，陕南股匪被基本肃清，先后歼灭匪特3.3万余人。
　　与此同时，陕北军区于1949年下半年调集3个团，在各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对主要股匪高怀雄、段宝珊、张世华部展开3次连续清剿，至1950年6月，终于将上述股匪歼灭于内蒙古东乌审地区。至此，陕西地区除川陕甘边尚有小部股匪活动外，主要股匪基本被肃清。
　　甘肃省剿匪。该省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居住地区，经济落后，封建势力强大，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民族仇杀事件。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惯匪武装，利用民族间的矛盾，大肆挑拨民族关系，以“保教、保枪、保命”为口号，组织“反共民团”，疯狂围攻县乡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第4军第11、第12师及骑兵团于1949年12月中旬进入匪患严重的临夏地区，以分进合击和穷追堵击战术，在土墩、牛头墩地区歼灭马保、马八娃、马英贵股匪千余人。1950年5月，匪首马云山受胡宗南、马继援指使，由四川窜回平凉，在化平（今泾源）、固原、西吉、海原地区纠集地主恶霸和惯匪，拼凑起2个旅、19个团，加上被裹胁的群众，共1.3万余人，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于5月8日在平凉、西吉、海原同时举行暴动。为迅速平息匪徒暴乱，西北军区于5月23日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各进剿部队在实行坚决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应不放松政治瓦解工作，特别应注意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并指示各进剿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工作。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甘肃省委和甘肃军区组成平凉剿匪指挥部和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骑兵旅、回族骑兵团和警备第2团等部，进至平凉地区清剿。至7月底，将叛乱股匪歼灭，击毙匪首马云山，俘匪首李福林以下1200余人。在此期间，第4军平息了临夏股匪暴乱，歼灭股匪2000余人。进入河西走廊地区的第3军，对酒泉、玉门、张掖、敦煌等地股匪发起29次围剿，剿灭匪特2100余人。
　　宁夏剿匪。1950年初，宁夏军区独立第1师、骑兵第6师一部，在三边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盘踞在同心县西南的武当、麻黄沟、惠安堡一带作恶的“贺兰剿共总部”、“仁义军”等股匪展开进剿。至3月下旬，将其全部歼灭，活捉匪首张廷芝。3月，宁夏军区又集中3个多团，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深入贺兰山区对股匪郭栓子部展开围剿。经过艰苦奋战，于11月将宁夏地区危害最大的股匪全歼，生俘自称“贺兰王”的匪首郭栓子。
　　青海省剿匪。兰州战役后，马步芳残部逃往青海，在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和西宁地区与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形成几股较大土匪，共约6万人，成为西北地区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第1军平息了西宁周围地区股匪的暴乱，歼匪4000余人。1950年初，原马步芳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纠集20余名反动军官，在化隆成立“新编第82军”，马忠义自任军长，与民和县匪首马希统、马中福匪部遥相呼应组织暴乱。人民解放军第1军和第4军一部奉命对股匪展开围剿。从2月下旬开始至7月，各进剿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终将股匪剿灭，匪首马忠义、马全彪、韩进禄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1000余人被迫投降。1951年5月，贵德昂拉地区藏民千户在国民党特务项谦操纵下，纠集匪特2000人，裹胁群众6700余人，公开与人民为敌。人民政府多次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加错在内的代表前往谈判，但项谦执迷不悟，不断袭击解放军武装工作队，包围解放军驻地，并阴谋发动更大暴乱。1952年4月10日，西北军区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昂拉项谦匪部，自青海解放以来我即进行政治争取，迄今两年余毫无效果，近派喜饶副主席前去劝说，仍执迷如故，并且不断四出抢劫骚扰人民，袭击军队，更加猖狂。为防匪蔓延，巩固地方治安，同意1军1952年4月1日，以3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围剿项匪之方案，立即进行充分准备，争取于五月初完成全歼项匪之任务。”13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昂拉匪部经十七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北军区抽调了5个团、8个营和1个大队的兵力，从5月开始，经17天的连续追剿，歼灭股匪1595人，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将股匪剿灭。7月11日，匪首项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

　　新疆剿匪。新疆和平解放后，乌斯满、贾尼木汗、乐博斯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勾结反动军官和惯匪，纠集匪徒6000余人，裹胁哈萨克族群众4.5万余人，在新疆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暴乱。这些股匪长于奔袭，善骑射，有一定战斗力。在股匪骚乱严重的迪化、哈密地区，有11个县的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人心惶惶。1950年3月叛匪攻伊吾县委机关，破坏道路、桥梁，阻击解放军支援部队，残杀干部战士27人，抢走长短枪28支，严重威胁着政权机关和执勤部队的安全。3月13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坚决消灭
　　乌斯满匪徒。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疆军区成立了以王震为总指挥、赛福鼎为副总指挥的剿匪指挥部。在北疆成立了由罗元发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抽调人民解放军第2、第5、第6、第9军各一部与公安部队、地方武装，共计1.5万余人，从4月份开始发起剿匪作战。在向大小红柳峡和前山子进剿作战中，歼灭股匪1000余人。5月中旬，清剿部队发起第2次进剿，在2个多月的追歼作战中，歼灭乌斯满匪部主力，毙俘股匪2700余人，生俘贾尼木汗匪首30余人，投降1.7万余人，解救哈萨克群众8.6万余人，取得剿匪作战的初步胜利。
　　1950年7月中旬，北疆景化、绥来、迪化地区先后发生乌拉孜拜、司迪克股匪暴乱，土匪裹胁16个部落哈萨克群众2万余人，成立“保卫哈族人民革命军”。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根据匪乱情况，立即抽调人民解放军第5、第6、第9军和骑兵第7师各一部，对股匪展开大规模清剿。至11月下旬，进剿部队转战8000余公里，歼股匪近7000人，解救全部被土匪裹胁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匪首乌拉孜拜、司迪克等被迫投降。从1951年9月至1952年9月，新疆剿匪部队还在奇台、迪化、木垒、孚远地区追歼谢尔德曼、哈通拜克、季奎、哈依沙、刹尼牙孜等6股土匪。至此，新疆清剿大股土匪工作基本结束，共歼匪特4.8万余人，解救被裹胁557人和群众约11万人。
