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雷: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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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近年来西方学者则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认为游牧专门化的动因包括自然条件变化、人口压力(以及相应的农业扩张、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环境、迁徙等方面,其中Khazanov对于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近东地区、中东地区、非洲大陆、欧亚北部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游牧业起源情况的总结代表了西方学者近期的整体性认识。本文首先对这些情况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基本取向进行了评述,并且指出了其在中国游牧业起源研究问题上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西方学者 游牧文化 欧亚草原起源 评述
畜牧业是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游牧经济则是畜牧业的发达形态。从世界范围观察,即便是今天,游牧仍然是许多族群的主要生业形式,游牧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按照《The Nomadic Alternative(游牧选择)》①(1993)一书的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另外还有两个可以视为典型游牧社会变体的特殊地区:1.欧亚北部高纬地区。以苔藓为食的驯鹿是牧民的饲养和狩猎对象,也是运输工具。2.南美安弟斯高地。饲养羊驼(美洲骆驼),牧民的经济传统是高山农耕与牧场相结合。
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主要文明类型之一,但是现代学者对于游牧文明的关注和了解可能与其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的位置是不相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体系包括14个独立文明、6个失落文明和16个卫星文明,“邻近欧亚与亚非大草原地带的各土著游牧文明”只是以整体被列为卫星文明中的一个②,似乎不足以反映诸游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不同特质。原因或许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绝大多数学者是站在根植于农耕文明和工业社会的现代视角下来审视游牧文化的,在认识角度上存在对游牧社会的隔膜和误读;其次,历史文献中关于游牧族群的记述绝大多数出自农业社会,偏见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第三,由于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的变革,游牧社会在发生变迁,游牧文化日渐式微,民族志材料的重要性在降低。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是西方学术界研究游牧文化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汤因比认为游牧文明的发生是某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渐进式发展过程中脱离标准发展道路的选择结果,“我们甚至不能大概地给出假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渐变时间,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隐含未露的谜,那么游牧生活的起源则是这个谜中最隐秘的部分”③。现代学者将游牧文化起源视为研究难点的原因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一一游牧生活的流动性、质朴性和分散性决定了相关考古学材料的相对匮乏。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游牧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长期以来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占主导地位,他们都坚持前亚是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摩尔根认为:中亚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源于闪族和雅利安人的迁徙和传播”④。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这样表述:“到野蛮时代中期阶段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显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仁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厚,主要是由于他们之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已一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人类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且在他们两者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⑤。
“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理论基石似乎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认为游牧文明发生于某个特定地区,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这种认为某种特定文化现象出自一个共同起源的观念通称为传播主义,自英国人类学家E.B.Tylor 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以来广为流行。传播主义者未能解释文化特质的最初起源,并且将文化现象与人及其社会的作用相割裂,其明显的理论缺陷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诟病。就游牧文明的起源研究而言,20世纪,和后期以来的西方学者其实已经超越“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束缚;其二则是认为游牧经济形态的出现早于农耕。
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普遍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从简单到复杂通过共同途径进化的思想虽然被批评为“单线进化论”,但是将游牧视为从狩猎进化至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或者是将游牧视为狩猎向农耕进化过程中的某种变异性选择,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研究游牧文明起源问题确实是早期西方学者的思维取向。以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亦深受影响。Durkheim根据社会组合的程度(复杂程度)划分社会类型,认为游牧群体是最简单的社会,所有社会类型都是这一类型的复杂形式;游牧群体集聚为氏族,进而演化为部落,氏族联盟固定下来成为村落,村落社会之上是由各种氏族部落形成的简单多形式社会,然后逐渐融合为高级多形式社会⑥。汤因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经济生活方式是假定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几个彼此衔接的阶段一一狩猎采集、动植物的驯化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相接合的定居一一构成的。根据这个模式,游牧生7舌被假定为一种从动物驯化阶段的标准发展道路分离出来的有选择的体系,因为游牧生活基本上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畜养牲畜的形式”⑦。
因此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代表性观点包括:1.游猎人群在追逐兽群的过程中收容受伤和弱小动物(如驯鹿)加以驯养,从而形成游牧人群(Khazanov 1983)⑧。2.移动的狩猎者从邻近的农业聚落中取得牲畜形成游牧。Bacon(1954)和Vainshtein(1978)均以为那些从邻近的农民手中借来一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的第一批游牧民⑨。3.气候干旱化导致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群消失,狩猎者只有通过从事原始农业和饲养那些无处觅食的野生动物来获取生活资料;随着干旱的加剧,这些已经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和家畜饲养者被迫离开日益缩小的可耕地,驱赶着牲畜在草原上寻找暂时的牧场,季节性地迁移,形成四处游牧的生活方式(R.潘派里1908)⑩。4.早期人群需要应付人口增加的压力,却无力改进现有的生产技术,不得不谋求生存手段的多样化,例如他们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其后部分人群逐渐走向游牧生活(P.J.尤科和G.w.丁波尔贝1967)⑾。
王明珂先生介绍,“对于这样一个人类生态上的重大变迁,学者们一直有相当的兴趣,但在七十年代之前,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后来由于社会人类学在游牧社会的研究积累了相当的成绩,加上在考古上微骨质标本的采集分析受到重视,自七十年代始在这方面有了些很好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东,后来又及于东非、中亚、北非及阿拉伯世界(Lees &Bates 1974、 Hesse 1982、Lynch 1983,Robertshaw & CoHea 1983、 Sherratt 1983、Gilbert 1983、Levy 1983、Greenfield 1988、 Marshall 1990)”⑿。
实际上,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以前的一些研究已然逐渐丰富和改变了对于游牧社会的传统认识。以对东非游牧族群的研究为例,P.蓬特对吉埃人、卡拉莫乔人、图尔卡纳入、桑布鲁人、马赛人,D.图坦对穆尔西人,埃文思一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拉达和内维尔.戴森一哈德逊对卡里莫炯人的考察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⒀。东非游牧民主要放牧牛群,牛是东非牧民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最重要的牲畜,他们通常兼营农业,但是固守“畜牧至上”的观念。例如卡里莫炯人在农田附近建造棚屋和畜栏,定居点设置供老幼妇孺全年居住;成年男子旱季在牧场上游牧,雨季亦住在定居点;他们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作物种植上,而且农产品在饮食结构中十分重要,但是他们首先将自已视为牧民⒁。努尔人定期在雨季村落和旱季牧牛营地间迁移,旱季早期青年牧民还有小营地间的迁移;家庭可能从村落的一个地方迁至另一个地方,也可能从一个村落迁到另一个村落;当牧场和农园资源衰竭时便会放弃村落(村落一般十年以后便会出现衰竭迹象);他们雨季兼营农业,居住棚屋,棚屋和牛棚大约五年以后便需要重新建筑;旱季居住简易棚屋(风屏),这时捕鱼业非常重要⒂。
对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的研究同样如此。通常认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草原经历了一个干旱化过程。虽然草原地区土壤肥沃,水资源亦称丰富,但是缺乏足够的湿度和较短的生长期限制了农业发展,农耕并不能成为稳定可靠的生计方式(Taaffe 1990)。不过民族志材料说明游牧民存在少量农耕以满足季节性迁移的需要(Rona—Tas 1959)。在喀尔喀人(Khalkha)中,部族中的贫苦人家为富裕牧户帮耕,并在他们山外游牧时照料庄稼,农业生产技术较为原始粗简。这种互助式农耕只是蒙古游牧社会的多种农业形式之一(Vreeland1957)。嫩江(Nonni River)流域达斡尔人(Daghur)、的农业生产更为普遍和专业化。塞伦卡(Selenga)谷地的情况与纳罗奔琴地区(Narobanchin)的喀尔喀人相似(Rona—Tas 1959)。而且草原地区可以种植春小麦、燕麦、黍子等耐旱作物(Moyer 1937)。因此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最普遍的游牧经济形式是农业作为辅助手段与放牧牲畜相依随,实际上是半游牧的特征(1978)⒃。
通过这些研究,西方学者认识到“在非工业化经济中,大多数牧人都过着游牧生活。……在一个群体里,年份不同,流动的程度也不一样。这取决于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同样,这些条件也决定着专业化的范围,即一个民族依靠畜牧业的程度。只有很少的群体单纯依靠牧群来维持生计。……一旦环境充许,牧人总是要推行一条更广泛的生计策略,在饲养动物的同时,至少种植一些庄稼……实际上,绝大多数牧人,不管他们多么专业化,都主要靠粮食而不是动物产品过活”,“如果牧民自己不种植物食物,他们就会通过交易得到农产品”⒄。
社会人类学关于游牧民与定居农耕居民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游牧社会的经济实质,游牧民通常并非处在与农业社会相隔绝的状态,游牧经济也不能满足一切基本需求,定居农业人群与游牧民存在各种联系。这是认识论上的提升,Lattimore曾经认为中国北方的游牧民完全自给自足(1940、1962),后来他修正了认识,承认草原游牧民需要来自中原的产品,特别是谷物、纺织品和铁器(1979)⒅。
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绝非单一,其维系并不能够完全脱离农业或者农产品,那么其发生自然亦有可能与混合经济有关。随着对游牧社会经济本质更加深刻的把握,近来西方学者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的观点。这里结合王明珂先生和Khazanov的总结介绍一些关于游牧起源的代表性观点,西方学者列举的动因大致有自然条件变化、人口压力(以及相应的农业扩张、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环境、迁徙等⒆。
许多学者将游牧专业化的发生归结于气候条件的变化。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游牧类型和近东游牧类型的形成均与气候干燥化有关,干旱的气候使得部分牧业农民放弃农业而成为游牧民(1983)。Mmrshall将东非专化游牧业起源的部分原因归于3000年前雨型的转变(1990)。Jacobs亦认为在讨论东非游牧类型的最终形成吋应该考虑特定时期的干旱气候(1975)。有些学者则认为亚洲北部苔原地带驯鹿游牧业的发生与气温下降有关(Willet 1953、Brooks 1954、Lamb 1966、Cermak1971)。
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亦催化游牧业的发生。 Marvin Harris在讨论中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养猪业的衰落时认为,由于人口密度增加和农庄领地的扩展,造成森林被毁,森林边际的农耕地和放牧地也随之遭到破坏;其一般的连续效应是从林地到耕地,再到放牧地,乃至沙漠;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有利于牛、绵羊、山羊等反刍动物的发展,而不利于饲养诸(1985)⒇。
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迫使畜牧者迁移终于形成游牧。Khazanov认为早期畜牧人群的迁移有助于欧亚草原游牧业的形成,而草场资源枯竭是迁移原因之一(1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是游牧族群常见的迁移原因(1961)。
人口压力是被经常提及的动因,有些学者认为灌溉系统的发展是导致人口增加的原因。“Smith和Young认为专化牧业产生于早期短期休耕农业,受人口压力的影响,部分人口放弃农业而成为专业牧人(1972)。Lees和Bates推测畜牧与基于灌溉支撑的农耕的分野刺激了经济专门化,认为“雨量分布不稳定的区域需要实行灌溉农业。灌溉农业造成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使得农业延伸到边缘地区,因此畜牲需移到更远处以取得草场。如此,动物的移牧及保护所需人力增加;另一方面,灌溉农业的人力支出增加,收获减少,与大规模的畜类牧养不能相容,因此造成专化牧业” (1974)。与Lees和 Bates相似的是F.普洛格和D.G.贝茨的解释一一沟渠灌溉系统或许提高了产量,使得人口增长和居住区域扩大成为可能。随之耕地增多,牧地相应减少,牧区被推移至距定居点较远且牧草不甚茂盛的地区,牧人被迫长途跋涉以寻找牧草和水源;同时牲畜更易遭到掳掠,这样照料牲畜便占用了原本从事农业的精力,而且疏通、修筑和护理沟渠河道亦占用农时;因此可能会导致策略上的分化,即某些家户逐渐专门从事精耕农业,而其他人则集中发展畜牧业。此外,沟渠灌溉的局限性(如粗陋的灌溉系统有时可能失效;水位下降造成水井和沟渠干涸;土壤的盐碱化等)有可能刺激农民把注意力转向畜牧业。最终,农业群体和畜牧群体的策略不同导致彼此在空间和文化上的差异,从而产生截然有别的牧人和农民群体[21]。
有些学者将人口压力与相应的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以及工艺专业化结合起来。Rosen指出“都市不但提供游牧人群货物交换中心,而且都市的专业化工艺更提供他们无法制造及取得的物品”(1988)。“Gilbert认为游牧出于混合农业带;由于人口压力、都市成长带来农业扩张,畜养业专化。专业化的畜牧业需要长距离移动,因此脱离农业;并且为了抵抗政治控制,使得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分离(1983)。”Levy认为人口增加使得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增加,定居聚落扩张,使得畜牧必需移至远离定居聚落的地区,以保护密集耕作的土地。同时他也强调专业化牧业的出现与工艺的专业化发展、贸易网的出现有关(1983)。
游牧民可以通过贸易得到农产品和其他无法制造的产品,籍此得以专注于发展畜牧业,因此有些学者强调贸易在游牧起源中的作用。Robertshaw和Collett认为随着农民在邻近地区出现,原来兼营农耕和狩猎的畜牧者便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农产品,而不必亲自耕作;当他们一旦从农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便可以增加牲畜并集中精力于专业化的畜牧经营,同时全体成员都可以随牲畜自由移动,为游牧奠定基础(1983)[22]。Caskel认为阿拉伯的游牧化与阿拉伯定居城邦的毁灭和商队贸易的衰落有关,这刺激了部分定居者转化为游牧民(1954)。
政治压力和社会环境亦对游牧业的发生产生影响。 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西部的畜牧者成为真正游牧民的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与农业国家的各种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1983).Lattimore认为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最初活动在中国边疆,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业扩张而被驱逐至草原,最终放弃农业成为游牧民(1940)。
西方学者列举的这些观点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其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口压力可以视为游牧业起源的内在动因,其他因素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催化剂、助燃剂的作用。其二,这里面有的是在讲游牧文化的最初发生,有的则是在讲某种游牧特征的最终形成。其三,从地域角度可以将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在某一区域独立起源,似可称为原生型,一类强凋在其他区域起源,传播至另外地区,对于这一另外地区而言似可称为次生型。
Khazanov全面总结了各地游牧业的起源起源情况(欧亚草原及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中东、近东、非洲、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 (1983)[23],反映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比较新近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下面仅以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为例重点加以介绍。
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食物生产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转化历时数千年,其过程亦比较复杂,认为从邻近农民手中借来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第一批游牧民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时至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第二千纪)存在几种变体的食物生产经济最终成为遍布欧亚草原的主导产业。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东欧南部居民已经掌握了牛、小牲畜甚至马匹的驯养;至公元前第四至第三千纪之交欧洲草原某些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已经出现畜牧业超过农业的迹象。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骨骼分析,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畜种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未见明显变化,而以长期定居的遗址最为常见。虽然南俄草原马匹的使用不会晚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但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人群已经掌握骑马术。很难设想当时人们徒步畜牧这些刚被驯化的马匹,因此没有证据说明公元前第三甚至前第二千纪的畜牧者是真正的游牧民。一般认为马匹最初是作为挽畜而被捕获的,其后才成为骑乘动物。不过有些学者认为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但是骑乘术即使在公元前第四、第三千纪乃至更晚出现也并未得到发展,因为根本没有发现哪怕是最原始形态的马具,这时的骑马是偶而为之。第一位真正意义上骑马者的出现应该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公元前第二千纪的“草原青铜文化”均属于畜牧一农业甚至农业一畜牧混合经济,绝非游牧经济。青铜时代甚至铜石并用时代的草原居民已经开发了河谷,并且扩散至草原深处(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有距离河谷15—90公里远的墓地,墓主包括妇女和儿童)。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气候较后来更为湿润,有可能一些家庭甚至群体已经脱离定居相当一段时间。鉴于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不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从西亚传人东欧,因此畜牧者开发草原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草原畜牧者的生活方式可以设想为一一流动性的放牧羊群,有可能徒步或者在牛马牵引的车辆上,甚至骑马放牧少量大牲畜.不同地区的畜牧经营方式不同,其中最具流动性的人群显然属于牧人畜牧业,有些地区则是半游牧畜牧业,更甚至存在完全脱离农业的人群。不过他们后世的游牧人有所不同,属于复杂的畜牧一农耕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畜牧者的相对流动性促进了迁移,有证据说明在公元前第四、第三、第二千纪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公元前第二千纪出现在西亚、伊朗、印度的印欧语族居民可以确定为源出南俄草原的畜牧者。人口压力、草场耗竭、农耕文化或文明中心的吸引力则是迁移的动因。但是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这些仍然从事农耕的畜牧者的迁移与后世山地游牧者不同,其迁移速度缓慢而渐次,新土地适于农业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新兴的畜牧业。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这些因素不晚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在欧洲和哈萨克草原,但是在草原青铜文化中观察不到转化迹象。公元前第二千纪和前第一千纪之际(特别是前第一千纪开始阶段)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间断,其前阶段的定居生活停止了,出现了明确存在骑乘术和游牧迹象的考古学文化,古代文献开始将草原居民称为“牛奶的饮用者”或“母马的挤奶者”,稍后出现了“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塞种”(Sakas)等专称。这一复合系统约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至少有500年的模糊期。其动因与气候变化、经济变化和当地政治形势变化有关。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最干旱气候是畜牧者放弃农业成为真正游牧民的最终刺激因素。而且这一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游牧民与农业国家存在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农业国家提供的各种便利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这种转化在欧亚草原东部和内陆的发生不会晚许久。Lattimore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戎狄是兼营农业的畜牧者(1967),马匹作为骑乘动物和真正游牧民在中国边境的出现晚至公元前第三、第四世纪(Lattimorel967、 Watsson1972),这些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在中国边疆最初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耕扩张,他们被驱逐至草原成为游牧民(Lattimore1967)。但是许多苏联汉学家认为公元前七世纪的狄人部落属于斯基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材料证明公元前第一千纪来自哈萨克斯坦、中亚、可能还有阿尔泰地区的畜牧者扩散至蒙古。
当前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几个取向值得重视。
第一,对于现代游牧社会的研究与游牧业起源研究密切相关。西方学者对现代游牧社会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深刻地把握了游牧业的实质,对研究游牧业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关于游牧起源研究的进展亦得益于197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地现代游牧社会研究的深入。
第二,认为各地游牧业的起源存在不同背景。Thom- as J.Barfield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类型将现今世界上的游牧区域划分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亚洲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等几块,不同地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均有差异,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亦有不同,现今差异暗示着游牧业发生背景的复杂。Khazanov结合起源背景,将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各类型的发生均有自的具体背景,包括等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场枯竭、迁徙等方面。
第三,Khazanov将游牧业的发生归纳为两种途径。他认为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条件适应的结果,就整体而言,在向游牧的转化方面基本是独立形成的,但是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而中东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游牧业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的另一条道路。由若干相互衔接的阶段组成:游牧民先是出现在另外地域的某处地域中心,然后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环境带传播,并且逐渐适应新环境,最终占据新环境带。但是这两种游牧业起源的道路有相通之处,前者亦是首先发生于某个畜牧中心,然后在当地环境带传播,后者适应新环境带的进程也可能同时是游牧专门化的适应过程。东非游牧类型的形成过程也可能属于后者。
第四,认为游牧业的起源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Lattimore在讨论中国北方游牧族群的起源时强调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Khazanov则以为游牧业的发生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同时承认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游牧业的发生。
第五,认为游牧业的发生需要根据相关的经济技术前题、特定动因刺激和社会政治背景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农耕和定居生活的不适应、适应新环境的畜种及其比例关系、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牲畜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而游牧业的最终形成则需要特定动因刺激,在大多数事例中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同时需要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部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压力、影响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
第六,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出自混合经济,绝大多数地区是出自农业一畜牧或畜牧一农业经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则是源自渔猎一畜牧经济。他们认为一切含有相当畜牧成分的混合经济均存在向游牧转化的潜能和趋向,在特定环境下匣有可能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型;而大多数畜牧社会都是游牧生活,当然流动程度因群体、年份和游牧专业化程度的差别而有异。
第七,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各地游牧业的起源普遍较传统观点为晚,甚至晚得多。例如近东游牧类型的发生最初有早至公元前第七千纪的新石器时代的意见,后来始自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千纪元)的观点比较流行,新近的研究则晚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以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的形成更是18、19世纪之交的事情。除去新材料的增加和对原有材料的不同阐释等原因以外,造成这种情况还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有关,例如,对某种牲畜的驯化和专业化饲养的不同理解,对某一游牧类型发生和基本特征最终形成的不同理解。更关键的是对“真正的游牧民”、“纯粹游牧”、“半游牧”等概念的不同理解,民族志材料表明“纯而又纯”的游牧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概念上的歧义直接影响到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游牧业的发生或游牧类型的形成问题,造成年代学上的巨大差异。更极端的例子是,F.Plog和D.G.Bates甚至将北美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上骑在马背上以狩猎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的经济生活称为畜牧业[24]。
第八,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对游牧族群的畜种构成情况的分析。Thomas J.Barfield指出各个游牧区域均有自己的主导性牲畜,成为主导性牲畜需要满足四个条件:该种牲畜必须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以便于大量畜牧;必须是基层游牧组织畜群中的组成部分;其饲养必须优先于其他牲畜;该种牲畜必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游牧民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至东非热带草原的主导性牲畜是牛,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是骆驼,地中海沿岸至中亚山区一线是羊,欧亚大陆草原是马,西藏高原是牦牛,亚洲北部高纬地区是驯鹿,南美安弟斯高地是美洲骆驼。他将游牧族群的牲畜依用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以消费或贸易的生产性牲畜,包括绵羊、山羊和牛;第二类是运输性牲畜,包括马、驴、牦牛和骆驼;第三类是警戒性动物犬[25]。 Khazanov认为复合畜种(牲畜饲养种类多样化)的游牧社会具有强大的生产力、转化力和扩展力,单一畜种(驯鹿、牦牛和美洲骆驼)的游牧社会则具有地域限制。另外西方学者还对各种牲畜的习性、生理结构、畜产品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Marvin Harris指出牛、绵羊、山羊的野生种曾经生活在阳光充沛的半干旱草原,适应炎热气候;而且牛、绵羊、山羊是反刍动物,可以消化含有高纤维素的植物,喜食草、麦秸、干草、灌木、树叶等,因此适宜游牧饲养。而猪则是杂食动物,没有反刍结构,虽然在哺乳动物中将植物转化为肉类的效率最高,但是与人类争食;并且猪的身体调温系统极不适应炎热、日晒环境,因此早期猪种更喜爱有着充足阴凉和水淖的森林环境,绝不适于游牧饲养[26]。基于对游牧社会畜种构成情况的这种深刻理解,在根据骨骼材料对游牧业起源进行解释时便可以切中关键点,如特别注意对马匹、骆驼骑乘技术出现的考古学研究。
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理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新近认识中可以看出“新进化沦”的启发。“新进化论”代表人物L·A· White提出“能量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人类为了在自然界生存下去而需要采用的适应机制,即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能源,一方面利用能源有助于社会集团的继续存在和向前发展;他将文化划分为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系统起到主导和制约作用。J·H· Steward始创“文化生态学”,提出“文化一适应机制”,着重考察分析三个内容: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利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确定此种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27]。西方学者关于游牧业起源的新近认识实际上基本是围绕“文化整体观点”、“适应理沦”和“技术分析”而展开,简单地说,就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考察游牧社会内部诸子系统之间、游牧社会与其依存的自然环境之间以及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适应情况。
西方学者对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成果和价值取向对于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颇具启示意义。曾经一段时期中国学者的视野局限在境内,希望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中国境内解决中国游牧业的发生问题。同时由于受到《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西羌传》的影响,中国学者往往将先秦时期的戎狄视为游牧族群,以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很早以来便为游牧族群所占据。在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游牧经济的出现是原始居民经济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标志之一[28]。长期以来中国学者认为恩格斯表述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农业和游牧业的分离,但是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的新石器遗址中似乎观察不到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中分离的显著迹象[29],而认为先秦戎狄从事畜牧一农业混合经济的意见[30]亦逐渐引起重视。
近年来,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和大陆学者杨建华、林沄、乌恩等先生的相关文章[31]应该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与西方学者近年来将欧亚草原游牧业的起源向后推移许多相似,他们都认为中国游牧业的起源年代较之既有认识要晚近些,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因素的出现或者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王明柯先生认为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地区部分从事混合经济的人群完成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向,其前有可能向阿尔泰地区的游牧民学习了游牧观念和技术,至战国时期形成游牧洪流。乌恩先生认为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形成是在春秋中期偏早,而且有可能是在中国境内独立产生的,甚至在整个欧亚草原也是游牧业发生的最早中心之一。林沄先生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是在战国中期,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的大批南下有关。较早时期Lattimore的意见也较有影响,他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戎狄兼营农业;中国北部边界马匹作为骑乘动物的出现和游牧民的出现是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事情;中国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是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被驱逐到草原地区的戎狄的后代,他们在草原上由狩猎一农业混合经济转向为游牧经济。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并且注意借鉴西方学者在游牧业起源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方法。
通观西方学者对游牧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我以为在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时需要注意几点:1.考虑各种发生途径。作为欧亚草原、沙漠半沙漠的组成部分,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业的起源存在受到境外影响和冲击的可能性,包括技术因素传播和移民。同时,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大致可以划分为以甘青为主的西段、以河套陕北晋北化为主的中段和以燕山南北为主的东段,各自又可以划分山若干小区;各区块的考古学文化、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因此亦存在各区块的游牧业起源各有不同背景的可能性。
2.结合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尤其不可忽略对农业因素、定居社区和中原文化在北方长城地带进退消长及其影响的分析。
3.注意游牧业起源技术前题的:号古学分析,着重分析遗存中有关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普遍化、乳制品及其他畜产品、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方面的信息。
4.明确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关于此点笔者另有专文可参阅[32]。5.北方地区的早期岩画对分析畜种构成很有帮助,在研究游牧业起源问题上是很有意义的线索。6.加强对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自然环境的研究。
7.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中国现代游牧族群的民族学调查,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北方游牧社会的特质。8.借鉴西方社会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在把握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特质的基础上,以新视角对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说明:诸如“(Khazanovl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1961)”这样的行文仅是为了方便阅读者了解相关研究者及其观点的发表时间,目的在于以简洁方式提供较多信息量,不表示注释,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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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Thomas J. Barf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 by Prentice- Hall , Inc.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②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九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⑤ 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23、24页。
⑥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四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⑦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⑧ A.M.Khas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M, Cam- 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⑨ Elizabeth. Bacon , Types of Pastoral nomadism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Asia ,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0. 1: 44-68. 1954.