　　大部股匪基本被歼灭以后，为彻底肃清西北边沿地区残匪，西北军区于1952年12月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对甘肃、青海、四川边界地区残存土匪马良、马元祥部发起清剿作战。1953年1月21日，西北军区成立了以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的甘青剿匪指挥部，并建立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调集了骑兵第1师、骑兵第1、第2团、甘肃军区和青海军区独立团、工兵第2团以及西南军区空军第39团（伊尔-12型运输机5架），共计126个连，约1.9万人，在西南军区5个团1个营的配合下，对残匪发动围剿。
　　1953年3月20日，甘青剿匪指挥部下达进剿命令：以骑兵第1师并指挥第32团为中央纵队，以骑兵第1团和公安第11团为左纵队，以骑兵第2团、果洛支队为右纵队。3月23日，各进剿部队按计划向预定地区挺进，27日，各部到达预定位置后，马良匪部窜向唐昆地区与刘华初股匪会合，马元祥部逃至巧料地区。28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根据过去剿匪经验：我剿匪部队应以驻剿、清剿与追剿相结合；加强各部之间通讯连络，驻剿部队（主要是步兵）应适当分布，占领城镇要点，构筑工事，防匪侵袭，并派出必要部队，向周围清剿散匪。追击部队（以骑兵组成），跟寻匪踪、猛追、奔袭，反复合围，不怕行军，不怕扑空，不使匪得到瞬息之喘息。在敌山穷水尽时方被我瓦解歼灭。”中央军委还特别指出：“望教育部队要作长期打算，不全歼匪部决不休兵，并特别注意搞好民族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下层群众，争取中上层分子，并通过中、上层分子进行工作，这些都是取得剿匪胜利的重要关键。”据此，西北军区于29日调整了剿匪部署。从3月29日至4月19日，各进剿部队在追击中歼灭股匪348人，击毙匪首马虎山。5月7日，骑兵第2团、青海独立团在得苦乎沟地区歼灭马元祥股匪大部，击毙匪首马寿山以下43人，马元祥在逃窜中被击毙。5月18日，骑兵第1师追剿部队在郎木寺东南石穴中活捉匪首马良，击毙台湾空投特务高尚俭。至5月23日，清剿部队经过58天的积极追剿，歼灭股匪1300余人，基本肃清边沿地区的股匪。
　　到1953年7月，西北全境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在整个剿匪斗争中，西北军区共剿灭匪特12.9万余人，缴药各种火炮80余门、各种枪3.5万余支。
　　从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时候起，至1953年，历时4年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共歼灭匪特武装27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468门、各种枪178万余支。至此，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粉碎了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迷梦。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巩固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定社会秩序，立下了新的卓著战功。剿匪作战的伟大胜利，是人民解放军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正确地贯彻剿匪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和政府机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与积极配合下，英勇善战与艰苦奋斗的结果。

　　三、平息西藏叛乱

　　西藏武装叛乱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绝非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1951年5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
　　，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协议”得到了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进步上层人士的热烈支持和欢迎，西藏的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先后表示拥护协议。但是，一心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外国反华势力却极力仇视这一协议。协议签订不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就蓄意进行破坏，妄图加以撕毁。
　　1952年，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趁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立足未稳，粮食供应严重困难之机大做反对协议的文章，暗中支持伪“人民会议”进行非法活动，叫嚷“解放军滚出西藏”，围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驻地，并准备发动武装骚乱，妄图把解放军赶出西藏，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经中央驻西藏代表提出严正要求，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也作了应变的准备，最后，达赖喇嘛撤销了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西藏人民政府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这次流产的伪“人民会议”事件实际上是西藏上层反动派阴谋策划叛乱的一次预演。从此，伪“人民会议”的一些骨干分子从公开转入隐蔽，继续干非法活动。
　　1957年5月，他们在拉萨又建立了“四水六岗”反动组织。1958年，青海、甘肃藏区也发生武装叛乱。甘、青、川等省藏区的叛乱分子纷纷窜入西藏。这些叛乱分子在“四水六岗”的统一组织下，暗地酝酿在西藏进行武装叛乱。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与叛乱分子狼狈为奸。他们在支持和参与各种叛乱活动的同时，积极扩充藏军，使藏军的人数由1951年的1400多人，增加到1959年3月的3000多人，并不断从国外运进武器弹药，装备藏军，使藏军成了叛乱活动的骨干力量。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西藏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从维护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大局出发，将各处发生的武装叛乱情况及时向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通报，要他们负起责任，平息叛乱，并防止叛乱的再次发生。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却把中央仁至义尽的做法视为软弱可欺，散布“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平叛”，“他们不敢动一下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等等。他们对中央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表示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承认叛乱是错误的，其暗中给叛乱分子充实人员、武器，纵容、支持、鼓励叛乱。当叛乱武装进一步扩大，他们认为外国势力会给予有力支持，条件已经成熟时，便在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借达赖喇嘛准备到西藏军区看戏之机，挑起事端。2月7日，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负责同志提出：要到西藏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尔后他又确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戏。这些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都是知道的。西藏工委和军区为此次演出作了认真的准备。然而，噶伦柳霞·土登塔巴、达赖喇嘛的副长官帕拉·土登维登等人，却利用此事阴谋发动叛乱，并挟持达赖喇嘛出逃。