⑩ R.潘派里:《在士耳其斯坦的探险:1904年的探险活动,阿诺的史前文明》(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Ex- pedition of 1904:P:ehistofic Civilizations of Anau),第2卷,华盛顿,卡内基协会,1908年。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注释部分。
⑾ P.J尤科和G.W.丁波尔贝,仨编:《动植物的驯化》(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伦敦,达克沃特出版公司,1967年版。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注释部分。
⑿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西方学者1970年代以来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请参阅王文注释部分。
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非洲狩猎民族游牧民族》,1982年。
⒁ 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⒂ 埃文思一普里查德著:《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⒃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 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53. No. 4. Nov. 1944。
⒄ 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⒅ Lattimore关于中国游牧业起源的论文请参阅: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Repr. 1962. Boston: Beacon Press. 1940.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ngol Nomadism. ” In W .G. Beasley and E. G . Pulleyblank, eds. , His- 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pp . 328 -43. London: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 Repr. in O.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 tier History ,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241-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Herders, Farmers, Urban Culture”. In LEquipe ecologic et anthro pologie des societes pastorales, ed.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Nomdeic Pastoralism, Paris 1—3. Dec.1976, pp. 47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⒆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 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 sid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⒇[26]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21][24] 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 P. T. Robertshaw and D. P. Collett,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storal peopl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 an example from East Africa", World Archaeology 15.1 : 67 - 78.1983.
[23]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 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5] Thomas J. Barf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 by Prentice- Hall , Inc.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27]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九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 黄崇岳:《我国的原始畜牧业及其与农业的关系窥探》,《中原文物》1983年6期。
[30] 林沄:《戎狄非胡论》,《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31]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2年。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4期。
[32] 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二)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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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中东和非洲大陆游牧业起源研究的若干背景资料译介
近年来关于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⑴。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讨论这一课题,而且开始注意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成果和理论方法。Thomas J.Barfield曾经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特征将现今世界划分为五个主要游牧文化区,分别是,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西藏高原及邻近高原。另外还有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两个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均与典型游牧社会有某种差别的变体地区⑵。笔者近来读到Khazanov的文章,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欧亚草原及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中东、近东、非洲大陆、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等地游牧业起源的研究情况,Khazanov根据各地游牧业的不同起源背景和经济文化特征将历史上的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⑶。Khazanov的文章发表于1983年,其后国外学者已经有了某些新认识,不过该文对于我们了解国外学者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背景材料还是很有帮助的。另外,P.T.Robertshaw和D.P.Collett的一篇关于从考古学材料中辨识畜牧人群的论文也谈到肯尼亚“非洲裂谷地带”游牧业的起源⑷。这里主要依据Khazanov的文章,将国外学者关于近东、中东、非洲大陆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情况译介出来供参考。Khazanov文章中有关欧亚草原、沙漠和半沙漠地区的部分笔者已有文章涉及⑸,有关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的材料和认识均不丰富,均从略。
一、近东地区
Thomas J.Barfield认为“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是一个独立的游牧文化区,主要饲养单峰驼作为驮畜并提供肉食,沙漠边缘同时饲养绵羊和山羊,牧民使用山羊毛织物制作的黑帐篷,也从绿洲上的阿拉伯农民手里获取枣椰和其他食物,用公驼与商队交易。Khazanov划定的近东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大体相当于Thomas J.Barfield划定的“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游牧文化区”的阿拉伯沙漠部分。
Khazanov指出,曾经一个时期许多学者对西亚新石器时代畜牧专业化的程度估计过高,以为当时已经出现了真正游牧民或半游牧民,提出公元前第七千纪扎格罗斯山地(Zagros)的居民已经从事某种畜牧业,在永久性定居点以外的山区还有季节性营地。新近成果则说明扎格罗斯山地的畜牧业不会早于公元前第四千纪后半叶,现有材料显然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曾经通行的观点是认为近东在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三至前第二千纪甚至前第四千纪)已经出现纯粹的游牧民,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经出现游牧民与农民的冲突。虽然近东地区畜牧者与早期农业中心确实存在经济和政治联系,有可能是畜牧与基于灌溉支撑的农耕的分野刺激了经济专门化,但是没有理由以为喜克索斯人(Hyksos)、古代犹太人、阿莫里特人(Amorites)、苏塔亚人(Su- taeans)和阿拉美亚人(Arameans)等族群是真正的游牧民,认为古代闪米特人(Semites)是原始游牧人的顽固观念在新近研究面前也不成立。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家长制”导致了划分吋段分别进行畜牧饲养和从事农耕的半游牧生活。西部闪米特人饲养绵羊、山羊和少量牛,挽畜主要是驴,单独饲养驴的部落却不一定存在。畜种构成暗示着当时畜牧者的活动范围不可能超出距离水源30英里以外,他们远离农业中心,兼营农业,生活在年降水量100~250毫米的地带,特别是在没有灌溉或者灌溉技术不发达但是仍然可以收获的地区。这时的畜牧者以部落规模缓慢而渐次地迁移,逐渐渗透至农耕区边界,向农业区的迁移经常导致定居。推测公元前第三、前第二千纪近东地区存在着畜牧饲养业和半游牧的畜牧业,但是并非真正的游牧业,纯粹游牧族群即便存在亦只是极端个例。
Khazanov认为,近东地区的主要畜牧业中心是阿拉伯半岛。自公元前第三千纪结束时开始,在阿拉伯中部小牲畜最终取代了牛,不晚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时畜牧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年代还可以讨论。撒哈拉—阿拉伯地区最后的干旱阶段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并沿续至今,这可能导致畜牧者移动到农耕区边界。但是阿拉伯游牧化的最终形成与骆驼成为骑乘动物有关。一般认为骆驼的驯养开始于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中叶或者后半叶。有些学者认为近东各地骆驼驯养的发生情况不尽相同,年代亦早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有些学者以为甚至可以早至公元前第四千纪。有些学者则指出骆驼驯化与骆驼饲养专门化不同,其间当有巨大的时间差距。受半岛干燥化影响,骆驼饲养的专门化有可能出现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阿拉伯半岛的某一地区,这导致在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内陆地区真正游牧民的散布。为了扩充草埸以增加牲畜、获取农产品以及与定居社会进行贸易,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入侵的游牧民席卷约旦至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开始阶段甚至更早,马匹出现在近东农业区,长期被视为珍稀动物。公元前第二千纪时轻便四轮战车颇为流行,马匹几乎从未成为骑乘动物,当时及稍后流动的畜牧者较少使用最初饲养于山区的马匹。阿拉伯半岛的马匹最初出现于一世纪初期,有的学者强调在阿拉伯半岛骆驼替代了马匹的作用。近东类型中的阿拉伯亚型最终形成的时间意见不一。有些学者提出公元前第一千纪末叶在阿拉伯北部出现一种新型骆驼鞍桥,有利于骑士解脱双手,这样就显著地提高了军事效率,此后才谈得上真正的阿拉伯游牧民。有的学者将游牧时期定在公元前三世纪,甚至晚到“公元”至“穆罕默德时代”之间。有的学者以为阿拉伯半岛定居城邦的毁灭和商队贸易的衰落刺激了部分定居者转化为游牧民,这个见解可以商榷,不过在古代期结束和中世纪开始阶段部分游牧民确实有可能来自定居者。
二、中东地区
Khazanov划定的中东地区包括小亚细亚、伊朗、阿富汗,相当于Thomas J.Barfield划定的“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的游牧文化区。在现代民族志材料中,这里主要饲养绵羊和山羊,牧民根据地势依海拔高度迁徙,畜群种类颇有差异,包括绵羊、山羊、马、双峰驼和驴,牧民在农庄里饲养对牧埸和水源要求更高的牛,用畜肉和毛、奶、皮革制品与农民交易谷物和其它制品,谷物在饮食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牧民用黑山羊毛织物制作的帐篷设立营地。以下是Khazanov对中东地区游牧业起源研究的评述。
畜牧甚至半游牧人群出现在伊朗山地和亚美尼亚高原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年代非常旱,但是公元前第三千纪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游牧民。古提安人(Cutians)和加喜特人(Kassites)似非真正的游牧民,几乎没有文献提及公元前第一千纪和公元第一千纪前半叶的流动畜牧者,这与中世纪的景象迥然有别。在古典期的小亚细亚,虽然畜牧人群随季节变化将牲畜在山地和草地之间迁移,却不是真正游牧民;在古典期的伊朗,希罗多德提到波斯人的六个部落中有四个是游牧民。史料中的畜牧者虽然普遍,真正的游牧民却较少,法尔斯地区(Fars)有骆驼饲养者。其后第一批出现的游牧民是山地居民,他们给各种政治集团特别是希腊人带来冲击,被称为“流浪者”和“抢劫者”。马地亚人(Mardeans)、卡都西亚人(Cadusians)、科萨亚人(Cossaeans)、攸克西亚人(Uxians)、埃拉米亚人(Elameans)、帕瑞塔卡人(Paraetaceni)与后来的库尔德(Kurds)人和鲁尔人(Lurs)相似,与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也有些相似,均存在辅助性的定居和农业。在畜种构成方面,这些山地部落的小牲畜与大牲畜同样重要,但是几乎没有乘畜,几乎没有马匹,更几乎没有骆驼,文献中他们通常都是徒步的弓箭手。
出现在中东地区的真正游牧人来自欧亚草原,但是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西徐亚人(Scythians)、帕尼人(Parni)、塞种人(Sakas)、贵霜人(Kushans)、阿兰人(Alans)、乔尼特人(Chionites)、*[口+厌]哒人(Ephhthalites)等族群通常定居下来,因此并未对当地畜牧生产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中世纪来自阿拉伯半岛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洪流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巨大变革,特别是农业城邦的崩溃和各种游牧势力的增长,导致游牧区扩大和游牧民增加。在中东地区中世纪的游牧化进程中阿拉伯人发挥的作用较之欧亚草原的突厥人和蒙古人要小得多。游牧化以各种方式发生,最主要的方式是游牧民直接移民进入中东占有土地,这经常与驱逐定居或半定居人群相伴随。游牧民力图保持其经济方式,但是生态环境有时会起到限制作用。他们不能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对单峰驼而言那里太过寒冷。在伊朗,他们局限在法尔斯地区(Fars)的西南省份,并且部分占有库泽斯坦(Khuzistan),游牧民的主体在库拉珊地区(Khurasan)逐渐定居下来并且伊朗化;但是突厥人带着更习惯于寒冷的双峰驼和马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定居下来,特别是在塞尔柱突厥(Saljuq)征服以后。然后通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扩展。但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尤其是西部)的自然条件适宜农耕,而且中央政府往往鼓励定居,游牧业的发展颇受局限。游牧民涌人更为干旱的伊朗的浪潮持续了数百年,尤以十一、十二世纪的塞尔柱人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为甚,十二至十四世纪时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另外中央政府经常将游牧民重新组合和迁徙,因此分布范围更为广阔。游牧民在伊朗的优势地位导致当地孤立的农耕、半农耕族群游牧化。在阿富汗南部,十世纪以前可能存在一些孤立的游牧或半游牧族群,在乌古斯人(Oghuz)移民和和欧亚草原游牧民入侵之后游牧业才成为阿富汗的传统经济形式。
这种游牧化的连锁反应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发生在欧亚草原,在中东地区则完成于二千年之后,是一个拖延而断续的过程,至公元第二千纪时游牧民才真正占据了全部适宜生态环境带。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游牧或半游牧亚型,来自南方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畜牧移民古尔于人(Gurgan)、穆格汗人(Mughan)和库拉珊人(Khurasan)的牲畜组合以绵羊和马为基础,受欧亚草原影响最为强烈。第二个亚型与骆驼饲养和枣椰种植有关,包括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玛克兰(Makran)和巴鲁齐斯坦(Baluchistan)的畜牧者,受到近东类型的影响。第三个亚型分布在山区,包括鲁尔人(Lurs)、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凯什盖人(Qashghai)、库尔德人(Kurds)等,小牲畜饲养更为发达,但是古代大牲畜的数量较今天更多。整体来说,欧亚草原游牧民对伊朗和阿富汗游牧业的影响较之阿拉伯游牧民要大得多,许多伊朗语词汇借自突厥语并非巧合,这种影响源自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不过中世纪时单峰驼更具优势,而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双峰驼则几乎遍布伊朗。
近东、中东和非洲大陆游牧业起源研究的若干背景资料译介 来自: 免费论文网 三、北非地区
非洲大陆的畜牧业有多种形式,但是相互间存在影响。Khazanov虽然将非洲大陆的游牧业起源研究列为一个标题,实际上却是分为北非和东非分别加以讨论。在Thomas J.Barfield的划分体系中,北非属于“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游牧文化区”的一部分,本文首先介绍北非的情况。Khazanov认为新证据可以说明非洲大陆的畜牧业源自本土的埃及和北非,但是尚不清楚各地的起源情况以及与外部刺激甚至亚洲移民间的关系。不过古代埃及的畜牧业一直与附属农业有关,北非广泛存在的畜牧业的中心则是撒哈拉。
Khazanov认为,驯养动物可能在公元前第七千纪出现在北非。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撒哈拉和萨赫尔(Sahel)的畜牧者饲养牛、绵羊和山羊。不过根据岩画得出新石器时代饲养牛群的真正游牧民已经占据撒哈拉沙漠的判断则未必是事实。这时的畜牧者特别是其中的个体集团具有相当流动性。但是缺失马、骆驼这类骑乘动物,说明其流动有限,而且没有饲养驴的明确记载,而半游牧民较之纯粹游牧民更宜于饲养驴。随之,撒哈拉的干旱化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和后叶明显加强,气候更为干燥时,人群便向东、向南迁徙,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气候条件,经济生活中的畜牧成分增加了,畜牧人群的流动性亦增强。可以证明在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撒哈拉已经被真正的游牧人占据的材料太少,即便是存在完全放弃农业的人群,也谈不上真正的游牧社会。传统观点认为马匹在公元前1700年(或者稍后二、三百年)出现在埃及,然后在北非迅速传播。但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马匹主要用作挽畜,至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骑乘才取代车辆。撒哈拉开阔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时马匹的作用不如后世的骆驼。因此北非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的畜牧者在本质上不同于后世的东非畜牧者,因为牛并不是最重要的畜种。
Khazanov谨慎地推测真正游牧者出现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开端,希腊文献中将此时北非东部的游牧者称为“肉食者”和“饮奶者”,西部的农民则被称为“谷物食用者”。随着骆驼被引入畜牧经济,北非的游牧化最终得以完成,这一进程持续了相当长时间。有些学者认为骆驼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出现于埃及(或者略早至亚述征服时期),出现在其他北非国家的时间则晚得多,有学者将其与六世纪穆斯林的入侵联系,有些学者将年代定在一世纪。不过骆驼在《圣经》中的“家长”时期即已出现于埃及,而在罗马入侵之前的北非各地已经遍布从埃及和撒哈拉带入的骆驼。马匹与骆驼在北非短暂共存不及数百年,最终骆驼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世纪时北非的骆驼饲养者最终代替了牧羊人,并且在罗马人的压力下进入撒哈拉。这一阶段北非尤其是撒哈拉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业有某种相似性,至中世纪时这两个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五世纪或者六世纪饲养骆驼的撒哈拉游牧民涌入罗马人占据的农耕区。七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对于当地的游牧业几乎未产生影响。但是随后的游牧部落,特别是十一世纪希拉利亚人(Hilalian)的移民及其影响则标志着这一漫长进程的结束。
努比亚(一般是指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至苏丹喀土穆一带)地理上介乎北非和东非之间,畜牧业出现的时间和背景不清楚。考虑到努比亚与埃及在古代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本文将其附于北非地区。Khazanov认为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努比亚在埃及的影响下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但是不能排除努比亚的食物生产经济后来也受到其他外来影响(撒哈拉的移民和阿拉伯半岛)的可能性。至公元前第四、第三千纪畜牧业有可能发展为努比亚北部的经济基础,埃及第六王朝的铭文中提及努比亚的畜牧部落,但是并没有充足证据说明他们是真正游牧民。中王国末期马匹出现在努比亚,显然不是骑乘动物,在畜牧经济中亦不占重要地位。这一地区游牧民出现在公元前第一千纪。骆驼只是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结束之际才出现在努比亚,此后苏丹独立出现“近东类型”的迹象,也可以设想此时已经出现“东非类型”的特征。文献中出现了“以煮沸的牛奶搀血为食”的“饮血者”。当时的苏丹已是移民地带,不同类型的游牧民相邻而居彼此影响。中世纪时更加复杂,环境因素以外,部分上也与外部压力和移民有关。
四、东非地区
Thomas J.Barfield认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是一个独立的游牧文化区。牛是这里最重要的牲畜,也饲养绵羊和山羊,在北部沙漠亦饲养骆驼,这些牲畜为牧民提供肉食以及血、奶制品,而驴只是驮畜;几乎不进行狩猎;牧民建筑棚屋,而且存在由妇女专门负责的园艺业。与其他游牧文化区最大的区別是很少使用运输性动物,而且完全没有帐篷。这个游牧文化区的重心实际上是东非,P.蓬特对吉埃人、卡拉莫乔人、图尔卡纳人、桑布鲁人、马赛人,D.图坦对穆尔西人,埃文思一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拉达和内维尔·戴森—哈德逊对卡里莫炯人等东非游牧民的考察都比较著名⑹。
Khazanov认为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第一千纪,食物生产经济已经开始从努比亚向南和东南方向传播;公元前第一千纪肯尼亚和非洲裂谷地区已经出现畜牧者,有时也种植谷物。一世纪伊始谷物生产经济甚至抵达南非。语言学证据说明当班图人出现在东非南部和南非部分地区之前畜牧业已经出现。津巴布韦的畜牧业也有重要位置,但并不是真正的游牧业。整体上这一时期仍然是混合经济,不过某些族群可能出现畜牧专门化。公元第一千纪结束和第二千纪开始阶段东非畜牧人群的迁移仅是东非类型漫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马赛人(Maasai)十七世纪才出现在东非,而且不是最后一支迁入的游牧族群。公元第一、第二千纪之交,在埃塞俄比亚高原或者开阔地带(包括苏丹南部),长角牛与短角瘤牛的杂交品种长角瘤牛随着北方移民扩散至中非和东非,成为最普遍的牛种。但是东非类型的最终形成却是不久以前(公元第二千纪后半叶)的事情。这些畜牧人群在公元第一千纪的结束和第二千纪开始时期进行迁移的动因不是很清楚,一般而言游牧民的迁移与牲畜增加和草埸不足有关,特定时期的干旱气候亦应考虑(至十五世纪时东非气候才开始湿润化,森林扩展)。Khazanov认为非洲之角游牧业的起源和发展进程亦相当复杂。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动物驯养和谷物种植至少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甚至可能早至公元前第三千纪,源自尼罗河谷。非洲之角的农业—畜牧业(或畜牧业—农业)复合体不断扩展,逐渐向畜牧业过渡。三个基础因素决定了这一进程的特征——不断增强的干燥化、现今自然条件(只有索马里属于典型干旱气候)以及与阿拉伯地区地理和历史上的亲近性。有关非洲之角早期畜牧业发展情况的考古学证据还不清楚。索马里等地的早期岩画中刻划出牧人和长角牛,相当一个时期以后(约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瘤牛出现在岩画上,至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一世纪出现了骆驼,骆驼的出现与阿拉伯移民有关。非洲之角游牧业的发展方向可能与近东类型中的阿拉伯亚型密切相关,与东非类型更为密切。十四世纪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还写道饲养骆驼和绵羊的游牧民生活在非洲之角。随着索马里人的入居,非洲之角游牧业的特征最终形成于公元第二千纪,与近东类型有某些相似性,阿拉伯人在其中发挥的辅助性影响则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有关。
另外,在讨论肯尼亚“中央裂谷地带”及其邻近半干旱地区游牧业起源问题时经常涉及“畜牧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一般是指在“晚期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上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由牧民或者猎人兼牧民构成,以畜牧作为基本生产生活方式。P.T.Robertshaw和D.P.Collett指出,“畜牧新石器时代”遗址存在两种动物群构成,一种以驯养动物牛和公山羊占优势;一种在驯养动物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中型有蹄类野生动物。他们认为也可以将“畜牧新石器时代”的人群推想为占据平原地区的从事混合经济的农夫,不过其文化心理倾向于畜牧。P.T.Robertshaw和D.P.Collett提出了“中央裂谷地带”畜牧经济类型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在公元200年—公元300年左右的早期铁器时代,农耕居民进占了作为肯尼亚主要农耕区的东部高地,其时“裂谷地带”的“畜牧新石器时代”人群便从农耕束缚中解脱出来,可以从邻近地区通过贸易来获取农产品,于是有可能增加牲畜并集中精力于专业化的畜牧经营,其生计方式便从农耕和狩猎混合型转化为专业畜牧经营型,从而为专业游牧化奠定了基础。
Thonras J.Barfield关于游牧文化区的划分体系很大程度上依据于现代民族志材料和自然地理状况,主要反映着现今游牧社会的经济文化特征。Khazanov游牧类型的划分体系则更多地考虑到各地游牧业起源的不同背景以及不同起源背景在游牧类型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这一划分体系比较充分地注意到社会发展、文化交流和环境变迁与经济文化特征的形成、发展、更替、变化等方面的“历时”联系,而且与自然地理区域未必完全重合。当然,前一划分体系也同样考虑到历史因素,后一划分体系也必然借鉴现代民族志材料,因此两者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国外学者近来倾向于游牧出自混合经济的观点,列举出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埸枯竭、迁徙等方面的动因。Khazanov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有具体背景,不过可以归纳为两种途径。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向游牧的转化基本是独立完成的,虽然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中东类型、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其他地域的游牧民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新环境带扩展,逐渐适应并且最终占据,东非类型的形成大约也属于后者。Khazanov认为,就整体而言,近东类型是在不晚于欧亚草原类型一千年以后的中世纪形成的,但是欧亚草原类型并未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近东类型是一系列战争、入侵、移民和征服的结果,而且不像欧亚草原类型那样几乎占据了全部适宜空间。不过两者的形成也有许多共性,包括均源自混合经济、家畜饲养普遍化和半游牧化;畜牧业普遍化的最初形式均是基于小牲畜的初步饲养;马匹与骆驼功用相似。且都是在经历了一个长期阶段之后最终得以充分利用;在向游牧业转化的过程中,至少是在畜种构成及利用方面均与特殊的气候变化有关;而且两个地区的游牧民从初始即与定居城邦发生密切联系。Khazanov认为中东地区游牧业的起源与近东有很大差别,近东地区独立出现的游牧业与阿拉伯半岛畜牧中心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有关,中东地区则是外部冲击(特别是直接移民)的结果,而且游牧业的分布不及外来移民的分布普遍。同时也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就游牧业的经济文化特征和起源方面而言,它是介于欧亚草原类型和近东类型的中间形态。Khazanov认为东非地区游牧经济的建立是一个颇为拖延的进程,而且东非类型的形成过程较之既有认识要拖延许多,其形成与气候变化有关。以上是国外学者关于近东、中东和非洲大陆游牧业起源研究的一些背景材料,其认识对于中国学者或有启示意义。
注释:
⑴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打印稿),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2年。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4期。
⑵  Thomas J.Barfield:《The Nomadic Alternative》,1993 by Prentice-Hall.Inc.A Simon & Schuster Comoany.