　　柳霞等人的预谋是，先向达赖喇嘛灌输汉人要消灭宗教、杀活佛的“消息”，使达喇嘛产生恐惧心理而自动设法逃走。若此种办法不能奏效，则在拉萨搞起骚乱，利用骚乱活动使驻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自卫的机会，采用强制的手段，把达赖喇嘛弄走。
　　3月9日晚上，朗子辖（拉萨市旧政府）的墨本（市长），根据噶厦的指示，向拉萨市民煽动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会上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请愿，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去军区看戏。
　　3月10日晨，有2000多人涌向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门口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打死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嘉措。上千人手持小白旗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等反动口号。这时，罗布林卡与拉萨市区之间的正常交通被叛乱分子阻断。他们违反达赖喇嘛的意图，使本来准备去军区看戏的达赖喇嘛没能如愿。当日下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提出同中央决裂，要为争取“西藏独立”搞到底。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街头张贴布告，声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当天晚上，在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小股向市区集结，同时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
　　对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蓄谋已久的分裂行径和叛乱活动，党中央早有察觉，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力争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规劝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制止叛乱。但西藏地方政府把党中央的指示置于脑后，叛乱活动有增无减。

　　3月16、17日，他们以“西藏独立人民会议”的名义，连续给在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孜本发去两封密电，声称藏历2月1日（公历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予宣布，让一些外国和国际组织“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观察，以设法谋求其支持”。17日晚，他们把达赖喇嘛劫持出拉萨，经山南出逃。19日，叛乱分子在拉萨达到7000人，抢占了市内各要点和坚固建筑物，并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及市郊各要地构筑工事，把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以及其他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分裂包围。他们在市郊割断电线，破坏桥梁，向解放军
　　和中央代表机关开枪射击。
　　当晚至次日凌晨，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及其他机关单位发起了全面攻击。至此，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全面爆发。
　　平息武装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和平解放的路堵死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对为非作歹的叛乱分子深恶痛绝，他们强烈反对违背历史潮流而动的叛乱分子，纷纷要求解放军早日平息叛乱。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再三规劝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改弦更张，不要成为千古罪人。但是他们利令智昏，不听忠告，错误地估计形势，依仗着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一意孤行，拒绝党中央的警告和挽救，执意要破坏民族团结，分裂与背叛祖国。
　　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严重情况下，在叛乱分子发起全面进攻数小时之后，才奉命进行反击。平叛部队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指挥下，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在西藏劳动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下，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叛乱武装实施进剿和清剿。
　　经过1959年的平息拉萨市区、山南地区、纳木湖、麦地卡和昌都等地区的武装叛乱，西藏各主要地区和交通要道沿线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但边沿地区还有叛乱活动，尚有叛匪2.5万余人。他们同外国势力勾结，帝国主义空投武器弹药给予接济，在空投特务的操纵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于是从1960年起，平叛部队对边沿地区开展平叛斗争。对无大股叛匪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肃清叛匪，实行民主改革外，乃集中优势兵力对重点地区实行进剿。部队以远程奔袭、分进合击的方法，控制主要要道，切断叛乱武装逃路；运用先包围后争取、争取无效后再打、边打边争取的原则，对投降者一律宽大处理，实行不杀、不斗、不关、不判的“四不”政策，扩大了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叛乱武装中大多数人员投降。
　　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延续近3年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共俘、降、毙叛乱武装9.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3.5万余支、各种火炮70门、电台41部，击毙、俘空投特务25人。平叛斗争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正义斗争，所以得到了渴望翻身解放的西藏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得到了广大上层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据不完全统计，藏族同胞支援解放军平叛斗争的人数达1.58万余人次，计43.9万余工日；畜力支援10.4万余头（匹）次，计286.6万余工日。藏族同胞的有力支援，是取得平叛斗争彻底胜利的保证。平叛斗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国外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开辟了道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