⑶  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⑷  P.T.Robertshaw and D.P.Collett:《The identification of pastoral peopl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an example from East Africa》(引文郑君雷译),World Archaeology 15.1:67—78.1983.
⑸  郑君雷:《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3期。
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非洲狩猎民族游牧民族》,1982年。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第二部分第七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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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
人们从食物结构中,很容易发现中西方农业的差异,西方人的食物结构中肉、奶的含量较高,而中国人的食物则以植物性的饭菜为主,这种差异是由于畜牧业在中西方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形成的。简单说来,畜牧业在西方农业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在中国较小。那幺,为什幺畜牧业在中西方农业中占比重有大小之别呢?它对于农业的发展又产生了什幺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图对中西方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作一比较研究。
一、衣着原料与农业结构
农业做为一种谋生手段所要解决的就是衣食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时,只注意食物获得过程和手段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衣着来源的考察,更忽视了把衣食做为一种整体来比较中西方农业的异同,也就无法真正地把握中西方农业的特点及其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光用吃来表示中西依业的差异,还必须用穿来表示,因为穿不仅是农业结构差异最终结果之一,而且也是差异(包括食物上的差异)发生的最初原因。
衣着原料取之于自然,属于植物的有麻类和棉花等,属于动物的则有毛皮和蚕丝等。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衣着原料因地而异。东方的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蚕丝和大麻为主,丝为富人和老人享用,麻为平民百姓穿戴。到宋元以后,改为以棉花为主,则“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贱皆赖之”(丘浚《大学衍义补·贡赋之常盯。动物的皮毛虽然也被用作衣着原料,但极不普遍,除给富人充作奢侈品外,普通百姓难以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则正好相反泪史前时代开始就以毛皮和亚麻(特别是羊毛)做为衣着原料。尽管早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就知道有丝绸,后来丝绸又进入罗马帝国并为上流社会所喜爱,种桑养蚕技术也在公元6世纪传到了欧洲;16世纪中期,蚕丝还只是在英国贵族中使用,伊丽莎白皇后开始穿上了丝袜,16世纪末蚕桑生产技术传入法国,随后又传入英国,直到1701年英国才通过法案禁止从外国进口蚕丝,但此时英国人的衣着原料依旧是羊毛。蚕桑业和同时的羊毛业及棉纺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衣着原料不同,获取的方法也不同。在中国则为养蚕,在英国则为养羊,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养蚕和养羊都不能单独存在,而必须与谷物种植相结合,于是形成了不同的农业结构。在中国农业结构的主体是农桑结合,在西方则是农牧并举。反映在农书上,中国历代农书主要包括农和桑两部分内容。现存最早的农书《温胜之书》已露端倪,书中即有专门的“种桑法”一篇;宋代的《耕织图诗》则用图象和诗歌的形式把农桑的内容表露无遗,元代的三大农书则直接以“农桑”为书名,如《农桑辑要》、《农桑通诀》、《农桑衣食撮要》。直到清代尚有《农桑经》、《农桑易知录》、《农桑杂俎》等书以“农桑”命名,据王统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的统计,此类农书共有11部之多;明代的《天工开物》虽非专门农书,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乃粒”篇之后便是以蚕桑生产为主“乃服”,也体现了农桑结合的传统,直到清代官修的《授时通考》还是将“谷种门”和“蚕桑门”并列,把果蔬列在“农余门”,把棉麻列入“桑余门”。
西方农书中,没有桑麻一项,而主要包括谷物生产和动物饲养两部分。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农书,当属公元前1世纪瓦罗(varro)写的《论农业》(On Agriculture)该书分为三卷,分别讨论与农业、家畜和小动物饲养有关的问题。这种情形在  13世纪的《亨莱农书》(Walter of Henley‘s Husbandry)中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衣着原料的生产是中西农业的分水岭,分为农桑和农牧两种结构。农桑结合是中国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而农牧并举则是西方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在主体结构下”中西方的农桑和农牧又有各自不同的结合方式。
二、农桑结合是中国农业结构的特点
中国的农桑结构主要是采用农桑分作的形式,即农与桑各自占有一定的土地,按孟子所说,“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可知当时的农田和桑地的比例为100。5;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亩之桑只能提供年龄在50以上的人衣帛,一个5~8口之家,年50以上者仅占一二人而已,其余4~6人则还需要10~20亩的土地生产衣着原料。因此食衣所占土地的比例大致为10O:2O。也就是说,必须要用相当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1/5的土地来种植桑麻。又据北朝均田制的规定,一夫一妇授田12O亩,其中2O亩为桑田,粮桑比例为10O:20,但均田制另有规定,男夫及课,别给麻田10亩,妇人5亩。因此,北朝时期用于桑麻种植的土地在整个土地面积中所占比例略有上升。从敦煌文书中有关受田的两条资料来看,已受麻田分别为1顷30亩和2顷50亩,占应授面积的24%~29%,已授田的33%~58%。《金史·食货志》载“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除枯补新,使之不阙。”明政府下令:“凡农民田亩五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明实录》己巳年)。明末清初,张履祥在为邬氏规划生计时提出种桑、豆各3亩,种竹、果各2亩(《补农书》附录)。种桑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0%。在土地面积既定的情况下用于桑麻种植的面积增加,就意味着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这种矛盾导致了粮桑间作、混作和桑麻间作等农作制度的出现。
早在《把胜之书》中就有桑黍混作的记载,《齐民要术》中则出现了桑间种植禾豆的方法,《陈旉农书》则总结了桑麻间作的经验,《农桑辑要》则对桑间种植田禾的理论与技术做了总结。明清时期桑间种植继续得到发展。种植的种类已发展到花生、红薯、棉花、芝麻、小豆、绿豆、瓜、蓣、大麦、小麦、豌豆、胡豆、菜子等几十种,特别是桑间种豆,遍及两浙。
但是从整个中国农业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是以桑粮分作为主,尤其是桑麻等很难与水稻进行间作套种,而稻米又是中国人的主食,明代时,已占粮食供应的70%(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于是明清时期在蚕桑业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可以看到稻田和桑地两种景观。这是一种典型的桑粮分作形式,这种形式在农书中有所反映,如《沈氏农书》所说的“运田地法”,其中的“田”为稻麦二熟田,“地”则为桑园旱地,而《补农书》则提到“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杭嘉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出现了“桑争稻田”的局面。
三、农牧结合是西方农业结构的特点
西方的农牧结合,起初也是一种松散的形式。耕地和牧场是分开的,或者说耕地以外的都是牧场,后牧场被部分地开垦出来种植谷物,称为外田;原来的耕地,因其靠近村落,被称内田。内田是固定的通常犁成长条。大部分有肥料都施在内田。外田是半固定的,施以少量肥料,一直到不能耕种需要休闲为止,一般是种3年燕麦,休闲3年,休闲期内也许又重新用作牧场。这种作法属于一种自由休闲状态,而不是系统地轮流着把耕地变为牧场或割刍地。在自由休闲状态下,农牧结合至多是用牛去下种或挽犁。谷物收获后就放家畜去吃收割后的余蘖,同时畜粪落在田里作为肥料。中世纪欧洲(如法国)的领主曾收取过畜粪税,规定在某些日子畜群必须到他的地上圈禁一段时间以便留下粪肥。自由休闲的进一步发展便是休闲制度。
休闲制度就是每年按照一定的计划,把一部分的土地用作牧场,过一段时间又重新把它开垦出来,种植作物。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圃制和三圃制,即每年都有1/2至1/3的土地休闲,用作牧场。据《亨莱农书》记载:“每英亩的休闲地,在一年中至少可以维持两头羊的生存。”另外的1/2或1/3的土地在作物收获之后也暂用作牧场。此外还有专门的牧场和割刍地。因此在休闲制度下,农牧结合也仅发生在小于或等于1/2的可耕地上,很大程度上耕地和牧场还是分开的,而且这种分开的程度一度随着豆科轮作的实施而加剧。
所谓豆科轮作就是将原来部分的或全部的休闲地,用于种植豆科作物,以增进地力。这是一种积极的养地办法,但是用于放牧的耕地相对减少,当然这减少的部分被豆科作物提供的饲料所补充。但是在近代以前把豆类种在田里用作食物或饲料的数量很少。在英国的村落里,领主们用他们的一部分田种豆类,而他们的佃户仍旧采用休闲制度。就整个欧洲而言至多不过是部分的豆科轮作。这或许就是出于农牧结合的考虑。近代以后西方农业则进入到另一种农牧结合的形式,这就是田草农业。
在田草农业里,各种土地(耕地、牧场、割刍地、荒地)都合在一起进行谷物和田草的轮作,田草无论是豆科,还是非豆科作物,都用来饲养动物,这就打破了耕地与非耕地的界限。人们看到了“收割不久的田野上,柔柔青草为惊异的牛羊生长”的景象。从而改变了过去把谷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分别经营,农田和牧场分开的历史,真正地将农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欧洲农业历史上的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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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农业中的衣着原料生产
表面上看,西方传统农业结构中,似乎没有衣着原料的生产,但细加分析,西方的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衣着原料的生产而存在的。畜牧业兼有衣食的双重功能,从而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以13世纪的英国为例,1275年,在靠近活林福德的斯文科姆d   个维兰佃户拥有在公共牧场上放牧的50只羊。比这更早的50年间,在南威尔特郡三个修道院所属地产中,有一半以上的佃农都拥有羊群,在一个大村庄中,平均每个佃户约有20只羊。这是佃农的情况,而当时领主所拥有的羊群数量则更是成千上万。
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其地位有时凌驾于谷物之上。衣食原料生产的合一是西方农业结构的基本特点,而这一特点又集中地体现在养牛羊之上。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作为皮毛主要来源的牛羊又居于畜牧之首,特别是绵羊。以英国的克劳利为例,从1208年起,克劳利的土地大约一半养羊,虽然也养牛、马、猪,但马和牛用来拉车拖犁,少量的留作食用或出售,养羊主要是为了剪取羊毛,并从出卖羊毛中得到收入。
当然养羊业的超常发展,除了羊毛收入外;还与当地的自然条件适合养羊有关。羊一年四季都可在户外自谋食物。只是到了气候特别恶劣的冬季才补充一些干草。以克劳利为例,牛从来未居主要地位,这是由于养牛需要大量的水,而养羊则需要比较少的或几乎不需要水。水在地白垩丘陵的克劳利草原一直是缺乏的,白垩土壤有助于控制羊群疾病的发生,丘陵上生长着很多营养丰富的草。这些都是促成克劳利养羊业发展的原因。就整个英国而言,农业初期就以养羊为主,因为史前不列颠的植被是难以用石斧来清除的。谷物种植受到限制,牛羊生产异军突起。后来英国沼泽地区的开垦也是首先用于畜牧。14世纪后,随着羊毛和毛制品的出口,羊毛成了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影响着整个英国的繁荣,从而进一步地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
五、西方的绵羊和中国的大麻
由于养羊在西方农业中兼有衣食的功能,因此,衣用价值和食用价值成为绵羊选种和育种的两个主要目标。以衣用而言,起初的羊毛和其它动物的毛在理化性能等多方面都是一样的,不堪纺织,而后来成为一种主要的纺织原料,则是不断改良的结果。早在公元前200年,罗马人就做过这种努力,结果培育出了一种羊毛细长而厚重的特仑亭(Tarentine)羊种;后来农学家克路美拉(Columella)的叔父马修·克路美拉(Marcus Columella)又成功地将Tarentine与非洲羊杂交,使其更加充满活力,并获得了厚重白细的羊毛。杂交育种导致了十三四世纪之交,西班牙美利奴(Merino)细羊毛的出现。在此之前,羊毛只适合制作毡垫、地毯、粗袜、粗布。美利奴的出现使其它的可能成为现实,这种羊经杂交和改良后成为欧美细毛羊的先祖。同样在食用价值上也是如此,并进而培育出专门的奶羊和肉羊品种。其它家畜的选育也有专门化的趋势。1996年,克隆羊“多利”的出现,又是西方人在改良畜种上的重大进步。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养羊,但是由于羊毛不是主要的衣着原料,毛用价值在选种上没有得到重视。羊毛的作用除了极个别的地方提到“可做缎、氆氇、衣衫等物”(杨双山《豳风广义·畜牧》)外,绝大多数是剪作毡物,养羊和养猪一样在中国主要是为了提供厩肥。因此在畜牧的定向育种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相反由于蚕丝是中国人的主要衣料之一,对蚕种的选育却非常注意,并发明了利用杂交培育家蚕嘉种的技术。传统中国农业中,真正和西方绵羊一样,兼有衣食功能的是大麻。
大麻自古以来直到宋元以前一直与蚕桑并列而为人们的衣着原料,而实际上其贡献远大于蚕桑,因为衣着蚕丝只是一些老人和贵人,占人口的极少数,而一般老百姓的衣着“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盐铁论·散不足》),布衣即麻布所造之衣,它成为广大平民百姓的代名词,足见大麻在衣着原料上的贡献。不仅如此,大麻还是古代的主要的粮食作物,与麦、豆、黍、稷、粟、稻等,并称为“五谷”、“六谷”、“九谷”等。
由于大麻在中国古代农业中兼有衣食的二重性使得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大麻雌雄异株的现象,雌者称为苴,一名茡;雄者名枲,又名牡麻。早在《诗经》时代和《尔雅》中就有记载。其后《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中记载更为详细,而且正确认识了雄麻散放花粉和雌麻结籽的关系,指出在散放花粉前就拔去雄麻不仅不影响雌麻结子,而且雄麻这时的纤维质量也是最好的。这比欧洲人在植物性别方面的记载要早1500年。但是由于大麻当作衣食都不是很好的,以食而言,麻子的收获量不高,不能满足人们对食物量的需求,且有异味,又很硬,油性大,不易碾成末,不适合于人们的口味。因此,在它依然作为衣着原料之前,很早就退出了食品的行列。宋元以后,大麻主宰衣着原料的地位又被棉花所取代。以致明代宋应星怀疑火麻(大麻)在历史上的贡献。因此,中国的种麻业尽管在功能上与西方养羊业相似,但其影响则远远不如养羊业。种麻在中国的农业结构中始终没有像养羊在西方的农业结构中那样举足轻重。这就是西方农业能够保持农牧结合,而中国农业自宋元以后由五谷、桑麻结合变为粮棉结合的原因。但是粮棉结合也没有真正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结构,衣食原料生产的分离仍然是中国农业结构的基本特征。
六、结构与功能
农业的本质就是利用地力,从事动、植物生产,满足人的衣食需求。但是结构不同,结合的方式不同,最终导致功能的不同。西方的农牧结合,特别是田草农业,使得耕地上的一切作物都用人类的食物和家畜的饲料,比之于以农桑为主的中国农业,可以养更多的家畜,而更多的家畜不仅可以给人足够的衣食,而且可以给农业生产提供大量的肥料和动力,从而保证作物的丰收,使得西方的农牧业能得以协调发展。欧洲人很早就认识到农牧结合的好处,认为“二者关系密切而且由于让秣草在自己的农庄里被吃掉照例比卖掉对农庄主更合算,同时肥对农作物来说又很有用——牲畜的粪肥对农作物是最适宜的,因此,有农庄的人都要搞两种经营:农业和牧业。在农庄境内甚至要饲养动物,因为从这上面也能得到厚利”。
而在农桑结合的情况下,则存在着种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就表现为耕地不足。因为农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分作的形式出现,比农牧结合需要更多的土地。农牧结合需要的土地相对小些,这从十八九世纪以前西方广泛存在的休闲制上,便可证明。农桑结构对土地的需求量大,使得原有的牧地都被开垦成农田。中国在殷商时期尚有大片土地可供放牧,还有专门的牧场。周代实行分田制,所分之田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莱牧之地,以供畜牧,一般是上地四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四百亩,莱百亩;下地四百亩,莱二百亩。莱地除了做为休闲地以外,在休闲的过程中也用以放牧。战国时期的“牛田”即为养牛而专门设置的田地。从甲骨文和《诗经》等有关记载来看,当时的畜牧业的确也很发达。但是由于产品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使得畜牧业遭到了农桑的排挤。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垦牧”的记载,将牧场变为农田。春秋战国以后,到处提倡“垦草”“治莱”使得一些地方出现“无所刍牧牛马之地”(《战国策·魏策一》),以致于到唐宋时期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的局面,畜牧业日趋萎缩。与此同时林地也遭到开垦,这从春秋战国时期有关森林保护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宋代则到处出现了童山秃岭。林木业也日趋萎缩。
其次,就是劳力的不足。排除中国农业采用精耕细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因素以外,假定中西方传统农业所需的劳力相同,那幺,农桑结合和农牧并举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是由蚕桑业和畜牧业所决定,众所周知,水田农业需要比旱地农业更多的劳力,而蚕桑业比水田农业则需多的劳力。据明代人的估计为100:5;而畜牧业所需的劳力则比旱地农业还要少,大致为1:100或1:200,可见农桑结合需要比农牧结合多得多的劳力,加之中国传统农业所采用的是精耕细作的方式,它对劳动力的需要远远超出了理论的估计,因此就出现了劳力不足的问题,多子多福也就自然成了中国农民的追求,这种追求导致了中国人口的增加。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对衣食的需求也要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耕地的不足,恶性循环的结果必然导致畜牧业和林业的进一步萎缩。
第三,畜力不足。自从畜力运用于农业之后依业对畜力的依赖与日俱增,畜力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但是由于畜牧业的萎缩,中国农业史上尽管每张犁使用的畜力仅为1~2头,常感到畜力不足。于是汉代有教民挽犁之说,唐代有作人耕之法,宋代有踏犁之式,明代有代耕之法,虽以马耕载,但实不多见,于是便出现了人代牛耕,以劳力代畜力的作法。铁搭在明清时期农桑业最为发达的杭嘉湖地区的流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并非此处不适合于牛耕,否则江东犁也就不会在那里出现了,而是由于农桑业的发展导致贫苦农民无地养牛,无牛可耕。按照古人的说法一牛可代7~10人之力,少一只牛则至少需要7个劳力来补充,这就势必导致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加重了农业和土地的负担。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欧洲农业历史上对畜力的需求较之东方的中国要大得多,一副联畜犁必需8~12头牛来曳牵,古希腊、罗马时还曾用畜牧于收割和脱粒,尽管如此,欧洲历史上畜力紧张的现象并没有像中国这样严重。据估计13世纪英国克劳利的农奴平均每户有牛2头,有时甚至在3头以上。如1256~1257年度,克劳利的农奴们有因用于耕地而免除放牧税的公牛  8头,母牛  44头,两岁的牛  15头,1岁的牛18头和小牛23头,此外大约还有准许免税放养的牛50头(每户1头),共158头。50户农奴平均有3头以上的牛,另外每户还有马1匹。作为农奴能有如此数量的牲畜,可见其富力是相对充裕的。有人认为,封建欧洲使用的畜力,即使把有些小农缺牛情况估计在内,也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农业普遍用牛耕地的同时,曾广泛采用马耕。特别是重钉马蹄铁和新式轭挽的传入,使得马牵引的功效提高了4倍,与此同时,三圃制的实施使马能经常得到燕麦饲料,渐渐许多地区马耕取代了牛耕。有意义的是,促使西方马耕流行的轭挽正是从中国传入的,而在中国马耕却没有普及开来。这就好象壁犁源于中国,传到欧洲后导致农业革命一样。
第四,肥力不足。土地不足而导致的林木业的萎缩使用得薪柴减少,一些农副产品被用作燃料,用于家畜的饲料和返还给耕地的肥料也就相应减少。这诸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又大大地制约着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仅从农业所要解决的食物问题而言,农桑结合的结果却是食物,特别是肉食的缺乏。西方由于畜牧业的发展,不仅提供大量的畜力,而且还可提供相当数量的肉食和乳品。以德国为例,中世纪后期每人每年的肉食达100公斤以上,1397年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又如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9000城市居民一年吃掉了4000头牛,60  000头绵羊,20  000头山羊,30  000只猪。而在法国巴黎的查尔斯6世王室,皇后和孩子们每周都要购买200头绵羊。除了肉食以外,还有大量的乳酪和牛奶以及其它一些产品。
中国虽然也有过“肉林酒池”的记载,但那只是商纣王等少数统治者所独享,而且当时的畜牧业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但到了东周以后,则只有“七十而食肉”,或官位厚禄的作官佬能食肉。而人过七十古来稀,真正有肉食的还只是少数统治者,因而“肉食”成了官的代名词。以致于像明末清初张履祥这样的一方名士也只能“终身布衣、蔬食”。因此,在西方人能够每人每天吃上3磅肉的同时,中国的市镇手工业工人却为争取一人一月1斤猪肉的供应而斗争。
肉食的缺乏使得中国人每天所需的食物主要是谷物,其中包括豆类食品。而西方在近代以前很少将豆类作食物(种豆只是为了利用豆的固氮作用维持地力并提供有机绿肥),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将豆子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并与黍、稷、麦、稻等并称为“五谷”,豆类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相传汉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以后食遍天下,成为中国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即使如此,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以致出现“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局面,救荒植物成为传统中国农学和植物学的一项特殊内容也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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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欠缺与修补
畜牧业的萎缩,肉食的缺乏,反过来又加重对谷物的依赖,而对谷物的依赖又进一步加重了农业和土地的负担。在耕地不足的同时又面临地力下降问题。因为通过垦辟来扩大耕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希望能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是使中国农业走向深耕细作的根本原因。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提倡“垦草”、“治莱”的同时,也提出了深耕细作的许多口号,出现了土地使用由休闲制到连种制的过渡,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轮作复种制,并进一步向多熟制发展。从一年一熟,二年三熟,到一年二熟,一年三熟甚至于二年可收十三料。但是,过分地使用土地,必然导致土地收益的减少,早在汉朝就有人指出“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宋朝有人发现“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于是想尽办法维持并增进地力便成为当务之急,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多粪肥田”,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一套有效的耕作方法,使农业得以持续的发展。
应当承认,精耕细作和多粪肥田是中国农业的两大优良传统,但这只是在农桑结构,畜牧萎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治标的办法,这种办法之所以没有产生在西方,主要是因为农牧结合(特别是田草轮作)有利于恢复和增进地力,无需投入大量人力。近人罗振玉在比较中西农业之后提出辟地粪田之说,首倡种牧草以兴牧业,“试分农地为二,半植牧草,半种谷类,以牧草饲牲畜而取其粪地为牧场,溲溺所至,肥沃日增,必岁易其处,今年之牧场为明年之田亩,如是不数年瘠地沃矣!”不能不说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
综上所述,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畜牧业的问题不单是吃肉喝奶的问题,而是与农桑衣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桑业限制了畜牧业,但又有赖于畜牧业。于是中国的畜牧业就在这个夹缝里生存与发展。农业的结构变成了五谷、桑麻、六畜。战国时期就有所谓“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的说法(《管子·牧民》)。
八、中西畜牧之异同
中国的畜牧业与农业的结合,也产生了一些类似于西方农牧结合的形式。例如,秋收以后的放牧。这是中西方均有的一种普遍现象。《王居明堂礼》(《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孟冬命农毕积聚,继放牛马。”《天工开物·乃粒》:“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亦相当也。”这段话说明当时存在两种土地经营方式:一种是有牛人家,在秋收之后,任田中长草,成为半荒之亩,用于养牛;另一种是无牛人家,在秋收之后再种上旱地作物。清干隆年间湘南、湘西地区每年八九月间有抛牛之俗,即在早稻收割后,放牛于野,不加管束,这样稻孙(即再生稻)被牛食尽,“即间有田内种荞麦者,必须筑墙以御牛牲”。收后放牧不仅可以使家畜得以刍牧,也可以使田地得到肥壅,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再如设置割刍地,种植豆科牧草,以农养牧。汉从西域引进首落用以养马,唐亦如此。《齐民要术》提倡种“茭豆”(见卷二、卷六),用作养羊的青饲料,但总的说来,中国割刍地的存在远不如西欧那幺普遍。在中国最普遍的农牧结合形式是利用农桑的副产品作畜牧的饲料,再以畜力和粪肥的形式反还给农桑。如以稻草养牛,以牛耕田;谷糠喂猪,猪粪肥田;桑叶养羊,羊粪壅桑。如此等等,实与欧洲的农牧结合有相似之处。
但是,中国畜牧业的重要性远不能与欧洲相提并论。中国的畜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为农桑业的附庸而存在的,而西方的畜牧业是相对独立的,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农业。仅以食而言,有的学者发现“对谷物的需求相对来说没有弹性。它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中世纪时人口数量下降,对谷物的需求也下降。相反对肉食的需求却有弹性,它依据消费者的收入而变化,14世纪末15世纪初,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普遍提高,收入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增加动物产品的消费,弥补了消费者数量的下降”,也就是说肉食总量并没有因人口数量的下降而减少,收入的提高意味着畜牧业地位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上的中国人不仅是没有肉食的问题,而是有肉吃不起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桑结合的农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的,这又反过来使得中国的畜牧业永远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而在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今天,应当把畜牧业的发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以适应大众因收入的增长而产生的对肉食(过去被认为副食)的弹性需求。
中西方畜牧业之地位,还可以从几种主要的家畜的产品上得到比较。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主要的家畜皆为马、牛、羊、猪、狗。但这几种家畜的产品在中国和西方却大不一样。
中国传统的六畜顺序是:马、牛、羊、猪、狗、鸡。马做为交通工具主要用于战争,在国之大事惟祭与戎的社会里,马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是可以理解的。马被列为六畜之首更多是出于战争和政治上的原因。也许正缘于此,马在中国虽然也用于耕地,但用而不广,普遍是牛耕田、马吃谷。马成为不劳而获的消费者。从经济上看,牛当为六畜之首。牛做为畜力的主要来源,广泛的运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同时牛还是肥料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养牛少,用于食用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牛,奶不能说没有,但非常有限。养羊主要用作供应肉食或剪毛作毡,也用于积粪,养猪则主要用作提供肥料和肉食。另外还有狗看家,鸡司晨,中国之六畜其作用仅此而已。
相比之下,六畜在西方的地位和作用就大不一样。马除了运输以外,广泛地用于耕地,取代牛的地位,马把西方农业拉进近代科学农业的门槛。1731年塔尔(J.Tull)发明马拉中耕锄,标志着西方进入到近代科学农业阶段。牛除了广泛运用于耕地以外,它还是肥料、皮革、肉食和乳品的主要来源,正因为如此,养牛业在西方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性产业,羊则除了肉食和乳品以外,最主要的利益在于皮毛,尤其是羊毛,成为英国最重要的产业,甚至有人说:“英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羊毛的历史。”养猪虽然主要在于提供肉食,但猪皮也用作衣服鞋靴的主要原料。养狗也与中国不同,而主要是为了牧羊。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畜牧业是一种依附性产业,在整个农业结构中充当配角,西方的畜牧业则是一种独立性的产业,在结构中充当主角。
九、桑争稻田和圈地养羊
15世纪以后,中西方农业都受到了工商业的挑战,西方自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到大西洋,促使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自古就以羊毛输出为主要产业的英国,从15世纪起,毛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由羊毛输出国变成呢绒输出国,呢绒远销欧洲各地,由于羊毛纺织业的兴盛,养羊成为当时很有利可图的事,导致了圈地运动的兴盛,圈占耕地,改为牧场,用以养羊,时间从15世纪末到  19世纪上半叶,历经三个半世纪。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江南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丝织业的发展,使得种桑养蚕也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于是出现了“桑争稻田”的局面。从本质上来说,桑争稻田和圈地养羊都是衣着原料对食物生产的挑战。但由于中西方农业结构的不同,其最终结果却迎然有别。
圈地运动产生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历史上称为“羊吃人”。圈地养羊使得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畜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特别是绵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自谋生路,无须多人看管,这就使得“曾经是200人工作并依靠他们诚实劳动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二个牧人”。留下的牧人利用圈占过来的大面积土地采用先进的技术牧羊放牛,同时种植谷物,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皮毛、肉食和粮食,使人民得以丰衣足食。这也是适度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益。兹以发生科学革命的17世纪的英国为例,当时英国的农民及像劳工这样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奶酪以及粗面包等等,以致当时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低层阶级的人能比英格兰有更好的食品”。这就是圈地养羊带来的最直接的效益;而另一方面圈地使大量的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第一代产业工人,生产出大量的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及世界各地。这一切使英国得以富强,产生了像牛顿和瓦特这样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圈地运动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全部过程的基础,资本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工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人口的减少,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相比之下,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情形。农桑结构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使农村人口减少,城市工业人口增加的情况,更没能在此基础上发展起近代资本主义,也就没能够产生作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标志之一的科学技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蚕桑缺乏作为食物的功能,桑争稻田从根本上来说不能导致蚕桑生产取代水稻种植,尽管个别地方桑地多于水田,或因地相匹,但大多数地方还是水田多于桑地,出现了桑稻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中国民间有句话:“半田半地,累得没气。”反映的就是水田与旱地结合对劳动力的需求。种桑养蚕较之于种植水稻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据明万历年间归安人孙铨的估计,两者的比例为10O:5,这就导致了农村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蚕桑业最发达的地区也就是人口最多的地区。由于人口不能从农村中转移出去,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受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相反由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必然出现劳动力投资效益下降的局面,以至出现内圈化的趋势。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粮食不足,太湖地区由粮食出口变成粮食进口,“苏湖熟天下足”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粮食不足必然影响到蚕桑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桑争稻田仅仅是一种现象,而没有像圈地运动那样成为一种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运动。近代西方为发展和中国的滞后,在圈地养羊和桑争稻田上得到了解释。
今天历史又翻开了一页,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城镇,在农业生产中,进行规模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
十、简短的结语
人们常说中国农业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中国农耕面积仅有美国的70%,却养活了比美国多五六倍的人口。这当然是中国农业引以为自豪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并不科学,因为中西方人的食物结构及热量相差很大,中国只是解决温饱问题,动物性食物和衣物还非常短缺。因此以其说中国农业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倒不如说,中国以7%的耕地解决了22%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更为确切。美国估计,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民要达到美国人民的膳食消费水平,每人至少要2000平方米的耕地,这是其它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外)所做不到的。中国传统农业的确有其优越性的一面,即充分利用现有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仅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即温饱问题。因此,在承认中国传统农业有其优越性的一面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中西方农业之间存在的差异,特别是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以作为调整中国的农业结构,特别是农牧业比重的借鉴。
参 考 文 献 布洛赫,M.著〔法〕,余中先等译.1991.法国农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李躬圃.1991.中英古代农民家庭经济产业结构、劳动生产效率及分化原因.中国农史.4(36):26 罗振玉.1900(光绪二十六年).农事私议.卷之上.17~18 孙铨.上郡守论田地六则.菱湖镇志.卷四十二“事纪” 谭天星.1986.乾隆时期湖南关于推广双季稻的一场大论战.中国农史.4(19):38 瓦罗,M.T.著[古罗马],王家绶译.1982.论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92 吴于蜃.1984.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l:3~24 修海涛,田效英摘译.1987.中世纪克劳利庄园的土地制度和耕作制度.农业考古.l(13):142 景德镇市志略编写组.1989.景德镇市志略.第十六编.遗闻轶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48~250 Abel,W.1980.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 Methuen and Co.Ltd.p.71 Baines,E.1966.Hl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kltaln.hank Cass and Co.Ltd.pp.109~112 Barker,G.1985.Prehistoric Farming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to,M.On Agriculture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illiam dasivs Hooper.1954 London William Helnemann LTD.pp.6~7 May,A.V.The Story of Wool.London:the Burke Publishing Co.Ltd.p.7 Tannahill,R.1978.Food in History Stein and day/Publishers/New York.p.194 Walton.P.1912.the history of textile,Boston,Mass.46~60 附记:本文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这次发表又。经作者稍加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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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始农业
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生
原始耕作技术
原始动物的驯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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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生
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生,是从驯化野生动植物开始的。人类在长期的采集渔猎生活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有关植物和动物的知识。这些知识正是原始人类得以驯化植物和动物的先决条件。一旦由于环境变化引起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的需要,原始种植业和畜牧业就会应运而生。中国古史中“神农氏”,正是原始种植业和畜牧业发生时的人物。
传说神农氏之前存在包牺氏,“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说明当时正处在渔猎阶段,没有农业的发生,可是到了后来,民人众而禽兽少,食物短缺,于是出了神农氏。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成为农业的始祖。
中国农业从其产生之始,就是以种植业为中心的。首要的问题是野生植物的驯化。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对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价值和栽培方法进行了广泛的试验,逐渐选育出适合人类需要的栽培植物来。从“尝百草”到“播五谷”和“种粟”,就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反映;而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则反映了这个过程的艰难和充满风险。
为了使农业经济得以确立,要有相应的工具的创造,反映在传说中就是神农氏创制斤斧耒耜,“以垦草莽”。同时又要解决谷物熟食的方法和工具,反映在传说中就是神农氏从“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到“作陶”的历史过程。
由此可见,所谓“神农氏”的传说,是中国农业从发生到确立的一整个历史时代的反映。
除神话传说以外,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遗址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分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广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
黄河流域迄今最早的农业遗址,属于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和分布在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距今较有七、八千年之久。种植业已是当地居民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出土的农具配套成龙,从砍伐林木、清理场地和加工木器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镰,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一应俱全,制作精致。主要作物是俗称谷子的粟,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窖藏的粟。采猎业是当时仅次于种植业的生产部门。人们使用弓箭、鱼镖、网罟等工具进行渔猎,并采集朴树籽胡桃等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养畜业也有一定发展,饲养的禽畜有猪、狗和鸡,可能还有黄牛。与这种以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相适应,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生活,其标志就是农业聚落遗址的出现。
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年代相当、经济面貌相似的,还有分布在陇东和关中的大地湾文化(或称老官台文化)和分布在陕南汉水上游的李家村文化等。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还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距今七千余年的栽培黍遗存。人们把上述诸文化统称为“前仰韶文化”。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继之而来的是著名的仰韶文化,约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它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和河北,南达汉江中下游,北到河套地区,西及渭河上游和洮河流域,都发现了它的遗址。仰韶文化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突出标志之一是出现了面积达几万、十几万以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村落遗址。主要作物仍为粟黍,亦种大麻,晚期有水稻,此外还发现了蔬菜种子的遗存。农业工具除石斧、石铲、石锄外,木耒和骨铲等获得较广泛的应用,收获主要用石刀、陶刀,在谷物加工方面,石磨盘逐步被杵臼所代替。养畜业较前发达,主要牲畜仍是猪和狗,同时饲养少量的山羊、绵羊和黄牛。出现了牲畜栏圈和夜宿场。采猎活动仍较频繁。
在山东和江苏北部,与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约略相当而稍晚,有自成体系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这里的居民也过着定居农业生活,种粟,养畜,并从事采猎。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这里的原始农业发展迅速,跃居全国首位。农业工具以磨制精致、扁而薄的石铲、鹿角制成的鹤嘴锄和骨铲最有特色。家畜除猪、狗、羊、鸡外,有北方罕见的水牛,普遍用猪头随葬。山东龙山文化比之大汶口文化农业又有所发展,并表现出与中原龙山文化的许多共同性,反映了黄河流域各地区原始农业文化的融合。
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中原仰韶文化约略相当的是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当时已有颇为发达的稻作农业。属于该时期的栽培稻遗存已多有发现,尤以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时代最早和最为丰富。这里的稻谷是以粳稻为主的籼粳混合物;与稻谷同出的有用鹿骨和水牛肩胛骨加工成的骨耜,构成该文化的一大特色,估计是绑上木柄后用于挖沟或翻土的。这一时期人们已懂得饲养猪、狗和水牛。渔猎也很发达。人们已能划船到较远的水面去捕鱼了。采集物中有菱角等水生植物。
公元前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和四川中部等地,分布着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这里的居民也以种稻为主,稻种则多为粳稻。石质农具比较多,显示出不同于长江下游的特色。当地居民也从事畜牧和采猎。近年来,长江中游地区的早期稻作遗存不断有新的发现。例如,在距今九千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发现了保存在陶片和红烧土中的炭化稻谷;与彭头山文化时代相近、经济面貌相似的湖北城背溪文化等也发现了早期稻作遗存。同属长江水系的陕南汉中盆地的李家村和何家湾遗址,也有距今七八千年的稻作遗存出土。最近,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又出土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栽培稻遗存。由于这一系列的新发现,长江中游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一地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台湾、海南、云南、贵州、西藏等省。该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多发现在洞穴里,并往往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层上。时代则距今一万年上下。这些遗址,一般都有大量采猎工具和采猎遗物,采集和渔猎无疑是当地居民的重要生计,而农作物种子和后世所习见的大型翻土农具迄今未见出土。但这些遗址多有原始陶片的发现,说明与农业定居生活紧密联系的制陶业已经出现,这些遗址又出土了一些可在农业的初始阶段使用工具,如安装在点种棒(木耒的雏形)上的“重石”、可用于清理农作场地的磨光的石斧、可用于挖土点种的骨蚌器等。有些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还出土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家猪的遗骨。所有这些,都表明这里的原始农业无疑已经发生。近年在江西省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去了距今一万年前的栽培稻遗存,更加证明了这一地区农业历史的悠久。
中国南方地区农业虽然发生得很早,但后来的发展却很不平衡,出现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沿江沿海多贝丘遗址,这里的种植业虽已发生,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留着以捕捞采集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经济特点。河流两岸的台地(冈地)遗址,则发展了以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经济面貌与长江中下游有不少相似之处。不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稻谷已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部分遗址原始农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仰韶文化之后是距今五千到四千年的龙山文化,它分布于西起陕西、东到海滨,北达辽东半岛,南到江苏北部的广大地区。由于原始共同体的分化和走向瓦解,龙山文化村落的规模比仰韶文化缩小,但农业生产工具有明显的改进。石铲更为扁薄宽大,趋于规范化,便于安柄使用的有肩石铲和穿孔石铲普遍出现,双齿木耒也被广泛使用。半月形石刀、石镰、蚌镰等收获农具的品种更全、数量更多。作物种类与仰韶文化大体相同,但粟黍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用C13测定原始人的食谱表明,粟黍类在食物中的比重,仰韶文化时期为50%,龙山文化时期为70%。适于储藏粮食的口小底大的袋形窖穴显著增多;有些遗址还出土了仓廪的模型。畜牧业有突出的发展;家畜仍以猪为主,新增加了水牛,马也可能已被驯化。后世所谓“六畜”,这时已大体具备。又出现牲畜栏圈和夜宿场之类的设施。与此同时,采猎虽然仍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之一,但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已明显下降。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在中原地区农业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它们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方性变体,时代较晚,经济面貌贫基本相同,经营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已经开始养羊。到了齐家文化,虽然仍以养猪为主,但已形成适于放牧的羊群,畜牧业比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发达。3300—2200年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原始水田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数量不少的用于水田耕作的石犁铧和用于开沟的斜把破土器。水稻仍是主要的农作物,但作物种类有所增加。家畜仍是猪、狗和水牛。养蚕栽桑成为新兴的生产项目。采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随着农牧经济的发展而下降。
这里所说的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内蒙古、新疆等省区,是中国后来牧区的主要分布地。但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遗址分别呈现以种植业为主、以渔猎为主和以畜牧为主等不同类型的经济面貌。其中,以种植业为主经济类型的遗址最多,尤以东北大平原的中南部分布最为密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辽河上游的前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一直延伸到河北的北部,河北北部的兴隆洼农业遗址,距今已有将近八千年历史。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济文化面貌与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十分相似。在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沈阳新乐文化中,出土了栽培黍的遗存。以渔猎为主的经济类型,以距今六千年的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最为典型。大兴安岭东侧的松嫩平原和西侧的呼伦贝尔草原,也有分布散漫的以渔猎为主的原始遗存。蒙新高原的典型沙漠草原区,也零星分布一些以细石器为主要文化内涵的遗存,很可能也是原始人游猎的遗迹。在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只有个别的遗址能确定为以畜牧业为主经济类型的遗址。
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西藏,原始农业文化显得更为多样和具有地方特色。至迟距今四千年前,定居农业村落已经出现。
原始耕作技术
刀耕火种是原始农业的耕作技术。这种耕作技术在近代一些民族中仍然保留下来。中国长江流域地区在唐宋以前的很长历史时期里也都保留了这种耕作方式,称为“畲田”。
原始的刀耕火种与之相类似,只不过工具更为简陋一些。据考古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原始农业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石刀、石斧之类,这些都是用来砍伐树木的。人们在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首先所要面临的就是土地的选择。从中国南方从事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的情况来看,初期原始农业的土地都是选择在林地上,草地的开发是后来的事情。据独龙族、怒族和佤族老人的追述,他们的祖先在使用石斧、竹刀进行耕种时,对大规模的原始森林无能为力,当时选择土地一般不是草地,而是选择森林的边沿、隙地或林木比较稀疏的林地进行砍种。这种说法在新安寨的苦聪人中得到证实。苦聪人在定居前(本世纪五十年代)刚刚由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铁器虽已传进,但数量极少,仍以木质工具为主,他们就是选择在森林边缘或树林比较稀疏的地方耕种的。
宋人范成大在《劳畲耕·并序》中提到:“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春种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薛梦符在《杜诗分类集注》卷7中对于畲田有如此的解释,其曰:“荆楚多畲田,先纵火熂炉,候经雨下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复树艺,但生草木,复熂旁山。畲田,烧榛种田也。尔雅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畲。易曰不菑畲。皆音余。余田凡三岁,不可复种,盖取余之意也。熂音饩,燹火烧草也。炉音户,火烧山界也。”可见,所谓“刀耕火种”就是山民在初春时期,先将山间树木砍倒,然后在春雨来临前的一天晚上,放火烧光,用作肥料,第二天乘土热下种,以后不做任何田间管理就等收获了。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6]
为什么人们不选择草地而选择林地进行耕种呢?这是因为拔除草地上植被的地上部分虽然比较容易,但没有翻土工具的原始农人,却难以清除其纵横交错的地下根茎。而且草地不能提供足够的灰烬。这都对作物的生长极其不利。在斧斤还没有大量使用的洪荒时代,即使是林间隙地或边缘地带,也有较厚的腐殖黑土,人们又可以把灌木和小树砍倒,甚至可以把周围的枯枝败叶扒过来,晒干焚烧后再作肥料。这就决定了人们是选择林地而不是草地去作为土地。
选择什么样的林地作为耕地最为适宜呢?根据中国南方从事刀耕火种少数民族的经验,主要是依据林木的长势和种类,而不是土壤的质地。他们对于土壤的知识相当贫乏,但却能十分细致地区分各种不同的林地,并且懂得因地制宜地利用它们。他们较早地注意到地形的因素,懂得选择较平缓的、两面稍高,中间稍低,略成槽形的,或光照较长的地段,但很少注意土壤本身的因素,而上述地段一般也是水肥比较集中、林木比较丰茂的地方。他们选择地时也看“黑土层”的厚度,然而,所谓黑土层乃是树林里枯草败叶腐烂后堆积起来的疏松而发黑的土层,所以关键的仍然是林木的丰茂。
同样,决定什么地种什么庄稼也是根据树木,而不是根据土壤。如在独龙族地区,人们把林地划分为木林地、竹林地和竹木混合林地。在木林地中,生长“斯雷”和“斯莫”树的,宜种荞麦、小米和稗子,生长“尔芒”和“纠”树的,宜种玉米,在野生核桃树地上种芋头生长最好,而竹木混合林又以种玉米和小米为佳。竹林地也按竹子种类分为“日久垮”、“久爪”和“格鲁”等。“格鲁”是一种杆子细小的竹子,不如前两种竹林地砍烧后庄稼长得好,一般不为人们所重视。他们又发现竹林地种黄豆后竹子长得不好。根据怒族人的经验,最适宜做耕地的是生长水冬瓜树、“色达”树、小板栎树的木地。这些树生长迅速、枝繁叶茂,燃烧后灰烬多,并且“色达”树和小板栎树的林地以种旱稻最佳,长“色达”树、水冬瓜树的林地,以种玉米为宜,撒种天雄米(苋菜)也好。苦聪人则认为,生长“宾尼”、“怕楼”、“洋榆木”、“爱沙泥”、“素并”、“必卡”等树木的林地最适合种庄稼,而生长“厄努”、“木桨水”、“扎八克扎喀”等树木的林地,庄稼长不好。由此可见,区分不同的林地和树种,是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择地的主要依据。这种经验一直保留在传统农业之中。《师旷占术》曰:“杏多实,不虫者,来年秋禾善。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3] 《杂阴阳书》则将“五谷”和“五木”一一对应起来,有所谓:禾生于枣或杨,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杨或荆,大麦生于杏,小麦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杨。[4]
砍倒之后便是烧光和播种。这种情况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得到映证。相传“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烈山”就是放火烧山,“柱”实际上是挖洞点种的尖头木棒——后来发展为木耒。这正是原始农业中两个相互连接的主要作业,不过被传说人格化了。
刀耕火种一般不施肥,也不中耕,所以种植二三年之后就要另觅新地重新砍烧种植,农史学家称之为“游耕”。但从新石器时代所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的原始农业似乎在六七千年以前,很早就脱离了早期的刀耕火种阶段。而已由“原始生荒耕作制”阶段,进入了所谓“锄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的阶段。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片木结构建筑遗迹、大量的骨耜、成堆的稻谷稻壳,以及半坡、姜寨由几个氏族建立的五万多平方米面积的部落村庄遗址来看,人们已过着较长期的定居生活。人们在几块土地上,轮流倒换种植,不必经常流动到别处去重新开荒。这就能导致较长期的定居生活,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这时期的遗址中还出土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中石铲、石锛、石耜和骨耜都为翻土的工具,石锄、蚌锄和有两翼的石耘田器用于中耕除草。石镰、蚌镰、骨镰、穿孔半月形石刀等收割工具,不但提高了收割效率,而且能连杆收割,这种收割方法为饲养家畜储备了必要的饲料。石磨棒则是谷物脱壳的工具。河姆渡还出土可能已驯化的水牛遗骨化石,据此有人甚至认为,河姆渡的先民可能已使用了牛踏田这样的一种整田方式。
根据水稻的生长特点来推测,河姆渡人初步掌握了根据地势高低开沟引水和做田埂等排灌技术。黄河流域很早就流传着大禹“疏九河”,“尽力乎沟洫”和伯益发明凿井技术的传说。河姆渡和河北邯郸涧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曾发现有水井,水井的出现也是人们得以定居生活的重要保障。
原始动物的驯养
由于狩猎的需要,最先驯养的动物可能是狗。七、八千年前长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有猪骨和狗骨。长江流域的遗址中除猪骨外,还有水牛骨胳。到四、五千年前,家畜饲养进一步发展,狗、猪、牛、羊的数量增加了。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出土有大批零整兽骨,其中有马骨。陕西陕县庙底沟和辽宁大连市羊头洼遗址都发现鸡骨,说明马和鸡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了饲养的家畜、家禽。后世所称的“六畜”此时都已被人们驯养了。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考古发现较多的是牛、羊、马的骨骼,猪骨比较少见。养猪业的异常发展,是与中国农业中种植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猪的国家之一。裴李岗遗址已出土有猪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小陶猪。考古发掘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凡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氏族部落,都饲养以猪为主的家畜。
在农业和畜牧业没有发明以前,由采集和渔猎活动而得到的野生动植物是人们食物和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于自然的恩赐。只有农业出现后,人们才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们能够从一小块土地上获得的食物,和在较大土地上采集狩猎获得的一样多。人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用了有关生物繁殖的知识,才能依靠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产品,找到了较稳定可靠的衣食来源。从此人们在自然界就取得了一些主动。所以,农业出现后很快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部门。由于农业的逐步发展,人们可以生产出除满足生产者本身所需之外的剩余粮食,这是城市出现,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分工,特别是脑力劳动得以从体力劳动中分化出来的物质基础。农业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文明的基础。